【摘 要】“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2014年正式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规划设计到2020年。本文通过对获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翻译的2226本图书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其现实特征，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方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地区图书类型、翻译语种和出版社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出版存在地域模糊、数量失衡、质量差异、时间断层问题，从细分地区、图书数量、图书质量、出版时间、受众调研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制定“一带一路”图书出版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一带一路”；走出去；图书出版；皮尔逊系数
1 “一带一路”图书出版现实特征
在2014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持续加大推进力度，对于“一带一路”及沿线国家的文化传播，受到多民族、多语言、多信仰和地理阻隔等众多障碍，图书出版则成为了跨文化的共同载体来讲好中国故事。
2014年12月，“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立项，该项目旨在加快推动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在丝路国家出版发行，传播中国文化。2015年该项目首次资助国内出版社，挑选百种图书翻译不同语种进入丝路国家，在此过程中，虽然给国内图书出版业带来走出国门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譬如图书选择的盲目性、翻译人才的缺乏、图书出版单一等。2020年作为“丝路书香”规划设计的收官之年，研究通过对2015—2020年2226本图书的数据分析，总结我国“一带一路”图书出版的现实特征。
1.1 图书类型丰富多样，强弱势图书数量差异较大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的图书可分为17大类别，图书类型丰富多样。如图1所示，第一梯队为政治、文化两大类，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占比为45%；第二梯队为文学、历史、经济、少儿四大类，占比为42%，各类数量均超过100本；第三梯队为工业、医学、科技、艺术、地理、建筑、法律、农业八大类，占比12%，共265本；第四梯队为教育、哲学、宗教四大类，共12本，占比为0.5%。从出版年度来看，2015—2016年，图书类型数量波动起伏较大，资助类别以政治、文化类为主，2017年资助图书数量大幅减少，少儿、工业、艺术、地理等类图书数量为0，2018年各类图书数量逐渐均衡，政治、文化、文学类图书数量适当减少，科技、医学、农业类图书逐年增加。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资助侧重医学、工业、科技类图书。
图1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图书类型统计
1.2 涉及六大地区不同语种，西亚、中东欧图书翻译数量较多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公布的数据综合整理，研究认为，当前“一带一路”图书出版包括亚太、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南欧及北非六大地区，涉及63个语种。从语种层面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涉及的六大地区中，中东欧地区共出版图书553本，俄罗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的图书数量位列前三；西亚地区翻译出版图书547本，阿拉伯语图书数量位居首位，土耳其语、波斯语图书数量紧随其后；亚太地区共翻译出版图书392本，越南语、马来西亚语、蒙古语图书数量排名前三；南亚地区翻译出版图书188本，印地语图书数量排名第一，僧伽罗语、乌尔都语图书数量位列其后；中亚地区仅翻译出版图书124本，哈萨克斯坦语、吉尔吉斯坦语图书共50本，斯拉夫哈萨克语图书15本；南欧及北非地区仅翻译出版图书111本，主要为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其中，翻译出版的英语图书307本。
表1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图书语种及数量统计
| 地区 | 中东欧 | 西亚 | 亚太 | 南亚 | 中亚 | 南欧及北非 | ||||||
| 总数量/本 | 553 | 547 | 392 | 188 | 124 | 111 | ||||||
| 该地区TO3语种图书数量/本 | 俄罗斯语 | 262 | 阿拉伯语 | 391 | 越南语 | 130 | 印地语 | 72 | 吉尔吉斯坦语 | 50 | 法语 | 45 |
| 波兰语 | 75 | 土耳其语 | 77 | 马来西亚语 | 66 | 僧伽罗语 | 44 | 哈萨克语 | 50 | 西班牙语 | 34 | |
| 罗马尼亚语 | 39 | 波斯语 | 38 | 蒙古语 | 57 | 乌尔都语 | 34 | 斯拉夫哈萨克语 | 15 | 意大利语 | 18 | |
1.3 超200家出版社获得资助，头部出版社发挥旗舰效益
