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与意识形态具有紧密关系，出版在建立社会意识和共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教科书的出版事关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人的全面进步、社会整体提升意义重大。有效出版管理体现在服务方式方法改进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意识形态；教科书；出版管理；出版服务
把“硬道理”这种通俗的表述与“发展”联系起来，别有新意。伟人的一句话，一下子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实践又在不断地论证着这一道理的伟大。“硬道理”也成为一种更权威、规范的表达，成为流行语，成为与颠扑不破的真理一样闪光的副词主语。的确，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发展才是硬道理。
词典还对这个词组做了专门处理。对“道理”的解释，一是强调事情的理由、情理；二是解释为事物的规律。但对“硬”，则情有独钟：坚固，与“软”相对；刚强有力（硬朗、硬气、硬实）；固执、勉强（生硬、硬撑、硬顶，多少有些贬义）；能力强、质量好。并且特别说明，“硬”作为形容词，来修饰“道理”，起到了强化的作用，使得道理更有说服力。
几千年来，出版自有出版的道理，不管它的依存介质和载体是结绳、石头、竹简、布帛，还是纸张，当然也包括现代的磁介质、网络介质等，道理是永远存在的。但最硬实、硬气、硬朗的几条有哪些，总让人感到模糊。或者说一直很清楚，突然因信息社会的到来而模糊起来；或者说一直就不清楚，没有水落石出般硬朗，没有形成泾渭分明的硬道理。尤其是媒介发展到今天，传播已经无所不有、无处不在、无时不显，出版道理的“硬”似乎让人忘记了探索和深究，似乎可以与很多概念混为一谈，或者说融为一体。其实不然。
电影《浴火书魂》讲了“典”与“根”的问题，触及出版道理中的一些“硬”性问题：侵略者要除根、夺根，并且认为上上策是从“典”入手，将此说成是最根本的占领。且不说这是否成理。最后电影的主人公讲几句很有骨气的话，字在、人在，志不可夺，根不可去，本质永在，道理十分硬实。文化的根，能否在不同的土壤中长出参天大树，这好像是颇有争议的事情，至少电影想将它说成是一种道理。但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这种移植、这种吸纳，不能说没有成功的范例。但是，“典”与“根”之说，应当更是硬道理。而无论“典”还是“根”，都与出版不无关系。民族之魂、文化之脉，传承之血统、乾坤之基土，折射出出版的硬道理，略见一斑。
一
2014年2月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同志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出版战线如何提高执政水平，提高履职能力，提高管理效度，实现出版治理“三化”，建设出版现代化强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2019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宣示。出版行业如何全力彰显和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一个必须长期面对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出版以此重任而成为支撑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点和立足点，成为整个社会在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中稳心、固魂、定神的风向标和寒暑表。
出版的硬道理首先要归结到这些大道理上，没有这样的纲举目张，出版的道理也硬不起来。
二
出版与新闻本是信息传播方面的孪生兄弟，或者是一种父子关系，但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形成了不同程度重新闻、轻出版的倾向。比如，新闻有学，早就进入教育部一百多个总分学科中的一级学科行列；而出版无学，至今还在争取与新闻学比肩而立之中，能否争取到还很难说。比如，一些方面的管理举措，也把出版当作新闻来管，常常出现顾了眼前、忘记长远的情况。比如，总希望把出版也做成新闻的模样，萝卜快了不洗泥，把不少出版物做成了应景、跟风、急就章的小品，拿不出扛鼎之作、立世恒篇、警世通典。
形成这种状况，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本来出版与新闻有交集，有共性、共情、同理的地方，过去一般新闻的发表就称为出版，出版的报纸刊物本身就是新闻的载体，当下的网上出版完全可以传播和承载新闻内涵。更有一些主观原因，抓住了新闻就抓好了出版，让新闻管理代理出版管理，忽视彼此之间特点特性的区别，结果是抓了新闻丢了出版，或者把新闻完全等同于出版，把出版完全等同于新闻。
十多年前，一位刚提拔上来的管新闻出版的地方主官反复问我，出版与新闻有没有区别，到底有哪些区别。我理解对方的意思，即出书与出报出刊、出书与广播电视、出书与网络信息传播有哪些区别。我列出了不完全的几个方面。
比如即时性。新闻传播要求迅速快捷，出版则不一定，可以慢慢悠悠，仔细选择、权衡、认定、纠结，有时甚至十年磨一剑。在信达雅方面，新闻无法与出版相比。当然在“准”和“真”方面都是一致的。
比如可更改性。人们对新闻错误的包容，远大于出版。新闻报道错了，改过来即是，信口雌黄当然不行，但说明真相与原委，大不了一个道歉就可以过去。出版则不然，白纸黑字，板上钉钉，若有谬误，罪责难逃，弄不好会遗臭万年。
比如纵深程度。新闻可以轻薄浅表，只说现象不作评价，不刨根问底。出版则要厚重、慎重，在追根寻源之外，希望有更强大的论据论证，有结论更要有充分的论证过程。
比如时间考验。新闻速朽，明天不说今天的事，忙不过来，新闻永远是旧闻。出版的图书则要耐读，且常读常新，甚至流芳百世，成为一代人、几代人的精神指引。
当然，这些比较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局部替代。记得当时我还画了个简单图表，从若干方面对它们加以判断和区别。如今互联网时代，虽然网络可以肆意混淆、融合新闻与出版的界限，但长远与眼前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晰的。这位主官后来依据这些思考设计新闻与出版的不同管理模式和举措，取得了不小的业绩。
出版与新闻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一致性，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孪生关系，共性常常掩盖了个性。出版物本身又是新闻的载体，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承载新闻的桥段，摆渡超时空的河流。比较有意思的是，普京先生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时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在不少报刊上读到，也可以在网络上了解到。但是要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全面认识普京文章的内涵、所指、现实意义，则可能需要我们去读一些诸如二战前后的经典名著、研究专著，包括我们自己撰写和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有不同版本）、《世界历史资料选》、《西方外交思想史》、《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等。甚至如果我们感到普京先生讲话中有某些局限性时，更要把这些图书打开细品一番。二战的成因发人深省，历史可以镜鉴，历史上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可以告诉人们更多的真相，引起当下人们更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把握好当下的社会发展趋势、当下的历史变迁，不借助于书本，还有更好的途径吗？
