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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概况、特点及其影响

2020-12-17 来源:《编辑之友》
  【作 者】宋永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晚清时期,一些中医界人士和社团相继创办多种中医期刊,中医期刊、医学社团、医生群体三者共融共生,大多以发扬中医、保存国粹、熔铸中外、振兴医学为主要宗旨。采取灵活开放的办刊模式,拥有浓厚的出版经营意识和较为广泛的发行网络,在栏目设置、刊载内容、出版发行等方面已具有近代期刊的基本特征。由于尚属初创,地域和时间分布极不均衡,且总量不多,寿命普遍较短,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全国性中医期刊屈指可数。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现,不仅对中国医学事业的转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从多个方面促进了近代中医期刊出版市场的基本形成。

  【关键词】晚清时期;中医期刊;出版史

  晚清时期,伴随着欧风美雨的驰向东来,报刊等新媒体的传入和推广,日益刷新着国人的认知与观感。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愈加体会到报刊作为“国之利器”,不仅能“集思益广,四民之智识宏开”,[1]且可使“民隐悉通,民情悉达”,[2]开始了独立创办报刊的尝试。所谓“言医学者可阅医报……有一学即有一报”,[3]晚清中医期刊便在此种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本文通过爬梳、整理、分析现存晚清中医期刊等资料,对晚清中医期刊进行整体性研究,进而归纳晚清中医期刊发展特点,并客观评析其价值和影响,以期深化对近代期刊史的研究。

  一、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概况

  一般来讲,报纸和期刊两者仍有区别。①但在报刊这一新媒介进入中国之初,知识分子多把报和刊看作同一类出版物,并没有明确地界分。至维新变法运动前后,时人已认识到报纸与期刊的差异,“报章与每日新闻,其体制不同,其宗旨不同,其功用亦不同,每日新闻之目的,消息广远而灵捷,记述贵详尽而精确,杂志报章则取而综核其本末,说明其理由,骘断其是非”。[4]国人报刊分类意识逐步增强,诸如《农学报》《算学报》等“讲专门之业”[5]的报刊开始出现,晚清中医报刊也多属于期刊一类。严格意义上的中医期刊,其宗旨和刊载的内容应立足中医,以振兴中医学为己任;或以中医为主,兼涉西医,探求中西医汇通。晚清中医期刊共计10种(见表1),主要有《利济学堂报》《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中西医学报》等,出版周期多为旬刊、半月刊或月刊三种。


表1 晚清中医期刊一览表
刊名 周期 主编者 发行地址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利济学堂报》 半月刊 陈虬 温州 1897.1 1898
《医学报》 半月刊;旬刊 周雪樵、王问樵等 上海 1904.4 1910
《绍兴医药学报》 月刊 裘吉生、何廉臣 绍兴 1908.6 1923
《上海医报》 旬刊、月刊 顾宾秋 上海 1908.7 1911
《医事公报》 不详 上海中国医学会 上海 1909 不详
《医学公报》 半月刊 王问樵、蔡小香 上海 1910.2 1911
《中西医学报》 月刊 丁福保、顾鸣盛 上海 1910.5 1930
《医学杂志》 月刊 蔡小香、唐乃安 上海 1910.9 1911
《医学扶轮报》 月刊 袁桂生、陈邦贤等 镇江、扬州 1910.11 1912
《卫生杂志》 不详 徐友丞 宁波 1911 1918