据统计，2015—2020年，获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的国内出版社共226家。如表2所示，连续六年参与“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且获得资助的图书数量超过100本的出版社仅3家——五洲传播出版社191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4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49本，这三家出版社形成了鲜明的“头部效应”。其他出版社中，在50-100本的有4家，30-50本的有10家，30-50本的有28家，5-10的有41家，5-10的有58家，出版1本图书的出版社有82家。从获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的出版社数量来看，2015—2018年出版社数量相对稳定，平均在70-80家，2019年起，被获资助的出版社数量急剧增加，2019新增15家、2020年新增44家，但新获得资助的出版社年均只有1本图书入选。
表2 获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的出版社与图书数量统计
| 获资助图书数量/本 | ≥100 | [50-100) | [30-50) | [10-30) | [5-10) | [2-5) | ≤1 |
| 出版社数量/个 | 3 | 4 | 10 | 28 | 41 | 58 | 82 |
2 “一带一路”图书出版皮尔逊系数研究
虽然我国“一带一路”图书出版主题类型多样，覆盖六大地区，语种丰富，获得资助的出版社数量较多，但不论是图书类型、语种还是出版社，都表现出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要精准输出图书，就要厘清主题、语种和出版社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运用皮尔逊系数计算方法，得出六大地区图书类型、语种和出版社的皮尔逊系数高低，测量“一带一路”沿线图书“走出去”的效果。
2.1 研究思路
研究通过因变量R（皮尔逊系数）的高低测量自变量X（图书类型）和自变量Y（翻译语种）之间的相关性，因变量Z的变化不仅有自变量X/Y的直接影响，还受调节变量C（出版社）的潜在影响，概言之，图书类型、语种和出版社三者之间互为影响。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是将图书类型、语种和出版社分类后，总结出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图书出版特点。定量研究是采用皮尔逊系数方法计算每年TOP5语种和类型、语种与出版社、类型和出版社的相关性，按照“一带一路”六大地区进行地域汇总，利用Gephi网络分析软件①绘制六大地域相关性网络图。自变量X、Y之间的R值（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
R值相关性程度判定标准：[0.00—0.20）极低相关，[0.20—0.40），低相关，[0.40—0.60）中等相关，[0.60—0.80）高度相关，[0.80—1.0]极高相关。
2.3 研究内容
2.3.1 图书语种与类型、语种与出版社之间的相关性
图书的类型是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的吸引项，语种是读者选择的影响项，不同语种的使用人群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且随空间分布变化而发展和扩散，出版社是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出版的核心力量，也是图书类型和语种选择的决定者。通过计算语种和类型、语种和出版社之间的皮尔逊系数值，在绘图时运用线条的粗细说明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程度（见图2、图3）。
图2 亚太地区、南亚地区皮尔逊相关网络
图3 中亚地区、西亚地区皮尔逊相关性网络
亚太地区、南亚地区。这两大地区与我国地理位置紧密相邻，同属“亚洲文化圈”，拥有天然文化联系。如图3所示，从语种和主题相关性来看，亚太地区图书翻译语种有7种（印尼语、蒙古语、柬埔寨语、马来西亚语、缅甸语、老挝语、泰语），明显高于南亚地区的3种（尼泊尔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柬埔寨语、蒙古语和教育类图书有1.0的极高相关，蒙古语和印尼语与建筑类图书相关性较低。南亚地区，乌尔都语、僧伽罗语和法律、军事、建筑、教育、文化类图书有极高或高度的相关性，尼泊尔语和教育类图书仅有0.3的低相关。从语种和出版社相关性观察，南亚地区涉及的语种不是出版社的最优选择，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语、缅甸语、老挝语、泰语是被选择较多的翻译语种，马来西亚语翻译图书分别和北京、新疆、吉林的三家出版社有较高关联，泰语翻译图书分别和河南、北京、浙江地区的出版社高度相关，老挝语翻译图书和广东教育出版社高度关联，缅甸语翻译图书仅和方志出版社高度关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亚太地区图书翻译语种和教育类图书具有强相关，亚太地区有5个语种与国内4家出版社均有关联。南亚地区图书翻译语种和教育、文化、建筑、法律、军事5个类型相关。南亚地区的语种和国内出版社不相关。中亚地区、西亚地区。中西亚地区与我国看似不近，但从中亚的河中地区（中亚的两河流域-锡尔河和阿姆河一带）到中华文明的腹地中原地区，沿着天山、昆仑山向西就是中亚和西亚，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1]。根据图4，从语种和主题相关性来看，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语和教育类图书有0.7的高度相关，和医学、经济类图书的相关性依次递减为0.59的中等相关和0.24的低相关，吉尔吉斯语和经济类图书仅有0.28的低相关。西亚地区的希伯来语和建筑、教育、文化类图书，阿拉伯语和农业、历史类图书，亚美尼亚语和宗教类图书，波斯语和文化类图书均呈高度相关。从语种和出版社相关性观察，中亚地区的哈萨克语图书较受出版社青睐，其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都有极高关联，斯拉夫哈萨克语图书只和浙江教育出版社有相关性，西亚地区的亚美尼亚语图书和长沙文艺出版社等3家出版社呈现1.0相关性，希伯来语图书只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具有高度相关。可知，中亚地区的翻译语种和医学、教育、经济3类图书相关，西亚地区的翻译语种和宗教、教育、历史、农业、建筑、文化6类图书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地区的哈萨克语是最受出版社欢迎的翻译语种，西亚地区的亚美尼亚语和3家出版社相关。
