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戴西伦：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摘 要】公共阅读空间研究主要聚焦概念辨析、特征探讨、空间形态分类等方面，对公共图书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空间建构有较多讨论。现有研究对阅读空间“公共性”的论述仅局限于公益性维度，将政府主导、非营利性视作公共阅读空间的判断指标。阅读空间的公共性，应纳入可达性、参与性、交往性等更具公共性维度的指标，同时将线上公共阅读空间的建构与线下结合起来考察，拓展对公共阅读空间形态和公共性的理解。
【关键词】公共阅读空间；空间形态；公共性；可达性
以“公共阅读空间”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期刊论文和博硕士论文中进行跨库搜索，共得到134条搜索结果，剔除其中重复刊发、资讯类等关联度较低的内容后，共得到有效文献117篇。数据显示，与公共阅读空间相关的文献最早出现在2009年，[1]但直至2014年，有关“公共阅读空间”的研究每年均在2—3篇之间。2015年快速上升至16篇，2016年回落至12篇。2017年和2018年略有上升，分别为19篇和22篇，而2019年的文献数突然跃至58篇（截至2019年11月底）。由此可见，“公共阅读空间”的概念不仅出现时间较晚，且2015年前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关注。2015年公共阅读空间第一波的集中研究，得益于国家层面对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倡导，属于学术界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对话，而非学理层面的探究。随后，为推动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稳步实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文件，有力地推动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同时，国家也在实践层面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近年，公共阅读空间在实践端的旺盛需求，极需要得到学术界的回应和理论指导，由此促成2019年度公共阅读空间研究的迅速升温。
117篇文献涵盖了近40个关键词，包括公共阅读空间、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实体书店、社会力量、城市阅读空间、特色阅读空间等，占比最高的为“公共阅读空间”（14.42%），其次为“阅读空间”（13.79%），再次为“公共图书馆”（9.09%），其余占比依次递减。大量关联性关键词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公共阅读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在学术界尚且没有得到公认，处于比较率性使用概念的初级研究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公共阅读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多样，难以一言以蔽之，需要分层探讨，以获得相对一致的认可，方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本文将现有文献进行归类，从公共阅读空间概念辨析、基本属性、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情况、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以评述和反思。
一、公共阅读空间概念辨析
何为公共阅读空间？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公认的定义。最初讨论报刊阅读空间时，陈长松使用了“阅读空间”的概念，并将之分为公共空间、群体空间和个人空间三种类型。他认为公共空间是指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和接触的地方，比如广场、街道、商店等，因而具有高度开放性、公共规范性、平等和理性的特征，[2]是与个人空间相对立的、物理性的、公共的阅读空间，这样的理解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典型的认知。
文献显示，截至2015年，对公共阅读空间的阐释停留在均等性、公益性、可进入性层面，因而公共阅读空间的研究对象自然而然地集中指向了公共图书馆。各级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空间建设大力支持，出台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加大对“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与宣传。公共图书馆也开始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协同创办城市新型的阅读场所，并以各自的理解为此冠名。比如浙江温州称之为“城市书房”，江苏张家港用“驿站”命名等。北京西城区最初称为“砖读空间”……在这类空间建设模式被反复拷贝的过程中，“书吧”“书斋”“书屋”等名称不断被创造出来。2016年，北京西城区出台《北京市西城区“十三五”时期“书香西城”发展规划》文件中，才明确使用了“公共阅读空间”的概念。同年，杨松基于北京西城区的实践调研，将公共阅读空间定义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在一定的空间范围或区域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向社会（区）公众提供公共阅读、流通借阅、艺术赏析等文献资源和数字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开展阅读推广、艺术交流、教育培训等公共文化活动的新型场所”。[3]此定义是目前被引率最高的，许多探讨公共阅读空间的文献都借用了此说法。然而，这一界定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一，过于强调政府在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中的主导角色，而使公共阅读空间建构中的其他独立的社会力量被边缘化，比如出版机构、企事业单位、民营组织、个体力量等；其二，将公共阅读空间的“公共空间”内涵局限于为公众提供各类服务的“场所”，从而将内涵丰富的公共阅读空间概念平面化、简单化了。