了解历史原因，需要问书看书查书读书；同样，理解当代理论和学说仅仅靠新闻信息也是无法圆满达到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要求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前世今生，熟读资本主义发轫时期的经典著作，耐人寻味。习总书记曾经一口气列出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时期的十几位经典作家，涉及他们的十几部经典著作—《利维坦》《人类理解论》《论宽容》《政府论》《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波斯人信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哲学思想录》《百科全书》《常识》《人的权利》《美国危机》《理性时代》《人权论》《独立宣言》《自由法案》《联邦党人文集》等。这些散布于500年间的经典著述，可以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不再肤浅，让我们不做井底之蛙。如此，我们才可能强固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立牢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信心。即便是理解习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如果我们能读一读生态文明思想的十部世界经典，我们一定会茅塞顿开，对“两山理论”的理解更深刻更深入，更容易付诸自觉行动。
历史是由许许多多的过往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太多了，让人对新闻旧闻的把握苦不堪言，而历史上又有许多智者和理论家，把这些新闻旧闻归纳总结出规律和经验。一部部散发出历史光辉的经典著述传诸后人，才有了今天理论建设的厚重、社会的丰富多彩，才有了人类思维的进步与提升，才使我们不致沉湎于一些事件本身，而跳出来看世界、看历史、看今天和明天。这正是出版给予我们的借力优势—眼力、眼光。正像一位睿智的名家所言，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人类文明的结晶出发，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
历史包括无数精彩、悲惨、突发的瞬间，新闻义无反顾地展示这些瞬间，呈现和记载这些瞬间；出版则把它们串联起来、归总起来，使之成为可资借鉴的规律和经验，成为今天人们的智慧和见解。虽然历史不断重现旧时的场景，但出版揭示出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出版不断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要让每一轮循环都有新的提升，都有新的进步，都有新的发展。文明战胜愚昧，落后让步于进步，正需要我们通过出版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创造明天。
当人们每天沉湎于移动网络，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埋头于细碎的新闻信息之际，我们的劝告是：抬起头来，读几本书吧，让出版为你擦亮双眼。对于现代人来说，人类文明进步最大的奥秘，是知识的传承和积累，而出版责无旁贷。
三
人民邮电出版社推出的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的“一生的嘱托”—《心》，这是一本小册子，首印8万册当月售罄，又加印5万，销售仍然看好。《心》定价56元，一两个月中销售总码洋达到700万，应当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无论从内容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这种出版情形无疑是喜人的。但在当今的图书销售中，这类案例凤毛麟角。我们的图书，一年的总销售额一直在千亿元左右，而正常年景中小龙虾形成的市场就是3000亿元。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出版社成为具有经营性质的企业。占有市场份额、形成经济效益成为所有出版社的不二选择。毫无疑问，引进市场经济元素，对于整合利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挖掘、开拓有益于出版生产的各方面条件，利莫大焉；对于调动出版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出版业的长足发展，功莫大焉。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市场的野马如果没有制度和理性的笼头，发疯、跑偏是常有的事情。市场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促进事业（我们已经叫作出版产业）发展；利用不好，延误、制约甚至颠覆事业发展。所以，中央一再强调社会效益第一，争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我们曾经到一家服务于出版科研的部门调研，发现凡涉及中央部门的研究项目，一般都进展缓慢，成果平平，质量不高；而涉及地方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项目，大家争先恐后，只争朝夕，成果不少。什么原因？个人收入多寡使然。原来，承担中央项目没有个人劳务费提成，承揽地方项目则个人劳务费颇为丰厚。还有一个编撰国家权威大型工具书的部门，组织第一版时，作者们群情振奋，以此为荣，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废寝忘食、任劳任怨，虽然所给的报酬寥寥无几但大家毫不在意；组织第二版时，作者们的积极性已经没那么高了，参加不参加、是不是撰稿人、有没有这个名声，不重要、无所谓；组织第三版时，有些作者的怨声戾气就出现了，稿费给得太低，活动经费没有，资料费补贴太少，来往车旅费没有地方报销，等等。编撰者的荣光、往日的荣耀、署名的况味，好像已经变了个样子。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些情况、个别现象，但一部大书一拖这么多年，而且又是国家急迫需要的，不能不说是局部出版生态的真实写照，是普遍的价值观转移的危险信号。从这些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出版来说，市场的促进十分有必要，但市场不是万能的。
出版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这层道理很多人口头上明白，心中却并没有悟透，至少行动上用脚投票。所以政府只好把规制做得严上加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结果又出现限制了恶劣细胞，也约束了正常细胞；遏制了行业漫无边际的增长（事实上已经不是在正常增长了），也影响了行业的正常生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硬性干预的痕迹越重，负面效应也跟着凸显。
