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学术的发展，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革，迫切需要出版机构开展学术知识服务。目前，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主要有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学术内容资源专业化服务和在线学术教育服务三种模式。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存在增量内容资源获取不足、内容资源深度加工困难、知识服务产品同质化、知识服务开放性不够等问题。面对开放协作的数字学术环境，出版机构应推动学术内容资源由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知识服务理念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知识组织系统由主题词表向领域本体转变，知识服务过程由出版机构主导走向多方协作，商业模式由知识付费走向开放获取，知识呈现方式上由专业数据库向移动知识服务平台转变。
【关键词】数字学术；出版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
一、数字学术的兴起及其影响
数字学术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兴起，是一种将数字技术与方法介入学术研究全过程的新型研究模式。[1]相对于数字人文、计算社会科学等概念，数字学术的内涵和学科边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数字学术不仅关注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面向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随着数字学术的发展，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愈加深远。
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语义技术等数字技术的介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材料、研究过程、学术交流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数字学术环境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研究材料数字化、研究过程协作化、学术交流开放化等特点。就研究材料而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重视图书、期刊、手稿、档案等纸质研究材料，这些研究材料能够通过图书馆、档案馆和出版机构获取。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文社科研究材料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报刊等印刷文献，还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数据、智能传感数据等数据资源，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以文本、图像、音频、视频、数据、地图等多种形态呈现的研究材料，让人文社科研究者获取学术内容资源更加便捷，而学术知识筛选变得更为繁杂。就研究过程而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个人对文献的阅读、整理和分析，而数字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更为注重团队网络协作，提倡公众参与式科学研究。就学术交流而言，传统人文社科学术交流通常采用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非正式交流方式和学术期刊、学术专著出版等正式交流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学术社交网站的发展以及开放获取模式的推进，数字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走向开放科学，学术交流呈现开放化的特征。
面对数字学术环境下研究材料、研究过程、学术交流等的深刻变革，以图书馆文献资源为核心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和以学科嵌入为核心的信息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人文社科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更高层级的知识服务需求。[2]随着数字学术走向深入，海量异构性数据涌现，人文社科研究者难以从复杂的大数据资源中发现所需的学术知识，迫切需要专业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学术知识服务。作为学术知识生产者，出版机构拥有比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企业更具专业性和深度的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3]出版机构开展人文社科知识服务，能够有效缓解人文社科研究者知识需求专业化与海量多元学术内容资源间的矛盾，帮助人文社科研究者从海量数据中获取精准的学术知识，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和可视化，进而满足人文社科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个性化定制化的学术需求。
二、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模式
近年来，知识服务成为我国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并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4]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遴选出法律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28家新闻出版单位为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2018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27家新闻出版单位被确定为第二批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从出版机构知识服务转型实践看，科技专业出版领域的知识服务发展迅速、成果卓著，开发了一系列广受用户好评的专业领域知识服务平台，如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智汇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化学工业出版社的CIDP制造业数字资源平台、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人卫助手”系列知识服务数字平台、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水电知识网等。相对于科技专业领域知识服务，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无论在出版实践领域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都稍逊一筹。
