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时期,一些中医界人士和社团相继创办多种中医期刊,中医期刊、医学社团、医生群体三者共融共生,大多以发扬中医、保存国粹、熔铸中外、振兴医学为主要宗旨。采取灵活开放的办刊模式,拥有浓厚的出版经营意识和较为广泛的发行网络,在栏目设置、刊载内容、出版发行等方面已具有近代期刊的基本特征。由于尚属初创,地域和时间分布极不均衡,且总量不多,寿命普遍较短,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全国性中医期刊屈指可数。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现,不仅对中国医学事业的转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从多个方面促进了近代中医期刊出版市场的基本形成。
【关键词】晚清时期;中医期刊;出版史
晚清时期,伴随着欧风美雨的驰向东来,报刊等新媒体的传入和推广,日益刷新着国人的认知与观感。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愈加体会到报刊作为“国之利器”,不仅能“集思益广,四民之智识宏开”,[1]且可使“民隐悉通,民情悉达”,[2]开始了独立创办报刊的尝试。所谓“言医学者可阅医报……有一学即有一报”,[3]晚清中医期刊便在此种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本文通过爬梳、整理、分析现存晚清中医期刊等资料,对晚清中医期刊进行整体性研究,进而归纳晚清中医期刊发展特点,并客观评析其价值和影响,以期深化对近代期刊史的研究。
一、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概况
一般来讲,报纸和期刊两者仍有区别。①但在报刊这一新媒介进入中国之初,知识分子多把报和刊看作同一类出版物,并没有明确地界分。至维新变法运动前后,时人已认识到报纸与期刊的差异,“报章与每日新闻,其体制不同,其宗旨不同,其功用亦不同,每日新闻之目的,消息广远而灵捷,记述贵详尽而精确,杂志报章则取而综核其本末,说明其理由,骘断其是非”。[4]国人报刊分类意识逐步增强,诸如《农学报》《算学报》等“讲专门之业”[5]的报刊开始出现,晚清中医报刊也多属于期刊一类。严格意义上的中医期刊,其宗旨和刊载的内容应立足中医,以振兴中医学为己任;或以中医为主,兼涉西医,探求中西医汇通。晚清中医期刊共计10种(见表1),主要有《利济学堂报》《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中西医学报》等,出版周期多为旬刊、半月刊或月刊三种。
表1 晚清中医期刊一览表
刊名 | 周期 | 主编者 | 发行地址 | 创刊时间 | 停刊时间 |
《利济学堂报》 | 半月刊 | 陈虬 | 温州 | 1897.1 | 1898 |
《医学报》 | 半月刊;旬刊 | 周雪樵、王问樵等 | 上海 | 1904.4 | 1910 |
《绍兴医药学报》 | 月刊 | 裘吉生、何廉臣 | 绍兴 | 1908.6 | 1923 |
《上海医报》 | 旬刊、月刊 | 顾宾秋 | 上海 | 1908.7 | 1911 |
《医事公报》 | 不详 | 上海中国医学会 | 上海 | 1909 | 不详 |
《医学公报》 | 半月刊 | 王问樵、蔡小香 | 上海 | 1910.2 | 1911 |
《中西医学报》 | 月刊 | 丁福保、顾鸣盛 | 上海 | 1910.5 | 1930 |
《医学杂志》 | 月刊 | 蔡小香、唐乃安 | 上海 | 1910.9 | 1911 |
《医学扶轮报》 | 月刊 | 袁桂生、陈邦贤等 | 镇江、扬州 | 1910.11 | 1912 |
《卫生杂志》 | 不详 | 徐友丞 | 宁波 | 1911 | 1918 |
晚清最早的中医期刊,当属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897年1月20日)创刊于温州的《利济学堂报》,由瑞安利济医院学堂主办,主持者为利济医院院长陈虬及院董陈黻宸、何迪启等人。该刊编辑机构完备,陈虬兼任主编,利济学堂师生分任总校、分校、襄订、纂修等职,前后参与编校、出版者多达50余人。《利济学堂报》遵医历二十七节气日出版,全年共24册,为综合性中医学半月刊,首期于大寒日出版。栏目除文录、院录、书录、报录四大专栏,还兼采各学计十二门:利济讲义、近政备考、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蔀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格致卮言、见闻近录、利济外乘、经世文传。[6]《利济学堂报》在内容上以中医学为主,还发表了《中星图略》(天文学)、《算纬前编》(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论著,亦刊载有关技术、教育、学会、医院、疫病等方面的简短消息。陈虬试图借办报开阔国人眼界,“宗旨虽出于医,而推广义类,针起聋瞽之意,猥与贵报变法、论学相经纬”,[7](2001)以推进救亡图强的变法革新浪潮。