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沙仲辉：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自1896年被张坤德译介进入中国之后，因其典型新奇的侦探小说美学趣味而广受读者追捧。中国译者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介是对古典通俗演义文学的类型填补，它所具有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趣味，具有跨域国界与时限的美学共通性，而出版者对它制定的“本土性”“时代性”“大众性”的译介文化策略，也推动着其在中国读者市场的快速普及。
【关键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翻译热潮；译介策略；经验
诞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侦探推理小说的先河，作者阿瑟·柯南·道尔也因此被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并与英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法国的莫里斯·卢布朗并称为世界三大经典侦探小说家。一百多年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1世纪以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借助电影、网络、新媒体等媒介形式，以多元化的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自1896年被张坤德译介进入中国之后，因其典型新奇的侦探小说美学趣味而广受读者追捧，它的引进不仅直接影响并衍生出诸如《霍桑探案》等本土侦探小说，还将福尔摩斯塑造为“智慧侦探”的代名词。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我国外文文学经典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译介类型、出版次数都非常多的英国小说作品，在读者市场保持着热销态势。
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的译介概况
作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经典侦探小说之一，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百年来的“中国之旅”当中，因其与特定时期的大众群体文化需求相契合，先后出现了四次译介出版的高峰阶段。
第一，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时期《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介出版热度极高。据学者陈平原考据，在1896年至1916年出版的译介小说中，数量第一的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作品。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对英国的科技、人文、政治等方面的全方位描摹，具有“启蒙大众”的时代特征。同时，它迥异于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叙事方式，带有曲折离奇的情节、高度专业的科技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等，也迎合了晚清市民“审美娱乐”的文化趣味，作品中“启蒙”与“审美”的合力，催生出译介出版的第一次热潮。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登由张坤德译介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1899年，上海素隐书屋出版《新译包探案》；1901年，黄鼎与张在新合译《泰西说部丛书之一》；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署名为“警察学生”译介的《续译华生包探案》；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补译华生包探案》；1904—1906年，周桂笙和奚若译介《福尔摩斯再生案》；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林纾、魏易合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晚清民初时期译者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译介大多采用文言文，且对不符合中国读者审美体系的部分进行删减和改造，这样的举措迅速开拓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庞大的中国读者市场。
第二，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2册）；1923年，大东书局出版《福尔摩斯新探案》；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4册）；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请程小青以白话文重译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3册）。较之晚清民初的文言文译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译介基本采用白话文，同时借鉴西方语言的部分特征。白话文译本的出版也更加适应当时大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需求。
第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丁钟华等人译介的《福尔摩斯探案选》在内部印刷发行；1979年，群众出版社以简体字的形式公开出版《福尔摩斯探案集》；198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3年之内，同一作品一版再版、多版并存，足以证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读者市场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境况。
第四，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以及大众对科技文化的探求，图书出版市场的业态格局被重构。出版机构一方面坚持对“新作”的持续生产与造势宣传，另一方面对“旧作”也一再修改再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所具有的品牌号召力和通俗文化大众性，使其成为被再译、再版的超级明星。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有几十家出版社邀请国内权威译者参与再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比如苏叔阳、王知一、王海滨、陈建华、吴春梅等几十位译者。此时，中国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译介出版在诸多维度都达到历史之最。
