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谭徐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摘 要】新史学品牌诞生于2010年前后，是从“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这套丛书开始的，基于回答如下问题：如何把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去？我们需要以什么作品和实践来呼应新史学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积累拓展为多个系列，着力发掘青年学人与开拓史学议题，在学术界、出版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成为学术图书品牌化的一面旗帜。未来，新史学品牌会着力推动史学品牌的社会传播，加强学术的普及化，塑造更加精彩的历史阅读氛围。
【关键词】新史学品牌；“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青年学人；学术普及
很多人问我，“新史学”这一品牌是如何来的？我都强调必须回到2000年前后的学术与文化氛围。
当时，学界对于史学研究的反思相当强烈，文学研究、哲学研究也试图向历史靠拢，以至于有人担心史学会被蚕食。不过，史学不少同仁的心态相当开放，愿意尝试甚至争论一些重要的命题。比如就我印象所及，对于什么是社会史，就有多次讨论，尽管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论，但引发了后续的研究，将研究方法与领域引向深入。
其实，自梁启超先生1902年提出“新史学”这一概念以来，真正落到实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由于各种原因，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慢慢以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名义在大陆有了较为深厚的积累。不过，这里面也存在不小的问题，就是并非把社会史当作一种方法，而是更多当作一种研究领域，无形中有着自我设限。
一、“香山论剑”
20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概念的百年之际，梁启超曾外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召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法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汇聚香山，探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历史学如何与社会科学展开对话的问题。会址选在香山梁启超墓附近的卧佛山庄。开幕式形式自由，松散地环绕梁墓凭吊一番，周围山林拥翠，树影婆娑，颇有纪念的意味。参会者进入卧佛山庄的四合院，迎面而来的是楷书名家张志和的巨幅书法，上书梁启超先生《新史学》一书中的名言，“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算是对这位中国新史学首倡者的致敬。会场上，各路人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甚至争论，人称“香山论剑”。会议论文集和讨论记录形成厚厚的两大本，在青年学子中间传诵一时。
作为大会的召集者，杨老师以为，“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西方渡来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及其对新文化史、历史记忆、全球史、图像史和历史书写的关注，给历史学带来很大冲击。在这个当口，历史学需要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方法论的自觉反思对此做出回应。不过，“香山论剑”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立即解决问题：如何把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去？我们需要以什么作品和实践来呼应新史学的挑战？我们当时想到的是，是以新方法和新思路来撰写论著，进而形成丛书，将新史学这一理念贯彻到研究工作当中，于是有了“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这一套丛书的出版。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这套丛书由杨念群教授主编，首先推出的是他自己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和王笛教授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前者试图探讨晚清以来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从医疗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揭开了一片新天地。后者以其在学术的重要性和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两本书的推出，吸引了众多的学术目光，使得这套丛书的起点很高。不过如何延续，其实经历了不短的徘徊期。对于丛书的延续，当时让人踌躇很久。一个契机是，吴飞教授关于华北某县的书稿来到了我们案头，如何操作？把人类学的东西放进去合适吗？当时，有人是犹豫的，我则觉得既然是多元对话，人类学不是最为重要的维度之一吗？有何不可呢？于是，丛书第三本就是吴飞教授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将人类学的角度引入，真正实现了丛书名的“多元对话”，让读者看到了更丰富的角度。
此书的设计邀请了著名设计师蔡立国先生担纲，他不负所托，将华北乡村的苍凉感与本书相关内容结合，封面一出，很多人赞不绝口。这一本书的推出，也让我们的推广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启了新史学沙龙的活动系列。更要紧是，当时吴飞教授还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这让我们意识到，新史学其实应该有一个吸引与争取优秀年轻作者的倾向，借助他们的锐气与才气勾勒出不一样的学术景观。
二、板凳一坐十年冷
当下有不少学术丛书，学术丛书的出版有很多模式，标准与速率不同，效果也就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我们力求宁缺毋滥，不为追求数量而牺牲品质，为了好的书稿愿意默默守候。“有一本做一本，作者是谁，哪门哪派，都不重要。我们做了长期的准备，坚持个二十年，不信不能成为一种现象，在当代史学史上被记上一笔。”这是杨老师这些年给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因为都有着精益求精的追求，这也成为我们天生的一种愿景，与时风逆向而行。
现在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说学术资助很多，学者能够得到的资源比此前多；最坏的时代，是说很可能给了资助，就需要尽快见成效，尽快有成果，尽快出书，而相对急躁语境下的学术成果，就可能不那么靠得住。慢工出细活，在学术研究这一行当，可谓至理名言。
每当看到出版市场很多丛书满坑满谷地出现时，我们除了警惕，还是警惕。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厚重的作品绝对不是玩人海战术可以计日程功的，所以“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这套丛书显得尤其慢，至今十三年，也才出到20多种，近乎每年两种的节奏，有的年份因为耐心等候作者交稿，甚至颗粒无收。然而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值得的，静待一本力作的交稿与诞生，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里面无疑是想塑造一种风气，就是宁缺毋滥，宁恨勿悔。比慢，比诚，比实，相对于骤然而起的学术景观，我们更愿意做一个手艺人，相信好的学术研究往往不是学术速成，更不可能是人海战术所能奏效的。
三、与青年学人共同成长