在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方面，我们和西方的出版业结构完全不同。西方出版业之所以成为支柱产业，一是他们把娱乐业加了进来，二是他们做成的是版权产业。这和我们的出版概念有相重叠的部分，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一定要让中国出版业直追西方出版业，按西方的模式生长，使出版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本身就是脱离自身境况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不是中国特色。我们喊了这么多年做大做强，整个行业主业的产值依然抵不过一家国际大型传媒企业，正说明出版业的完全西化在中国走不通。
比如，我们一直试图看齐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国外大型传媒企业，而且一追几年十几年，后来发现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反过来被他们制约，被他们抢走我们的地盘。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要有爱国自觉、民族自信，最好的论文要写在中华大地上，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
比如，与国外这些大型传媒企业相比，他们的很多方面是我们学不到的。我们资格最老的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多岁了，历史悠久，在我们看来，其文化积累十分厚重，在中国现当代出版业中举足轻重，但依然与爱思唯尔不能同日而语。爱思唯尔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电子数据库，拥有世界每年25%——30%的顶尖级科学技术论文，两千种世界顶尖级学术期刊，商务印书馆再怎么努力，也难望其项背。我们考虑中国出版业的经济属性，必须从我们自身的实际出发，切不可揠苗助长，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指标、要求。
经济是基础，从属于上层建筑，从属于政治，这不言自明。但经济不是政治的附庸，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出版业的市场经济转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是由出版的可经营性质决定的。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出版企业跻身于世界出版巨头之列的事实，也说明我们的出版经营是有限度的，是受约束的，这由我们自己的特点所致。我们有了足够多的上市公司，这似乎是在走向经济体经营体前端、进入世界竞争方面迈了一大步，我们毕竟有了资本、资源集合的条件。但是，我们的步子仍然迈不开，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传统思维障碍，也不仅仅是无法进入世界主流出版市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行业的经济体量使我们远不足以成为和世界大型传媒企业较量、抗衡的对手。在这方面，经济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不能期冀我们很快成为出版强国，在国际上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出版在世界上展示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中国理念，靠的是我们自身的特色和先进性，靠的是我们的创新、创造，靠的是我们对中华古老、悠久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靠的是我们非同一般的精神呈现、价值观见识和文化内涵底蕴。
由于制度定位不同，用经济价值权衡中国出版业的提升，一定会使我们的发展误入歧途。出版业接受的政治要求是方向正确，要坚持正确导向，而这种发展导向的明确，应当是整个行业的清醒，应当是上上下下十分重视的原则。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不仅仅会使具体的出版单位陷入困顿和迷茫，而且会将整个出版业拉入陷阱。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讲经济效益也许会寸步难行，但如果把出版仅仅当作谋利的行当，一定会极大伤害出版本身，颠覆出版的核心价值。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出版集团，为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更大的利润收益，不惜染指自身并不熟悉的其他行业，结果主业颓废、副业亏损，整个企业几乎被拖垮，这样的教训让不少出版单位如梦方醒。
出版本身的经济属性，使它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全身而退，水至清则无鱼。但在形成经济效益、追求经营利润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出版本身的使命、价值和意义，同时要明白出版经营经济是有限度、有边际的，不像制造业等行业一样，有多大投入就一定有多大回报、有当时的投入就有当下的回报。还是那句老话，出版事关一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一个时代的健康发展、一个民族先进性的可持续维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四
出版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表现得十分充分。它不仅极大地推动科技创新和积累，而且以对整个社会科学理念的灌输、科学理性的植入、科学理论的集成、科学规范的建立、科学知识的普及起到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性和促进性作用。
屠呦呦团队关于青蒿素研究的突破，至少将3.6亿疟疾患者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最早形成她们的研究方向的就是一本古籍，写作者是生活于公元284——364年间的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出版对知识的保留和流传，引导将近两千年之后的后学者找到医治当代人间疾患的路径和方法，这样的故事的确可以让人一窥出版之伟大。也许我们今天有意或者无意中的积累，会为后世留下更多珍品和瑰宝。对于当前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典籍，虽然没有现成的药方（一剂根除的药方），但由经验形成的治疗、预防实践，已经在疫病防控中大显身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病流行中的患病感染率、死亡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当美国政府制约中兴公司时，我们看到了中国芯研发和制造的短板，看到我们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在半导体芯片方面的弱项，当时的中兴公司事实上处于任人蹂躏、任人宰割的地步。