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译介出版热销的文化成因
中国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介是对古典通俗演义文学的类型填补，该书所展现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趣味，具有跨域国界与时限的美学共通性，而出版者制定的“本土性”“时代性”“大众性”的译介文化策略，也提高了其在中国读者市场的适应性与认可度。
第一个原因是对“叙事悬疑性”的译介认同。中国古典“奇书文体”的整体结构基本采用“缀段”“章回”式的顺序形态，线性化的叙述方式以事件的自然时间演变为中心，力图在叙事中呈现小说的意象内涵、人生寓意和思想通观等，悬念、解密、奇闻、翻案等都是围绕宏大的中心寓意表达而铺陈，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始终保持着“说”与“听”的距离。《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将事件的悬念、犯罪的解密、线索的整合、逻辑的架构等作为叙事演变的推动力，比起对叙事寓意的展现更重视对叙事过程的描写。主人公对案件线索的收集、拼贴、整理的过程，以及对案件的追溯过程，就是对案件侦破的过程。重要的是，无论是福尔摩斯的解谜、华生的叙述，还是作者的一系列铺陈，都在努力消除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将读者视为破解案件的“共同参与者”，共享着从悬疑到解惑、从破碎到清晰的逻辑思维过程。中国译者译介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开创了“叙事悬疑性”趣味，丰富了中国古典通俗演义文学“讲什么”的叙事形态，并采用双重结构的叙事模式、第一人称的叙事情境、节奏化的叙事时间等，也因此拓展了中国古典通俗演义文学“怎么讲”的叙事类型。
第二个原因是对“科学精英”形象的接受。无论是译介版本的变迁，还是译者的更迭，抑或是译介语言的转型，福尔摩斯作为“科学精英”的形象塑造是译介改编的重点。可以说，福尔摩斯是一位“新人”，其的“新”包含知识、科学、理性、人文等多重超越特定时代特征的综合典型性，正是因为福尔摩斯身上所具有的这种超越性，他在书中才成为一代代读者青睐的文学形象。福尔摩斯具备超越常人的综合专业知识，比如地理学、植物学、化学、法医学、心理学等，他都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系统掌握能力。在《血字的研究》《恐怖谷》《戴面纱的房客》《斑点带子案》《狮鬃毛》等案件当中，他就是凭借超越常人的综合专业知识进行案件侦探。同时，福尔摩斯还具备高度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敏锐的观察力，他擅长通过零散的证据线索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当中完成对案件的动机、时间、过程、场景和结果的还原。福尔摩斯正是具备以上这些特质，才能成为满足读者对现代科学具象人物高度期盼的“科学精英”形象，这是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能够跨越历史时空而保持审美内涵，从而不断热销的根本原因。
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译介出版的启示
第一，国外文学经典作品的译介出版应精准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持续性的译介热潮和出版畅销，一方面源自作品本身的文学魅力，另一方面是其译介演变规律呈现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和文化需求的“本土化”趋势。比如，晚清民初的译介绝大多数采用的是“豪杰译”，即“译其意不必译其辞”，删减、添加、增译、编译等较为普遍，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最为核心的倒叙方式改为章回体顺叙方式，对小说名称、人名地名等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采用当时市民所习惯的文言文译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白话文已经成为市民大众的主流语言文体，程小青、周瘦鹃等译者的白话文译介水平已日臻成熟，他们总体践行着“信”（忠实）的原则，且在“达”（通顺）与“雅”（文采）方面已经非常完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共同成为时代主流，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再译，更加注重文学与科学、审美与娱乐、归化与异化等的兼容并存，译本中出现了大量译者添加的注释，以此解决中国读者对文本中难以理解的盲点，译介的语言也更具兼容性；21世纪以来的译介普遍注重对读者的审美定位，满足不同读者的文化需求，译介形态包括了插图版、影视版、漫画版，以及名著导读版、汉语拼音注释版、中英文对照版等。
第二，国外文学经典作品的译介应以出版质量作为占领市场的根本法则。目前，国外文学经典作品的译介出版存在盲目跟风、重复出版等现象，这往往造成译介出版繁盛的假象，实则是出版资源的浪费。20世纪以来的热销版本当中，最受欢迎的是198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由丁钟华和李家云等共同译介完成的版本。此译本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认同度，是因为译者译介时对“信”“达”“雅”原则的真正践行，从遣词造句到语言风格，都展示出译者对国外文学经典作品译介的专业性与译者自身的创新性，即对国外文学经典作品译介出版质量的学术坚守。正因如此，它至今仍然是文学界所公认的经典译本。
第三，国外文学经典作品的译介出版需树立文化品牌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得到了持续的再译、再版图书，但出版市场的营销实践最终证明，这是一个以质取胜、优胜劣汰的市场重组过程，只有那些能够坚守学术质量、以读者阅读体验和文化需求为中心原则的译本，才能成为市场角逐的胜出者。在此过程中，出版社、译者、图书产品等构成一种联动性和组合性的文化品牌。出版社的营销方式具有强大的市场感召力，具有带动同类图书产品得到推广与畅销的潜能，译者对译介作品的品质保持着“信”“达”“雅”原则，以兼容并蓄的译介态度坚守作品的学术性，这是相关人员对作品进行深入而有效的出版传播的保障。因此，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译者，对国外文学经典作品的引进或再译，都需要树立文化品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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