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章红雨 孙海悦 见习记者 李美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2月18日，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办，来自15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获奖。他们中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化表达和传播的外国前政要，有书写记录当代中国故事的海外知名作家，也有长期潜心研究中华文化的著名翻译家，还有致力于促进中外出版合作的国际出版家。他们是“地球村”的文化传播使者，他们的使命感成就了中国梦与世界梦同频共振、相映生辉。
书籍架起相互了解的桥梁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我引以为荣，因为这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壮举，我的工作为中阿两国架起了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阿根廷作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古斯塔沃·亚历杭德罗·吉拉多说，作为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中阿两国出版社应该以更大力度推动本国作者作品的翻译，而高校是开展此类工作的理想场所。
作为研究中国和中国问题长达25年的“中国通”，古斯塔沃·亚历杭德罗·吉拉多发表了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百余篇。在他看来，借助于文章、视频和图书，积极地向阿根廷读者推介中国的改革成果非常必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10余次在当地媒体主动发声，全面客观地向公众介绍中国抗疫真实情况。
“中国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是个不错的思路。我建议中国翻译出版国外汉学家撰写的中国文化图书。”匈牙利汉学家、作家，罗兰大学副校长、孔子学院院长、远东研究所所长郝清新认为，图书是让更多人接触中国文化的好方法。
有着中国名字的郝清新，长期致力于汉学研究和汉语言文化交流传播，推动中东欧汉语教学的发展，他主编的《汉匈词典》曾作为国礼赠送给李克强总理。
得知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作家、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名誉教授格热戈日·科沃德科非常高兴。他说：“我欣赏中国出版商的责任感、遵纪守法和守时态度，我还关注中国社会经济治理经验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趣的‘书’。”俄罗斯作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科雅琼认为，借助象形文字，中国图书不仅可以阅读，还可以看成是图片。他提议，有必要大幅度增加翻译文学的数量，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首先应将中国经典作品翻译成俄文，而这必须与俄罗斯汉学家进行合作”。
在本届特贡奖获奖人中，有一位已故者，他就是越南作家杜进森。这位曾任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所长、越中友谊协会常务委员的学者，生前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著有《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文化交流巩固越中关系基础》《东亚文化与人类发展——对越融入国际社会的教训》等30余部作品以及论文50余篇，体现出他对中国历史以及越南与中国关系史等问题的关注。
互译为读者打开另一扇窗
“各位同道中人需要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直济沧海，使喀麦隆汉语教育成为全球汉语教育的典范。”说起喀麦隆汉语教育事业，喀麦隆青年翻译家、喀麦隆中等教育部汉语教育总督学杜迪一口气用了几个成语。这位在学习汉语3个月后就打定主意一辈子从事汉语教学的年轻人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喀麦隆推广汉语，培养更多本土汉语老师，使汉语能够在喀麦隆的中小学得到普及。”目前，杜迪已参与、主编、审阅、翻译了众多作品。
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有深入研究的意大利翻译家、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前文化参赞卡萨齐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来华学习的西方留学生之一。作为“前辈”，他建议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语言角度关注出版业，使各国的文化特点都能更好地融合与交汇。
“尽管现代科技提供了多种替代方式，但书籍仍是人类汲取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翻译家、前外交官巴特克古尔·卡拉姆别科娃表示，图书和出版业仍将长期服务于民，是获取有关过往、当下和将来信息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出版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巴特克古尔·卡拉姆别科娃支持发展吉中关系，认可中国制度和中国模式，并根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文版和英文版，选取对吉国家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篇目译成吉尔吉斯文，为扩大中国在吉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瑞典，有位50多年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和中华文化推广的汉学家，他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在瑞典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就是瑞典翻译家、曾任瑞典驻欧盟总部翻译组组长的罗德堡。他认为，不管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能大大增进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文学和翻译有让复杂的世界变简单的作用。
对此，同样热衷于文学翻译的英国翻译家韩斌表示赞同。推崇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韩斌说：“文学翻译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应该满足作家、翻译家、出版社和读者四方面的要求。”她盼望中、西两个文学界的读者互相沟通，为读者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
“他的《史记》译本受到西方学者普遍称誉，是西方最完备、最富学术价值的《史记》译本。”这是西方学术界对美国翻译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倪豪士的赞誉。他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还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的人才。他提出，中国出版商应继续关注研究中国的西方作品，特别是与历史和文学相关的作品。