  晚清最早的中医期刊,当属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897年1月20日)创刊于温州的《利济学堂报》,由瑞安利济医院学堂主办,主持者为利济医院院长陈虬及院董陈黻宸、何迪启等人。该刊编辑机构完备,陈虬兼任主编,利济学堂师生分任总校、分校、襄订、纂修等职,前后参与编校、出版者多达50余人。《利济学堂报》遵医历二十七节气日出版,全年共24册,为综合性中医学半月刊,首期于大寒日出版。栏目除文录、院录、书录、报录四大专栏,还兼采各学计十二门:利济讲义、近政备考、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蔀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格致卮言、见闻近录、利济外乘、经世文传。[6]《利济学堂报》在内容上以中医学为主,还发表了《中星图略》(天文学)、《算纬前编》(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论著,亦刊载有关技术、教育、学会、医院、疫病等方面的简短消息。陈虬试图借办报开阔国人眼界,“宗旨虽出于医,而推广义类,针起聋瞽之意,猥与贵报变法、论学相经纬”,[7](2001)以推进救亡图强的变法革新浪潮。《利济学堂报》为木刻本,起初用官堆纸,后改用连史白纸,线装成册。而后因变法失败,陈虬遭清廷通缉,在重压之下利济医院和学堂经营渐绌,报馆也于1898年停办。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或留学于海外,或出国游历、考察、访问,国人对期刊专业化与知识传播、学术、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泰西日本诸国,其关于学术上之报章特盛,各种科学,莫不有其专门之杂志,且每一科之杂志,动以十数百数计”,[8]不少国内学术期刊亦将医学列为一个专门学问。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周雪樵、蔡小香、丁甘仁等人在上海创办《医学报》,报馆设在上海西门内孔家弄周雪樵医寓内,先后由中外日报馆、古香阁书坊代发行。1905年,医学研究会改组为中国医学会,以《医学报》为会刊。主编由周雪樵担任,具体负责编辑经营等事宜,至80期后易为王问樵。起初为旬刊,后分出书本和零张两种:书本每月1册,每册3期;零张自1910年2月起改为半月刊,每期2张。[9]《医学报》栏目设有论说、文编、译编、笔记、新知识、名人医案等,大致涵盖了疾病和药物研究、病例报告、医话医案、西医学说等内容。1907年,蔡小香任中国医学会会长,丁福保和王问樵任副会长。此后,蔡小香和王问樵因师生之谊结为一派,与接触过西医的丁福保、何廉臣二人因如何改良中国医学等一系列问题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1908年丁、何联手推顾鸣盛为主编,事实上把控了《医学报》。[10]鉴于此,蔡、王藉医学公会立案之机,于1910年2月24日另创《医学公报》,第1期发刊接续《医学报》列为第127期,“以示与《医学报》为直接,未敢忘本,藉昭大公”,每月出版两期。[11]

  《医学公报》创办后,与《医学报》相互竞争,双方各自发展。《医学报》和《医学公报》都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中医期刊,在当时中医界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6月),裘吉生、何廉臣等人考虑到自周雪樵创办《医学报》后“继其后者,阒焉无闻”,为“吾国医林之颓败,医识之幼稚”而忧,遂在浙江绍兴开办《绍兴医药学报》。[12]由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编辑、发行,绍兴印刷局印刷,围拢了一批如曹炳章、邱少甫、秦云章、高鸿勋、胡东皋、朱缙卿、徐相宸等知名人士作为撰稿人。该刊为月刊,设有论文、学说、医案、小说、杂录、通讯、事件、近闻等栏目,主要登载有关医药学理论、医案医话、药物等方面的学术论著,以及国内外医药界的通信和本社社员调查报告。同年7月,《上海医报》创刊,系旬刊,每月三期,主编为顾宾秋,由沉香阁医学研究所发行。后因顾宾秋所任地方公益事繁,无暇顾及医学研究所事务,易人经理而医报遂辍,直至1911年续刊,改由上海医学研究所编辑发行,月出一册。该刊专业性极强,以医学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来探讨中西医学问题,设有论文、学说、医案、杂著、专件、公牍、记事等栏目,主要刊登医药学理论及学说、典型案例、名家医案、研究所收支报告等内容。

  1910年,扬州名医袁桂生联合扬州、镇江两地医界吴子周、陈邦贤、卜世良等人创办《医学扶轮报》,发行所设在扬州南河下中西医学研究会和镇江小街医学研究会。每月一期,其体例分为论文、学说、译稿、医案、杂录、问答等。同年5月,丁福保在上海发起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并呈请民政部、两江总督部堂、江府巡抚部院核准立案。《中西医学报》随之创刊,由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总发行所位于上海新马路昌寿里81号的上海医学局,主要栏目有论说、学说、社友来稿、译稿、医事新闻、汇录、丛谈等。原定每月出两期,共计六张,实际上将六张并为一期,装订成本,以便读者翻阅。起初只以期计算周期,自1912年5月第24期始,从第3卷第1期开始排印,于1930年4月停刊。《中西医学报》和《医学扶轮报》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刊物,对于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形成和实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特点

