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埔华：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张仲实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其编辑出版生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张仲实编辑出版工作的黄金时期，爬梳这一时期张仲实的编辑出版实践，分析其编辑出版工作的特色，对新时代编辑出版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张仲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辑出版实践
张仲实（1903-1987）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张仲实创办《渭北青年》，开启了他的编辑出版生涯，之后主编及参与编辑了《时事类编》《世界知识》《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等二十二种刊物，主持过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出版社的工作，影响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进马克思主义。回顾其编辑出版生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编辑出版工作的黄金时期，探析这一时期张仲实的编辑出版实践的特点，为新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借鉴。
一、编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历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后逐渐将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马克思主义逐渐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纳。基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呼唤，以及张仲实自身选择的倾向，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便成为张仲实编辑出版工作的重点。
一方面，张仲实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辗转经历了各种选择，最终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至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谭辅之曾说，“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学校的老师“如果口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一定不受学生欢迎”[1]。此时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可谓是恰逢其时。张仲实正是在此时，正式进入编辑出版工作。
1935年2月,张仲实在胡愈之的介绍下进入生活书店工作，并在邹韬奋流亡期间，主持生活书店的工作。关于为何会选择张仲实担任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张仲实之子张复认为：“可能是为了适应形势和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传播进步文化思想”[2]。张仲实认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可以达成这一目标。为此，张仲实于1938—1940年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这套丛书包括《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恩格斯著，张仲实译），《反杜林论》（恩格斯著，吴理屏译），《艺术与生活》（普列汉诺夫著，冯雪峰译），《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著，钱亦石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著、吴黎平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沈志远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著，王唯真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著，柯柏年译）等。这套丛书在当时识字率不高的中国出版了三百万套，为渴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高质量的文本。
另一方面，张仲实编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论著。建党初期，受俄国革命的感召，以俄解马成为时代潮流。美国学者詹姆斯指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在事实上是贫乏的，因此他们大大依赖于共产国际的顾问，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和材料”[3]。“以俄为师”为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参照，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诸多指导。鉴于建党初期经验不足，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挫折在所难免，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诉求逐渐凸显，出版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图书成为时代必需。鉴于此，张仲实与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以“青年自学丛书”“百科小译丛”“问题与答案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著作。其中，“青年自学丛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在1936年10月至1948年9月分批出版，此套书的宗旨为“介绍各科阶级知识和研究方法，帮助青年自动学习”。“青年自学丛书”先后出版了45本著作，涵盖了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尤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论著为主。值得指出的是，这套书共出版了一百多万册，其中有36本都先后再版，比如《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亦石著）先后再版7次、《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沈志远著）先后再版10次、《实用经济学大纲》（彭迪先著）先后再版6次、《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著）先后再版5次等，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观。“青年自学丛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类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读物，有助于青年自学。
1937年12月至1949年4月,张仲实以“百科小译丛”的名义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论著。这套丛书收录了10本译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有5本，分别是《哲学》（米丁著，张仲实译），《社会经济形态》（拉苏莫夫斯基著，沈志远译），《封建主义》（柯斯明斯基著，张仲实译），《辩证认识论》（罗森达尔著，张仲实译），《资本主义》（李昂吉叶夫著，沈志远译）等。这些都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性论著。1938年4月至12月,汉口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参与编辑的“问题与答案丛刊”，这套丛书是中国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读政治问题的著作，收录了张铁生的《我们要不要承认意大利并吞阿比尼西亚？》、杜若君的《英意协定有什么影响？》和《英国外交到何处去》、黄维健的《究竟有没有侵略战线与和平战线》、何云的《法国为什么常常发生阁潮？》、胡绳的《抗战可以同进建国吗？》、曹伯韩的《在抗战时期能否实行民主》。这些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世界政治局势和抗日战争相关问题，为民众解答抗战时期国际和国内现实问题的困惑。
