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19世纪以来,伴随新加坡移民数量和华人信息需求的递增,华文报刊开始滥觞,并在南洋形成以报刊为中心的思想启蒙格局。主要表现在报人和南洋知识分子借助报刊开展文教、评论时事、宣传科学等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华人增长见识,并推动在地意识逐步觉醒。以清末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报刊为史料,考察华人报刊与思想启蒙之间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联系,不仅具备新闻史的价值,对于早期华人社会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新加坡；思想启蒙；文教活动
19世纪以来，新加坡华文报刊的诞生和发展，在东南亚学界作为史料研究偶有提及，新加坡本土对于华文报刊的研究更是缺乏，对其重要性认知也明显不足。而在中国则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学意义进行阐释，但是对于报刊的研究仍缺乏整体性的理论观照，对于海外华文报刊参与当地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還有待进一步深入。新加坡开埠已有两百年之久，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早期华文报刊。19世纪以来，南洋地区办报之风兴盛，从初期的传教士报刊，到后来的商业性综合报纸;从英文报刊为主，到后来的华洋报刊并行，在开启民智、推动社会变革方面形成合力。本文选取1887年以来新加坡的华文报刊为考察对象，从华文报刊作为伴随南洋社会发展变革进程的大众传媒角度，讨论其参与社会发展的效应。意在以报刊文本的视角观测晚清社会大变革时期，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并参与社会发展，并且通过报刊审视早期华人社会面对文教事业发展时所采取的策略。
南洋地区的报刊事业发端于马六甲。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不仅是华语基督教的先行者，更是近代最早的中文期刊。之后的1828年，中文报刊《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也在马六甲创刊，由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伦敦传教士奇德（Samuel Kidd）负责编辑和发行工作。这份刊物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主办，以散张出现，用活字印刷。
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各族群先后开启报刊传播产业，最早出现的是1824年的英文报刊《新加坡纪年报》，之后根据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先生考证，1858年就已经出现华文报刊《日升报》，但是这份最早的华文报刊却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所设，由英国人汤申·威廉·史密斯创办。由于目前无法查阅到该报，不能确定这就是一份宗教性质的报纸。1876年，新加坡出现泰米尔文报纸Singai-Warta-MahniZ和马来文报纸Jawi Peranakan，但是泰米尔文的报纸要早于马来文的报纸数月。真正由华人创办的报纸是1881年薛有礼创办的《叻报》。19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华文报刊滥觞，先后有《星报》 （1890年）、《天南新报》（1898年）、《日新报》（1899年）、《医学报》（1901年）、《中兴日报》（1907年）、《图南日报》《星洲晨报》（1909年）、《南侨日报》（1911年）、新加坡《振南日报》（1913年）等十余种华文报刊出现。纵观整个南洋华文报刊的发展和跌宕，由传教士办刊开启报刊创办的先河，之后，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各类语言报刊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一、清末新加坡华文报刊出现的社会背景
南洋华文报刊出现的直接动因是商业需求，但深层原因还在于早期华人社会中，华人了解社会、政治参与和表达族群意愿的现实需要。
首先，报刊产生的硬件条件方面，作为一种信息传递载体，华文报刊之所以较早的出现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在于其作为通商要塞，能最早接触到现代报刊。与此同时，相对集中的办报设备为报刊的发行提供了条件。新加坡的古友轩等印务馆的机器印刷设备的发达是报纸业得以繁盛的物质要件。开埠后的新加坡产生了对报刊产业的社会需求，也为消息传递发行提供条件，两者的结合推动着南洋启蒙运动的开启和社会关系的转型。
