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是出版企业开展知识服务的首要前提和重要内容。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可为此提供很有参考价值的逻辑指向。本文理论分析和溯因推理相结合，首先介绍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分析其对出版知识服务的意义，然后结合出版实际，从媒介可供性的视角具体阐释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并明确几点实际应用的策略建议，以为业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应用策略；媒介可供性；可供力
一、引言
现代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程度的日益深入，强有力地重塑着人们的知识行为，紧跟时代、消息灵通、需求多元、独立主动、注重体验、乐于分享、拥有话语权，成为新的行为趋势和特征。技术能力的飞跃和知识用户——该概念因出版的“知识中介”性质而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包括角色为作者、编者、读者、智能助理等在内的相关知识生产、传播、消费、应用的机构，及“人格”设备和个人——的行为变革，驱动出版知识服务的范畴、方式、层级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和提升，新型知识服务出版模式风生水起。国外的一些著名出版机构如励德·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和培生等集团，在数字化转型基础上正迅速切入知识服务轨道。在我国，不仅有以“知乎”“得到”“磨铁阅读”等为代表的民营公司产品亮相登场，而且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我国政府层面分别在2015年、2017年和2018年先后征集了110家出版机构和技术单位，开展专业类出版知识服务模式和综合类出版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几年下来，在产品研发、标准制定和运营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截至2018年3月，就已有103款专业知识服务产品基本完成规模建设而上线运行，综合类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目前也已有多款问世，只不过作为阶段性的初期产品，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
产品往往被用作服务的中介，出版开展知识服务首先离不开相关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交付；解决好产品设计生产问题，然后进一步展开服务运营，进而才能全面推进知识服务过程。所谓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即以满足知识用户特定需求为中心，经过知识服务出版模式的专业化组织生产，具备一定商业价值的知识产品形态，就当下具体形态而言，包括而不止于各种知识库、客户端、网络文学、在线课程/课堂、网络地图、知识社区、虚拟/增强现实型产品等，以及多形态产品的组合。不过迄今无论是专业及学术出版领域、教育出版领域，还是大众出版领域，对于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认知和设计研发，基本上处于探索尝试状态，各项标准、规则也在研发统一中，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理念、方法和模式；而且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媒介深度融合和人们媒介信息素养、阅读素养逐步提高的情形下，未来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必然也必须具备新的效能、生成新的形态、呈现新的面貌，成为“内容、社交和场景三位一体”[1]的出版知识服务范式的基础工具和载体，对于其设计研发也就要求特定的逻辑规律来支撑。那么，是否可以引入一个普适性强点的理论来深化认识和指导设计？如果可以，其主要理论内涵是什么？又该采用哪些策略推进其付诸实施呢？回顾现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至今以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为主题的相关成果不太多，仅有一些对具体出版知识服务平台/系统建设现状、运营案例[2][3][4]和当前国内外一些知识服务产品类型和特点[5][6][7]等的分析总结，理论层面的讨论不多也不深入，这显然不利于实践上的参考，亟须对此进行必要的学理思考和提升。本文引入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结合溯因推理分析，来回应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认知及其设计逻辑问题，旨为引入一个新的系统思路，以为产品设计和产品修正作参考。
二、媒介可供性及其对出版知识服务的意义
（一）可供性与媒介可供性
