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浩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业人才培养从干部业务培训发展到高校专业教育。短期业务培训有效解决了发行干部匮乏难题，却难以完成编辑干部的培养升级。国家出版事业长期规划与高校专业培养同步推进，1956年"向科学进军",文化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出版专业，高校专业培养由此正式开启。先短训发行人才再要求高校培养编辑人才隐含了出版业交融产业和意识形态的属性，隐含了出版人才培养的专业逻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人才培养变迁路径的历史梳理，有助于从源头上认识新中国出版业性质，并探寻出版人才培养、出版学科建设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因。
【关键词】发行人才；编辑人才；国家出版事业发展规划；向科学进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专业
短期业务实训和高校专业学位教育是新中国出版人才培养的两大惯常且有效的路径，已为业内普遍共识，对其由来以及借以形成的路径依赖却少有人追问。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正值“过渡时期”[1]，该时段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奠基期，出版业发展卓显鲜明的历史起点意义。面对自觉推进的急剧社会转型，新中国出版业发展如何解决人才需求问题，其出版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有何现实意义？对该时段出版业发展和出版人才培养关系的历史分析，具有典型且突出的出版教育史认识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业凸显历史性转变，指导思想上从商业变为“人民的出版事业”，“干部决定一切”[2]，呈现出个人与组织不可分割的制度性关联[3]，更集中体现为国家对出版从业人员的新制度安排，以服务于国家出版事业发展的大局。毛泽东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4]足够多的高质量干部是党推进新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1950年8月30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上指出，出版业的“一切问题到最后都碰到干部不够问题”[5]。时隔半月，胡署长又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强调，“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目前最大的难关是干部问题，我们希望出版界和政府合作，进行在职干部的政治教育与业余训练”[6]。他认为，“要办正规的出版学校，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做到，只好先办短期的培训班”[7]。他所说的“业余训练”“短期的培训班”与“正规的出版学校”，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才匮乏环境下的对策，也是后来出版业人才培养两大路径的起点，发展成为新中国出版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一并延续至今。
1956年6月，文化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出版专业，培养编辑干部，这被追溯为国内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之端绪。195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学院，设置出版系、印刷系等普通高校正规的专业系科，为出版、文物、群众文化三个系统培养高等专业人才，并负责文化系统内科处级以上在职干部岗位培训，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并举。1959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招生，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专门人才。这三校的出版专业被视作新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培训机构”[8]，足显出版专业教育的高端化和政府推行力度。在“向科学进军”的短暂氛围内，政府既制定出版业长期发展规划，又在提升出版人才素质方面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制度性安排，这更契合也更顺应出版业发展对出版人才内在品质、品级的提升要求。“向科学进军”的知识社会环境、高校出版专业、出版业长期发展规划，恰成互相支撑的三角，不仅标示着出版业发展到了出版人才高等教育培养的新阶段，更提示了理解高校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关联、行业关联的基本框架。以此框架再回溯胡署长在1950年所谈及的“目前条件还不可能做到”，恰恰是本文所要追根溯源的出版业教育历史问题所在—缘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会在1956年及以后出现？
一、新华书店业务拓展与发行干部业务培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以短期业务培训解决急需发行干部的难题，在内容上以岗位练兵和会计业务为主，由此成为解决发行人才紧缺的主要路径。
1.新华书店以短期业务培训解决发行干部匮乏难题
新华书店诞生于延安，以完成党的宣传工作为主要目的[9]，业务涵盖编辑、发行和印刷三大主体部分，是为“唯一的国营出版事业”[10]，是人民出版事业的最初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在资金、人才、印制及储存方面资源有限，不仅难以在规模和数量上与私营出版业竞争，而且为顺应趋势而在全国开设分店、支店又迫在眉睫。全国工作重心转向城市，面临熟悉城市的“人才干部匮乏，质量不高”[11]的困境，调派干部遂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12]。现实困境在于，国民教育水平低，新政权所要求的干部普遍匮乏，调遣困难，严重影响到书店工作的正常开展。