“世界名著译丛”“青年自学丛书”“问题与答案丛刊”这三套丛书的出版，改变了生活书店的出版倾向，原来生活书店以出版生活、职业类书籍为主，转向出版进步的社会科学图书，尤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主。这个转变，与张仲实进入生活书店紧密相关，生活书店工作人员邵公文指出,“生活书店开头一两年出书比较散，仲实同志担任总编辑后，出版工作才算有计划、较系统了”[4]。吸收张仲实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的成功经验，生活书店在此之后，又出版了“黑白丛书”“世界知识丛书”等，以各种“丛书”的名义实质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是突破国统区书报出版查禁的有效应对措施。
二、编辑出版了一批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著作
张仲实通过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批判的武器”。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批判的武器”是开启民智的钥匙，它只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被群众掌握，才可真正发挥“武器的批判”作用。张仲实作为一名理论家、出版家，坚持编辑出版内容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一贯特色。
20世纪30年代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抗日战争时期，张仲实在编辑出版《时事类编》《世界知识》《抗战》等刊物中，特别注重刊登与此相关的文章。其中，《时事类编》刊载了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国家政治问题、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特征、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等文章，引导群众认清国际局势，明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明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比如，《如何应付美国白银政策》《美国白银政策对于中国之害》等文章分析了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因货币汇率差额而蒙受巨大损失。其中《时事类编》刊登了张仲实撰写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底经济危机论》《资本主义底新危机及其特征》等文章，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征，并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张仲实参与编辑的《世界知识》《抗战》等刊物，则收录了很多与抗日有关的文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仲实编辑刊发的《抗战必胜论》《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日寇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民族大团结》等文章，从影响战争的物质、精神等因素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前途，提出了“中国抗战必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等论断，这些论断鼓舞了军民抗战决心、团结了全民抗日.《世界知识》《抗战》等刊物因坚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属于中国”等论断成为团结民众抗日的重要文化堡垒。可以说，正是这些期刊“长期以来对广大读者进行启蒙知识教育，培养了我国几代青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这里面，仲实同志的心血和劳绩是不应忘记的”[6]（P214-215）。
不止如此，张仲实在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还出版了一系列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书籍，如《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著）、《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亦石著）、《怎样研究中国经济》（钱俊瑞著）、《究竟有没有侵略战线与和平战线》（黄维健著）、《抗战可以同时建国吗》（胡绳著）、《在抗战时期能否实行民主》（曹伯韩著）等书，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的抗日战争等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根据管理全国《学生新闻》发行工作的石峰指出,他“深刻体会到生活书店所发行的书刊，密切配合了中国革命，从思想上、政治上武装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革命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6]（P244）。
作为一名编辑出版家，张仲实始终坚持编辑出版内容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常常对青年同志讲：搞理论工作一定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读死书是没有出路的”[6]（P220）。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引领现实的革命活动，“批判的武器”才能在群众的手中变为“武器的批判”。
三、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仍坚持撰稿写作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实行严格的文化监管，尤其是限制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出版，因而大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办的。这就面临着供稿人员较少、稿件缺乏的困境。因而很多知识分子就担任了撰稿、编辑、出版的多重身份，张仲实就是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多重身份于一身。
张仲实先后参与《时事类编》《世界知识》《新生》《永生》《抗战》《全民抗战》等二十二种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这期间仍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文章。张仲实正式接触编辑出版工作，始于1933年9月,经朋友介绍担任《时事类编》杂志的特约翻译兼编辑，至1939年10月,先后任职《世界知识》的主编、生活书店总编辑。根据《张仲实著译年谱》统计，在这五年期间，张仲实共为报刊撰写文章二百多篇。张仲实撰写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苏联翻译的文章，旨在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国际形势。比如《斯大林报告全文》《苏联第二次五年计划第一年度的胜利》《苏联舆论界对于新疆实践的观察》《十五年来苏联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苏联基本工业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等文章，详细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状况，为我国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参照。《现阶段的世界经济恐慌》《一九三四年第一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概况》《世界贸易的衰落》《英美斗争英帝国主义的手腕》等文章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原因。另一类是结合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文章。在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中，张仲实撰写了《苏联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战》，对“托派”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进行了有效驳斥，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仲实撰写大量文章宣扬抗日,提出“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等主张，展现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富有远见的认知。