当美国政府封锁华为公司时，我们又看到了，这里完全没有了他们所谓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的色彩，只有背后的国家利益、国家意志或者是几家操控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作为私有企业的华为公司，被一味推销私有制价值观的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所制裁，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残酷打压，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不择手段。你想一花独放，走在前面，那是绝不被允许的。这种霸道、这种蛮横、这种肆无忌惮，哪里有一点公平竞争、和平发展的常识。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出版能做些什么？拿我们厚重的历史底蕴去比拼，显然是文不对题，那么我们应当在哪些方面来思考？从表象上看，芯片水平达不到是科技攻关不到位，那么科技之外呢？学识、见识是不是浅近，理论、理念有没有欠缺，普及与提高都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
德国学者彼得·拜尔在评价“为什么美国仍将是超级大国”时提出：第一，美国是世界上远远领先的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第二，美国拥有经济实力；第三，美国拥有强大的机构，联邦州和媒体的多样性都非常突出；第四，美国仍将是创新性科技大国；第五，美国人的力量和创造力。即使在发生乔治·弗洛伊德被暴力杀害这样的可怕事件之后，他提醒，不要低估了美国人的再生能力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军事、经济、科技之外，还有什么？拜尔关注到的是媒体多样性、人的力量和创造力。
媒体多样性的作用有那么突出吗？拜尔认为这些都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内在力量。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出版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在唤醒和培育这种内在力量方面的欠缺。这种内在力量培育甚至让社会明显的两极分化都黯然退后——当然不是消逝。我们不怀疑国家内在力量的培养，但为什么这位学者把有助于增强国家内在力量归功于媒体作用的突出，甚至点出媒体多样性的时代特点，认为这些超越了“两极分化”的极度影响？还有对于“再生能力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的认知，当然，这本身就是出版的基本功能和职责使命。如果我们把科技之后更深层的原因剖析出来，就会发现，科技的发展远不是科学或技术本身，而是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共生的整个社会生态，出版的服务不仅仅是要把葛洪的医书推出来，还要培养它产生的土壤，营造它出现的气候，形成它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哺育它催生出新的创造和发明精英。
回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主题。自疫情开始起，我们出版界也和各条战线一样，从仓促应对到抗疫常态化，打了一场遭遇战，又打了阻击战、主体战，然后进入持久战。出版战线推出了抗疫选题类的图书近一千种，涉及三十多个学科门类，几乎涵盖了战胜疫情所需要的方方面面。我们为坚守一线的出版同仁点赞、助威，他们也是疫病流行中坚定的逆行者，也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当然，仔细对这千余种选题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也会发现我们仍然缺乏划时代的精品力作，即使是能与《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药物简史》等比肩而立的大书也难觅踪影。我们期待有这些方面的突破。
总结世界历次产业革命的共同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有新的科学理论做基础，科学理论创新的量与质的突破达到某一熔点，就会带来产业变革、社会变革的突飞猛进。出版要充分考虑在科学建设方面的建树，十分关注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力求用基础理论的厚重土壤培育出科技创新的大树。同时高度注重科学与技术发展方面的协同，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来的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促进产业更新换代。我们的现状距离这些需求还差距不小。
出版的服务要体现在及时发现、及时总结归纳、及时积累综合，用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即时指导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习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是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就是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的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自主创新上”。出版一定要明察和把握这种大的趋势，主动切入科学技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中，推动中国科技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科技创新方面，习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动向，抓住技术变革中一些带动性强、影响面大、能够代表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关键技术，高度重视、密切跟踪、迎头赶上。这就需要出版界同仁密切配合、审时度势、通盘考虑、提前谋划，把基础打牢，把支撑做到位，让服务更便捷、更切合实际。
科学知识的推广、科学理念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仍将是出版业的重头戏。习总书记提出要把科普工作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求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进一步突出科普工作的大众性、基层性、基础性，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为科学技术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出版工作者也要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以实际行动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正像科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出版业自身的高技术应用更是迫在眉睫。近水楼台先得月，春江水暖鸭先知。用高新科学技术武装，也让出版业感到了技术恐慌、应用恐慌、实践恐慌。要缩小我们与国际先进出版企业的差距，虽然没有捷径可走，更不可能弯道超车，但利用高新技术的确可以使我们加快速度和进度，可以在某些相同的技术层面上公平竞争，取得理想的进展。