《利济学堂报》为木刻本,起初用官堆纸,后改用连史白纸,线装成册。而后因变法失败,陈虬遭清廷通缉,在重压之下利济医院和学堂经营渐绌,报馆也于1898年停办。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或留学于海外,或出国游历、考察、访问,国人对期刊专业化与知识传播、学术、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泰西日本诸国,其关于学术上之报章特盛,各种科学,莫不有其专门之杂志,且每一科之杂志,动以十数百数计”,[8]不少国内学术期刊亦将医学列为一个专门学问。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周雪樵、蔡小香、丁甘仁等人在上海创办《医学报》,报馆设在上海西门内孔家弄周雪樵医寓内,先后由中外日报馆、古香阁书坊代发行。1905年,医学研究会改组为中国医学会,以《医学报》为会刊。主编由周雪樵担任,具体负责编辑经营等事宜,至80期后易为王问樵。起初为旬刊,后分出书本和零张两种:书本每月1册,每册3期;零张自1910年2月起改为半月刊,每期2张。[9]《医学报》栏目设有论说、文编、译编、笔记、新知识、名人医案等,大致涵盖了疾病和药物研究、病例报告、医话医案、西医学说等内容。1907年,蔡小香任中国医学会会长,丁福保和王问樵任副会长。此后,蔡小香和王问樵因师生之谊结为一派,与接触过西医的丁福保、何廉臣二人因如何改良中国医学等一系列问题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1908年丁、何联手推顾鸣盛为主编,事实上把控了《医学报》。[10]鉴于此,蔡、王藉医学公会立案之机,于1910年2月24日另创《医学公报》,第1期发刊接续《医学报》列为第127期,“以示与《医学报》为直接,未敢忘本,藉昭大公”,每月出版两期。[11]
《医学公报》创办后,与《医学报》相互竞争,双方各自发展。《医学报》和《医学公报》都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中医期刊,在当时中医界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年6月),裘吉生、何廉臣等人考虑到自周雪樵创办《医学报》后“继其后者,阒焉无闻”,为“吾国医林之颓败,医识之幼稚”而忧,遂在浙江绍兴开办《绍兴医药学报》。[12]由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编辑、发行,绍兴印刷局印刷,围拢了一批如曹炳章、邱少甫、秦云章、高鸿勋、胡东皋、朱缙卿、徐相宸等知名人士作为撰稿人。该刊为月刊,设有论文、学说、医案、小说、杂录、通讯、事件、近闻等栏目,主要登载有关医药学理论、医案医话、药物等方面的学术论著,以及国内外医药界的通信和本社社员调查报告。同年7月,《上海医报》创刊,系旬刊,每月三期,主编为顾宾秋,由沉香阁医学研究所发行。后因顾宾秋所任地方公益事繁,无暇顾及医学研究所事务,易人经理而医报遂辍,直至1911年续刊,改由上海医学研究所编辑发行,月出一册。该刊专业性极强,以医学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来探讨中西医学问题,设有论文、学说、医案、杂著、专件、公牍、记事等栏目,主要刊登医药学理论及学说、典型案例、名家医案、研究所收支报告等内容。
1910年,扬州名医袁桂生联合扬州、镇江两地医界吴子周、陈邦贤、卜世良等人创办《医学扶轮报》,发行所设在扬州南河下中西医学研究会和镇江小街医学研究会。每月一期,其体例分为论文、学说、译稿、医案、杂录、问答等。同年5月,丁福保在上海发起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并呈请民政部、两江总督部堂、江府巡抚部院核准立案。《中西医学报》随之创刊,由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总发行所位于上海新马路昌寿里81号的上海医学局,主要栏目有论说、学说、社友来稿、译稿、医事新闻、汇录、丛谈等。原定每月出两期,共计六张,实际上将六张并为一期,装订成本,以便读者翻阅。起初只以期计算周期,自1912年5月第24期始,从第3卷第1期开始排印,于1930年4月停刊。《中西医学报》和《医学扶轮报》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刊物,对于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形成和实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特点
1.以发扬中医,保存国粹,熔铸中外,振兴医学为主要宗旨