媒介可供性源于可供性理论的启发与移用。1978年，美国生态心理学者詹姆斯·吉布森最先提出可供性概念，用以指物理环境给予生物体（行为主体）潜在行动的可能性，它源自行为主体对所处环境效用的主观感知与其所处环境的客观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蕴含着客观物质属性和与行动者技艺关联、互惠、互补等关系属性。其实，环境同样会产生行动局限，因而可供性是行动支持可能性和行动限制可能性的统一。其后一些学者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可供性的内涵，比如强调信息感知属性、传播属性、技术功效属性等，并拓宽理论应用范畴，将其引入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工程设计、计算机技术、法律、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美国学者安德鲁·理查德·施洛克在2015年界定了传播可供性概念，认为传播可供性指的是受众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改变传播实践或传播习惯的技术客观品质之间的互动作用。[8]美国学者罗纳德·赖斯等人在2017年提出媒介可供性概念，意指在媒介潜在的特性（或功能及局限）之下，与行动者的需求或目标有关的，并且行动者在特定语境下感知到的、可以使用一种/多种媒介展开行动的潜能之间的关系。[9]同年，华人学者潘忠党在一次关于新媒体的访谈中谈及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他认为目前媒介可供性可以分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即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三大维度，每一维度分别涵盖若干项可供力，其中生产可供性包含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等五项可供力，社交可供性包含可致意、可传情、可获取、可连接等四项可供力，移动可供性则包含可携带、可协调、可定位、可兼容等四项可供力，并指出可用该框架来指导媒介（新媒体）的设计、选择和评估，[10]但他未对此框架的各项可供力内涵做出进一步解释，也没有反思和揭示其中的限制性涵义。国内学者景义新、沈静[11]，楚亚杰、胡佳丰[12]和喻国明、赵睿[13]等人在国内较早引入了该理论框架，认为该框架应用前景广阔，但仍有可进益的空间，并对该框架可供力的内涵尝试做了初步阐释及具体情景的应用。
（二）媒介可供性对出版知识服务的意义
自有“出版史”以来，出版基本是以交付出版产品的形式展开知识服务的，而从媒介史论的角度看，出版产品即媒介，媒介是属概念，出版产品是种概念，一部出版史也就是一部媒介发展史，因而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即可谓是一种出版新媒介、出版新物种，难怪西方学者将交互图书APP看作是一种并非对现存媒介修正的新媒介。故而，在新技术条件和新消费环境下，可以发掘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对于出版知识服务的理念启发和逻辑指导作用。一方面，它能够提示我们明了技术赋予知识用户感知行为的可能性，激活特定的技术属性与知识用户所处的特定产品环境及活动场域之间互动叠加的新效能，在理论上揭示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效能结构及其要求，并明确一种可能有效的系统的产品设计逻辑思路和找到具体着力点，以更好地使产品及其功能研发达成目标明确、切合实用、体验佳效，从而促使出版较为完美地履行“中介”知识流转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它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媒介可供性在生产、社交、移动等方面的可供力，为出版知识服务适配场境发挥“围圈效应”“同侪效应”和开展社群运营，以及培养和促成知识用户“认知在场”认同和参与知识服务的习惯及行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同时提供了动因，这更有益于出版知识服务整个过程的顺利开展和效能实现。这一切其实贯穿了从产品设计到产品营销以及知识服务的全过程。当然，该框架也可以用来评估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实际效用与设计的合目的性，评估的目的最终还是多指向产品或服务的高能、高效设计生产及交付。
三、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
为便于理解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本文先简要解析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技术架构、形态结构和功能结构，然后对逻辑内涵展开具体阐释。
（一）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结构构成
