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黄强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对人教社70年来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编研出版上辛勤耕耘、接续奋斗，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70年来，人教社先后编研出版了11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累计出版各类出版物7万余种，发行量逾750亿册。
作为国家基础教育教材、教育图书的“国家队”、主力军，人教社一直秉承“编研一体，学术立社”的办社理念。对于如何做好教育图书编辑，我与青年编辑书同进行笔谈。
书同：您如何看待编辑的社会地位？
黄强：编辑是一种很高尚的职业，中国第一个编辑是孔子，《诗三百》据说是他删定而成，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现在我们公认孔子既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个编辑家。
但是古代的编辑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它是附着在著述活动后期的一项工作。编辑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还是近代以来的事，它的产生跟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有关，印刷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可以大量复制，这个时候才有了编辑。中国近代出版业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编辑，那个时期也产生了一批编辑大家，包括商务的创始人张元济、王云五等，包括曾经在商务做过编辑的叶圣陶，后来成为人教社的第一任社长。近代以来的编辑大家从张元济说起还有好多，鲁迅、郑振铎、叶圣陶、巴金都是真正的编辑大家。
社会对编辑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近年来对编辑地位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可能跟出版的普及有关系，也可能这些年我们行业建设在有些方面做得不够、不好。很多人觉得编辑就是一个校对，找找别人稿子里的错别字而已。加上有些编辑跟作者交流的能力有限，主体性有限，策划能力发挥得不够，跟作者、跟学术界的对话能力也达不到，在跟作者打交道改稿子的过程中，有些编辑的业务缺陷暴露出来，等等。
出版行业确确实实是一个小行业，也有不为社会所知的一面，过去好的编辑是默默无闻，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吗？一方面这是在表扬，另一方面作嫁衣的总是不如穿嫁衣的光鲜，我不认为是这样，在现在的社会分工里作者很重要，编辑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也很重要，只是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知，或者说传播不够、宣传不够，所以人们把他低看了、简单化了。
我当年工作的出版社旁边是报社，那时候坐小巴，说到出版社司机不知道，说报社知道。人教社名气大，我们认为大家都知道，但出租车司机也不是都知道。出版行业在社会上的认知度没那么高，但不代表它应有的地位或者内涵是弱的。我们从事出版业的人不能妄自菲薄，要把行业的内涵、职业价值给总结出来。作为编辑要通过自己的职业行为，把职业的尊严表现出来，让周围的人去认可。
一个好的编辑是很有尊严的，我就策划图书、策划好的选题，组织作者来写好的选题，为社会作贡献，为传播知识、弘扬思想作贡献，作者是我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编辑这个职业是个独立的，为自己作嫁衣裳。
书同：编辑这个职业带给人怎样的收获感？
黄强：当年叶圣陶动员吕叔湘到人教社来当编辑，吕叔湘犹豫，叶圣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去教书、做学问，影响的只是你看见的几十个几百个学生，你到人教社来编书，影响到全国无数的老师和学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到人教社来更有价值，你应该来做一个编辑。叶圣陶在信里写道：“任教于清华，受其益者不过学生数十辈，来我社编书，受其益者为无量数之中小学教师及学生。故谓任教于清华为很大之浪费，亦非过甚其词也。”
选择编辑跟选择医生、教师一样有尊严，都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一个行业。
终生与书相伴，人就不俗，所谓不俗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跟知识打交道，你一直保持在理性的水准上，这对人的一生也是有价值的。
书同：新入行的编辑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黄强：首先，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编辑刚进入这个职业，理念上要认定编辑这个职业是有价值的，通过学习，通过长辈或者老师的教导，树立这样一种信念。
其次，编辑业务还要跟个人的学习、生活经历结合起来。一个优秀的编辑拥有的优质作者资源，是从认识某一个大家开始的。要把一位专家变成自己的作者，就得研究他的学术渊源，找到个人所长、出版社出书方向跟专家的交集，把这些研究透了，再去跟他交流。研究透了，才可以跟专家在同一个层面上对话、讨论问题，才可以把他最精微的那些东西调动出来。书是一种传播媒介，没有固定的模式，也许这个作者身上有好多闪光点，在过去的著作中都还没被发掘出来，可能你就把它发掘出来了。