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甚一日,《利济学堂报》主编陈虬是倡言变政改制的代表人物,而利济医院学堂则为浙南维新人士的重要聚合点。《利济学堂报》除主要刊登一些中医医籍外,“兼课以古今中西一切学术,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6]希冀以此徐图中国医学之振兴,以实现国富民强的最终目标。周雪樵创办《医学报》,缘于其对“当此外力膨胀,中医腐败之时,有此一报独辟町畦,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则慰情胜无”的认识,[13]同时主张扫除古之医学谬说,而“取西说之精理改弦而张之”,[14]欲求中国医学之改良。故而《医学报》以“改良医学,博采东西国医理,发明新理新治法,收集广思”为办刊宗旨。[15]在晚清中医专业人士看来,西医传入对中医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何能“采彼之长,补我之短,以改良医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绍兴医药学报》之发刊辞明确指出,其“编辑宗旨于国医学之足以保存者,则表彰之;于西医学之足以汇通者,则进取之;于中西医学之各有短长处,则比勘而厘订之。共勷绵力,共谋进步”。[12]此外,丁福保亦感于中国医学“日形退化”,设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并发行《中西医学报》,以“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换智识,振兴医学”[16]为宗旨。
2.融贯中西、灵活开放的期刊编排模式和办刊理念
对于晚清大多数国人来说,报刊这一新的传播媒介还十分陌生,而中医期刊的编辑者为迎合中国读者的传统阅读兴趣和习惯,在期刊的内容编排和版式设计上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不乏一些中西结合的体现。晚清中医期刊多设有固定的栏目,采取分类分门分科的编纂方法,且在卷首刊有当期目录。同时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以习见的书册形式装订期刊,使用中国本土产的连史纸印刷。[17](34)由于尚属初创,晚清中医期刊的封面设计十分注重实用性,艺术性稍有欠缺,色彩以黑白为主,采取简单的编排方式。在封面只标明刊名、出版者、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等一些必要信息,刊名或居于封面中央,或居于两侧,用大号字体以突出醒目。期刊的版式设计简单协调,文章内容采取从右到左、从上至下的传统竖行编排方式,附有少量插图,字距和行距也很紧凑,花边、套色及图片的运用相对较少。期刊的开本、页码、定价也多不统一。
晚清中医期刊所登载的内容多为讨论中西医学、改良中国传统医学的文章,但有些期刊还选录其他报所载各学问或时事讯息。如《利济学堂报》“凡学派、农工、政商以及体操、堪舆、壬遁、星平、风鉴、中西算术、语言文字暨师范、蒙学等类”,或录各报全文,或删取其事,向读者介绍社会变动的点滴信息和西方新事物、新技术、新知识。但在点评时政、臧否人物时,《利济学堂报》却十分谨慎,“凡地方兴革利弊以及官绅创办之事毫不雌黄”,即便是欲加抑扬,“亦需在事成之后或地方官已离任所”之后,避免招致非议和祸端。[6]《绍兴医药学报》亦设有通讯(内外医药界之惠函及本社社员之调查报告)、专件(上谕、奏牍及禀批章程)、近闻(各报之关系于医药界者)等栏目,可见各刊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对时务学问的重视。此外,还出现了人员兼职的现象,不仅报社内部出现兼职现象,而且存在跨社兼职撰稿或参与编辑的现象。如《利济学堂报》总理陈国琳兼襄订,协理叶麟凤兼总校;何廉臣不仅作为中国医学会的重要成员参与编辑《医学报》,且为《绍兴医药学报》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丁福保起初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而后着力创设了中西医学研究会和《中西医药学报》。
3.地域和时间分布不均衡,呈现集聚性特征
晚清中医期刊共计10种(镇江、扬州两地出版的为同一种期刊),从总量上看不算多,地域分布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的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整体来看,在上海出版的中医期刊有6种,占总数的60%;而其余的温州、绍兴、镇江(扬州)、宁波等地出版的中医期刊各占总数的10%(见图1)。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批通商口岸,受西方风气影响较早,报刊事业起步也较早,社会环境较为宽松,其出版规模、种类、编辑和印刷等方面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上海之所以成为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中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开埠后经济的繁荣致使各类资源由外向沪汇合;其二,西学东渐的深入促进了沪上文化事业的兴盛;其三,中医名家等知识精英的大量集聚及其对中医的发扬等。因此,晚清中医期刊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地域的出版资源分布多寡相表里。上海因其独特的文化性格特征、文化氛围和文化市场空间,为中医期刊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