五
2020年，农民工吴桂春给东莞图书馆留言的情节让人感动。他在东莞打工17年，来图书馆看书12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而无一害的唯书也”，“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永生不忘你，东莞图书馆”，“识慧东莞，识惠农民工”。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年人，一个以打工为生的社会“扛活人”，在不得不因为疫情失去工作而返乡之际，到图书馆注销借书证，应馆里的要求，现场写下如此感人的寄语，的确让人暖心。留言引起社会关注，很快吴桂春又在东莞找到了工作，留在这个书香城市里。
我认为，农民工与图书馆的故事，让我们更明晰地看到读书与人生的关系的同时，也看到了出版对社会的深层关心。吴桂春没有与大多数人一样，沉湎于工余时间的看电视、打网游、看手机段子，更没有去打牌、押六合彩、玩麻将。在吴桂春身上，我们分明看到，读书成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之一，“心安之处即吾乡”。东莞图书馆说：“感谢，我们一直在，等您再来！”网友说：“百感交集，眼含泪光，温情的东莞图书馆，惬意了这个燥夏！”如果图书馆成为每个人心仪和向往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书香就会愈加浓厚，我们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一定会更新气象。人社部官微发文称：“在此，想对吴桂春一样的劳动者说，各地人社部门将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在求职就业路上，助你们一臂之力。”这个“一样”含义隽永。
温习吴桂春的故事，暖心之中，也有让人黯然神伤的地方。“我的第一职业是打工，第二职业就是看书。”“如果今天我要去图书馆，我早上就会多吃点，这样，中午不会饿，可以一直待到晚上闭馆。”“做人要有正气，要知道是非，通过读书知道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做人。”“东莞把我留下，唯有读好书做好人来感谢。”“真正看书看得多的人，是不会做坏事的。”我想，这应当是对政府努力实现的“六稳”“六保”最客观的回答，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秀回答之一。
我们一直强调“知识改变命运”。假若无数个改变命运的主体，能够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书架前，捧起书本，“他的内心就有安慰、平静和获得感”。记者们说，“文字的力量穿透纸张，直击人们的心灵”；图书馆馆员说，这件事“是那么地真实和典型，直击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图书馆人有了一种强烈的职业自豪感”。那么，作为出版人，我们是不是更能从中获得自豪感？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给人知识，给人力量，读书本身可以成为人的精神慰藉。吴桂春说，“书的世界是那么地平和，可以让人忘掉忧愁”，“这里让人心静，可以全神贯注地走进书的世界”。我们还可以从图表中看到这个社会发展的健康曲线。
图1 2011年—201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人资源情况
图2 2011年—201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及书刊外借册次
当然，也应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截止到2019年，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96个，意味着平均每44万人才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相比之下，美国、英国、德国的这个指标是13万人、1万人和6600人，俄罗斯的这个指标是5634人。
当然，出版与社会的关系远不只是建立书香社会促进和谐稳定，也不只是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形成更强大的生产力。首先，出版体现政治主张，促进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建设；其次，出版支撑和反哺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文化繁荣；最后，出版形成文化积累和一个时代的信息传播底蕴，促进文化创新。
出版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供给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影响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和质量。我们每年出版近20万种新书、1万种期刊、1000多种报纸，以及难以计数的数字出版物，涉及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所有方面。我们的出版无时不有（我们叫全天候）、无处不在（我们叫全方位）、无事不用（我们叫全支撑）。出版业既服务于上层建筑、精神文明建设，又服务于经济基础、物质文明建设，既有文化引导、文明建设的作用，又有科技发展、技术武装的效能。
即使对社会建设、民生事业而言，出版的效用也是巨大的。习总书记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个方面都涉及出版供给；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全部特点，都需要出版来体现；教育、就业、保障、脱贫攻坚、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社会安全，无不需要出版做好服务。
出版与民生息息相关，也许我们还可以涉及更多方面，为此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那只有做另外的文章了。
六
一家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出版社曾邀笔者去谈谈出版工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出版工作者如何把握好意识形态导向。那时候，笔者的想法还比较简单，认为中小学教育主要是打下基本认知基础，比如让学生们了解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概念。谈意识形态有点高大上，讲大道理学生们听不懂。后来，笔者改变了这些想法。
笔者听过一个关于美国西点军校和100美元的故事，有各种版本。故事的梗概是，四星上将詹姆斯在军校毕业典礼上致辞，没有讲什么话，只是掏了一张皱巴巴的100美元出来，问学员它为什么有价值，为什么可以换回别国好几百块钱，换回一大堆东西。“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为什么别的国家咬着牙也要接受这种不公平？”詹姆斯说，“因为你们的存在，有了你们谁也不敢挑战这张纸的价值”。