交融让世界发展更快
从事出版业50余年的塞尔维亚出版家、Albatros Plus出版社社长久雷迪奇·亚戈什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赞赏。他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非常推崇，在各种场合都能看见他介绍中国创造的奇迹和中国人民进取精神的身影。他真诚地说：“我希望中塞两国的友谊地久天长。”
“学术出版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研究人员推动科学发展。从事学术出版需要有眼光，也要坚持操守，同时还需要一点运气。”德国出版家、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汤恩平每年与中国学者和出版社合作出版超过400种图书。他表示，作为出版人，对于能为世界另一端的读者提供什么，往往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有时和本国读者想看到的内容不同。“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更加了解各自的立场和视角。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图书出版史，我相信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借鉴。让我们为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文化是各国民众沟通的好途径。以色列出版家、拉维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皮埃尔·赫泽尔·拉维致力于优秀中文图书在以色列的出版发行，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在以色列落地。他表示，出版商必须打破旧有的思维模式来展示其作品。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出版商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图书出版模式，可以加大儿童读物的投资力度，指导儿童每周读一本书，通过阅读启迪智慧。
黎巴嫩出版家巴萨姆·谢巴鲁于1987年创立了阿拉伯科学出版社，与中国16家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引进版权、合作出版的阿文版中国图书约160本，为阿语地区读者全方位了解中国提供了参考。
“想要了解阿语地区读者的需求，中国的出版单位必须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在采购、翻译、预出版、印刷、电子书转换、线下营销、在线营销，以及全天24小时社交媒体运作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巴萨姆·谢巴鲁说。
15位获奖人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点灯人，值得中国读者尊敬，更值得世界读者尊敬。
获奖者
阿根廷作家古斯塔沃·亚历杭德罗·吉拉多
我积极地向阿根廷读者推介中国的改革成果，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我引以为荣，因为我的工作为中阿两国架起了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
匈牙利作家郝清新
中国出版社采用了非常实用的方法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主题图书。作为一名汉学家，我建议翻译和出版由国外汉学家撰写的中国文化图书。
波兰作家格热戈日·科沃德科
中国这个大国所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因此，我希望我的作品和演讲能为全球其他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贡献微薄之力。
俄罗斯作家科雅琼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趣的“书”。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为了实现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了解，有必要大幅度增加翻译文学的数量。
越南作家杜进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越中友好协会常务委员，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越南与中国关系历史等问题。著有《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等30余部作品及论文50余篇。
喀麦隆青年翻译家杜迪
我非常清楚我们本土汉语教师身上的责任和使命，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大力促进喀麦隆汉语教育发展，使喀麦隆汉语教育成为全球汉语教育的典范。
意大利翻译家卡萨齐
我希望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语言角度关注出版业，而不要过分依赖英文出版商。希望各国的文化特点都能更好地融合与交汇。
吉尔吉斯斯坦翻译家巴特克古尔·卡拉姆别科娃
中国在出版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和发行有关中国国情的图书，取得了巨大成功。祝愿中国出版商继续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瑞典翻译家罗德堡
中国是强大的国家，在全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把中国文学介绍给瑞典读者这个任务我看很重要，中国也看重它，这使我很兴奋。
黎巴嫩出版家巴萨姆·谢巴鲁
我建议中国的出版单位与知名阿拉伯出版商合作。想要了解阿拉伯读者的需求，中国的出版单位应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深入地了解阿拉伯民众的心态、愿望以及对未来的预期。
美国翻译家倪豪士
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关于中国出版，我希望中国出版商继续关注研究中国的西方作品，特别是与历史和文学相关的作品。
德国出版家汤恩平
在接下来的几年，全球读者将会看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优秀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著作。从事学术出版需要有眼光，也要坚持操守，同时还需要一点运气。我认为，海外读者能够从中国研究著作中获益良多，反之亦然。
以色列出版家皮埃尔·赫泽尔·拉维
我非常自豪自己致力于传播中国作者、研究人员和出版商的观点与最佳实践，并将这种观点和最佳实践推介给以色列读者。
英国翻译家韩斌
我盼望中、西两个文学界的读者互相沟通，我作为翻译家会给读者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今后我想更加深入地推广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作品。
塞尔维亚出版家久雷迪奇·亚戈什
我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合作过，不带有任何偏见，唯一注重的是作品的文学价值。我给中国同行们的唯一建议是，务必遵循“一切作者皆平等、维护我们固有的共同价值观”的指导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