不同领域范畴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在具体知识类型的服务情形下其结构有很大不同，但一般来说，还是有共同的规律的（见图1）。表现在技术架构上，基本由基础技术支撑层、资源管理系统层和传达展示应用层构成。表现在形态结构上，主要有数据层、内容层和界面层等三层级结构，数据层主要承载知识数据、用户数据和资源管理数据，内容层目前主要以课程、讲座、电子书刊、数据库、视听节目、解决方案等具化样态呈现，界面层则表现为应用支持接口和交互界面。而表现在功能结构上，出版知识服务产品既能有效助力出版履职，完成从知识发掘到知识传播的业务流程，也能适应或者说满足知识用户诸如知识创造、知识检索、知识阅览、知识交流/交易、媒介使用、生活助手、情感伴随乃至社会交往等多元需求。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体，出版知识服务产品是出版服务紧密结合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知识内容不断丰富、更新，而产品界面形式却相对稳定的特征。种种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形态背后，其实蕴含着一种知识传播体系、出版服务文化和商业生态属性，有着一系列针对产品和服务的标准规则、运行机制作为保障，能较好适应网络环境下出版的“再中心化”而避免出版泛化或知识服务庸俗化——这很重要，因为一是出版有特定的专业功能和核心价值，应有特定场域、私域流量池来支撑和保障；二是出版应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三是利于造就品牌价值。
图1 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结构构成简图
（二）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
媒介可供性在具体的应用情景下，比如新闻媒介、社会化媒介、企业内部媒介等领域，其三大可供性维度及其各项可供力是有不同的特定所指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作为特别的媒介品种，其各项可供力自然也要从出版的角度加以展开，基本设计逻辑框架如表1所示。那么，从出版知识服务实践的实际出发，在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下，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的内涵如何解读？为什么要如此设计，或者说该设计逻辑的意义何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也就弄清了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在出版知识服务领域的引入和应用的逻辑内涵。
表1 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框架表
| 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 | ||
| 生产可供性 | 社交可供性 | 移动可供性 |
| 可编辑 | 可致意 | 可携带 |
| 可审阅 | 可传情 | 可获取 |
| 可复制 | 可协调 | 可定位 |
| 可伸缩 | 可连接 | 可兼容 |
| 可关联 | ||
1.关于生产可供性方面的设计逻辑
生产可供性，是产品产生可生产感知和行动的效能，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等五项可供力。可编辑，即允许知识用户针对相关知识对象展开编辑过程的自由度，借此主要可以实现三类编辑行为：①编者按照编辑出版规则，自觉能动地进行知识发掘、引导、扶植、连接、组织、鉴审、整理、规制、优化、营销、IP孵化及衍生等一系列编辑出版专业业务工作，以此实现知识对象的开发、组织、丰富、把关、提质和传播，及赋予知识内容以文本、音视频、课程等样态的呈现传达；②作者对自己所提供的知识文本等进行编改修订或删除，一定程度上包含知识创造；③读者做阅览笔记、知识重组、知识收藏、参与知识创造，以及对自己所提供的阅感、评价、回馈信息进行编审删改修订。对于协理上述活动的智能助理也是如此。可审阅，即供给知识用户获取知识对象的效能，允许知识用户对相关知识对象进行检索、访问、阅览、审查、回顾、评价等操作，或者利用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推送相应的知识对象和连接知识用户，无论是编者、作者、读者等人的要素，还是智能助理等智能技术要素，都可以自主将上述操作付诸行动。可复制，即指允许知识用户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将知识对象加以复制、转发和迁移以及按需个性化定制等的效能。可伸缩，是根据需要延展和收缩知识链、价值链的能力，以及产品平台系统方面的可延展性，如低成本、高性能、多媒体、高增值、可接入、可删除、可维护、可升级等。可关联，是指知识资源及知识生产、传播、交易、应用等关节点，彼此链接、整合、竞合、勾连交织，以及与第三方媒体平台、结算平台乃至企业生产平台、电商平台等的跨平台对接与关联的效能。当然，媒介可供性是支持和限制的统一，对于违法、侵权及违背伦理和出版规则的负效机能和举动，则要通过技术手段和规则设计加以限制、过滤乃至禁止。
生产可供性一方面召集和赋权、赋能知识用户，促其积极能动地参与知识的开发、编审、审阅、关联、搬运乃至直接创造生产，让他（它）们各显其能、各取所需，为价值共创、价值衍生和价值增值贡献生产性力量；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将知识产品作为平台，通过机制设置灵活联通内外各种资源，促成知识生产传播链的延展或收缩，以保障知识内容的传播效力和社会价值，科学回应知识用户合理的多元、多形态、多场景、多功用的社会需求。其实质就是围绕知识内容的多面向开发，将各项可供力性能发掘出来、整合起来，也将它们的功用发挥出来，目前多采用如下三种模式同时进行，即基于内容资源面向垂直圈层的功能扩展、基于社会资源面向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以及基于用户资源面向使用者的社群细分。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必须以具备和发挥这些功能为宗旨，灵活运用现代科技和第三方应用平台（如社交媒体、MCN、小程序平台、网络阅读及视听平台等）加以研发，以生成相应可供力。