后来的演绎更多，比如说詹姆斯讲到，美国军事实力称霸全球，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因为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一流和上游，是因为有制度保障，是民主自由保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发达。
多么生动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个故事应当是编造的，但其说明的道理却勾画了美国政客的丑陋本质。当然，用这些意识形态霸权、霸凌、霸道逻辑，解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挑衅、打压，也可以解释清楚。只不过今天这种威胁更露骨、更凶恶、更无耻。从根本上讲，美国为何而“战”，是要侵略、殖民中国吗？怕美国政府自己也知道，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东方架几门大炮就让一个国家屈服的日子没有了。美国政府的目的是遏制中国、搅乱中国，意图让中国自己乱起来、斗起来，形成意识形态的巨大撕裂，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停下来，以维护其地位、强权和霸凌。
特朗普身边的“四人帮”中也有改口的，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2020年8月5日的发言中，埃斯珀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不可避免的威胁，不认为我们会和他们打一仗，但我们必须与中国竞争，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都要有活力。”他概述了美国国防部的全面重新定位，从教育到改变全球作战司令部的优先秩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并与美国国防战略中的“大国竞争”保持一致。也有更加肆无忌惮的，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2020年7月6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居心恶毒，扭曲事实，通篇谎言，充满攻击和诬陷，被世界媒体评价为无知且无耻，《华盛顿邮报》也把他列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国务卿”。特朗普2020年9月22日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更是罔顾事实，把这种攻击推向极端。这些倒行逆施，世人有目共睹。无论是意识形态抹黑，还是赤裸裸的攻击，都暴露了这些政客们极度虚伪和丑陋的本质。这些也说明，他们运用意识形态工具，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来不择手段。
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在高新技术形成的迅速传播的时空中，如何针锋相对，如何把握“时、度、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进行的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三个“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开创新局面。同样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的出版工作者更要坚守阵地、有备而来、打好持久战。如何拿出积极应对的先手高招，如何打好战略主动战，包括形成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需要我们每一位出版工作者主动出击、创新思维、迎难而上。
对孩子们的教育同样如此。我们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主张人类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和睦共进理念，要让它们从小根植于孩子们的思维之中。
七
对于意识形态，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地观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也能够扭曲反映客观事物；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作用与反作用，让意识形态变得十分复杂、扑朔迷离。
出版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产物。出版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属性，作用与反作用同时存在。但由于它是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地服务所有的社会活动的，包括直接形成生产力、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直接进入经济形态、科技形态等物质形态，出版不仅在所有方面始终存在，而且起着重要的支持、支撑作用。我们一般重视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出版的上层建筑意义，往往忽略它的经济基础价值和作用。如果从科技、教育、认知、常识的视角看出版，它为整个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以及它支撑物质社会、发展物质社会的效用，丝毫不亚于意识形态属性所产生的作用。
比如，收入并不宽裕的家庭，对于孩童智育、美育、体育的重视，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报“一对一”的面授班，一年花费数万元，几乎成了一些家庭的主要开支，理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提高下一代的整体素质，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十分注重的事情，符合一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社会可持续发展、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础。出版对于教育的关切、关注和进入，更要体现在浇树浇根、育人育心方面。
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普及的常识性内容不仅需要一定的广度，像《十万个为什么》所解决的问题，而且需要一定的深度，不一定到了大学才去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出版很少给孩子们这样的机会，甚至不少时候使经典被束之高阁。
即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形式化、套路化、浅表化、口号化的情形也随处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为什么看不清，为什么拧着来，为什么会成为吹鼓手？除了政治站队错误、大是大非迷惘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常识不懂、知识乏匮、见识短缺。
