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司玲玲：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联防联控的措施和成效。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多家杂志类媒体的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疫区，陆续发文并坚持深度呈现，通过对小人物、小故事的细节描述，洞察事件缘由、展示国人良善、凸显媒体责任。
建设性新闻概念及价值的提出源于西方，之所以会成为国内外新闻实践和学术探讨的焦点，与互联网助推下的传媒业快速变革密切相关，目的即探索如何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建公众信任。本文通过对《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两家国内颇具代表性的新闻类杂志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封面报道的梳理与分析，结合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与特征，进一步探析我国新闻类杂志如何通过新闻表达实现媒介善治。
一、建设性新闻的基本阐释
“建设性新闻”被认为是“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凸显发展理念、弘扬正向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体系”①。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后真相”时代对新闻业自身角色与功能的反思，试图扭转过多负面报道引起的公众认知偏差，并通过提出解决办法增强媒体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
这种新闻报道形式并非新理念，中西方的新闻传播史均出现过与“建设性新闻”相似的概念或者实践，如“和平新闻”“公民新闻”“解困新闻”等。在我国，主流媒体“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主张充分体现出与建设性新闻价值理念的一致。从实践层面看，民生新闻、帮忙新闻乃至问政节目等都“堪称是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路径”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③但建设性新闻不等于正面报道，与新闻的基本原理相结合，建设性新闻可以通过四个关键词加以描述：“现实、时间、力量、受众”。④具体可以概括为：对现实的建构式表达：对时间的长远性把握；对权力的适当性重视；对受众的引导式关注。
二、新闻类杂志的建设性新闻实践策略
“善”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合乎德性才能称为善。由此出发，新闻之善即落脚在“新闻于社会之德性”⑤。建设性新闻在倡导积极心理和追求社会参与的过程中，“真”与“善”贯穿新闻生产的始终。新兴媒介推动的新一轮传播革命，间接重塑了传播权利关系，新媒介凸显的社会赋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分别从2020年2月10日（第4期）和17日（第7期）开始有关突发疫情的封面报道，多侧面、多角度、多主体分析事件缘由，感知人情冷暖，探求解决方案，充分体现出主流媒体对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实践探索。
1.强化建构式表达，通过深度参与促进社会变革
《中国新闻周刊》在2020年第4至7期的封面报道中，标题都设置为疑问句式，围绕当时民众迫切关注的焦点展开报道。第4期“新冠病毒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第5期“围城之战我们如何过关”，第6期“武汉攻坚我们如何与疫情赛跑”，第7期“防控之辨我们怎样科学应对”。这4期封面报道标题围绕不同阶段民众最关注的话题，在提问中寻找解决的方法，对疫情信息完成建构式表达，从而摆脱突发事件框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展示媒体的主体性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第3期新冠特刊封面报道为《复工复产：学会与疫情相处》，其中一篇文章将复工复产描述为我们的另一个战场。对中国经济而言，我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等待。因此学会与疫情共处将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让民众认同防疫和经济同步运行并愿意参与其中，是媒体通过建构式表达参与社会治理的传播目标。
2.多角度深层次挖掘，用专业视角探寻真相与缘由
新媒体时代，新闻杂志更需兼顾时效与深度的双重要求，专业高效地拿出硬核新闻。《中国新闻周刊》在疫情报道的初期就将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病毒学家三类专家细分，在涉及疫情信息的不同专业领域内设置深度话题，整个报道团队随着各专业领域信息挖掘完成多角度展现。
《三联生活周刊》的第1期新冠特刊《武汉现场：抗击新冠肺炎》用多达20篇文章组成封面报道，既有对现实困境的描述，更有对背后真相的探求。《口罩送达医疗一线的路径、供应链与机制》》反映了政府、市场、民间机制在本次疫情中的突出矛盾；《当重大疫情来临时，我们只能再建一个“小汤山”吗？》重新思考了我国现有医疗体系应如何对抗流行病的发生，《疫情突发状态下，如何界定紧急管理的模糊地带》强调当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补偿问题迫在眉睫。新闻类杂志作为传统主流公共平台，理应成为多元参与媒介场中的“标杆”角色，坚持深度呈现。
3.批判思考政府权力，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
建设性新闻对权力的重视体现在其主张对事件主体釆取独立又批判的态度，避免过于关注冲突。《中国新闻周刊》第6期封面报道《武汉攻坚我们如何与疫情赛跑》，对官方信息进行客观、正面的解读，呈现媒体的中间立场。其中《湖北换帅：抗疫迎来大考》将当地官员人事变动的重点放在新任官员的决策、表现、行动上，而非聚焦和放大上一任官员的失职与失策。