干部调派困难还在于新华书店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经营分散，缺乏统一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一样走向统一集中，“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调度干部”[13]，试图解决干部匮乏问题，同时强化结构性政治力量。1950年3月25日，出版总署颁布《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胡愈之称：“我们希望新华书店改组，统一分工以后，工作是长期性的，再不需要经常调动干部。”[14]新华书店统一便能有效调派干部，各地书店的业务工作则因干部调派而难以稳定，纷纷希望总店“对书店的干部尽量少调动”[15]，其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调派，而在于干部不足。当时新华书店将城市发行工作作为重点，却未放松农村发行业务，并要求主动向农民推销。[16]新华书店在各省市县设立分支店，建设全国性的完整发行网络，直接增加了对发行干部的迫切需求。胡愈之慨叹：“业务发展太快了，一年前，我们的书店，还只限于东北、华北和一部分华东地区。在这一年来，已经扩展到西南、华南，千千万万读者向我们要书，我们不能不给，但是，干部不是很快可以培养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17]
新华书店的干部培训由出版总署出版局直接领导，时任局长黄洛峰提议把“从前办过的训练班继续起来”[18]。于是，新华书店做出“有计划有组织地吸收和培养干部”的计划，总店和分店纷纷举办训练班，以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培训级别上，“总分店以培养支店经理以及分支店的一般业务干部为主；总店以培养总分店及其分店科长以上的干部为主”[19]。1951年5月24日，总店店务会议决定，总店业务训练班为华北各直属分店训练支店经理和会计。总店同时认识到提高文化水平对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性，遂采取高校业余进修的方式，于1951年3月20日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成立职工业余学校培训员工。
新华书店分支店对干部的培训工作也颇为重视。1951年4月，总店要求各分店加强培养和训练干部，组织训练班。据统计，到1954年1月，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共办6期干训班，培训学员552人。1953年至1956年，新华书店四川分店举行干训班共计9期，培训学员达854人。[20]
2.新华书店岗位培训和会计培训的现实意义
新华书店当时的发行业务总体上处于“农村手工业式”的个体经济水平，“摆张桌子就能卖书”，类似这样的经营方式是常态，如此，发行工作的组织能力便成为关键。新职工入店，都需在短期培训班学习，主要学习书店的性质、任务、方针、政策，图书发行业务方面的内容，经营管理的主要规章制度等。基层书店职工，除岗位培训和练兵以及基本的政策学习外，还通过业务比赛活动[21]，“以老带新，边工作边学习”，“长快短训，对会计人员集中结账，对统计人员集中汇总，进行训练”[22]。如新华书店川西分店，1951年举办会计训练班，培训30人，28人结业后上岗；川北分店1952年1—3月举办培训班，培训县人民书店经理、会计共63人。[23]会计业务的培训工作一直持续进行，源于新华书店统一之后，会计制度从1950年到1956年每年都有修订。[24]最早最紧缺的是发行人员及会计而不是其他，这彰显了出版的产业属性。简易速成的发行系统内部的短期培训能够解决发行人员和会计短缺的问题，这又发展成为出版业解决紧缺人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发行人才的路径依赖之一。
新华书店业务急速扩张主要是因为图书销售更广更多，这引致对图书出版以及编辑干部的需求。当时编辑干部虽显紧缺，却尚未严重影响业务进程，主要由于当时出版图书品种有限，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党和国家政策文件、教科书占了大部分，图书再版或增加单品种图书印量就能满足读者在数量上的需求。[25]印刷方面，当时公营印刷厂也尚未完全发挥生产能力，私营印刷厂较为空闲。[26]国家在发展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充分借助私营出版业力量解决出版、印刷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人才干部的匮乏情况。
二、高质量出版物需求与编辑干部培养困境
编辑人才关乎内容生产，高质量出版物需求驱动编辑人才培训升级，而短期业务培训难以解决编辑人才需求的升级问题。
1.“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引致编辑干部培养及升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领域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出版与发行分工开启。新华书店决定自1951年起改组为专业发行的企业机构来全面推进人民文化事业，并注重出版物的普及，使出版的“数量和种类均能增加”[27]。由此，出版也推行专业化，即通过成立专业性出版社来完成，出版工作发展加速。1951年，出版总署提出“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对出版工作的要求从数量方面转到质量方面。胡愈之说：“去年第一次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虽然解决了调整生产和及时供应问题，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再以此为满足了。1951年春季以前，群众要求‘有书’，1951年春季以后群众要求‘有好书’，到了今年春季以后群众更要求有‘更便宜更好的书’。”[28]
出版总署在华北、华东、中南召开读者座谈会，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广大读者最需要的图书是：“一、理论思想教育的书；二、科学技术书；三、描写工农兵生活的真正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艺创作；四、文化教育的书。前三类书，不论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都极重要。其中对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籍的需要，是一种新的十分突出的现象。这正反映出我们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29]由需求端、发行端催逼生产端做出改变，自然急需将编辑干部的培养及升级提上日程。