在出版政策、数字技术、用户需求、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出版机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版业务逐步向人文社科知识服务转型，并取得了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得风气之先，在人文社科知识服务领域不断探索，开发了一批优质的知识服务产品。目前，我国出版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主要有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学术内容资源专业化服务和在线学术教育服务三种模式（见表1）。
表1 出版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模式一览表
| 知识服务模式 | 出版机构 | 知识服务产品 | 产品类型 | 数据形态 |
| 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山大学中国非遗保护数据库 | 数据库、平台、知识解决方案 | 文本、图像、数据、视频等 |
| 学术内容资源专业化服务 | 中华书局 | 籍合网 | 数据库、古籍整理平台 | 文本、图像等 |
| 在线学术教育服务 | 商务印书馆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 | 产品数据库、音视频平台、APP | 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 |
1.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
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是出版机构根据科研机构需求，对学术机构提供的数据进行结构化拆分、重组、聚合和关联，为其提供知识服务产品或知识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目前，面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主要包括两种方式：数字学术服务模式和个性化知识解决方案模式。数字学术服务是指出版机构与人文社科学术机构合作，由学术科研机构提供学术内容资源，依托出版机构编辑、技术、管理、市场运营力量，为人文社科学术机构开发科研数据库、知识库、知识服务平台等知识服务产品。个性化知识解决方案是出版机构针对人文社科学术机构或科研人员个性化的学术知识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知识解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上成就斐然，已与数十家学术机构合作，建成了中山大学中国非遗保护数据库等一批学术科研支持平台，提供适合人文社科学术机构需求的个性化知识服务。[5]学术科研定制化服务多采用出版机构与学术机构、科研人员合作的模式，产品类型主要是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和知识解决方案。
2.学术内容资源专业化服务
学术内容资源专业化服务是出版机构面向人文社科专业领域需求，运用数字出版技术，以数据库、知识库、APP建设为目标，经过内容结构化、知识组织、知识分析、知识重组等环节，为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提供专题知识服务或定题知识服务。目前，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专业化服务主要包括智库知识服务、学术编辑出版服务、古籍知识服务、学术案例服务等类型。
智库知识服务是出版机构采用知识库构建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等智库类出版物中的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集研创出版、信息检索、学术评价、社群互动于一体的新型知识服务。出版机构智库知识服务主要有网络平台、数据库、APP等多种数字产品形态。中国皮书网即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人文社科学界、政府和企业提供内容资源服务的新型智库平台。旗下的皮书数据库能够运用数字技术对内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创建个性化数据库，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内容资源定制服务。
学术编辑出版服务是出版机构基于数字技术开发的具备在线投稿、编辑加工、在线优先出版、学术信息检索、学术评价、学术社交等功能的数字化平台服务。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有代表性的学术编辑出版平台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国集刊网。中国集刊网整合300余种集刊出版资源，是中国首个学术集刊运营发布与知识服务平台。
古籍知识服务是出版机构采用与技术企业协作建设模式的新型数字人文服务，产品类型主要有古籍整理平台、数据库等形态。目前，出版机构古籍知识服务以中华书局下属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籍合网最为典型。作为国内首款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采用众包模式进行在线古籍整理，极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效率。此外，籍合网推出的古籍整理社区“古籍圈”具备古籍社群交流和学术社交功能。
学术案例服务是出版机构采用与学术机构和技术提供商合作开发模式，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案例资源的知识服务。出版机构学术案例服务产品类型以数据库、APP为主，数据形态主要为文本和图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学术机构合作开发的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为内容资源，为科研人员、司法工作者提供案例检索、案例深度解读、案例数据可视化等知识服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开发的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也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案例知识服务产品。
3.在线学术教育服务
在线学术教育服务是出版机构以经典学术内容资源为依托，将内容资源转化为音频、视频等产品形态，通过网络直播、音视频录播等方式提供学术讲解、疑难解答和学术社群交流等知识服务。出版机构在线学术教育产品类型主要有在线学术教育平台、数据库、APP等，数据形态有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导读是典型的在线学术教育产品。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拳头产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人文社科学者案头必备的学术参考书。面对数字学术的发展和新的知识服务需求，商务印书馆延请原书译者或国内相关领域顶级学者对汉译名著进行导读，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汉译名著的核心思想和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在视频生产中增加知识点、补充图片、绘制思维导图，进一步释放了汉译名著的学术教育价值与经济效益。
三、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存在的问题