有多位学者将公共阅读空间概念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前者泛指图书馆、文化馆、书店、阅报栏等“提供阅读的公共场所，以及进行读书交流的网络空间”，后者仅指“近五年建在街道、社区，可供人们免费借阅书刊、自由出入的新式公共场所”。[4]广义的理解统合了线上线下两个不同的次元空间，线上“读书交流”空间的表述太过宽泛，以至于难以界定，比如豆瓣、微信、QQ、起点中文等，几乎每一个互联网平台都可提供阅读交流，但未必就能简单地等同于公共阅读空间。至于线下阅读，依然囿于物理场所的理解，基本上特指城市公共图书馆及其变体，也即狭义的理解，包括了由政府主导、以城市公共图书馆为主体创办的各类阅读场所，建设模式“以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小型图书馆、特色阅读空间为主”。[5]在此类定义中，所谓公共阅读空间强调的是阅读空间的免费、便利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特性。
学者们在论述公共阅读空间时，涉及的描述性概念还包括“公共知识空间”[6]“新型文化空间”[7]“特色阅读空间”[8]等，但是行文中要么是没有具体展开论述，要么与上述“公共阅读空间”同义。在将公共图书馆作为阅读空间讨论时，还出现了更多元、更广泛、更不容易“锚定”的空间论述，如信息共享空间、城市第三空间、体验空间、智慧空间、创造空间等。
二、公共阅读空间的基本属性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研究文献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工作研究”，即现象分析和对策研究，缺乏对概念内涵、外延和基本属性加以学理研讨的兴趣。少量学术类文献显示，对公共阅读空间基本属性的讨论目前还处于浅尝辄止和众说纷纭的阶段。杨松认为公共阅读空间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开放性、现代性”。[9]公共性主要表现在公共阅读能够提升公民意识，公益性体现为公共阅读空间的免费享用，开放性则表现为免费服务的时长，而现代性则指阅读环境的美并能在技术支持下提供更好的服务。王子舟把公共阅读空间的性质归结为公益性、知识性和开放性。这里的公益性在强调免费之外，还包括“允许人们自由出入的，其宗旨或目标是实现知识与信息的公平、自由的获取”；[10]知识性的提法主要指公共阅读空间与其他城市公共空间相比能提供知识，是“公共知识空间”；而开放性除了开放时长，还表现为向所有人开放。李建霞等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公共阅读空间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开放性和知识性。[1]
由此可见，对公共阅读空间属性的讨论非常有限，且语义不清。比如公益性通常被限定于“无偿”提供场所和读物，因而排斥了有偿提供阅读空间和售卖书刊的场所。那么，何为公益性？普遍的认知是将公益性与营利性对立起来，从而认为公益性应该具有非营利、共同福利和社会共享的特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种对立关系提出质疑，并认为公益性和营利性在一些特殊领域和特殊情况下未必就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比如医疗、教育机构、公共文化基本上是免费和收费共存互补的状况。就公共阅读空间而言，公共图书馆及以政府主导的社会力量所创建的阅读空间以公益性为主要特征，民众可以免费共享书刊阅读、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服务。而大型书城、独立书店和其他阅读空间多以市场化运营为主，但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形下，它们共同为民众提供免费阅读空间、信息获取、图书购买、文化展示等服务，弥补了公共图书馆数量不足的缺憾，提供了重要的供给渠道，产生了事实上的公益效益。一些优质的市场化阅读空间和场所甚至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传递城市所秉持的文化品位，如深圳中心书城、南京先锋书店等。
公共阅读空间的开放性讨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很显然，将公共阅读空间的开放性仅仅局限于低门槛的进入条件和开放时长，是极其不充分的。事实上，城市中经营性的图书城、书店允许民众进入的门槛更低，提供的服务时长更长。因而，在开放性的讨论中，必须加入其他的考量维度，如阅读空间的可达性维度。可达性也称可及性，史蒂芬·卡尔（Stephen Carr）将空间可达性归纳为三个方面：实体可达性（physical access），即空间能够方便使人进入；视觉可达性（visual access），即空间在视觉外观上被感受并具有吸引力；象征意义的可达性（symbolic access），即空间对观察者产生空间涵义上的吸引力。[12]因而，公共阅读空间必须有充分的可达性。譬如，对于普通阅读者而言，如果不能便捷地获得阅读空间的使用权，其可达性就无法显现出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人均馆藏量仅为0.74册。按《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6个，平均44万人才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而国际图联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要求人均藏书为3册以上，每5万人应配备一座公共图书馆。由此可见，我国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从可达性指标考察，很难说我国现有的公共图书馆都具有公共性属性了，而市场化的力量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弥补公共资源所提供的阅读空间可及性的不足。如三联书店创设并在全国主要城市得到复制的“24小时书店”，以及深圳图书馆推出的“城市街区24小时图书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阅读空间开放时间短、布点不均衡等可达性方面的缺憾。
进一步而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更应该包含城市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维度，即更接近汤普森所说的“可见的公共性”。换言之，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各种形态的书店，不仅仅是供民众阅读、查阅资料的场所；还是所在城市文化和信息传播的中心；更是举办公共文化活动，个人和群体性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场所。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而忽视了民众作为主体的交往和参与。相反，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一直以来被自我或他者赋予了独立、自主、自由空间的诸多想象，成为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樊盛涛说：“把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人与人、人与书、思想与思想之间可以碰撞、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公共空间对于书店而言，几乎是一个天然的事情。书店开了，它就是一个公共空间”。[13]因此，公共阅读空间必定要足够开放、对所有人开放、可以自由出入，并且可以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讨论公共事务。