其次，从报刊产生的环境要素来看，报刊的诞生地必须有作为综合性城市的性质。戈公振先生调研发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境内出现报刊247种，就诞生地来看，上海78种、北京24种、天津12 种、广州36种、武汉15种，这五个城市集中了全国报刊的66.7%[1]。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出现是报刊业兴起的内因和基础，通过城市化进程，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属性开始凸显。而且这种城市绝非单一功能城市，必须是交通便利的综合性城市。现代化进程初期，唯有城市可以带来资源的集中、信息的集中、读者和报（文化）人的集中。人口从分散的地区向都市中心集中的过程，决定了华人民众读写能力和媒介参与性的发展;同时，华人民众读写能力的加强促进了报刊的发展，而报刊的发展同时也在促进华人民族读写能力的提高。
再次，清末的南洋远离政治中心，却时刻关注着清政府的一举一动。伴随着南来文人的频繁踏入和在地华商、文人的崛起和扩张。南洋华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激发，无论是对中国境内还是国际风云时局的变化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尤其是华商，无法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或者顶戴花翎参与政治，他们需要有一个途径表达各自的社会信念，传递信念。报刊作为大众媒体的出现，恰好满足在地华人以笔为戟、参政议政，实现中国传统文人情系家国的担当和拯救家国的使命驱策。与此同时，清末多股政治势力的角逐和自上而下启动的政治改革，也为报刊提供了题材和生长空间。19世纪末的百日维新、立宪改革、辛亥革命，在中国境内民间各阶层自发办报蔚为风潮。相形之下，南洋报刊开花结果，也是历史驱动下的必然选择。
最后，从报刊性质和报人身份的角度审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报刊存活时间的决定因素。19世纪末华文报刊的创办在南洋如雨后春笋一般蔚为大观，但是很多报刊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除了《叻报》运行51年外，其它报纸存活时间基本上都不过十年，如《星报》8年、《天南新报》7年、《中兴日报》3年、《日新报》2年、《星洲晨报》1年。究其原因，与报刊本身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全部都是私人所办，较之中国本土的官办报刊和19世纪上半叶的西人办报，言论相对自由独立，许多华文报刊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天南新报》是保皇派在南洋的机关报，支持康有为。《中兴日报》属于革命派报刊，并在19世纪末于《南洋总汇新报》《叻报》进行长时间的笔战。而《叻报》虽然在对待清末中国的立场时偶有飘移，但是基本上还是采取中立观点。而得以保持这种中立观点的原因在于报人薛有礼和叶季允的办报主张。叶氏看来，报人在报道时应持有客观的态度“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事可行”[2]。薛有礼是《叻报》的创办者，但鲜有人注意到的是，薛有礼的另一个身份是峇峇。峇峇作为土生华人，其身份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对于中华文化的正统坚持和维护;二是峇峇中的华人领袖是南洋最早关注本地华人利益的群体。作为峇峇中的精英在19世纪以来为争取华人利益做出很大贡献。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叻报》关注在地华人社会，并且维持中立立场，必然成为南洋华人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刊。
二、清末新加坡华文报刊的科学宣传与政治参与
早期报人中，如叶季允、林文庆、薛有礼等，既有传统文人的风骨，又有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欧洲的背景。面临西方政治观念的变革和清政府统治后期不断恶化的窘境，通过办报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启发民智，启蒙社会;另一方面，借报刊的社论和新闻强化华人的身份认同。
19世纪末的华文报刊作为一种实物媒介，较之电子媒介，其受空间制约和影响更大，而且由于报刊着眼于“一般读者”，而非庙堂文学面向的精英，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近代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兴起首先基于商业需求。与西方人最初为了传教目的在华办报不同，华文报刊大多是出于商业性动机，为了交流商业信息的需要。正如新加坡知名报人胡文虎在谈到自己办报初衷时所言“如其花钱登报为什么不自己办报”。虽然早期的华文报刊是商业性质，但如果认为办报只是为了盈利，就太过狭隘了。《叻报》销量好的时候也仅有500余份，其它报刊日销量多为百十份。报刊事业难以为继的原因在于办报人私人投资，财力难以支持太久。明知不赚钱仍然前赴后继而为之，如果用当下的眼光审视当时的办报活动，莫过于“情怀”二字。这种情怀来自于华人的家国情怀，华商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为华族立言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从各个报刊的办报宗旨中就可见一斑，《叻报》的办报宗旨是 “开通风气，启渝民智”[3]，即便是保皇派报纸《天南新报》也是要“大开民智，辅翼我国家，宣扬我圣教”[4]，而在《日新报》的报人看来，报纸作为舆论平台必须做到“稽时局以镜得失，录朝事以中纪纲，缁电报以速要闻，择律例以知趋避，明商务以观消长，记交涉以达经世，综人才以念盛衰，志式备以见强弱，征学术以增才智，遐俗风以广化闻”[5]。