目前，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在内容资源获取上以存量资源转化和在制资源建设为主，对增量资源的开发能力不足，未能对出版机构外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发和利用。由于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多元化、异构化的特点，内容资源深度加工较为困难，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产品同质化，知识服务开放性不够。
1.增量内容资源获取不足
学术内容资源是出版机构开展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核心资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随之产生了一批优质的学术专著、古籍、档案、手稿等学术资源。凭借着丰厚的人文社科内容资源积累，出版机构在知识服务上有着先天的内容优势，尤其在人文社科学术专著知识服务上占据着主体地位。然而，目前出版机构内容资源开发仍然停留在存量资源转化和在制资源建设上，对增量资源的开发能力不足。[6]存量资源转化是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资源开发的主要方法。出版社将已出版的人文社科内容资源数字化、结构化，形成知识服务所需要的数字内容资源形态。商务印书馆开发的《东方杂志》全文数据库即是对商务印书馆标志性刊物《东方杂志》文本、图像等存量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出版。在制资源建设是指出版机构在纸质出版物出版的同时，对内容资源进行知识标引和深度加工，进而开发知识服务产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国集刊网打造了预出版数据库和OA数据库，第一时间将集刊内容资源在线出版，甚至采用在线优先出版方式提前在线发表内容，缩短了发表时滞，提高了学术内容的传播效率。增量资源开发是指出版机构通过版权购买、网络抓取等方式获取所需内容资源。近年来，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增量资源获取上有所进展。中华书局先后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古籍出版社进行版权合作，引入多部优秀古籍，丰富了内容资源。然而，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内容资源开发仍然以存量资源转化和在制资源建设为主，在增量资源获取、外部内容资源整合上做得不够，带来了内容资源结构单一、知识链接不足等问题，让内容增值服务受到限制。只有充分挖掘增量资源，才能更好地开展知识服务。
2.人文社科内容资源深度加工困难
相对于科技类出版内容资源，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资源形态多样，文本语义更为复杂。古籍文本存在印刷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手稿通常字迹模糊不清，需要花费大量工夫进行辨识。人文社科专著和论文内容结构多元，不能像科学论文那样依据摘要、引言、研究方法、实验过程、研究结论等篇章结构进行知识抽取和标引。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多元性、异构化的特点，给内容资源深度加工带来诸多问题。
出版机构知识服务通常以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简称XML）格式的结构化数据为支撑。若要将复杂多元的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出版机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不同形态的内容进行转码，再使用数字技术对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出版机构对人文社科内容资源XML结构化加工和深度知识标引的困难，使得人文社科知识服务产品在语义层面只是浅层次架构，仅限于知识导航、检索服务，深度知识分析功能欠缺，难以满足科研人员知识分析、知识网络可视化等智能化的学术知识服务需求。
3.知识服务产品同质化
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分散在不同的出版机构，未能得到系统有效的整合，知识服务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目前，各家出版机构以其优势出版资源为依托，开发了数据库、知识库、APP、微信小程序等多种形态的知识服务产品，但知识服务产品规模小、用户小众，导致出版机构跟风开发同质化的知识服务产品。例如，在法律类学术内容资源知识服务领域，法律出版社开发了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分销平台，人民法院出版社推出了集法律文件、案例要旨、法律观点、裁判文书于一体的法信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依托出版社存量案例资源开发了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这些知识服务产品均具有案例知识服务功能，在内容资源、产品形态上具有同质性，容易引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利于出版机构知识服务的开展。因此，出版机构有必要整合学术内容资源，分担平台建设所需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协作建设统一、开放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大平台，扩大用户群体规模，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一站式知识服务。
4.知识服务开放性不够
面对数字学术日益开放的趋势和公众科学的兴起，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开放性显得不足。目前，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大都是付费服务，通过知识服务产品销售补偿技术、人力、运营管理成本，并赚取利润。出版机构为了保护版权和盈利，通常采用限制登录、限制检索权限、限制阅读等方式来保护知识服务产品版权。例如，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用户进入数据库后可以免费检索内容，但要查阅全文则要登录付费。然而，经调查发现，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多购买CNKI、万方等信息集成商的知识服务平台，较少购买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产品。在此情况下，出版机构对平台内容资源的严格限制，必然将自身孤立于数字学术环境之外，降低出版机构在人文社科知识服务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面向数字学术的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转型趋势
面对开放协作的数字学术环境，出版机构应推动学术内容资源由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知识服务理念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知识组织系统由主题词表向领域本体转变，知识服务过程由出版机构主导走向多方协作，商业模式由知识付费走向开放获取，知识呈现方式上由专业数据库向移动知识服务平台转变。