2.关于社交可供性方面的设计逻辑
社交可供性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等四方面的可供力。可致意，指的是知识用户利用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媒介社交属性，进行沟通交流、表达心意的效能。可传情，是指知识用户利用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建立的情感表达渠道和丰富的传达方式，进行情感标记并有效传达的效能。可协调，是指通过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调动产品系统的各种组件和知识网络中的用户及各方资源，促成知识网络协同运行的效能。可连接，则是指对象连接能力，是通过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彼此勾连、建立知识网络乃至社会网络连接的效能。出版知识服务产品本身也因社交而“人格化”，而具有了对象感、交流感。知识用户出于知识社交甚至情感社交的需要，依靠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社交属性，注意、发现、选择、联系其他对象知识用户，并通过对知识对象的订阅、评论、探讨、推荐等实时和错时的互动行为，“传情达意”、协同生产、寻求情感归属、彼此互动传播，从而促进知识优化管理、知识流转和产品的转推传播。当然，此处社交可供性强调合理合法、积极健康、符合个体需要的正面效能，如有必要，比如需要形成相对封闭、安静不受打扰的阅读沉浸体验或者防范侵犯他人权益，则要设置限制性能、屏蔽功能和惩戒功能等加以保障。
媒介是人的延伸。在媒介化的网络社会，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作为媒介品，同样需要对接延伸过来的人体，不止在知识服务方面满足知识用户优势资源获得需求，而且围绕知识产、供、消费及应用乃至日常工作和生活行为，供给作为“情感公众”的知识用户以社交功用属性，通过媒介工具属性，满足他们知识生产传播和社会层面的参与、社交谈资、阶层标签、身份印证需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更是人的意识的延伸，人的情感的延伸，毕竟人是情感动物，社会是情感社会，建立在信任和认可之上的情感，往往被认为是网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连接点；互动仪式链理论也认为，社会活动可视为互动仪式，社会结构即以互动仪式链呈现，而情感则是其中的核心要素及结果，人们参与互动的动机即在于情感能量的理性选择和文化/符号资本的驱动，[14]由此可以见证社交和情感促进知识传播的动力价值。奠基于“情感协调”“互动仪式”的“情感公众”共同体，无论对出版知识服务中的知识管理与分享、情感劳动、圈层构筑、社群运营，还是对拟态人际环境、情感场景、价值场景，乃至更宏阔的知识社会语境及社会结构的构建，都有着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故而，设计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不能不依据社交可供性逻辑，通过自建和与第三方社交媒体合作的方式交付知识社交功能，耦合嵌入“情感”关系网，以更好地履行出版的“知识中介”使命，促进知识流转和情感交往，助力知识社会的构建、完善和运行。
3.关于移动可供性方面的设计逻辑
随时、随地、随需、随意，是当今大行其道的媒介规律，附体其上的知识服务，也应该能够和必须能够随需遂意、跨越终端界限、超越时空限制地满足知识用户的各种合理需求，而这是建立在可移动传播的基础之上的。理论上说，可移动，是对媒介融合、出版融合、“四全媒体”发展和人们媒介参与感、获得感、体验感、实践感、助理性、伴随性需求的回应，是媒介化知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结果。而据CNNIC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8.97亿，城乡“数据鸿沟”逐步缩小。[15]另据第17次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接触率上升，接触率为79.3%，较2018年上升了3.1%，手机每天接触时长最长，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成为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有三成以上国民有听书习惯，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国民比例较高。[16]这种发展特点和趋势再次表明，数字化生存渐成常态，当下及未来，极有可能“非移动，不媒介”，而实现媒介移动可供性，已经成为当下媒介运作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规律。因而，移动可供性也应成为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重要设计逻辑。