  1.以发扬中医,保存国粹,熔铸中外,振兴医学为主要宗旨

  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甚一日,《利济学堂报》主编陈虬是倡言变政改制的代表人物,而利济医院学堂则为浙南维新人士的重要聚合点。《利济学堂报》除主要刊登一些中医医籍外,“兼课以古今中西一切学术,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6]希冀以此徐图中国医学之振兴,以实现国富民强的最终目标。周雪樵创办《医学报》,缘于其对“当此外力膨胀,中医腐败之时,有此一报独辟町畦,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则慰情胜无”的认识,[13]同时主张扫除古之医学谬说,而“取西说之精理改弦而张之”,[14]欲求中国医学之改良。故而《医学报》以“改良医学,博采东西国医理,发明新理新治法,收集广思”为办刊宗旨。[15]在晚清中医专业人士看来,西医传入对中医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何能“采彼之长,补我之短,以改良医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绍兴医药学报》之发刊辞明确指出,其“编辑宗旨于国医学之足以保存者,则表彰之;于西医学之足以汇通者,则进取之;于中西医学之各有短长处,则比勘而厘订之。共勷绵力,共谋进步”。[12]此外,丁福保亦感于中国医学“日形退化”,设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并发行《中西医学报》,以“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换智识,振兴医学”[16]为宗旨。

  2.融贯中西、灵活开放的期刊编排模式和办刊理念

  对于晚清大多数国人来说,报刊这一新的传播媒介还十分陌生,而中医期刊的编辑者为迎合中国读者的传统阅读兴趣和习惯,在期刊的内容编排和版式设计上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不乏一些中西结合的体现。晚清中医期刊多设有固定的栏目,采取分类分门分科的编纂方法,且在卷首刊有当期目录。同时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以习见的书册形式装订期刊,使用中国本土产的连史纸印刷。[17](34)由于尚属初创,晚清中医期刊的封面设计十分注重实用性,艺术性稍有欠缺,色彩以黑白为主,采取简单的编排方式。在封面只标明刊名、出版者、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等一些必要信息,刊名或居于封面中央,或居于两侧,用大号字体以突出醒目。期刊的版式设计简单协调,文章内容采取从右到左、从上至下的传统竖行编排方式,附有少量插图,字距和行距也很紧凑,花边、套色及图片的运用相对较少。期刊的开本、页码、定价也多不统一。

  晚清中医期刊所登载的内容多为讨论中西医学、改良中国传统医学的文章,但有些期刊还选录其他报所载各学问或时事讯息。如《利济学堂报》“凡学派、农工、政商以及体操、堪舆、壬遁、星平、风鉴、中西算术、语言文字暨师范、蒙学等类”,或录各报全文,或删取其事,向读者介绍社会变动的点滴信息和西方新事物、新技术、新知识。但在点评时政、臧否人物时,《利济学堂报》却十分谨慎,“凡地方兴革利弊以及官绅创办之事毫不雌黄”,即便是欲加抑扬,“亦需在事成之后或地方官已离任所”之后,避免招致非议和祸端。[6]《绍兴医药学报》亦设有通讯(内外医药界之惠函及本社社员之调查报告)、专件(上谕、奏牍及禀批章程)、近闻(各报之关系于医药界者)等栏目,可见各刊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对时务学问的重视。此外,还出现了人员兼职的现象,不仅报社内部出现兼职现象,而且存在跨社兼职撰稿或参与编辑的现象。如《利济学堂报》总理陈国琳兼襄订,协理叶麟凤兼总校;何廉臣不仅作为中国医学会的重要成员参与编辑《医学报》,且为《绍兴医药学报》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丁福保起初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而后着力创设了中西医学研究会和《中西医药学报》。

  3.地域和时间分布不均衡,呈现集聚性特征

  晚清中医期刊共计10种(镇江、扬州两地出版的为同一种期刊),从总量上看不算多,地域分布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的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整体来看,在上海出版的中医期刊有6种,占总数的60%;而其余的温州、绍兴、镇江(扬州)、宁波等地出版的中医期刊各占总数的10%(见图1)。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受西方风气影响较早,报刊事业起步也较早,社会环境较为宽松,其出版规模、种类、编辑和印刷等方面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上海之所以成为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中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开埠后经济的繁荣致使各类资源由外向沪汇合;其二,西学东渐的深入促进了沪上文化事业的兴盛;其三,中医名家等知识精英的大量集聚及其对中医的发扬等。因此,晚清中医期刊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地域的出版资源分布多寡相表里。上海因其独特的文化性格特征、文化氛围和文化市场空间,为中医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