图4 中东欧、南欧及北非地区皮尔逊相关性网络
中东欧、南欧及北非地区。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国和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2]。如图5所示，从语种和主题相关性来看，中东欧地区的塞尔维亚语和工业类图书有1.0的极强相关，和军事类图书有0.59的中度相关，白俄罗斯语、罗马尼亚语均只和法律、农业类图书中度相关。南欧及北非地区的意大利语和医学类图书、葡萄牙语和教育类图书均有强联系。从语种和出版社相关性观察，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擅长出版中东欧地区（罗马尼亚语）图书，人民日报出版社和中东欧地区（阿尔巴尼亚语）相关性较高。南欧及北非地区的斯瓦西里语最受出版社欢迎，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都和该语种有强相关，人民出版社、中国图书出版社和葡萄牙语有高度相关。总的来说，中东欧地区与工业、军事、农业3类图书的关联性较高，南欧及北非地区和医学、教育两类图书呈强关联；中东欧的阿尔巴尼亚语、乌克兰语、罗纳尼亚语，南欧及北非地区的斯瓦西里语、葡萄牙语易被出版社选择。
图5 出版社和主题之间皮尔逊相关性网络
2.3.2 出版社与图书类型的相关性
我国出版社对“一带一路”图书出版进行了诸多探索，截至2019年，已出版的以“一带一路”为书名的专题图书共453种[3]。根据统计，科技、工业、少儿、艺术四大类别图书被多个出版社选择，科技、工业类图书和7家出版社均有较强相关性。值得一提的是，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和工业类图书相关；艺术类图书和方志出版社具有0.83极强相关，与新星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具有高度相关；少儿类图书和4家出版社具有中等相关性；农业类图书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具有0.69高度相关，和中国教育进出口出版社降低为0.49中等关联；地理、文化、文学类图书仅和1家出版社具有关联度，皮尔逊系数均相对较高。
分析出版社和图书类型的相关性可知，科技、工业类图书是当前最受出版社青睐的图书类型，少儿、艺术类紧随其后，地理、文化、文学类次之。
3 “一带一路”图书出版新思考
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图书出版的研究鲜有涉及大数据的定量研究，特定图书类型、单个出版社案例研究、国外图书出版模式是目前的研究重点。王大可提出，当前我国出版界已经开始介入“中国故事”的生产过程[4]，左健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提出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大学出版社“走出去”的经验与思考[5]，郭瑞佳解析韩国出版的翻译培养策略，并对我国当前的国际出版提出建议[6]。通过以上对“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资助图书的研究，笔者从六年数据中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图书“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地区模糊：六大地区图书出版的内在联系尚未厘清
在已有的“一带一路”图书出版研究中，大部分从图书内容、图书选题、营销渠道、语种翻译方面着手，很少进行“一带一路”六大地区分类研究，无法得知各个地区不同的图书市场情况和读者偏好，随机选择图书出版会极大降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六大地区中有不同的细分地区，譬如亚太地区进一步分类为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中东欧可根据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细分为中欧、东欧地区。由于语种具有跨地域、跨国家的属性，如何利用全球通用语言翻译出版图书，并设置分配比例出版到不同地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数量失衡，早期“一带一路”图书出版模式影响较大
2015年、2016年是“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探索期，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图书类型、出版社和语种的偏重，对2017—2020年的资助图书选择产生了固定化、模式化的影响。政治、文化类图书从2015年起就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其他图书均呈下降趋势。西亚的阿拉伯语、中东欧的俄罗斯语在2015—2016年数量超过100本，2017年之后这两大语种图书逐渐减少，其他语种数量慢慢增加，但涨幅基本为1本。2015—2018年，167家出版单位延续早期风格和出版图书数量，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2015年就成为“走出去”的核心力量，虽然从2019起，60多家出版社成为“一带一路”出版新力量，但每家仅出版1本图书。
3.3 质量欠佳，获资助图书内在创新动力不足