1.学术内容资源：由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
面对数字学术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向数据密集型研究转型，科研人员对学术内容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术内容资源由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是必然趋势。数据化是指以数据为基本单元组织信息并提供服务的方式，区别于传统的以文献为基本单元的方式，其主要特点是资源对象的细粒度化和语义化。[7]为满足知识服务对学术内容资源组织、检索和应用的要求，出版机构首先要将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数据化。对于图书、期刊、古籍、手稿、工具书等不同形态和结构的出版内容资源，出版机构应以学术知识单元为单位对内容资源进行结构化加工。学术知识单元具有逻辑独立性，以学术文本、图片、图表等形态呈现。通过对学术内容资源的结构化拆分，学术内容以图表、数据等学术知识单元存档，为学术内容资源重组、检索建立基础。
2.知识服务理念：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
传统出版机构以产品为中心，依靠出版物内容联结作者、编辑和读者，将选题策划、内容编辑加工等出版流程作为出版工作的重心，不重视读者的知识需求、阅读体验和反馈意见。在以产品为中心的知识服务理念下，出版机构在人文社科出版物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等环节往往依靠编辑经验判断，未能及时掌握人文社科研究者的知识需求，容易造成出版物与现实需求脱节等一系列问题。
面对数字学术环境下的海量信息，如何精准地获取所需要的学术知识，成为人文社科研究者面临的难题。科研人员迫切需要出版机构根据其个性化、层次化的学术内容资源需求，提供经过知识聚类、重组和关联后的知识服务产品或知识解决方案。因此，出版机构必须转变知识服务理念，以用户为中心，善于发现科研人员需求，将核心业务聚焦于学术知识加工、重组和转化，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为科研人员提供学术图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学术出版产品。
在以用户为中心知识服务理念指引下，出版机构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挖掘和分析科研人员知识需求，根据科研人员的学科属性、学历层次、检索行为构建学术用户画像，借助语义技术实现学术知识抽取和内容深度聚合，进行学术资源的个性化智能推荐，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的精准学术知识服务。为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社交化需求，出版机构可以开发移动客户端类知识服务产品，采用文本、视频、音频相结合的全媒体形式，运用5G技术提高科研人员的用户体验。
3.知识组织系统：由主题词表向领域本体转变
知识组织系统是对知识结构进行表达和阐述的各种语义工具的统称，包括主题词表、语义网络、本体等。[8]知识组织系统是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知识导航、检索、评价、可视化等环节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成熟的网络信息组织工具，网络主题词表在出版机构人文社科内容资源导航、知识标引、语义检索、数据挖掘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内容庞杂、词义丰富，构建整个人文社科领域主题词表对于出版机构来说难度较大。当前，出版机构主要采用网络系统协同编撰方式构建具体学科领域的主题词表。[9]
本体（Ontology）这一概念源于哲学，而后被引入人工智能、信息科学等多个领域，用于解决知识组织中的问题。作为一种对概念体系的规范说明，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方法相对主题词表有了较大提升。作为一种面向学科领域的本体，领域本体（Domain Ontology）能够确定学科领域内共同认可的概念，提供概念定义与概念间的关系、主要理论和基本原理，解决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资源的异构问题。[9]出版机构在内容资源、作者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可以组织学科编辑、领域专家、技术人员协作完成领域本体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体构建由本体需求分析、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核心概念集、建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分层结构、定义类和创建属性等步骤组成。[10]其中，核心概念集的建立需要编辑和专家合作，全面系统收集学科领域内的术语、概念、语义等，建立概念汇总表。概念分层结构的建立需要编辑和专家协同分析概念间的关系，建立概念关系模型，明确概念间的从属关系和关联关系。而后，运用建模工具和语言，定义类和创建属性。出版机构借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体这一开放的、网状的、可更新的知识组织体系，从不同角度对学术内容资源进行标引，实现基于本体的智能分析，更好地实现学术知识服务。
4.知识服务过程：由出版机构主导走向多方协作
协作是数字学术的典型特征。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是一个参与式内容加工和服务体系，从学术内容资源采集、知识体系构建到知识加工、知识管理与发布、知识服务等环节，需要专家学者、技术开发人员等多方协作。在数字学术环境下，出版机构需要加强与知识服务产业链各环节间的协作。一是加强与专家学者的合作。作者资源是出版机构的重要出版资源。作为学术内容生产者，学术出版机构作者队伍中拥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在知识加工过程中，出版机构可将专家学者组织起来，让专家学者指导学术主题词表构建、知识标引等环节，让知识组织更为科学。在知识服务产品开发环节，出版机构可让专家学者协作，依托学术内容资源来生产学术视频、音频等新的知识服务产品，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学术普及服务。二是加强与人文社科智库的合作。近年来，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目前，中国智库索引（CTTI）收录了836家来自社科院、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机构的智库，这些智库面向司法、外交、财政金融、教育、新闻出版等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为政府、研究机构提供决策支持。[11]出版机构可与人文社科智库合作，利用人文社科智库丰富的学术内容资源，根据智库需求，为其开发个性化、定制化的知识服务产品。三是加强与高校人文社科院系的合作交流。高校人文社科院系是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产品的重要用户。出版机构应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积极开展与高校人文社科院系的学术交流，了解其学术需求，改进出版机构在知识服务平台架构设计、学术内容资源加工等方面的不足，优化知识服务产品的用户体验。同时，出版机构也可让高校人文社科专业教师、学生参与科研众包、数字学术内容资源建设。四是加强与平台运营商、技术服务商等知识服务相关技术支持企业的合作。作为内容提供商，出版机构往往在技术方面较为欠缺，与技术企业合作是一种可行的解决途径。平台运营商可协助出版机构构建内容聚合、管理、分发、版权交易平台。技术开发商可为出版机构提供数据采集技术、存储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信息可视化技术，在知识加工、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保证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产品的顺利研发。