图1 晚清中医期刊出版地域分布图

  此外,晚清中医期刊的时间分布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1895年甲午战后迎来了维新变法思想的蓬勃汹涌,这是一场以政治改良、思想启蒙为核心,涉及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变革运动,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由此开始。这一时期知识阶层所办报刊大多围绕变法图强的时代主题展开,以时事政治评论为主要内容,“言政者多,言学者少;言改政者多,言广学者少”,[18]因此中医期刊创刊数量较少。庚子国变后,清政府重提新政,虽然颁行的有关报刊出版管制的专门法律十分严苛,但仍承认了民间办报的权利及出版自由。加之知识阶层对“专门之杂志”与“各种科学”之关系的深入认识,晚清最后十年里,中医期刊的出版呈现出一个高峰,近90%的中医期刊创办于1901年至1911年间(见图2)。由于晚清时期是中国中医期刊的初创期,刊物寿命普遍较短,出版最短者仅1年,维持时间最长者也不过20年,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全国性中医期刊亦屈指可数(见表2)。


图2 晚清中医期刊出版时间分布图

表2 晚清中医期刊出版维持时间排名
序列 刊名 维持时间
1 《中西医学报》 20年
2 《绍兴医药学报》 15年
3 《卫生杂志》 7年
4 《医学报》 6年
5 《上海医报》 3年
6 《医学扶轮报》 2年
7 《利济学堂报》 1年
7 《医学公报》 1年
7 《医学杂志》 1年
10 《医事公报》 不详

  4.浓厚的出版经营意识和丰富多样的发行渠道

  晚清时期国内期刊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精英而非社会大众。[17](32)晚清中医期刊多为私人或民间医学团体集股创办,如《利济学堂报》声明“从无妄取捐润”,即使是“向不募捐”,由利济医院“院友自行筹办”,但同人仍“踊跃输捐”。为此报馆专门将捐款者登报彰名并减免部分订刊费以“答诸公襄助盛惠”。[6]鉴于经费来源有限,晚清中医期刊尝试多种营销手段,出版经营意识比较浓厚。如《医学报》刊登寄售医书告白;[19]《绍兴医药学报》招揽商业广告。[20]通过宣传促销、出售书报、招揽广告等多种形式充实资金,有益于期刊的日常支出和稳定运行。

  晚清中医期刊通过借助官方机构和人员、私人朋友关系、书院书局书店、医学社团以及一般的商业派报等多种渠道扩展自身的发行范围,其销售主要依靠日趋成熟的邮政发行网络和报刊代派渠道。《利济学堂报》在第1期便声明招纳代售者,称“无论本郡外省,如蒙交好代售本报至十份以上者按照二成,另送本报若干份。二十份以上并将姓氏爵里列报以志勿谖”,[6]给予代售者一定的订报优惠和酬谢。除瑞安本报馆外,在浙省的杭州、台州、宁波、绍兴、嘉兴等地及外省之北京、天津、上海、苏州、芜湖、南京、武昌、九江、福建、广东、澳门亦设有代售处。[21]这些代售处涉及书院、学堂、私人住宅、药行、报馆、茶行等多个行业机构。《绍兴医药学报》代派处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如绍兴的《绍兴公报》报馆和阜通钱庄、苏州的震旦医院陆炳常、上海的王问樵和自新医院、潮州的新群书局等,但实际上仍有一些变动。[22]通过广设代售处,基本上建立了由点到面的销售网络,同时依靠原有私人关系,各期刊之间相互代派。如《时务报》在其第52册之“本馆代售各报价目”中便包括《利济学堂报》;同时《利济学堂报》亦成为《时务报》的代派处,陈虬在致汪康年函中就曾提到,“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7](1999)