编辑干部因关涉各类书籍而涉及不同专业、学科，由此要求进行专业性培养，出版系统的短期培训却难以解决此长期专业知识问题，只能求助出版总署。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后，其既从事出版管理，又兼具体翻译、编审等事务，倍感干部不足。出版局下设人事室“主管与出版局有关的各项企业的人事及出版工作干部的训练工作”[30]。1950年6月，出版总署在汇报工作时谈到，“应该做到领导全国出版事业的国家机关”[31]，专职干部培训机构应运而生。1950年11月1日，出版总署“设置出版干部司，执掌全国出版业干部的调查、登记、训练、教育”，出版业干部教育才推进开来。出版总署在1951年的年度规划中提出：“建立出版干部学校，并领导各级出版行政机关和出版、发行印刷企业机关，办理各种出版干部训练，在本年内全国训练干部1500人，其中高级干部150人。出版总署及直属机关的干部缺乏问题，应在本年内获得部分解决。”[32]
胡乔木也颇为关心出版人才培养，他认为：“应当做出培养干部的计划。目前还没有培训出版工作干部的机关，需要解决。学校中也没有这样一系，应该有这一系，应该包括出版业中各项的实务，在这系中学习的学生还应当受到严格的训练。现在应当筹备在大学中设立这样的系，还要设立训练班。”[33]叶圣陶同意胡乔木的意见，也认为设立出版系，由大学培养编辑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是这些想法在当时尚处于考虑阶段。至于编辑干部培训班，叶圣陶提出“假使条件许可，希望今年开学。名额多少，期限多久，一切具体办法今天还不能说，总之希望从早决定”[34]。
2.加强思想改造和业务训练，提升编辑干部业务能力
1952年9月12日，出版总署向文教委员会报告“35个省市出版社大部分没有编辑部和专职的编辑”[35]。出版总署“希望今后一年内，能调给一个翻译局局长，一个地方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一个报业管理局局长，10个全国性出版社的总编辑，100个有编辑、翻译能力的人员，并拨给50个大学生和100个高中毕业生作为后备，以训练成编辑”[36]。1952年9月26日，出版总署在《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中提出“大力培养和训练出版干部与印刷技工，特别是编辑、编译、审读人才”[37]。这表明，出版物质量的提升直接依赖于编辑干部的完整配备和编辑素质的提高，开办出版干部学校后编辑干部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出版总署只能在编辑业务中“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业务学习”[38]，以提高出版工作质量。出版总署在1952年年度工作总结时提出，未来一年要“培养和训练编辑干部、出版发行干部和印刷技工，在出版工作人员中进行思想改造工作，提高工作人员政治业务水平”[39]。
高校培养是解决专业性人才短缺的根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学习苏联，大量俄语著作被引进出版，出版的专业性要求日益显现。1953年，出版总署提请高教部申报直属单位所需俄语干部人数，从1953年到1957年涉及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政治经济、哲学、语文等学科门类计有255人。[40]对专业性干部需求还体现在国际发行业务上，徐伯昕提出了“吸收和培养外文干部”[41]，国际书店经常自行组织各种业务学习及俄、英语学习并举办短期学习班[42]。直到1956年，境况仍未有多大改观。为此，国际书店向高教部请求1956年、1957年调派懂外文的党团干部各20人。[43]此外，中国还向苏联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出版系统从1952年起开始派遣干部留学。1953年1月12日，高教部函请出版总署拟定分配的留苏预备生15个名额，以书面形式呈报高教部[44]，最终出版总署拟定10人，专业涉及新闻学、印刷工艺、印刷业的经济与组织、书籍贸易经济、绘制地图及图解、图书编辑、宣传画、工业统计等。其中就包括改革开放后曾任职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的汪轶千。[45]团中央系统的阙道隆、遇衍滨为第四期团校苏联中国班学员，归国后分别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骨干，后分别任两家出版社总编辑。
三、国家出版事业发展规划与高校专业培养同步推进
国家出版事业发展长期规划是推进高校专业培养的主导性因素。出版总署1951年就强调各出版部门工作要加强计划化[46]，以避免工作中出现“盲目追求数量，不问质量”等问题。1953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版总署格外重视，将编制五年计划列为1952年的头等大事。[47]该计划中提出“大力培养出版工作干部，特别是编辑、翻译、审读人才，一方面满足当前出版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积蓄力量，为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工作”[48]。
1.国家出版事业发展规划及高校专业培养的布局
出版计划与人才培养同步规划既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经验，也足显出版业发展的专业逻辑：出版人才是出版业发展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人才才能编辑出版什么样的图书。1952年9月26日呈报中宣部的《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中，可见出版物数量、学科方向、质量等级的发展要求：
图书方面，一般书籍由1952年的5500种发展到1957年的11000种。其发展率，以1952年为100,1953年为110,1954年为125,1955年为145,1956年为170，1957年为200。五年内共出新书41250种，学科门类以社会科学、政治理论书籍为第一位，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书籍为第二位，文艺书籍为第三位，文化教育书籍为第四位，其他为第五位。读者对象，以初级读物（包括通俗读物、少年儿童读物等）占50%，中级读物占45%，高级读物占5%。字数增加一倍。课本种数增加一倍，由1952年的300种，发展到1957年的600种。原有种数，大部分为中小学教科书。至于新增种数，主要为翻译和编著高等学校用的各种课本。[49]
在该计划中，出版业的出版品种数逐年提升、学科门类以及读者对象出现了等级分类要求，这是迥异于之前的明显升级，也是对出版业整体发展的要求。五年出版计划的完成，需要出版人才配套支撑。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规划是：
（一）为增加与配备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力量，希望自1953年起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办新闻出版编辑系，每年招收新生400人（五年共招生2000人）。但远水不救近火，为了弥补编辑干部的缺乏，1953、1954两年，必须由各方分批抽调有编辑、翻译、审读能力的干部150人至200人，分配到各国营出版社工作。