具体而言，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移动可供性，可从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等四项可供力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可携带，是指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可以方便地随时、随地甚至随身携带移动，具备适应和满足各种知识服务场景（包括时空场景和情感场景）的效能，这些场景可以是固定场所的大屏幕，也可以是具体服务场景里的终端设备和应用程序，甚至是你家冰箱的门等。可获取，是指知识用户调用知识对象以及使用产品相关功能，进行直接地、高频率地、便利地甚至个性化地对知识进行创造、搜索、存贮和分享传播的可能性。可定位，是基于位置信息，实现对各场景知识用户数据的搜集、记录、分析和监控，通过传感器、位置服务、算法模型、情景感知和移动社交网络，完成用户画像和知识网络的组建及关系协调，实现数据系统互动连接和需求快速响应基础上的知识需求和知识供给的恰当匹配。可兼容，是指知识对象的多媒体性、融媒体性以及场景化和智能化的多元态呈现，在信息协议技术和沟通机制的支撑下，实现全媒体、交叉融合、跨屏、跨场景的即时、无缝传输和共享。
四、应用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的策略建议
基于媒介可供性的设计逻辑，为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研发明确了具体要求、效能指向和着眼点，但是为更好地执行这一逻辑，有必要进一步给出如下几点策略建议。
（一）遵循（移动）互联网思维和融合思维的指导
在如今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的网络时代，媒介转型升级遵循着（移动）互联网和媒介融合发展的规律。所谓（移动）互联网思维，即是以用户、平台、连接、流量等为内涵的多维网络状生态思维；而融合思维则指的是基于融合文化的特征，从新旧媒体融通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一种大系统思维方式，[17]强调媒介观念、经营理念、媒介要素的融合和统一。它们反映并吻合当下媒介的演进规律和经营定律，如同能让人抬头看清前路那样，为各种媒介的设计生产、融合发展和产业化运营提供重要的思维向导；作为媒介表征、标准和指标的媒介可供性，也因而在媒介实践中得到科学合理、适度有效的理论发挥。而知识服务出版模式，诞生于网络环境下的融媒体时代，是现代信息科技、（移动）互联网和媒介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同样不能不基于（移动）互联网基因和融媒体属性办事，故而包括产品设计阶段在内，出版知识服务亦应遵循（移动）互联网思维和融合思维的联合指导，如此我们才能从更宏观更深层次上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各项可供力的开发指向和坚实落点，否则就很有可能发生对（移动）互联网特性和媒介融合规律的偏离、不适应甚至违背，出版知识服务也恐将绩效不佳、困难重重乃至失败。
（二）以知识用户为中心
现今社会已经进入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以“需”定产、消费驱动成为企业生产和服务提供的基本逻辑。出版业在进入知识服务阶段后，更是从以“生产传播者”为中心，转向了以“知识用户”为中心，赋权并赋能知识用户，挖掘用户价值，满足知识用户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需求以及情感体验感、知识实践感，进而形成工业化、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机制，成就基于数字经济的知识服务产业，成为出版知识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这首先体现在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研发方面。因而，在发挥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的指导作用时，需要有针对性地紧紧抓住知识用户的需要及其行为特点，来合理充分地调动各种必要资源，有条不紊地展开设计研发，不能仅从出版方的角度想当然，而造成功能冗余/缺失或功能虚设，尤其是一些能体现自身产品特色的必要的特别设计，比如强大的信息检索和知识推荐功能，再比如优质特色内容开发和用户个人中心特权福利设置等。终究既要能实现出版传播知识的基本功能，又要能吸引住知识用户，牢牢黏住甚至锁定知识用户，并促进知识用户积极参与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运营，唯有如此，才能履行好出版职责和充分保障知识用户必要的知识和权利的参与感、获得感、满足感和体验感。
（三）遵循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原则，循序渐进，不断充实、修正和完善
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研发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较少功能到全面效能，除旧布新的逐步升维、升级的动态过程。具体设计应遵循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原则，即围绕知识用户的核心需求，先做出一个简易的知识产品原型，然后小步快走，边设计、边生产、边完善、边发布，不要盲目大干快上，否则出了严重问题回不了头或只能推倒重来，结果费时费力费资源。当然这种原型可能是单一产品形态类型，比如只有知识服务客户端，也可能是组合形态的产品矩阵，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开发的“人卫临床助手”“人卫用药助手”“人卫临床知识库”等“人卫助手”系列产品。不仅如此，为配合主产品的运行，知识服务出版企业还大多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注册微信、微博、豆瓣、今日头条等认证号，构成知识服务媒体矩阵，来加强和推动与知识用户及知识用户间的沟通和联系。然后在简单架构起来的初始状态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服务比重、提高服务质量，引导知识用户行动和促进知识用户间的互动以强化参与感、提升体验感，并收集知识用户体验情况反馈信息，不断测试、试用、评估、修正，逐步优化，从而实现产品设计生产的成本可控，灵活机动，除旧布新，快速迭代，效能升维，价值升级，最终完成能很好适应市场环境的产品设计。