有次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的邀请，在珞珈山分享学术出版心得，刚刚成为正教授的胡鸿专门提到，某一个早上接到我的约稿电话，很是激动了一下。这一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很诧异。新史学这套文库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大力支持，这是我们极为感激的。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年轻学者非常关注，时刻准备注意他们的发表，试着将他们的不少想法转化为学术作品，因为这是一个最有生命力与成长空间的群体。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里面吸纳了不少年轻学者的作品，很多是这些学者的博士论文或第二本书。其中可见的是，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徐前进《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这些作品以其新颖的视角、清新的文风，让我们感受到年轻学人的魅力，也受到国内学界乃至文史爱好者的追捧。
我们后续待出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年轻人的作品，如果不是过于挑剔，我相信，这些作品会逐渐延伸成一条足够丰富的脉络，让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史学界的新鲜力量。关注年轻学者，正好比我们是一个年轻学术出版品牌一样，是期待能从无限可能中汲取智慧，不仅仅是做学术园地的守株待兔者，而是进入学术场域，将有待深入开采的学术作品进行深度的耕耘，甚至允许一些试错，鼓励更多人尝试新视角，与他们共同成长。这样的努力越多，或许中国史学的前景才会更加辽阔。
四、由一到多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着力开辟了一些新的史学领域，深度介入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身体史、情感史、环境史、概念史等领域。截至2020年3月，“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已出21种图书，数量并不算大，但每本都有亮点，学术质量都比较过硬，每本都能重印，甚至销量数万册。在学术类图书中，这一系列的市场表现堪称出色。
代表性作品如杨念群教授《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揭示出，“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因此，“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最终演变成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该书在当代中国医疗社会史领域具有开创之功，曾被中国27家媒体评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不但在大陆学界广受好评，还将由PeterLang出版社推出英文本。
黄兴涛教授《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对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做了细致梳理和深度阐释，登了近五十个榜单，被译为数十家媒体年度好书，作者还为此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年度学者。
胡鸿教授《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成为《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的年度十大好书。该书被《中华读书报》《新京报》等媒体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英文版将由美国BRILL出版社推出。
王东杰教授《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考察清末以来的国语运动，考察了其与国家建构、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是一项非常扎实的研究，被《新京报》评为年度十大好书。
然而，史学出版的天地远远不止于此。史学研究风格不同，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皆可谓好作品，为此，我们将“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扩展为“新史学文库”，形成了八套丛书。“新史学文库”并不只“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这一个系列。在十余年的运作过程中，我们投入极大热情，不断伸展选题触角，相继推出多个子系列：“中华学人丛书”（覆盖了更多样的研究取向和史学流派，出版罗志田教授《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桑兵教授《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图书）；“新史学文丛”（收入“长论文”性质的作品及史学名家随笔集，出版黄兴涛教授《“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增订版）、侯旭东教授《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等）；“新史学译丛”（［日］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等）；“法国大革命史译丛”（［法］古斯塔夫·勒庞《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美］谭旋《路易十六出逃记》等）；“新史学纪事”（《章开沅口述自传》等）；“民国北京史丛书（《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等）”……这些系列都有很多后续作品有待出版，如“中华学人丛书”已出版有38种，在学术界树立了较好的口碑，后续还有40种作品有待出版。我们期待以更加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全方位呈现史学研究的魅力，进而拓宽读者的历史视野。
五、新史学的未来
中国出版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需要做的是如何提升出版品质与服务效率。新史学所设想的，其实是要做一做减法，在量上做减法，而在如何推动一本书更好地进入读者的视野这一层面，则要做加法。
今后需要努力的除了夯实既有基础，我们还会尝试非虚构作品的推动，尤其是原创的轻学术作品。除了在学术界内部发掘，可能更需要广义的文史学者参与进来，围绕一些重要命题、人物、事件展开，撰写一般读者喜爱的历史作品，为历史知识的普及奠定一些根基。这不仅是扩大销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播新鲜的学术理念，让更多读者感受到精彩研究的魅力，进而提升我们的学术品鉴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拓展新史学的边界，将译丛、文丛与传记纳入，使得这一不断推陈出新的理念能够更加丰满。
作为学术出版者，我们在研究态度上要严谨，但是在传播形式上却不应故步自封。我们应更加开放，最大限度去拥抱多介质，不仅是线下图书沙龙的分享、社交媒体的编读互动、图书的数字化，而且还包括传播、宣传的视频化，多拓展线上分享与讨论，吸引更多人关注史学新知识，培养历史思维。只有更多人关注历史，才可能把历史之门打开，进而丰富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这一努力，应该能够突破很多传播上的壁垒，将学术出版的空间拓展得更加开放。
历史学是中国学术研究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而国人对历史又有着天然的兴趣，所以如何将推动学术发展与传播史学新知结合起来，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涉及我们自身的表述策略。历史学应该成为一种思考方式，而不仅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记忆，也远远不是所谓记诵之学。尤为要紧的是，如何更加客观地看问题，更加历史地研究问题、面对问题，使我们更加多元地认识历史与社会，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一直深深感到，一方面学者有史学与知识界愈发边缘化的担忧，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本身只是叫嚷与抱怨而已。其实，作为史学家参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有着天然的优势，如果没有充分的参与意识，而是作壁上观，偶尔哼哼唧唧，这似乎对改变我们的文化氛围毫无帮助。期待通过我们扎实而有效的付出，改变我们的文化空间，进而让历史研究变得更有活力。好在未来还有足够丰富的时间，而新史料的拓展也变得越发宽广，有心人完全可以悠游于历史之海，而新史学则甘愿作一永恒的路标，与读者和学者一起守候在至臻之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