2015年，我国图书内容以中国道路、中国经济改革、大国责任、中国外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等为主，在图书类型的选择上，偏向于极具中国古代文化色彩、富含中华文化符号的图书。2016—2020年，“一带一路”图书出版仍然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历史、丝路文化为主，这导致图书选题及内容大面积重复，欠缺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中华文化变迁等为最新内容的创新图书，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读者无法了解最真实的中国。此外，部分地理、少儿类图书大面积以插画为主，翻译较为粗糙，甚至有语法错误，大大加重了“文化折扣”。
3.4 时间断层，图书类型、语种和出版社出现“跨年”
统计发现，不论是图书类型、翻译语种还是出版社，连续六年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数量不足20%，少儿、工业、艺术、地理、法律、农业、教育、哲学、宗教9类图书均出现一年或多年数量为零的情况。在226家出版社中，连续六年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出版社仅14家，占比仅为6.2%，剩下93.8%的出版社都只是零星入选一年或几年，整体存在较为明显的出版时间断层。在63个语种中，仅有21个语种连续六年被资助翻译出版，僧伽罗语、西里尔语、孟加拉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42个语种在六年中均出现“跨年”数量为零的情况。
4 “一带一路”沿线图书出版新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无疑加大了我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难度[7]。虽然当前出版存在地区、数量、质量、时间发展问题，但可从细化地区、明确出版数量及重点、确保书籍质量、坚持出版时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受众等方面着手，使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图书出版提质增效。
4.1 地区细化，厘清丝路地区图书类型、语种和出版社的内在关联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研究，笔者概述了不同地区已翻译和已出版的图书现状（见表3），并尝试基于此给出未来我国在亚太、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南欧及北非地区可重点出版的图书类型与增加语种建议。
表3 六大地区图书出版类型、语种和出版方汇总
| 地区 | 已翻译较多的语种 | 已出版的图书类型 | 未来可出版的图书类型 | 未来可翻译的语种类型 | 出版社名称 |
| 亚太 | 印尼语、蒙古语、柬埔寨语、马来西亚语、缅甸语、老挝语、泰语 | 教育类 | 文化、政治、建筑、医学、文学、科技类等 | 英语、韩语、文莱语、越南语、菲律宾语 | 河南文艺出版社、新蕾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浙江科学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伊犁人民出版社 |
| 南亚 | 尼泊尔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 | 教育、建筑、法律、军事、文化类 | 文学、经济、医学、少儿、工业、科技、历史类等 | 孟加拉语、印度语、英语、普什图语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 中亚 | 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斯拉夫语 | 教育、经济、医学类 | 文化、农业、工业、宗教、哲学、政治、地理类等 | 西里尔语、亚美尼亚语、波斯语 |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疆文化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
| 西亚 | 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 | 文化、教育、建筑、历史、农业、宗教类 | 地理、艺术、少儿、工业、科技类等 | 英语、法语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沙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
| 中东欧 | 白俄罗斯语、阿尔巴里亚语、塞尔维亚语、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 | 法律、军事、工业、农业类 | 经济、地理、科技、文化、少儿类等 | 英语、爱沙尼亚文、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克罗地亚语、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 | 人民日报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
| 南欧及北非 | 斯瓦西里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 经济、医学、教育类 | 政治、文化、农业、工业、科技、少儿、艺术类等 | 英语、祖鲁语、法语 | 接力出版社、明天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中国图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亚太、南亚地区。从语种层面来说，亚太地区翻译出版图书语种有待扩大，可相应增加英语、韩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南亚地区仅有3个语种和5个图书类型，孟加拉语、印度语、英语、普什图语可拓展。此外，由于亚太地区国家数量较多，出版社参与数量也相对较多，而南亚地区仅有1家出版社和语种、类型呈现相关性，未来需要更多出版社参与南亚地区的海外图书出版。从图书类型层面来说，亚太、南亚地区图书可相应增加政治、文化、政治、建筑、医学、少儿、文学、科技、历史等类型。