这种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目标直接表现在报刊的内容上，作为完整意义的媒体，除了提供本地的消息外，还竭尽所能让华人社会接触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大事，以及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想。作为南洋华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华文报刊一直坚持翻译、转载世界各地知名通讯社的新闻稿件。如《叻报》的“埃及电音”“欧洲电报”“英俄日电音”“美国电音”等，是几十年来惯有的栏目。即便是保守的《日新报》，也刊有“西报电音”和“电音译要”栏目报道国际局势。
除了日常的国际新闻报道，华文报刊上还刊载有格物学说，《日新报》主笔林文庆，受西学思想影响巨大，在主笔报刊期间，不仅翻译新闻，撰写时评，还开辟《格物杂说》栏目刊发格物类文章，以启发民智，“本馆主人林君文庆拟将生平所讲求格致之学，择其新奇者，著为论说，或播译西报加以论断，或采辑欧美博物去著述，不时登诸报中，以广闻报诸君子之见用而增新识，倘阅报诸君果能留意考究，是亦学问中之一大助也”[6]。林文庆1899年11月在《日新报》发表其翻译的系列格物类文章如《论流星》《传行机器》《论地球始于何时》《释名》等，内容涵盖地理、工业、天文逻辑学等诸多学科知识。
南洋华文报刊的独立性、自主性，使得其信息来源和在内容选取上具有鲜明的取向，报刊通过社论文章，如《论防俄必先保护高丽》（《星报》1890年3月21日）、《译西报论中国变通科举事》《论德人之祸我中国将无异于俄罗斯》（《天南新报》1905年4月4日》分析其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凸显了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并且以报刊为平台，将世界格局和南洋地方社会予以通联，便通在地华人读者。笔者在统计19世纪末的华文报刊社论时，发现针对国家关系、教育活动、女性问题和华人生存等方面均有论述。
19世纪末新加坡的华文报刊重心虽然是信息的传播和开拓华人的视野。但作为华人自己主办的地方性报刊，同样需要关注的是华人社会的发展和认同构建。这种报人的情感投射，源于对华人社会现状的忧虑。在19世纪末，华人社会中，“吾人若插足马来半岛，最使人触目惊心者，即为一般侨生青年虽自认为中国人，然实际生活已经欧化或马来化，语言文字已完全与祖国隔绝。马来半岛之青年男女皆以能说英语为能事。因能说英语则可向行政机关或洋行讨生活，而可骄视一切。马六甲之侨生，则更喜说马来语，一切起居饮食马来化，以此为美，殊可惊叹！此辈人不特己身如此，且欲令其子女如此。不使其子女学中国语，识中国字，入中国学校。易代以后，宁复紧念祖国？”[7]在薛有礼看来，这种“叻地同胞，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是需要报业工作去改善的。
华文报刊通常由社会评论、新闻消息、副刊文艺、商业广告组成，新闻从空间上又分为国际、中国和新加坡本地三大类。报刊一方面是各党派之喉舌，另一方面也是华族报人表达意愿、发布信息的阵地。由于在早期南洋华人中，受过教育并可以进行阅读的人数有限，华文报刊的发行，兴起了一个阅读空间，书报社是伴随华文报刊在南洋的兴起而衍生的文教推广形式，如星洲書报社、同德书报社等，不仅扩大了报刊的实际受众， 在华人社会基层形成公共阅读网络，并且逐步成为革命的阵地。孙中山先生所言“华侨为革命之母”，华文报刊和书报社的繁荣为中国革命在海外得到支持提供舆论和空间上的保障。“乙巳以后，英属大小各埠，相继设立书报社，其中有纯粹为同盟会分会者，有附属于学堂者，有因当地商会或中华会馆，向为守旧派或保皇派所把持，故另创新团体，以树对抗者”[8]。张永福也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指出：“本党在南洋宣传的机关，除固有的分部，尚有书报社的组织”[9]。通过政治参与，强化了与中国的联系和华人的文化认同。
早期南洋华文报刊中不仅一直有专门的版块发布在地报人的社论，这是作为知识精英阶层参与政治的表现，而且报刊中邻里琐事、鸡鸣狗盗、俚文杂记则可视为社会基层华人的文化参与。在报刊这个平台，南洋华人，无论社会资源占据的多寡，都可以在其中进行平等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南洋自治性和在地性，也就此促进了华人对于地域身份的认同。此外，19世纪以来的华文报刊发行和传播极大地改变了华人社会生态。限于当时的报刊辐射范围和刊印条件，在地华人接触报刊相对便利，报刊反应了当时华人的早期社会、国家观念和对异质文化族群的看法。
三、清末新加坡华文报刊与南洋文教活动