再次，不要放弃平常生活中的作者，也许在你的同学、朋友、同辈人中就有高手，你能不能火眼金睛识透他的价值所在？从学术文化角度来说，你觉得他有独特的学问，独特的知识或独特的表达，你能不能抓住？
最后，从具体的一本书开始做起，你能不能从把三五十页的小册子编好做起？你要用读者的眼光去看怎么样让他喜欢，一幅图，一个角度，一个书名，甚至一个色调，你选择什么样的纸，用什么样的版式，这里头都大有学问可做。
在编辑中我们也应该提倡“一本书主义”。我们提倡编辑不要好高骛远，从一本书做起，这叫“一本书主义”。你做好了一本，就能做好第二本，一本一本积累下来就有成绩了。一个编辑不见得能把每一本书都做好，但是你有若干的好书或者好书相对多一点，那么这一生下来就充实一点。国家评优秀编辑，我们评职称，提倡编辑要有代表作，编辑代表作就是在这本书里你倾注了编辑劳动、深度加工，把它的价值给挖掘出来了，这就是你的代表作。你把一个可能要死的书救活了，在社会上销量很好，给社会作了贡献了，就很有价值。
我们识人、识书、识作者要火眼金睛，要有这个眼力，不读书不行，不关心学术文化界的情况不行，坐在那儿一天光改错别字不行。你得有见识，要读书，要懂学术文化界的走向，要懂读者的状况。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网民，他们喜欢读什么样的语言，他们喜欢看什么书，他们的耐心能读50页还是100页，这都是要研究的。
青年编辑处在成长阶段，自己是年轻人，将心比心，你自己都不愿意看的书，别人为什么会看呢？有些编辑当了爸爸妈妈，自己孩子要读童书，你一定知道什么样的童书好，假如这时候你当一个童书编辑，可能你能干好。好多人要辅导孩子读书，就知道哪个教辅好、哪个教辅不好，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再去做教辅编辑就会更有感觉。把编辑工作跟自己的生活关联起来，就有兴趣了，编辑工作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在旅途中，也可以随时发现好的选题，一个旅途中陌生人可能会变为你的作者，脑子里灵光一现的一闪念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选题。把编辑工作跟生活结合起来，念兹在兹，才容易有新的发现，自己也不会觉得很枯燥。
书同：您觉得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跟其他图书编辑，有哪些不一样？
黄强：出版界基本上把出版分为三个类型：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
教育出版是一切出版的基础，因为教育出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版的发展和繁荣。教育出版是基础，教育出版是让我们人类的理性和知识、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它肩负的使命更重。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要“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粒扣子没对上，扣眼就全歪了。
叶圣陶老先生说所有的教材都是政治教材，因为所有的教材都要体现观点，价值观，要给学生教观点、教立场。同时，所有的教材都是语文教材，所有的教材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都要讲求规范性。
从事教育出版的人，责任更大。首先要有正确的导向，有正确的价值观，你肩负着责任，不能给孩子教不好的东西。顾炎武说，所有的书都希望有益于世道人心，教人好的东西。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人或者编辑，首先得有一个职业理想，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做好这件事。
其次，因为要传播正确的知识，你还要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知识面不仅要宽还得专，要有专业的研究。语文的每一个字词，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背后要有一定学历去支撑它，所以要做学问。人教社的编辑编教材要“编研一体，学术立社”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你有一桶水，才能给别人倒一杯水，你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达不到一定水准，干不好这个事情。
再次，教育出版的编辑要研究课程、教材，要研究学生的需求，要采取他们乐于接受的形式。
现在教育出版也有一些乱象，过于强调应试，有的图书质量不高。编辑教辅读物也要秉承良心，要有良知，要有理想，要有价值观。我希望哪怕编一本教辅，也要对老师负责，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要保证它的质量，对老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有用。
对谈嘉宾
黄强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编审。历任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读者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被评为全国中青年优秀编辑，全国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发表有关教育出版的文章40多篇，其中部分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著有《编辑出版与先进文化建设》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