习近平总书记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具有基本常识、以平常心态看问题的人，一定会深有同感。
意识形态教育不能流于形式。比如，我们对政治与战争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到他在“插队”时，从同学那里读到过克劳塞威茨的《战争论》，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战争的母体，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争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定会入木三分。出版也是这样，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体现意识形态主张往往会事与愿违。
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的社会发展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理念、观点、概念、价值观的整合。出版与意识形态的交集，决定了出版自身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属性。出版在意识形态之外的贡献和意义，同样是出版发展应当十分注重的硬道理。出版既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硬实力建设的基本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醒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和激烈过，出版人必须旗帜鲜明地主动地为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出积极贡献。要真正明白出版工作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是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硬道理。要真正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坚守阵地，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自觉肩负起用正确的意识形态促成全民共识全社会共识的重要职责，完成出版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八
笔者曾经作为出版管理部门的代表出席一次会议。会议上介绍了一个情况：有非法出版物（数十万只“点读笔”）流入边疆地区，表面上看是传播古兰经的出版物，实质上是传播暴恐理念的教材。据主持会议的同志介绍，该非法出版物中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喝酒打牌，违反教规，你们死后进不了天堂。要想进入天堂，必须杀五个人赎清人间罪孽。如果你们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就剁掉自己五个手指头。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么邪恶的教唆没有人会接受。
几年之后，深入边疆地区基层乡村调查后发现，在一些村庄、大巴扎、居民住户中，竟然真的有小伙子左手没有了手指头，而且不止一两个人。暴恐势力的洗脑、邪教分子的灌输，竟如此残酷地反映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才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学校里的双语教育形同虚设，没人教普通话，没人学习和使用汉语。这些孩子勉强上完小学，一进入初中接触数理化就掉队了，数理化的内容没有与当地语言对应的词句。于是，大量的学生十一二岁辍学，回家又干不了重活，便在村子里游荡，招惹是非。这时，极端宗教势力趁虚而入。教育的欠缺导致他们认知能力不足、法律意识浅薄、行为举止野蛮残暴，成为文盲、科盲、法盲，形成了无知者无畏的怪圈，成为社会动乱根源的一部分。
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检视，似乎可以说，为了解决文盲问题，双语教材我们出版了；为了解决科盲问题，关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书已有很多；为了解决法盲问题，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著作不胜枚举。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空白、死角？反思出版，仍然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我们的图书应当起的效用没有起到，我们的服务应当落脚于具体现实之中但没有实现。等我们如梦方醒，回过头来检视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时，甚至发现一些中小学的民族语言教材中，也有被篡改、塞进不端内容的情形。当然，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得到根本扭转，但教训会让人记忆良深。
还可以看一看香港的例子。2019年，不少香港年轻人成为蒙面“黑衣人”，令人震惊、令人痛心。教育专家纷纷指出，香港当时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的。首都师范大学石欧教授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
一些香港学校的自编教材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公开质疑“一国两制”基本国策，认为“前景悲观”“长此下去，会考虑移民”；隔断历史，更多介绍古代中国，近代事情基本不碰，现当代历史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内容；只讲西方文明的先进和东方文明的落后。一家幼儿园的教材中甚至这样写道：中国是暴虐的国王，而英国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最后魔法师救了自由港。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早在1994年李登辉掌握国民党内实权后，其就开始“教改”；蔡英文上台之前，她就动员青少年学生发起“反课纲运动”。台独分子正是从教材教改下手，篡改历史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这些分裂势力、反动势力，都选择了教育、教材作为突破口。这不能不从反面警示我们，出版人首先要担责，要把好教育、教材关口。
基础教育、社会教育是永远以出版为基础和基准的，出版是教育之本，教科书是教育的范本，范本即根本。错误和反动的意识形态进入教科书，是从根本上和我们争夺下一代，从基础上颠覆社会认知和判断，必须提高警惕。同时，出版服务教育，不仅要看内容和形式的正确、准确、精确，同时要看实际效果——出版物是不是真正服务现实社会，真正起到了作用。很多时候，出版界做的是“甩手掌柜”，只管把书刊出版出来就是。这种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是，即使书刊堆积如山，也不能够实实在在推动社会健康、全面发展。还有不少书刊文不对题，与现实脱节，让人读不下去、读不进去、望而生厌，结果适得其反。无论是把关审读还是发行传播，出版人都是战壕前沿的战士，是争夺阵地的先锋。