身处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国家、媒体和公民，都希望尽量减少负面情绪，媒体更是责无旁贷地要在疫情新闻中发现正面价值，不仅要提出问题，也要提出解决方案。《中国新闻周刊》第7期封面报道为《防控之辨我们怎样科学应对》，从决策路径到防控观念到改革方向，指明解决问题的方向与方法。
4.热切关注“人”本身，促进社会治理全员参与
从事件本身来说，新冠疫情关乎每个人的生命。《中国新闻周刊》在疫情期间充分凸显对个体的关注。第4期封面报道之一《被清空的武汉：一座没有陌生人的城市》将一线护士、物资运输队员、宠物救援人、心理咨询师等个体故事动情表述。第7期封面报道之一《疫区守夜人》用多图的形式展现疫情期间各类不同群体对疫区的守护。这些报道将“人”置于一个坐标轴中，从个体看到群像，引发共情与共鸣，增添报道温度。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特刊首期中最后两篇报道题目分别为《灾难面前，人的意志永远也不该停歇》《唯有行动，使我们相信》，在突发灾难面前，意志与行动始终是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良方。全国动员、全民参与本就是我们战胜此次疫情的“中国经验”。
三、建设性新闻实践的困境与超越
1.新闻理念的价值传承与融合创新
我国目前依然处于媒体转型融合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对于新闻杂志等传统纸媒而言，转型成功，理念先行。传统主流媒体始终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激人奋进、催人向上。但正面新闻的传播效果更多停留在信息分享层面，社会价值的释放仍有空间。就媒介技术融合方面而言，新技术为媒体间的共享与对话提供可能，但融合的关键只能基于技术，理念与思维融合才是关键。这就要求媒体必须提高解决方案意识，不仅把自己看成信息传播平台，也要成为交流解决方案的平台，在政府、媒体、组织、企业、受众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探讨方案、发起项目，让新闻走向行动。
2.报道议题的民生视角与未来走向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与全体人民生命最直接相关的严重灾害，而人的生命与健康就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20世纪末的“公共新闻”即表明媒体责任和社会民主发展紧密相关，建设性新闻实践更不能仅聚焦于每天发生的新鲜热点，而要关注与社区公民及边缘群体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同时，聚焦民生不只凸显接近性与针对性，更要有未来意识，关注问题的发展态势，并提出美好愿景，传递充满希望的现实世界观。
3.新闻内容的专业陈述与故事表达
作为第一份以正面报道理念为宗旨的公开出版物，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积极新闻》执行主编塞恩•达根•伍曾这样表达该刊的愿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让我们振奋的故事上，由此，如果我们转变了故事的叙述方式，我们就改变了世界。”⑥用解决方案的方式来报道新闻，一方面强调数据、图表、图片等“治学式”、可视化报道呈现，另一方面倡导“以人为中心”的故事化叙述方式，讲述与解决方案有关的个人与组织的故事。
4.解决方案的多方信源与互动糾偏
建设性新闻对社会议题的建设性思考与建构式表达都需要注重报道主体的平衡，可采用多信源的方式呈现问题，激发受众了解并参与社会议题的兴趣。新媒体技术彻底改变了新闻话语生产方式与逻辑，“参与式新闻的公共性与围观性表达成为公共事件的重要推力”⑦。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进一步实现了公民借助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治理、共担社会风险的可能。由于公民间较大的媒介素养差异，主流媒体需要通过积极健康的新闻理念和操作策略，促进多种声音表达、多方利益共存、多种举措并进。
总之，当下传统媒体的正面报道或多或少暴露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不适感，未能真正实现正面报道的正向传播与社会效应。传媒业在经历快速变革的同时亦面临信任危机的窘境，新媒体技术赋权的“双刃剑”效应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以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为实践取向的建设性新闻无疑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新闻实践和学术探讨的焦点，西方媒体的经验值得借鉴，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的社会背景、媒体现状、受众偏好相结合，积累本土经验，开拓中国路径。
注释：
①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
②⑥唐绪军,殷乐:《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第7页､第31页
③杜尚泽:《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s.cn.2016年2月22日
④[荷]尼科•德罗克,莉丝贝特•赫尔曼斯:《西方视角下的建设性新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
⑤陈薇:《建设性新闻的“至善”与“公共善”》[J],《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⑦漆亚林:《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基于中国媒体实践路向的考察》[J].《编辑之友》.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