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研究
如前文所述，公共阅读空间无论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还是公共文化事业中的实践活动，都是近年来才被集中关注的，目前尚未走过初级阶段。现有的研究文献所论及的公共阅读空间形态仍然局限于政府主导视域下的范式。一方面，与政府出台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系列政策和措施有关，例如温州与扬州市政府先后将城市书房的建设列入民生工程与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进行大力推动与鼓励。另一方面，也与学术界对公共阅读空间的理解尚未超越公共图书馆系统相关。
2015年，国务院连续转发两个文件，即《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公共服务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营合作制）。公共阅读空间作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也在政府主导下向社会资本与社会力量开放，因而涌现出一批以图书馆为建设主体的新型阅读空间合作模式，引发学界讨论。2019年，李建霞和文卫华、黄佩芳都提到当下的公共阅读空间包括自助图书馆、小型图书馆、特色阅读空间三类，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阅读空间，以民办公助模式为主。[14]段弘则认为现有公共阅读空间只有图书馆和书店两种主要类型。[15]肖雪锋以政府与非政府参与程度为依据，认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主要有三类，即政府机构开设的公共阅读空间、非政府机构创办的公共阅读空间、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合办的公共阅读空间。[16]上述讨论，无论是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本质上并无差别，都以政府参与程度为依据，或者说以公共图书馆为参照的“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模式。而以其他方式存在的城市阅读空间，比如私人创办的独立书店、国内外资本支持的民营书店等，很少被列入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加以讨论。
事实上，何为“社会力量”还处于众说纷纭之中，“社会力量来源广泛，包括企业、读者协会、志愿者等”。[17]王亦君则认为包含三种类型，一是与出版直接相关的力量，既有传统出版社，又有图书销售的电商平台；二是与出版间接相关的力量，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三是跨界的力量，以书为媒渗透至各种业态。[18]虽然目前没有公认的界定，但比较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由政府主导、政府参与、政府与市场资本或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共建的阅读空间称为公共阅读空间，且必须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或由公共图书馆负责监管。目前，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多地实施的社会力量参与模式，无非有两种：其一，倾向于由政府筑建“引导平台、资源平台、活动平台、宣传平台、支撑平台、培育平台的六位一体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平台”，[19]然后再推动和规范社会力量介入；其二，在原有政府主导的图书馆基础上引入社会力量加盟，在此模式下，社会力量参与主要表现在“政策参与、资源动员、项目合作、志愿服务和社区自助”等。[20]
书店在全民阅读、书香城市的建设中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令人玩味的是，在现有研究中，很少将它们纳入公共阅读空间视域加以讨论，也不将它们视为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固然与学术界对公共阅读空间“公共性”理解的偏狭相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术界对独立书店看法的严重偏颇。翻检为数不少的民间书店研究文献，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市场销售、经营管理、设计布置、品牌传播等市场要素，仅有少量研究（含硕士论文）将独立书店与公共空间、公共文化空间相关联。北京单向街图书馆是一家著名的独立书店，倪捷认为这家书店不仅仅是卖书，更重要是要“通过书籍、谈话、影像、思想，构建起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相互探讨问题的空间，鼓励他们对世界独特的体验和思考”。[21]与学术界不同，一些民营书店的创始人却非常自信，甚至言之凿凿地认定独立书店当属公共空间。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认为“先锋书店在做一个公共空间，毕竟你是一个书店，这是一个公共空间，是公共空间的塑造者，时代的代言人”。[22]广州马赛克书店创始人郑奋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书店就是公共空间的最小共同体”。[23]孤立地看钱小华这句话，似乎只要是书店就能自然地归属于公共空间，就能以书为媒获得公共性。不过，如果通读他主编的几本书，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这个意思。郑奋将书店公共性归结为书店通过与阅读相关的行为和活动建立起一个独特的共同体，因而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
除了独立书店，处于阅读产业链上游的出版社，同样也是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社会参与力量，三联书店的门市书店有着悠久的历史，“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开创了新型书店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挺进大型商场开设自产自销的“智慧书坊”等努力，拓展了阅读时限，提高了可达性，提升了阅读空间的公共性。