（二）1953年至1956年四年内，希望每年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1000人（四年4000人），补充和配备给各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50]
有关出版人才的内容中，重点为编辑人才培养，因发行人才已有妥善解决路径而较少提及，出版业对人才干部培养愈加注重。在教育层次上，编辑干部涉及大学毕业生、高中生，新华书店的发行干部则训练初中毕业生，二者对基本学历要求有明确差异。实际上，在出版总署呈报中宣部《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之前，就曾编制《出版总署全国出版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规定：“为了增强编辑力量，必须在1953年指定一所大学开办出版编辑系，每年招收新生100人，五年共招生500人，到1957年可有200个毕业生参加工作。但远水不救近火，1953年至1957年，为了弥补编辑、翻译和审读干部的缺乏，必须由各方面抽调有编辑、翻译、审读能力的干部共100人，分配到各国营出版社，以充实和加强编辑力量，完成艰巨的出版任务。”[51]
2.出版总署年度工作计划及高校专业培养的落实
尽管国家在出版事业长期发展规划中对高校专业培养做出了布局，但是出版总署在其后的年度出版计划中却未见具体落实举措。出版总署在《1953年出版建设计划（修正稿）》中，只是提出“希望中央人事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供给出版总署40个大学生、60个高中生，以便培养成为编辑人员”[52]，并未提及在高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在培养方式上也只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推行。
出版总署在制定1954年年度出版计划时，提出“举办小型的专业训练班，轮训发行干部3000人”[53]，并特别注意培养编辑出版干部，“除了在职干部教育，要求在1954年内调给我们20个可担任编辑工作的干部和60个大学生，分配到国营报社、出版社工作”[54]，以完成1954年出版计划。对部分出版社则要求“在现有水平上继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采取积极步骤，鼓励学术著作，以逐步提高学术著作在出版物中的比率”[55]，提出“编辑干部的后备问题至为重要”[56]。
1954年12月1日，出版总署职能并入文化部，文化部下设出版事业管理局，管理局下设出版管理处负责全国出版、发行、印刷干部的培养工作。出版总署被撤销使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高校人才培养遭受重创。出版事业管理局在《1955年工作计划》中，在“综合行政方面”只提及“制定选派干部入学、留学和实习以及出国参观访问计划”，而并无详细阐述。
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专业设立与高校专业培养正式开启
1955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修订出版事业长期规划，再度提及高校专业培养，将高校专业培养放在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出版专业为标志，高校出版专业培养正式开启。
1.《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修订与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重新制定
1955年11月30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修订了《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提出“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和学校，大力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并以培养编辑干部为重点”[57]。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要求：“加强编辑干部的业务学习，调整和大力补充编辑干部，建立上海印刷技术学校，进而改建为中等印刷技术学校，开办各种业务训练班，选拔出版、印刷、发行干部20人出国深造。”[58]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编辑业务学习一度持续并渐趋加强。另外，出版总署自1953年就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10人，到1957年超过20人，上海印刷学校于1957年改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59]。可见，第一个五年计划已顺利完成。保险起见，修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并未列入高校专业培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高校专业培养进行了明确：“会同高等教育部在适当的高等学校增设编辑系、美术装帧系、图书贸易系；建立印刷学院和中等图书贸易学校。”[60]由此可以推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高等学校设立出版相关专业才是人才培养的重点，如若无异常情况，高等学校开设出版专业当在情理之中。
2.“向科学进军”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专业的设立
高校出版专业肇始于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生，1955年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并无出版专业学员，说明当时并无出版专业设置的考量。据载，在1955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筹备处由安岗挂帅，先后在中宣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支持下调来《工人报》的朱友石、章南舍、路西良、华青禾等新闻出版界骨干，并成立新闻、广播、出版等专业教研室。[61]曾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组长的华青禾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的确切时间，根据现有史料并不可考，但是从其出任出版系教研室主任一事来看，至少可以确定这是高层已经决定设置出版专业后的调任行为。
