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马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 要】民俗学进入中国后，随着记录媒介的发展，民俗文化的传播经历了从口语词传播，到单纯文字记录、图文记录的印刷出版，再到动态影像记录的电子出版三个阶段，即前集成时代、集成时代、后集成时代。多种记录媒介的综合运用，使民俗民间文化的记录工作更加形式多样。
【关键词】媒介；民俗文化；出版物；影像
民俗文化出版随着记录媒介的更新，经历了从口语词传播，到单纯文字记录、图文记录的印刷出版，再到动态影像记录的电子出版三个阶段。中国自汉代就有“采诗”制度，但当时没有特别的采录设备，仅仅靠采录者的耳听、心记，转录成文字，借助书写得以记载。在新的记录工具出现前，这种采录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文化唯一的采录形式。自1918年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进入中国，学界以学科的学术理念为指导，开始借助各种技术记录民俗文化并出版发行。而真正全国范围的搜集整理工作直到20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才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的方式开展。若以这个节点为界线的话，可以把民俗学建立至今的民俗文化出版工作分为前集成时代、集成时代、和后集成时代。
一、前集成时代
由于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大多凭借口头传承、创造、不诉诸文字，这种文化独特的存在状态，使我们很难从文献资料里了解它的真实状况，所以普查、采录是获取资料和开展研究的首要工作。而民俗学建立之初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表现出以刊物为依托，向全国征集歌谣故事、以文字形式整理出版的特点。
现代民俗学兴起是新文化的一部分内容，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北京大学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一文，自此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征集歌谣运动。1922年，第一个民俗学刊物《歌谣》周刊创办，从第49期开始，周刊增加了发表民间传说故事和风俗的文章。可见民俗学自诞生起，资料的搜集工作就与出版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种纯文字出版的著述代表了当时文化出版的主体风格，文字记录成为单一的形式。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以1928年创刊的《民俗》周刊为出版阵地，发表的作品体裁日益广泛，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1930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阵地转移至杭州，杭州民俗学会主持下的《民俗周刊》作为《民国日报》副刊创刊成为民俗文化新的发行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专门从事民俗民间文化整理研究的“协会”在各地陆续成立，协会加刊物的形式，是这个时期民俗民间文化工作的特点。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中国民研会”）成立，之后各省民间文艺研究分会陆续成立。中国民研会及各省分会主要以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和出版社为出版发行的阵地。如1955年4月中国民研会创办的《民间文学》《民间文艺集刊》刊物及各省自己创办的地方刊物如《故事会》《吉林民间文学丛刊》等。这个时期以文字编撰为主，集中开展的大规模的采风编辑工作多为歌谣、民间故事和少数民族诗歌、叙事诗、史诗的整理出版。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云南的采录工作，成果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纳西族的歌》《白族民歌集》等。1958年中国民研会组织各省民研会拟开展编选“中国歌谣丛书”“中国民间故事丛书”。受制于采录工具的限制，这时候的工作主要还是以笔录为主，但也得到了学界一定的肯定，“采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这项工作由于受到后来政治形势的影响并没有持续下去，但在少数民族文学上还是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在搜集、整理方面我们有较大的成就，特别是发现和刊行了许多兄弟民族的民族史诗”，[2]如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等。
在这一阶段，忠实于录音整理的记录方式被逐渐采纳，特别是注重音声技艺的传统音乐、曲艺的搜集整理。但由于受出版条件和出版理念限制，录音、摄影只是资料搜集的补充，并不是出版的重点。在实际出版中，由于编撰理念的限制，读者见到的正式出版物已经是适当文字加工过的“作品”了，并没有发挥图像、录音、影像记录呈现口头文学特点的优势。
二、集成时代
1978年后，民俗学中的口头传统——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院校恢复，研究者们意识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是当下不可回避的任务。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发布编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工作的84/808号文件，后又将以下“七套集成”配合进行，构成了十部文艺集成的工作：《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集成》。十部集成以省立卷，预计共310卷，每卷约100万字，总计450万册。其中故事、歌谣、谚语在界内又称为“三套集成”。
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集成工作对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提出了借助现代技术设备进行记录的要求，如录音、摄影、录像等。可惜这些设备在当时的普及程度非常低，也没有提出记录技术上的要求，很难在实际采录过程中推广。“三套集成”虽然对每卷出版提出了图片要求，但没有细化到技术层面，所以图片质量一般。以云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例，共计600多万字，176幅图片，百万字还不足一幅配图，图文比例极低。[3]但这项工程依然属于当下史无前例的民俗文化记录杰作。“2009年，三套集成的省卷本全部出版。省卷本计90卷，共1.2亿字，另有地、县卷本（内部出版）4000多卷，总字数逾40亿。它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原则编辑出版的，是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4]这是用纸媒保存、记录中国民间文艺的一次全面出版工程。
1994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20册《中华民俗文丛》，这套丛书试图从田野调查获取的当下资料与文献典籍资料角度，翔实地展现信仰文化的状况。田野图片虽然有限，但足以与以前的图书形成鲜明的对比，起到实证的作用，弥补文字描述的不足。