图1 晚清中医期刊出版地域分布图
此外,晚清中医期刊的时间分布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1895年甲午战后迎来了维新变法思想的蓬勃汹涌,这是一场以政治改良、思想启蒙为核心,涉及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变革运动,国人自办报刊的高潮由此开始。这一时期知识阶层所办报刊大多围绕变法图强的时代主题展开,以时事政治评论为主要内容,“言政者多,言学者少;言改政者多,言广学者少”,[18]因此中医期刊创刊数量较少。庚子国变后,清政府重提新政,虽然颁行的有关报刊出版管制的专门法律十分严苛,但仍承认了民间办报的权利及出版自由。加之知识阶层对“专门之杂志”与“各种科学”之关系的深入认识,晚清最后十年里,中医期刊的出版呈现出一个高峰,近90%的中医期刊创办于1901年至1911年间(见图2)。由于晚清时期是中国中医期刊的初创期,刊物寿命普遍较短,出版最短者仅1年,维持时间最长者也不过20年,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全国性中医期刊亦屈指可数(见表2)。
图2 晚清中医期刊出版时间分布图
表2 晚清中医期刊出版维持时间排名
序列 | 刊名 | 维持时间 |
1 | 《中西医学报》 | 20年 |
2 | 《绍兴医药学报》 | 15年 |
3 | 《卫生杂志》 | 7年 |
4 | 《医学报》 | 6年 |
5 | 《上海医报》 | 3年 |
6 | 《医学扶轮报》 | 2年 |
7 | 《利济学堂报》 | 1年 |
7 | 《医学公报》 | 1年 |
7 | 《医学杂志》 | 1年 |
10 | 《医事公报》 | 不详 |
4.浓厚的出版经营意识和丰富多样的发行渠道
晚清时期国内期刊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精英而非社会大众。[17](32)晚清中医期刊多为私人或民间医学团体集股创办,如《利济学堂报》声明“从无妄取捐润”,即使是“向不募捐”,由利济医院“院友自行筹办”,但同人仍“踊跃输捐”。为此报馆专门将捐款者登报彰名并减免部分订刊费以“答诸公襄助盛惠”。[6]鉴于经费来源有限,晚清中医期刊尝试多种营销手段,出版经营意识比较浓厚。如《医学报》刊登寄售医书告白;[19]《绍兴医药学报》招揽商业广告。[20]通过宣传促销、出售书报、招揽广告等多种形式充实资金,有益于期刊的日常支出和稳定运行。
晚清中医期刊通过借助官方机构和人员、私人朋友关系、书院书局书店、医学社团以及一般的商业派报等多种渠道扩展自身的发行范围,其销售主要依靠日趋成熟的邮政发行网络和报刊代派渠道。《利济学堂报》在第1期便声明招纳代售者,称“无论本郡外省,如蒙交好代售本报至十份以上者按照二成,另送本报若干份。二十份以上并将姓氏爵里列报以志勿谖”,[6]给予代售者一定的订报优惠和酬谢。除瑞安本报馆外,在浙省的杭州、台州、宁波、绍兴、嘉兴等地及外省之北京、天津、上海、苏州、芜湖、南京、武昌、九江、福建、广东、澳门亦设有代售处。[21]这些代售处涉及书院、学堂、私人住宅、药行、报馆、茶行等多个行业机构。《绍兴医药学报》代派处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如绍兴的《绍兴公报》报馆和阜通钱庄、苏州的震旦医院陆炳常、上海的王问樵和自新医院、潮州的新群书局等,但实际上仍有一些变动。[22]通过广设代售处,基本上建立了由点到面的销售网络,同时依靠原有私人关系,各期刊之间相互代派。如《时务报》在其第52册之“本馆代售各报价目”中便包括《利济学堂报》;同时《利济学堂报》亦成为《时务报》的代派处,陈虬在致汪康年函中就曾提到,“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7](1999)
5.中医期刊、医学社团、医生群体三者共存共生