1956年1月，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同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完成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动员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此时出版业内的在职人员却无对口专业。据载，文化部于6月初通知各出版社，为培养出版编辑干部，中宣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开设出版专业，学制三年，学生由各出版社保送报考，报名条件是：从事出版工作3年以上的党团员，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年龄在35岁以下。报名后参加考试（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4门）。学习期间带职带薪，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62]1956年5月17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汇报在4月中旬（9—15日）召开地方出版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63]中，提到了解决地方编辑干部培养问题的建议：“在条件许可时，还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分期轮送编辑干部到中级和高级党校和各大学新闻出版专业学习。我们也将按照分配到的名额，调一部分地方出版社编辑干部到人民大学新闻出版专业进行较长期的深造。”[64]这表明，至少在1956年5月17日以前，中国大民大学出版专业已然确定设立。此外，根据安岗时任新闻系主任的事实，以及安岗与胡乔木的特殊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出版专业的设置也在情理之中。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专业的课程安排，第一学年为哲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外文学、历史、语文修辞等文化基础课，第二学年为出版业务课，并有包之静、陈原以及部分出版社领导授课，最后一学年转入实习阶段。1957年新闻系不再分专业，出版班未继续举办。1958年文化学院设立出版专业，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古典文学专业，在一定意义上接续了出版领域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发展一事。自此，新中国出版人才培养的两大路径变得明晰了。
五、结语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业务培训到高校专业培养是新中国出版业发展和出版教育发展相互依从关系的直接见证，它与新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同步。梳理其发展脉络、发展路径并总结相关经验，关注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联，对于把脉新中国出版人才培养的轨迹，并从源头上分析新中国出版业发展以及探寻新中国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因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出版干部与出版人才的历史认识及转变问题。出版干部属于政治视域下的历史概念，出版人才属于行业概念。在新中国出版业发展过程中，出版干部在何种语境下转变为出版人才，恰是需关注的问题所在。1952年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大力培养出版工作干部，特别是编辑、翻译、审读人才”，干部与人才并用。这表明，国家已经对出版干部提出了较高的专业性发展要求。1955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修订的《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中，规定“大力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并以培养编辑干部为重点”，此时干部与专业人才并举，有可能涉及私营出版业人才发展。又如，1956年，文化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立出版专业，意在培养出版干部；而195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学院，旨在培养出版人才；1959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招生，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专门人才。从培养出版干部到出版人才的表述转变，直观地折射出出版业发展的专业性要求，这关涉出版的意识形态性与专业性发展间的内在张力，关乎出版事业体制下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出版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性”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干部培训中一度被强调[65]，这也成为贯彻新中国出版发展以及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原则。改革开放后，干部一词渐趋消失，出版社转企改制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出版人才一词众口相传，其中涉及出版单位体制机制、出版教育培训发展、出版人才管理方式以及社会思想观念等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我们管窥新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切面。