报刊作为大众媒体，发行量和覆盖面是产生社会影响的基础。报刊的社会价值，最终体现在推动社会发展，记录社会现状之上。报刊在推动南洋文教事业上贡献良多，它参与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新加坡开埠以来，从国家的形成到社会的发展，报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华文报刊强调华文教育，认为语言统一才会主权统一，“支那文字，虽不若印度之杂，而语音则因地而殊，故语言交通，致多误会，语文为民族之一要素，我国各省人士自拘守土音方言。不急于蒙小学堂，改授普通汉语，以求国语之统一，则将来无论有如何完美之国会，其议事之误会，均不能免，且推其弊必有外人不瓜分我，我自瓜分之虞”[10]。国语昌盛，国运才会昌盛，“一国语言之用，其广狭之程度可验其国与其民之势力运”。中国在东南亚之附属国“诸藩属尽亡亦”境内土地被殖民数十年。“华人子弟吾恐自是之后再拥百年，非特语言势离愈啻愈缩，即文字之用亦奖见如希腊罗马之仅留为典故之学”[11]。
而针对19世纪末期的华人教育，由于公办教育的局限，大多数华人接受教育的途径来自于传统中式私塾，能进入私塾学习的通常也是富商子弟，即便如此，能坚持读书的华商子弟也是少数，因此，教育普及程度极其低下。华族领袖宋旺相在谈及此时说，南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当地家境本来富有的孩子，往往因为教育的需求，会耗尽父母刻苦积攒下来的钱财。因此华人家庭会认为，读书这种行为是有碍于财富的积累的。家境尚好的华人家庭接受教育尚且如此艰辛，一般华人阶层甚至基层华人接受教育就更为困难。但是伴随社会发展，在以教育资源推动的阶层分化时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资源的集中，出现了一批华人富商，这些富商有了对于知识的要求，伴随而来的是身份、文化认同。华人对于教育又有了更多的要求。例如，从报人林衡南的言论可知，《星报》对振兴东南亚华文文教有较强的使命感。所谓“声教四讫曰文”，《星报》以“表扬声教四讫之盛治，俾远近各埠风兴起”[12]的东南亚华文文化传播的主人翁身份自认。
通常在报刊上发布招生信息的群体有两种，一是同乡会，早期华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相互帮扶，教育资助的首选也多是同乡。而不同的地域组织之间还会在报刊上开展竞争，例如，《总汇新报》1908年7月7日刊载道南小学的招生广告，针对闽帮子弟入学广而告之。7月10日闽帮广告旁并列出现端萌两等小学堂针对潮籍学生的招生广告，并且特别说明，“无力者可免缴学费”。这种帮群之间针对教育的竞争无疑对华人接受教育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如学堂等教育组织，他们在招生的过程中，通常会公开宣扬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如道南文社广告中宣称：“中国自海禁大开之后凡士人之留心时务者，于四子六经子史外，又必考察列国政教典章、中外交涉利弊，正不徒闭户勤修规守古训乃事也，于此而欲咨访群言，网罗一世，振文明之广运，辟学术之新机者，非时务策论不为功，此星洲道南文社之所由创也。星洲为南洋总汇之区，凡我华人之旅居是处者，其闻关切时务，振兴学问之心，不亚于内地”[13]。为保证教学质量还会专门“另请有华人通儒于每日教华文以期学业具有进益”，甚至这些学堂在住宿方面也有保障，“请有华人通儒于每早教读华文以期学业具有进益。而且华人子弟读书费用”自能安置妥帖，“学堂由林文庆、陈若锦等人巡视负责”，“以便华人子弟在英大学堂肄业者可以在堂住宿”[13]。并且，教育又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华人最重要的就是华文教育，“幼不学，则异日不独，无以善其身家，且不免有作奸犯科之事”[14]。
关于教学内容，会根据华人生活的社会进行设计。1877年英国政府在新加坡设置华民护卫司，掌管南洋华人事务，于是也有专门的英文学堂发布招生信息，“本坡设英文夜读学堂一所，教读第五第六第七等班同学可以应坚勿力芝考。自西一千九百年正月五号，即华十二月初三为始，每夜由七点钟入堂诵读。诸生有志上进者请到域多利亚街申安多呢学堂总教习处垂询关详细可也”[15]。至于学习英文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经济利益，“先选略通英文子弟肄业，其中即可收其实效，又于诸埠各建一小学堂，聘英文汉文教习课之至二三四年，择生徒之质近商务者送来坡中之大学习堂中课程，一照英国商学之例”，之后“可挟南洋所积之资，与所栽培之人才，旋归故里，兴所有之利，以保商权，为四万万谋所以生财之涂，存活之策”[16]。
除了华文和英文课程外，报刊社论还针对是否应该开展商学课程进行讨论，如1905年2月22日《日新报》发表关于《论中国宜亟兴商学》的实务论说，设置商学的目的在于，“内之，为中国挽无限之利权;外之，与欧美各国争卫海上，毋使白种独擅什一之利，以傲我亚东”[16]。除了商学，还鼓励开展政治学的教育，报刊认为，清末中国教育衰落在于不行新政，“政治为群艺之要，教化为政治之门”，“中国人学问专重记性而悟性不开，是以凡是为前人所束缚”[17]。
纵观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前的新加坡华文报刊，反映的是激烈的社会角逐背景下，华人族群在面对在地文化时，激发了强烈的族群意识，通过对自身认同的省查，感知“我族”与“他者”的差别，实施并强化思想启蒙和文教活动完成民族认同的构建，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南洋华人的族群认同边界与自身生存和政治利益相关，华人族群的策略选择，必然要兼顾文化诉求与现实利益的双重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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