随着新政后清廷对民间出版集会的“解禁”,各地纷纷设立医学社团等研究组织。晚清中医社团多由中医界人士为保存中医、改良医学的共同旨趣而创立,从事着学术研究、知识传播、革新观念等活动。晚清中医期刊的经营大多依托一些中医社团组织,而这些期刊与社团的运行又离不开相关中医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三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利济学堂报》依托利济医院学堂,得益于陈虬的大力倡导;《绍兴医药学报》依托绍兴医药学研究社,又有中医名家裘吉生、何廉臣的鼎力相助。期刊的成功可进一步扩大社团的社会影响力,而出版收入也会为社团开展各类活动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期刊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载体,改变了以往只有书籍传播医学知识的方式。晚清时期社会形势以及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动,客观上使得学术期刊这一新媒介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逐渐抬升,并日益成为推动近代学科转型的载体。[17](175)晚清中医期刊兼具学术性和知识性,既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也面向普通民众进行医学卫生知识的传播。晚清中医期刊的发展,使得医学论文逐渐取代传统的医案笔记,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新标杆,亦为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新渠道。期刊发布征文启事,绍兴医药学研究社“以同胞生命计”,称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冀以各人之学识阅历,互相交换”,[23]以求中医在激烈竞争局势下渐臻发达。晚清中医期刊的创立,推动了中医学科专业知识的广泛传播和近代学术体系的萌生。
三、晚清中医期刊出版的历史影响
晚清中医期刊的问世,对近代中国医学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医期刊的蓬勃发展,专业出版机构、专职作者群和相关读者群体的聚合,加之交通、邮政、电信事业的进步,使得期刊的信息采集、传播和发行等更加便捷,一个规模化的近代中医期刊出版市场渐具雏形。
1.中医期刊的出现和发展,催化了近代中国期刊出版市场的重组和变动
晚期时期中国近代化的出版业开始兴起,但还未建立起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体系。若依据出版物类型划分,近代中国出版商品市场主要涵盖图书市场、期刊市场、报纸市场、音像出版物市场。晚清中医期刊的星星之火,推动了近代中国期刊出版市场版图的重构。其一,晚清中医期刊出现并逐步壮大,开始有能力与西医期刊相抗衡,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竞争的态势;其二,中医期刊均由民间人士或团体主持创办,将中医学这一以往只为少数人掌握的传统知识逐渐向大众普及,向通俗化、社会化和实用化转向,为近代出版业开辟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读者群;其三,晚清中医期刊与大量的书局、书坊等商业盈利机构合作,报社刊布启事代售图书,而图书出版机构在出售书籍的同时,兼涉某些期刊的代售、代派业务,如此使得期刊出版市场和图书出版市场呈现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促进了整个出版市场的繁荣;其四,在以时政类、时务类等期刊为主流的晚清期刊出版市场中,中医期刊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的出版热点,到民国时期中医期刊已出版近200种。
2.培养了第一批从事中医期刊出版事业的专门人才
晚清时期,士人、学者、报人等角色往往交叉混杂,一些知识分子成为期刊的编辑者,同时又有着其他社会职务,兼职现象十分突出。在晚清中医期刊的经营过程中,主持者比较重视培养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出版人才。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办《中西医学报》,在本会职员中特设编辑员,负责“本会发行之书籍,及《中西医学报》与调查报告等事”。[16]在《上海医学公报社简章》中,阐发了13条关于振兴中国医学的紧要任务,其中“善编辑”一则对期刊编辑者提出了要求:“编辑以医案为最,辩论经义次之,辩论治法又次之。纠正偏驳为重,赏奇析疑尤重,诗词歌赋抑末也。当分门别类,曰医案,曰论说,曰纠正,曰纪闻。”[24]这反映了近代中国早期中医期刊主创者对编辑原则的理解,奠定了近代中医期刊的基本编辑体例和规范。晚清中医期刊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熟悉和掌握近代编辑规范与技术的从业人员,他们参与办报、撰稿等活动,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成为这一行业的先行者和日后的骨干,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医期刊迅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3.编辑、印刷与发行的分化,促进了近代中医期刊出版行业的分工