出版对教育的深层次服务，关系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用、速度和持久韧性。中国现代出版业缘起于对教育的服务，教科书出版是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核心目标。张元济主张的“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陆费逵主张的“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王云五主张的“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至今读起来仍然感到是至理名言。
九
2020年中旬，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所谓的“经”书，引起社会哗然，让出版界蒙羞。无独有偶，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所谓“论”书，又掀轩然大波，像明镜一般照出出版界的短处。两家出版社被烤在社会舆论的火焰山上，被推上社会责难的风口浪尖。
出“经”书的出版社负责人描述他当时的窘迫和难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起来”。这位老出版人披露了他与编辑部门的谈话要点：影响恶劣，抹黑形象；教训深刻，教训惨痛；正确认识，正确对待；刮骨疗毒，认真整改；化茧为蝶，重塑形象。并痛下决心，“人心不能散，队伍不能乱，工作不能断”“把方向，管导向，抓质量，带队伍，找差距，补短板”“严把政治方向关、舆论导向关、价值趋向关、格调品位关，以及表达方式、表述程度、表达语言关和装帧设计、定价印制、营销宣传关”“首先要接受惨痛教训，稳定人心，稳定队伍，认真整改”。
这本“经”书、那本“论”书的出现，固然有当事作者的责任，但是三审三校呢？管理关口呢？正常环节呢？流程控制呢？好像一切都形同虚设。社长、总编要冲在前面抓稿子，可更重要的是稳住阵脚，让整个团队跟上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由此笔者想到了业界新同事的不断进入，出版界的传帮带不到位，培训、培养空泛老套、流于形式，这为出版发展埋下了风险和危机的种子。
出版行业与出版管理看似一对矛盾，实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出版“双为”“双百”“双创”方针的落实，当然需要整个行业齐心协力、内生动力、创新能力，同时也需要管理部门“给力”，实行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精准管理，包括方向引导、质量监控、奖励惩罚、中长期规划等。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中经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研究批准的、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是整个出版业健康发展、长足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为出版业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精品生产、守好出版阵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其中提出的“六坚持”“五加强一推进”正在形成巨大的政策指导效应。
在对相关出版管理、科研部门的调研和考察中，我们结合机构改革转隶之后的新情况，根据政府赋权每个单位的职能职责，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意见和建议。这些单位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涉及政策研究、发展前瞻研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华版权代理中心，涉及版权登记和保护）、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涉及中央财政基金支持）、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涉及质量监管）、中国版本图书馆（出版物数据中心，涉及书号、版本管理）。这些单位要做到：站位要高，眼光要远，研究要深入，服务要到位。管理是护身符，是基本保障，是桥梁纽带，具体建议有五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探索方面，加大前瞻性研究、全局性研究和宏观管理政策方面的研究，要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研究出版如何始终保持正确导向，如何提升管理质量和服务能力，如何应对发展趋势和风险危机，如何规划管理规制和长期计划。
二是在版权建设方面，应当尽快建立版权产品数据库，形成数字云服务。除了关注关照著作权人的权益外，还要考虑出版单位的切身利益，比如出版单位集合集成集纳的权益保护、策划组织过程的权益保护、修改加工的权益保护，让出版者的利益在版权保护中得以实现。
三是在基金支持方面，形成现有成果的数字化和电子数据库建设，加大对高质量集成、高品位创新、高水平作品的引导力度和支持力度。要有一部分基金实际主导、主持、主张的国家产品、国家品牌，要有和世界一流出版物比肩而立的经典作品，要有进入世界一流社会阅读的常销产品。通过国家项目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融入世界。
四是在质量监督方面，加快内容、形式、印制、装订、绿色印刷、版本鉴定、校对、电子化、数字化等九项检测、督查的现代流程改造，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真正形成国家权威、国家声望、国家标准，形成监督和检测科学化、现代化、便捷化，真正成为提升全国出版物水平、品位、质量的推进器。
五是在图书数据版本管理方面，以更便捷的方式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保障书号供给，科学解决摊大饼和出新品之间的矛盾，提高对于选题质量的判断力、精准度，提高规划和管理的科学性、完整性，圆满完成出版物的国家版本生产、复制、收藏、储存、展示工作。
出版发展硬道理体现在出版对整个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体现在从历史到当下、从眼前到久远的每时每刻，体现在每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实践之中，体现在每一个民族存在、延续、繁盛的所有细节之中。出版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影响和决定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基本走向、基本认知、基本态度的大事要事。尽管每一项出版活动都有其随机性、独特性，但总的趋势是无法违背和排除的。某种程度上，出版的选择代表了社会的最初和最后选择，只不过有些情况下需要更长的时日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