图像媒介是图片与影像的结合，“图像制作上的两次革命：一次是15世纪和16世纪印刷图像的出现（木版画、雕版画、铜版画等），另一次是19世纪和20世纪摄影图像的出现（包括电影和电视）”。[5]前者是静态图片，后者是动态影像。集成时代的出版主要是借助静态图片，而后集成时代随着动态影像记录的不断普及，民俗文化影像出版成为可能。
三、后集成时代
随着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三套集成”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全国民间文学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期”。后集成时代是在集成时代的基础上，与2003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交织互补，对民俗民间文化全面的整理与保护，也是声音、图片、图像这些传播媒介伴随着电子技术进一步介入民俗民间文化记录传播的时代。
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通过新闻媒体官宣“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编辑出版依然是成果呈现的方式，同时提出“四、收集大量的民俗用具，编绘中国民俗图典、图录，这是用图书的形式来进行；五、摄制数以万计的中国民俗电视纪录片，用图像的手段进行纪录”。[6]动态影像技术的介入，使民俗文化立体记录成为现实，借助电子媒介，实现民俗文化的全息记录。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发布的“民间艺术普查摄像提纲——拍摄要点提示”中明确民间文学摄像的具体操作，“在村落民俗普查中，它的文本的形成主要是靠录音和文字书写，即把讲唱者的声音变成文字以供研究和保存。而讲唱者的表情、语气、手势，讲唱现场的环境、气氛以及与听众的互动，特别是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史诗、歌谣等在劳动或仪式中的现场使用情境如史诗在祭祀中的使用、号子在劳动中的使用、歌谣在叫魂、驱鬼中的使用等，都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像介入这部分普查时，不要记录全部的文字，而着重摄录环境、气氛、讲唱者的服饰、道具、表情、身势、手势、语调、与听众的互动和作品使用时的仪式、动作等”。[7]这项工程还包括对民间艺术、民俗的信息化普查、搜集，“我们的手段有三个，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拍照，一个是文字记录，三维地来做。我们要动用一切科技含量较高的手段，使我们这次记录尽可能是全面的、多角度的、立体的、具体的、彻底的”。[8]
从具体出版物来看，各种记录形式也得以充分应用。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全集·杨家埠卷》，配有200幅年画图片、100幅雕版照片以及村落、民俗等图片数百幅，并附录光盘，做到了将现代化记录设备记录的文化信息同时出版呈现。《中国传统村落图典》致力于用文字、录音、录像、图片相结合的方式对传统村落进行抢救，记录典型村落各方面的原生态信息。《尘封的古村落——山西省榆次区后沟村影像调查》作者遵循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以现代记录手段采录，最后通过文字的描述、彩色图片的呈现、附以影像记录的光盘的形式将后沟村的民俗文化给予整体的、立体的呈现。抢救工程的记录普查在技术上也并非是齐头并进，例如对故事的搜集，仍然停留在文字转录的阶段，《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出版上依然采用的是文字印刷，甚至连图片媒介都没有使用。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也是后集成时代策划、实施民俗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的一个重要部门。2006年该中心开始筹划《中国节日志》项目，分为“中国节日志（文本）”“中国节日文化数据库”“中国节日影像志”，通过文字、图片、影像三种记录方式构建“中国节日文化数据库”，组织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力量，通过田野调查，借助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对当下各民族、各地区有代表性的节日（庙会、祭典、歌会）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记录和整理。其中文本部分预计出版200卷、6000万字左右、图片8万张。[9]采用图文相配、彩色印刷的形式，录音、录像资料作为储备。目前已经立项152个，光明日报出版社已经出版53卷，其他卷册随后陆续问世。
自1845年摄影机被发明，1885年摄像机被发明，到今天的数码时代，静态摄影、动态摄像及数码摄录，已经成为文化记录与传播的重要媒介，用影像手段记录当下节日民俗活动，尽可能完整呈现局内人有文化意义的活动，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手段和课题，民俗影像成为当下民俗文化出版物的新的生力军。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并不意味着原有媒介的必然消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字、图片、录音、摄像、摄影这些记录媒介会持续在民俗文化保存与传播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注释：
[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八辑[Z].内部资料,1963:6
[2]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406
[3]三套集成总编委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三套集成[J].中国民族,2008(11)
[4]刘洋.纪念“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3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J].民间文化论坛,2014(3)
[5][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5
[6]本刊记者.透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J].中国民族,2004(2)
[7]高立民,樊宇,王善民.民间艺术普查摄像提纲:拍摄要点提示.文稿由2015年,樊宇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所讲课时提供｡
[8]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上的讲话[C].冯骥才,主编.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记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08
[9]王学文.构筑中国节日记忆——写在《中国节日志》第一批成果出版之际[C].李松,张士闪,主编.节日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