（四）既要从具体的可供性维度和可供力着手，精品化设计，又要讲求系统效应和整体效果
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是对媒介功能和特征的析出和表征，每个维度每项可供力都极其重要，它们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体系。基于它生发而成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设计逻辑亦是如此，它的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及其具体各项可供力均有各自的模块功能价值。因此，应发挥它们的思维指向和功能价值提示作用，科学合理地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协议机制，确保每个维度每项可供力均得到慎重而精益求精的设计开发，或者优效关联利用其他必要的第三方应用平台，引入跨平台的可供性，稳扎稳打，尽量不留瑕疵，从而为实现产品整体效能和“1+1>2”的系统效应打下良好基础。
但是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而是要有整体思维和系统眼光，设计逻辑中的各个维度及其各项可供力要素，保证它们全面、相互配合和形成有机系统。而在现阶段的产品中，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比如有人通过对一些产品研究分析后指出，有些产品存在内容资源不足、资源关联度不够，开发技术和架构不太统一、标准执行不够深入，忽视用户需求、功能虚设，导航和检索设计欠佳、个人数据导入不顺，产品不友好等问题，[18][19]而且有些产品目前只提供数据库PC端产品，尚没有移动端产品服务，更别提多屏多场景适应性产品设计了。这都是缺乏媒介可供性有机整体观、系统观，缺乏扎实的精品意识和精益设计生产能力的表现，不过作为阶段性产品，可以理解，但作为教训，理当修正和记取。
（五）务必落脚于通用技术应用和严格的通行标准体系采纳
设计逻辑的展开和应用，终究需要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和标准规则的综合运用来落到实处。一是应优先选用通用技术，确保底层支撑技术、知识计算技术、数据存储和传输技术、智能服务技术、部署方案以及应用服务技术的统一、贯通与兼容；二是要严格贯彻执行通行知识服务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和知识组织标准、知识服务标准，以及知识组织和服务的关联相关标准，在标准的不断认证、完善中力争贯通统一。而从国内试点来看，目前很多产品在技术通用和标准执行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只有技术、标准贯通统一了，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的生成才具备坚实基础和可能，也才能最终真正实现，知识服务产品及其内容才可顺畅多场景、跨媒体对接第三方平台裂变传播，产品迭代和创新才可能得到不断推进和成功，而知识用户也才能低成本、高收益地便利使用体验；否则一旦出现任何违规和技术隔阂，不但极易影响内容质量和体验感，而且也会增加知识用户使用成本，甚至导致产品沦为“知识孤岛”，这无疑会严重影响产品整体效能的发挥。
五、结语
知识服务业已成为出版融合、出版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风口和行动路径。为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引入媒介可供性逻辑，是很必要且有现实意义的。
不过，在借鉴媒介可供性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尚需注意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正如前文所述，作为理论框架，媒介可供性仍有可进益的空间，可能需要进一步补充、修正，尤其是应针对出版知识服务的实际、特点和内在规定性完善其内涵、明确其要求，以校正和增强其指导性。第二，随着技术发展和媒介自我进化，以及知识用户媒介信息素养、阅读素养的提高，媒介可供性的构成维度也必应然更新变化，因此，媒介可供性框架是动态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也须及时动态优化，与时俱进。第三，媒介可供性的视角可为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创新，乃至出版知识服务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有益思路，亦即可以参考媒介可供性的诸项可供力指向，寻求延续性创新乃至破坏性创新，但具体如何创新，尚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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