传统中国的出版业态的显著特征是单一性,即出版主体集编辑、印刷、发行三者于一身。对于晚清中医期刊而言,报馆多与其他专门从事印刷、发行的机构合作,不再独自承担出版的所有程序。晚清中医期刊的编辑工作多由报社本身或其依托的中医社团负责,但期刊的印刷和发行还依靠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并努力构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如《绍兴医药学报》由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编辑、发行,由绍兴印刷局印刷,其代售处为会文书局、绍兴公报馆等其他出版机构。《医学扶轮报》由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和镇江医学研究会共同发行,期刊的印刷则由南洋印刷厂代印。此外,在期刊的传递方式上,随着政府官办邮局向社会开放,一些中医期刊的寄送和传递还利用大清邮政局的邮递管道。《医学报》《医学公报》被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为新闻纸类,亦通过大清邮政局寄送。晚清中医期刊与官方邮局合作,书局和书社代售期刊,彼此间密切合作,构成了一个共享的出版物市场。晚清中医期刊编辑、印刷、发行程序的分化,使得近代中国中医期刊出版行业的分工格局基本形成。
4.兼顾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取向,影响了后来中医期刊出版经营的义利观
晚清中医期刊多由中医界人士集资创办,最初不求盈利但讲社会效益,公益性色彩浓厚。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许多中医期刊的主持者渐渐认识到只有收回资金才能维持日常经营,开始注重商业性活动。《医学报》一方面考虑到“今学堂渐多,学生之贫富不一,每人每年应用之书籍数倍于前,其景况艰窘者将何以堪”,遂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起代办本埠大小各学堂所用书籍,其中凡课本等书大致照码七五折取资,“虽所省无几,而积少成多,亦可成一钜”。[25]另一方面采取其他措施以赚取利润,如出售自印之书籍,适当提高《医学报》售价等。《医学报》从49期后改定价目表,每张售银由原先的一分二厘提高到了一分五厘。晚清中医期刊的公益性取向,对于医学教育的助推、社会风气的改良、卫生知识的传播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同时又兼顾商业性,有助于维持出版机构的日常经营。这种兼顾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取向,既不同于重义轻利的传统书写观念,也与那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近代商业性报刊有别。晚清中医期刊在谋义与谋利间的合理抉择,为近代中国期刊的出版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结语
晚清时期中医界人士组织社团、创办中医期刊,是对西医强势挑战的主动回应和谋求中医事业出路的一种尝试。晚清中医期刊倡导不拘门户,广泛向外界征稿以交换知识,有着不同思想、主张和学说的人士通过期刊这一新媒介,参与到中医学术文化重构中来,强化了彼此的身份认同,将读者群体由中医界拓展到晚清知识精英群体甚至是普通民众中。创办人、编辑者、读者三者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共同的旨趣下为实现中医事业的改良和复兴而努力。晚清中医期刊多以发扬中医、振兴医学为主要宗旨,努力沟通中西医学,传递新思想,“交换智识”,保医保种保国;既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又注重开展商业性活动,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编辑采录文章时严谨不苟,纠正以往偏颇谬论,给予读者真实的阅读体验;期刊的编辑、印刷、发行三者间日趋分化,采取读者自行订阅为主、赠阅为辅的模式,逐渐将读者定位从知识分子拓展至普通大众。这些尝试和努力不仅推动了中国医学事业的转型发展,且促进了近代中医期刊出版市场的基本形成。
一种文化的传播效果与发展水平,有赖于社会和时代的实际需要。晚清中医期刊的创办和经营,相当程度上仍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受制于时局动荡不安、政府严格管控、经费短缺、内部纠葛等多种因素,能产生全国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的中医期刊并不多。但作为中国第一批中医期刊,其在近代中医发展史和期刊出版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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