中亚、西亚地区。从翻译语种而言，中亚地区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和斯拉夫哈萨克语均有图书出版，西里尔语、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图书可相应增加。阿拉伯语是西亚地区的流行语言，也可适当加入英语和法语图书，因为英语和法语在西亚地区均有使用人群。中亚地区的图书类型相对较少，而西亚地区国家数量较多，可相应增加多类型的图书。对于出版社来说，中亚、西亚地区均有4家出版社和图书类型、语种呈现关联，笔者认为，未来中亚、西亚地区可成为“一带一路”出版重点发展地区。
中东欧、南欧和北非地区。从翻译语种来说，中欧地区除了英语还可以增加一些小语种图书，譬如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克罗地亚语等，南欧及北非地区也需要增加更多语种的图书，英语、法语、祖鲁语都可拓展。这两大地区图书主题还可以适当丰富，比如鼓励更多出版社加入中东欧、南欧和北非地区图书出版。
4.2 图书数量：明确重点，相对倾斜，整体守恒
当前图书出版类型、语种和出版社数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强弱势差异，“头部效应”明显。以上六大地区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地区，但各地区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应避免“一刀切”和“一概而论”的出版实践，应针对不同地区的需求明确重点图书类型，在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的前提背景下，相对倾斜某几类当地读者较喜爱的图书，以降低整体强弱势数量差，保持数量整体守恒。譬如，亚太地区国家较多，输出图书总数量可相对增多，相对倾斜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类图书，重点翻译英语、印尼语、马来西亚语等语种，亚太地区其他语种相应涉及即可。
4.3 图书质量：遴选好书，聚焦社会，翻译保障
在图书遴选方面，可以遴选富含中华文化、体现中国历史的内容，也可以遴选描绘当代经济、文化互鉴、工农业技术等聚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图书。这就要求译者在创作前期就进行内容协调，并对中外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把控，清楚明白地表达原文作者的含义。譬如《论语》的翻译，仅英文译本就高达100多种，林语堂先生的译本最受海外市场喜爱，究其原因在于其按照外国人较容易理解的思维层次，把《论语》分门别类地重组输出（孔子的生平、孔子的格言、论中庸、论教育、论音乐等），采用比较翻译方法，一目了然，便于海外读者借此思考和理解[8]。
4.4 出版时间：坚持出版时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
目前，我国“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在图书类型、翻译语种和被资助的出版社上都存在“跨年”或“年份断层”现象，这导致部分海外图书出版无法形成持续效果。在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坚持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鼓励更多出版社连续参与，以此对图书类型形成优势，或建立“以大帮小”“小小抱团”合作出版模式，通过大型出版社“走出去”的经验带动小型出版社。同时也需要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追踪各方面因素的年度发展动态，根据国际图书市场变化，出版社应及时调整图书主题和翻译语种，追赶该地区的图书市场潮流，或根据我国最新出版形势择优资助图书翻译。
4.5 受众调研：收集数据，积极反馈，及时调整
图书“走出去”的出发点在读者，最终落脚点也在读者，只有受到当地读者欢迎的图书才能真正地促进民心相通，不仅仅要图书“走出去”，还要走进读者心中。对于六大地区的市场受众调研是必不可少的，出版社需要得到中国图书在本土市场的售卖情况，通过举办相关活动、设立留言框等互动方式收集读者意见，阅读体验和相关建议，整理并反馈给我国出版社，以此调整第二年书籍内容创作、语种翻译、出版社合作等，最终生产和选择更适合国际读者阅读、更能够引起广泛文化共鸣、更具有教育文化普及等意义的图书，从而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地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景象，持续提升文化自信，真正起到以书为媒、图书外交的作用。
5 结语
穿越千年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明纽带，要延续古丝绸之路的生命力，就必须以“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构建文化共同体。亚太、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南欧及北非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六大地区，未来也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厘清不同地区的图书类型、翻译语种与出版社背后的逻辑关联，对中华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也可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互通的深入。
注释
①Gephi是一款基于JAVA语言的复杂网络分析软件，是一款信息数据可视化利器，可用于探索性数据分析、链接分析、社交网络分析、生物网络分析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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