  5.中医期刊、医学社团、医生群体三者共存共生

  随着新政后清廷对民间出版集会的“解禁”,各地纷纷设立医学社团等研究组织。晚清中医社团多由中医界人士为保存中医、改良医学的共同旨趣而创立,从事着学术研究、知识传播、革新观念等活动。晚清中医期刊的经营大多依托一些中医社团组织,而这些期刊与社团的运行又离不开相关中医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三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利济学堂报》依托利济医院学堂,得益于陈虬的大力倡导;《绍兴医药学报》依托绍兴医药学研究社,又有中医名家裘吉生、何廉臣的鼎力相助。期刊的成功可进一步扩大社团的社会影响力,而出版收入也会为社团开展各类活动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期刊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载体,改变了以往只有书籍传播医学知识的方式。晚清时期社会形势以及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动,客观上使得学术期刊这一新媒介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逐渐抬升,并日益成为推动近代学科转型的载体。[17](175)晚清中医期刊兼具学术性和知识性,既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也面向普通民众进行医学卫生知识的传播。晚清中医期刊的发展,使得医学论文逐渐取代传统的医案笔记,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新标杆,亦为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新渠道。期刊发布征文启事,绍兴医药学研究社“以同胞生命计”,称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冀以各人之学识阅历,互相交换”,[23]以求中医在激烈竞争局势下渐臻发达。晚清中医期刊的创立,推动了中医学科专业知识的广泛传播和近代学术体系的萌生。

  三、晚清中医期刊出版的历史影响

  晚清中医期刊的问世,对近代中国医学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医期刊的蓬勃发展,专业出版机构、专职作者群和相关读者群体的聚合,加之交通、邮政、电信事业的进步,使得期刊的信息采集、传播和发行等更加便捷,一个规模化的近代中医期刊出版市场渐具雏形。

  1.中医期刊的出现和发展,催化了近代中国期刊出版市场的重组和变动

  晚期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出版业开始兴起,但还未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体系。若依据出版物类型划分,近代中国出版商品市场主要涵盖图书市场、期刊市场、报纸市场、音像出版物市场。晚清中医期刊的星星之火,推动了近代中国期刊出版市场版图的重构。其一,晚清中医期刊出现并逐步壮大,开始有能力与西医期刊相抗衡,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竞争的态势;其二,中医期刊均由民间人士或团体主持创办,将中医学这一以往只为少数人掌握的传统知识逐渐向大众普及,向通俗化、社会化和实用化转向,为近代出版业开辟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读者群;其三,晚清中医期刊与大量的书局、书坊等商业盈利机构合作,报社刊布启事代售图书,而图书出版机构在出售书籍的同时,兼涉某些期刊的代售、代派业务,如此使得期刊出版市场和图书出版市场呈现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促进了整个出版市场的繁荣;其四,在以时政类、时务类等期刊为主流的晚清期刊出版市场中,中医期刊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的出版热点,到民国时期中医期刊已出版近200种。

  2.培养了第一批从事中医期刊出版事业的专门人才

  晚清时期,士人、学者、报人等角色往往交叉混杂,一些知识分子成为期刊的编辑者,同时又有着其他社会职务,兼职现象十分突出。在晚清中医期刊的经营过程中,主持者比较重视培养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出版人才。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办《中西医学报》,在本会职员中特设编辑员,负责“本会发行之书籍,及《中西医学报》与调查报告等事”。[16]在《上海医学公报社简章》中,阐发了13条关于振兴中国医学的紧要任务,其中“善编辑”一则对期刊编辑者提出了要求:“编辑以医案为最,辩论经义次之,辩论治法又次之。纠正偏驳为重,赏奇析疑尤重,诗词歌赋抑末也。当分门别类,曰医案,曰论说,曰纠正,曰纪闻。”[24]这反映了近代中国早期中医期刊主创者对编辑原则的理解,奠定了近代中医期刊的基本编辑体例和规范。晚清中医期刊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熟悉和掌握近代编辑规范与技术的从业人员,他们参与办报、撰稿等活动,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成为这一行业的先行者和日后的骨干,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医期刊迅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3.编辑、印刷与发行的分化,促进了近代中医期刊出版行业的分工