四、公共阅读空间的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科技和数字化的网上阅读深刻影响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和阅读行为，实体书店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这其中，国营图书城依靠国企雄厚的资本和综合性经营模式得以良好运营，而以独立书店为代表的民营书店正寻求转型与创新，试图突破单一书籍售卖模式，转而通过阅读空间的重新规划和布局，拓宽经营范畴，将咖啡服务、文创产品甚至影院体验引入到书店，在加强空间体验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促进阅读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增加阅读空间的公共性。与此同时，以独立书店为代表的民营书店，为求生存、求发展，更积极地拓展网络书店的实践。最早一批触网开店的以在线下有口碑优势的书店为主，如中央书店、枫林晚书店、先锋书店等，但仅限于图书销售。互联网的特性使网上书店成为一年四季“永不打烊”的书店，从方便民众购书和突破时空限制而言，网上书店的确有其优势，但其单一的“买卖”功能，无助于提供其公共属性。此后，一些独立书店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APP等社交媒体延伸实体书店的服务，包括图书信息传播、在线销售、开展互动活动，尤其是形成了在线阅读社群，促进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相遇和交往，赋予了虚拟阅读空间的公共性特质，如南昌青苑书屋借助VR技术，在书店的微信公众号中全景式展示实体阅读空间图书展陈和装饰细节，“在虚拟阅读空间中增添了实体感知的新体验”。[24]更多的媒体、出版社以及互联网平台加入到数字阅读空间中，上海译文、凤凰读书、湛庐文化、书单来了等微信公众号成为阅读的蓝海，豆瓣读书、微信读书、蜗牛读书等已经突破了线上读书的功能，拓展成“以书会友”的社交媒体，强化了公共阅读空间的参与、交流和表达的公共性。
公共阅读空间的数字化转型还体现在智慧化建设方面。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尚显不足，且主要围绕图书馆的智慧化展开，少量有关书店智慧化探讨的文献也指向新华文轩等国营背景的书店，对民营书店的研究微乎其微。
五、结语
综上可见，国内有关公共阅读空间的研究显现出实践性大于理论性、政策性大于学术性、描述性大于分析性的几个特征，对公共阅读空间尚且缺少丰厚翔实的系统性研究，更缺少适切的理论资源以推进研究深度，比较多的是对某一场所或是某个城市的个案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公共图书馆的研究较其他类型的阅读空间得到更多关注，而研究者似乎也不假思索地认定公共图书馆才是公共阅读空间。显然，这里的“公共”被轻易地与国有身份、无偿服务挂钩。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公共”，导致举凡由公共图书馆或政府直接主导的阅读空间就自然而然地获得“公共”名号，而非公共图书馆、非政府建设的阅读空间就处于一种暧昧的、模糊的、边缘的地带。然而，事实上许多书店非但积极参与了城市公共文化事业建设，而且其本身作为阅读空间、知识分享空间、交往空间已经获得读者认同，甚至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象征空间和精神家园，与公共图书馆具备同样的开放性、知识性与公益性。
注释:
[1]2008年发表的为英文文献,与公共阅读空间并无关联性,故略而不述｡
[2]陈长松.论大众报刊阅读空间的转型及影响[J].编辑之友,2009(11)
[3][9]杨松.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概念､发展定位和运行机制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16(32)
[4][6]王子舟.我国公共阅读空间的兴起与发展[J].图书情报知识,2017(2)
[5]李建霞,文卫华.我国公共阅读空间的兴起与发展趋势探析[J].出版广角,2019(8)
[7]肖雪峰.公共阅读空间的发展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5)
[8][11]李建霞,文卫华.我国公共阅读空间的兴起与发展趋势探析[J].出版广角,2019,338(8)
[10]王子舟.多视角下的空间: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演进的几个观念[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6)
[12]Carr S.Public Spa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3]樊盛涛.独立书店和公共空间[N].南方周末,2019-01-04
[14]黄佩芳.我国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特点与模式选择[J].图书馆,2019(3)
[15]段弘.图书馆x书店:从公共阅读空间中的生产到生产公共阅读空间[J].出版广角,2019(8)
[16]肖雪峰.公共阅读空间的发展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5)
[17]付翠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空间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图书馆学刊,2019(4)
[18]王亦君.北京阅读季的社会力量发动途径——试论全民阅读整合资源的方式和模式[J].科技与出版,2019(8)
[19]杨松.社会力量参与特色阅读空间建设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公共文化服务改革为例[J].全国商情,2016(29)
[20]施国权.社会组织参与图书馆公共服务的模式与限度[J].图书馆杂志,2012(8)
[21]倪捷.单向街图书馆:一个新颖的公共阅读空间[J].图书馆杂志,2010(11)
[22]钱小华.先锋书店:生于1996[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78
[23]雅倩.书见——30位独立书店者说[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237
[24]傅宝珍.实体书店向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转型探索——以南昌市青苑书店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