5.商业模式：由知识付费走向开放获取
开放是数字学术环境下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随着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运动的深入，学术传播日益开放。截至2020年3月，全球已有14000多种开放获取学术期刊[12]和4725个开放获取知识库[13]。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大型学术出版商积极支持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开放获取，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卡迪夫大学出版社等新型大学出版社实现了完全开放获取。[14]
同时，新的开放获取模式也在不断涌现，cOAlition S联盟推出的S计划（Plan S）进一步加快了开放获取进程，学术领域开始向着开放科学这一目标迈进。主张自由、开放、共享的开放科学理念正逐渐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也给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带来了挑战。出版机构为开展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在市场调研、学术内容资源获取、知识组织、数据库研发等方面投入了大量成本，因此多数情况下提供的是有偿知识服务。然而，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使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免费获取学术资源的途径增多，开放获取学术资源的呼声越来越大。面对日益开放的学术环境，出版机构必须扩大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合理使用范围，寻求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间的平衡。[15]内容资源的开放获取正成为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趋势。
6.知识呈现方式：由专业数据库向移动知识服务平台转变
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出版机构依托学术内容资源，建设了一批人文社科专业数据库。专业数据库是出版机构将出版资源数字化，以数据库作为展示平台，以数据库整体销售为主要盈利方式的数字出版模式。专业数据库建设是出版机构知识服务的基础。出版机构开发的人文社科专业数据库为学者提供人文社科学术内容资源整合、导航、检索、获取服务，提高了出版内容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数字学术环境下，科研人员对文本结构化、检索智能化、信息可视化、平台社交化、服务定制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数据驱动型研究范式，出版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对专业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二次加工，建立主题词表和领域本体，以知识单元的形式进行深度标引，实现学术知识间的语义关联，并运用数字技术对学术知识进行挖掘、分析和评价。在科研人员数据分析和知识利用等的深度知识服务需求驱动下，出版机构必须整合专业数据库资源，建立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为科研人员提供智能化的检索平台、可视化的分析工具和个性化的知识服务。目前，我国出版机构针对科研人员需求，在由专业数据库向知识服务平台转变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在信息检索智能化、学术社交化、服务定制化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出版机构仍需在知识服务平台的智能化、社交化、个性化等方面继续探索。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迭代进步，使科研人员的学术阅读和学术交流方式发生了改变，移动学术阅读这一基于移动平台产生的新型学术阅读模式开始发展起来。目前，除传统的数据库产品和网络知识服务平台外，出版机构通过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小程序满足科研人员的移动阅读需求。商务印书馆推出“商务印书馆APP”这一兼具大数据、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区块链等功能的移动知识服务平台，提供人文社科咨询、音视频课程、论文导师等知识服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成熟的数据库产品基础上开发了“皮书数据库APP”，内容与数据库同步更新，具有个性化收藏、离线阅读等功能，极大地提高了科研人员阅读效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微信公众号，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内容搬上微信公众平台，提供高级检索、会员服务、移动支付等功能，方便读者利用微信来检索百科知识。
然而，与人大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壹学者和中国知网推出的全球学术快报等移动知识服务产品相比，传统出版机构移动知识服务产品在用户体验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面对日益兴盛的移动学术阅读需求，出版机构需要加强对科研人员移动学术阅读需求的分析与挖掘，提升移动互联网用户学术检索和使用满意度，建设更为优质的移动学术知识服务产品。
结语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走向成熟，数字学术这一理念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着数据驱动型研究范式转型，也推动了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转型升级。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信息密集型企业、技术研发机构等知识服务主体给传统出版机构知识服务带来了剧烈冲击，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人文社科内容资源深度加工困难、开放性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顺利开展。面对开放协作的数字学术环境，出版机构必须把握好用户、内容和技术间的关系，将学术内容与新兴技术融合起来，以用户为中心，以出版机构的学术内容资源为基础，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数字技术，注重与科研机构、学者、技术企业之间的协作，提升出版机构人文社科知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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