  传统中国的出版业态的显著特征是单一性,即出版主体集编辑、印刷、发行三者于一身。对于晚清中医期刊而言,报馆多与其他专门从事印刷、发行的机构合作,不再独自承担出版的所有程序。晚清中医期刊的编辑工作多由报社本身或其依托的中医社团负责,但期刊的印刷和发行还依靠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并努力构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如《绍兴医药学报》由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编辑、发行,由绍兴印刷局印刷,其代售处为会文书局、绍兴公报馆等其他出版机构。《医学扶轮报》由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和镇江医学研究会共同发行,期刊的印刷则由南洋印刷厂代印。此外,在期刊的传递方式上,随着政府官办邮局向社会开放,一些中医期刊的寄送和传递还利用大清邮政局的邮递管道。《医学报》《医学公报》被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为新闻纸类,亦通过大清邮政局寄送。晚清中医期刊与官方邮局合作,书局和书社代售期刊,彼此间密切合作,构成了一个共享的出版物市场。晚清中医期刊编辑、印刷、发行程序的分化,使得近代中国中医期刊出版行业的分工格局基本形成。

  4.兼顾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取向,影响了后来中医期刊出版经营的义利观

  晚清中医期刊多由中医界人士集资创办,最初不求盈利但讲社会效益,公益性色彩浓厚。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中医期刊的主持者渐渐认识到只有收回资金才能维持日常经营,开始注重商业性活动。《医学报》一方面考虑到“今学堂渐多,学生之贫富不一,每人每年应用之书籍数倍于前,其景况艰窘者将何以堪”,遂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起代办本埠大小各学堂所用书籍,其中凡课本等书大致照码七五折取资,“虽所省无几,而积少成多,亦可成一钜”。[25]另一方面采取其他措施以赚取利润,如出售自印之书籍,适当提高《医学报》售价等。《医学报》从49期后改定价目表,每张售银由原先的一分二厘提高到了一分五厘。晚清中医期刊的公益性取向,对于医学教育的助推、社会风气的改良、卫生知识的传播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同时又兼顾商业性,有助于维持出版机构的日常经营。这种兼顾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取向,既不同于重义轻利的传统书写观念,也与那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近代商业性报刊有别。晚清中医期刊在谋义与谋利间的合理抉择,为近代中国期刊的出版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结语

  晚清时期中医界人士组织社团、创办中医期刊,是对西医强势挑战的主动回应和谋求中医事业出路的一种尝试。晚清中医期刊倡导不拘门户,广泛向外界征稿以交换知识,有着不同思想、主张和学说的人士通过期刊这一新媒介,参与到中医学术文化重构中来,强化了彼此的身份认同,将读者群体由中医界拓展到晚清知识精英群体甚至是普通民众中。创办人、编辑者、读者三者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共同的旨趣下为实现中医事业的改良和复兴而努力。晚清中医期刊多以发扬中医、振兴医学为主要宗旨,努力沟通中西医学,传递新思想,“交换智识”,保医保种保国;既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又注重开展商业性活动,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编辑采录文章时严谨不苟,纠正以往偏颇谬论,给予读者真实的阅读体验;期刊的编辑、印刷、发行三者间日趋分化,采取读者自行订阅为主、赠阅为辅的模式,逐渐将读者定位从知识分子拓展至普通大众。这些尝试和努力不仅推动了中国医学事业的转型发展,且促进了近代中医期刊出版市场的基本形成。

  一种文化的传播效果与发展水平,有赖于社会和时代的实际需要。晚清中医期刊的创办和经营,相当程度上仍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受制于时局动荡不安、政府严格管控、经费短缺、内部纠葛等多种因素,能产生全国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的中医期刊并不多。但作为中国第一批中医期刊,其在近代中医发展史和期刊出版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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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湘学新报例言[J].湘学报,1897(1):1-3.

  [19]本馆寄售医书[J].医学报,1905(32):1.

  [20]广告价目表[J].绍兴医药学报,1908(1):1.

  [21]各处代售本报处所[J].利济学堂报,1897(4):11.

  [22]代派处[J].绍兴医药学报,1909(13):1.

  [23]本报征文启事[J].绍兴医药学报,1908(1):1.

  [24]上海医学公报社简章[J].医学公报,1910(127):1.

  [25]医报馆代办各学堂书籍启[J].医学报,190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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