张仲实除了主编报刊、为报刊撰写文章外，翻译、撰写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在生活书店工作期间，张仲实翻译、撰写马克思主义类著作23本。其中，张仲实翻译的《给初学者的一封信》（1935年）、《政治经济学教程》（1936年）、《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1935年）、《哲学》（1937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37年）、《封建主义》（1938年）、《政治经济学讲话》（1937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1937年）、《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1938年）、《论民族问题》（1939年）等书多次再版，有些书甚至再版十次，可见其深远的影响力。其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引用了张仲实翻译的《论民族殖民地问题》一书的观点，邓力群、胡绳、杜重远、熊复等在他们回忆张仲实的文章中同样指出,张仲实的译著作对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启蒙作用。
事实上，编辑出版工作本身就已极为复杂，面临着撰稿约稿、编辑出版等多重困难。据张仲实之子张复回忆，“当时在生活书店负责《世界知识》的只有他和毕云程两个工作人员,他们要承担组稿、编辑到印刷、出版一系列工作，还要联系国际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讨论国际时事问题，拟就每期的内容和选题，同时，父亲还要抓紧时间撰稿，可以想见他那个时期工作的紧张和繁忙。”[6]（P259-260）。即使在工作紧张和繁忙中，张仲实还翻译、撰写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章和著作，可见其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作为一名编辑出版家，张仲实成功促成了生活书店的转向，其主编的《时事类编》《世界知识》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的翻译成果和文章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张仲实也成长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他具有多重身份，且在每一重身份上都颇有建树，实现了多重角色的完美结合，成为兼具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多重身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四、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促成了进步书店与党的联系
编辑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仲实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中，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主动促成生活书店与党的联系，将出版社、报刊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张仲实1930年回国之后，因不熟悉党内秘密联络机制而失去与党的联系，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依然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主张，自觉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张仲实因为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后在胡愈之的安排下进入生活书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进入生活书店后，张仲实积极与党组织联络，请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讲解党的政策并撰写文章发表在生活书店主办的刊物上，并于1938年9月促成生活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与周恩来会面。自此之后，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邹韬奋就会听取周恩来的意见，并请周恩来到生活书店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说，张仲实直接促成了生活书店与党的密切联系，更使生活书店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党思想的传播地。
张仲实始终“根据党性的要求，力求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开展革命工作”[6]（P354）。除了这样要求自己之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促成生活书店与党的联系，使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店。
五、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竭诚为作者和读者服务
张仲实在编辑出版实践中，希望构筑读者和作者的心灵栖息地，并坚持“竭诚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的原则。编辑家和出版家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重要桥梁，他们的选择关系到作者的作品是否能够呈现以及以何种方式呈现，也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内容选择和阅读体验。
一方面，张仲实主动联系进步人士撰稿，与作者主动沟通。毕云程曾回忆说：“仲实到店后，生活书店又添了一支生力军，联系许多进步人士为生活书店写稿，在生活书店计划出版各种进步书刊上起了很大作用。生活书店有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书，大半是在仲实主持下出版的。”[7]而且，张仲实也积极出版年轻学者的作品，比如冯雪峰翻译的《艺术与生活》（普列汉诺夫著）没有出版商出版，于是他到张仲实住处面谈，希望生活书店能够出版此书。张仲实读完之后，很爽快地答应出版，此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再版了4次。还有何干之的著述，当时别的书店拒绝出版，张仲实就主动向何干之约稿，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问题史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等四本著作。而且胡绳的第一本著作《新哲学的人生观》就是在张仲实的督促下完成的，并收录到“问题与答案丛刊”，由生活书店出版，且在出版三年内再版了5次。正是本着对作者负责的态度，张仲实仔细阅读青年学者的著作，并大胆出版青年学者的论著，既保障了青年作者的物质生活，又培养了理论界的新生力量。生活书店也因大胆出版进步文化书籍迎来了繁荣，成为进步文化的堡垒。张仲实在担任生活书店主编期间，始终奉行邹韬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思想。
另一方面，张仲实注重读者感受，为读者购书探求便利的途径。鉴于内地及海外读书界采购书报有诸多不便，为了节省读者的书费和汇费，张仲实与徐伯昕采取了“十大银行免费汇款购书”的措施，这十大银行为中国、交通、上海、新华、浙江兴业、大陆、南洋的华侨银行、四川省聚兴诚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云南省富滇新银行十大银行，购买生活书店的书籍报刊（特价书籍、报刊除外）免收汇费。虽然免收汇费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平常，但此项措施在当时属首创，便利了生活书店的读者，也吸引了很多新的读者购买生活书店的书籍。久而久之，生活书店与读者凝结了深厚的友谊。
张仲实一生都在践行“回国后志愿做党的宣传工作”的承诺。他以生活书店为阵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时事类编》《世界知识》等报刊为载体，刊发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文章。在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和《时事类编》《世界知识》主编期间，坚持编辑出版与撰稿写作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竭诚为读者、作者服务”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生活书店的繁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张仲实实现了多重身份的完美结合与互动。新时代，如何通过书籍、报刊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编辑出版家需要从张仲实的编辑出版实践中汲取养分。
参考文献
[1]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J].文化建设,1936(6).
[2]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邵公文.仲实同志在生活书店的日子里[J].出版工作,1984(05):39-4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张复.张仲实画传､忆念与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7]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