其次是出版与编辑概念的演变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胡愈之称“出版工作是一种组织工作，书成为商品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其内容则属于思想的精神的，把精神产物，即写的编的稿子组织起来，经过校对排印装订成书，以供应市场的需要”[66]，随后才是发行工作。出版工作与发行工作并列齐称。“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提出后，引致对编辑工作的重视，编辑工作被推至与发行相同的地位。遵照胡愈之的理解进行界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工作包含编辑工作是不争的事实，当今出版概念却包含编辑、印刷及发行全程。这种转变是何时发生的？1951年底，出版总署有着意解决编辑干部的考量，而成立出版干部培训班，实际上却培训编辑、印刷和发行干部。那么，出版能否据此涵括编辑、印刷和发行？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置出版专业，为何未称编辑专业？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提议设立编辑专业，为何不称出版专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关涉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专业设置和学科发展的学术史清理，也自然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出版专业设置、出版学科归属问题的争论。
最后是“以俄为师”下的新中国出版业发展定位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俄语著作被引进出版，直接推动了对出版业人才的专业化培养需求。其鲜明特征是，非出版专业的高校人才最先成为出版人才。这最先涉及出版专业的独立性问题，也引发我们对1956年以后高校专业培养中的专业设置归属问题的思考，即出版专业何为？此外，编辑、印刷和发行分开，由此才催逼出编辑、印刷、发行三者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发展之路。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业从发行业务拓展，再到编辑业务、印刷业务的演进，与当下传统出版业的编辑业务、印刷业务再到发行业务的演进，隐含了怎样的出版业内在专业性发展逻辑？出版业从发行驱动到内容驱动又是如何演进的？同时，出版业专业化分工发展与出版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如何？出版专业化分工制度的确立也有助于我们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出版等相关概念分歧。“以俄为师”视域下的新中国出版业是一个颇宏大的课题，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恰切的定位思考，也是当下学界回顾历史、回应现实的重要课题。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00.
[2]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3.
[3]范雪.历史中的“出版”:主体性问题[J].现代出版,2020(3):6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
[5][6][7][10][14][17][25][27][30][31][41][42][4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1950)[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481,529,481,176,481,129,322,102,23,318,750,756,529.
[8][59]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89.
[9][11][12][13][15][16][18][26][65][6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1949)[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43,355,358,434,368,147,434,264,423,261.
[19][21][22][24]新华书店总店史编辑委员会.新华书店总店史1952—199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2,27,220,167-168.
[20][23]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出版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50.
[28][29][35][36][37][38][39][47][48][49][50][5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4(1952)[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28,204,206,209,428,408,423,422,441,431,435,444.
[32][33][3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1951)[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8,260,316.
[40][44][52]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5(1953)[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333,61,234.
[43][6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8(1956)[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78,106.
[45]汪轶千.留苏岁月的往事.出版史料[J].2004(4):50.
[53][54][55][5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6(1954)[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0,20-21,170,173.
[57][58][6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7(1955)[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384,388,391.
[61]曙晨.新闻专家､新闻教育家安岗[J].新文化史料,1999(2):55-56.
[62]王世义.人大新闻系的出版专业[J].新文化史料,1999(3):39.
[63]刘杲,石峰.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