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 探讨社交生态下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建构的意义与方法。［方法］ 借助传播学“传播可见性”概念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转译”概念,围绕作为社交平台驱动力的社交关系建构,厘清二者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内涵与联系,提出社交生态下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的生成逻辑。［结果］ 中国科技期刊可依据社交生态下的平台技术配置和用户使用策略,从文本、关系和生态三个递进层面有效利用“传播可见性”促进知识转译的建构与提升。［结论］ 当前中国科技期刊围绕“传播可见性”建构契合社交生态的知识转译具有传播性和公共性双重意义,能够在提升自身学术影响力的同时,成为降低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社交生态；中国科技期刊；传播可见性；知识转译；关系建构
开启“信息社会”提法滥觞的丹尼尔•贝尔认为,理论知识可被定义为“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他人”[1],是系统性、合理性和传播性的聚合体。面对风险社会中风险潜在性、不确定性和危害性的深化,理论知识的传播性在弥合科学与公众间距离,维系后者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方面意义重大,这集中体现在气候环境、健康卫生等学科存在合法性根植于自身对改善公众生活的承诺及其兑现的科技领域。其中,科技期刊无疑是知识传播性维度建构的重要环节,不仅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发挥核心作用,而且具有提升社会公众科学认知从而防控风险的公共性意涵。
与科技知识传播性维度在风险社会重要性突显相叠加的,是因技术革新兴起的曼纽尔•卡斯特所说“无论组织、个人渠道还是内容,媒介类别之间的‘链接’都比特定的类别本身更有意义”[2]的网络社会,集中体现为以人际交往关系为传播驱力的社交平台逐渐取代机构化媒介对信息来源和渠道的垄断,服务于用户社交关系建构的内容才能被认可和扩散。传播范式的转变使聚焦社交生态下科技期刊科学传播的研究大量涌现,学者在介绍西方科技期刊社交平台建设与内容生产[3],科技期刊社交平台运营策略[4],科技期刊整合新、旧媒体搭建科普全媒体矩阵[5],科学传播文本如选题[6]、版式[7]、可视化呈现[8]相关实践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认识。但在实践中,科技期刊在社交生态下开展科学传播的最大桎梏往往并非优质内容匮乏,而在于难以将内容嵌入用户社交关系或跨越圈层关系壁垒实现论文成果的“破圈”“固圈”与“拓圈”,而现有的科学传播研究对内容生产维度的关注较多,对作为内容扩散源动力的关系搭建维度的兼顾较少,没有将关系建构放到与内容生产等量齐观甚至更重要的层面上予以考察。
作为诞生于印刷时代的老媒介,科技期刊如何应对社交生态在内容和关系两方面对科学传播提出的新挑战,有必要通过学理和实践结合予以分析。马克•波斯特认为,“新媒体的特殊意义无法在传统框架中得到揭示……(需要)以新的概念以及新的理论框架阐释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崭新的信息方式”[9]。因此,本文将以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领域重要概念“传播可见性”(Communication Visibility)为核心理论基础,基于当前科技期刊社交生态下的科学传播现状,通过厘清“传播可见性”和“转译”在科技知识生产中的内涵与联系,提出社交生态下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尝试找到能够助益中国科技期刊创新发展的努力方向。
1 “传播可见性”与社交生态下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的生成逻辑
自人类进入极大延伸视觉感官的印刷时代以来,“可见”就成为衡量传播效果的主要标尺,这在社交媒体、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计算机中介传播中愈发凸显。Treem(杰弗里•特里姆)等[10]认为,“计算机中介传播独特之处在于使传播以之前难以实现的方式跨越时空直接为受众和第三方即时可见”,“传播可见性”可定义为“传播者与他人在特定社会物质性情境下互动时,策略性地或不经意地改变自身对他人的传播可得性和显著性,同时又可以观看、获取或接触到他人传播内容的行为之后果”,并认为传播双方的互动关系在生成“传播可见性”同时又为后者维系与拓展,凸显“传播可见性”建构社会关系的特征。特里姆等视“传播可见性”为计算机中介传播的“根可供性”(Root Affordance),社交媒体的价值和有效性源于个体利用“传播可见性”以不同方式获取或提供传播的能力[10]。换句话说,社交生态为传播者实现“传播可见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必须通过考察处于社交关系网络场景的平台技术性特征和用户策略性使用才能转化为现实。
“传播可见性”要求从社交关系网络的视角考察传播,而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看,网络兼具存在的本体性和构成的异质性,这导致行动者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常不可通约,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转译”(Translation)的概念,布鲁诺•拉图尔认为“转译”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转译兴趣意味着立即为这些兴趣提供新的解释,并把人们导入新的方向”[11]。这意味着转译要求科学实践网络中的行动者“不断努力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在网络中,行动者之间被期望能建立起稳定的关系”[12],其同样具备类似“传播可见性”的建构社会关系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交生态下的转译可被视为传播者利用“传播可见性”获取或提供传播的方式之一,二者间存在互构关系:作为社交媒介“根可供性”的“传播可见性”引导传播者开展转译行为的方式,转译行为的效果又影响传播者利用“传播可见性”的能力并对未来的转译行为造成后果。
实际上,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本质即为将知识依据异质信息接收者兴趣予以事实建构的知识转译(Knowledge Translation)过程。长期以来,科技期刊所刊载论文成果主要靠传统新闻媒体完成向其他社会场域的转译,后者对社会内容供给的垄断导致其无需倚重关系建构即可利用传统媒介的“传播可见性”操控传播,科技期刊也由此形成与社交生态错位的报道模式。而在社交生态下,传统新闻媒体“把关人”垄断地位的消解和内容生产对关系建构的忽视,制约了其利用社交平台“传播可见性”实现知识转译传播效果的能力,导致“人们越来越不迷信于普通的机构特别是媒体了, 而更崇拜那些拥有特定资格证书和严格按标准进入行业的专业人士”[13]。闫岩和温婧[14]对新冠疫情早期媒介使用的研究发现,新媒体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传统媒体,意味着后者作为一种介质形式有被替代或转化的趋势;而且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参与会影响个人认知和行为,体现为更严重的个人风险感知和更积极的人际传播行为。实际上,正是社交生态下传统媒体知识转译的“对空言说”尴尬和部分科技期刊自有社交平台运营不佳的困境,使得“传播可见性”有必要被引入仍在科学传播链条信源端控制新闻媒体乃至自媒体议程设置的科技期刊对自身知识转译的构建之中,其生成逻辑在于将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的内容生产置于科技知识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网络中,依据技术平台特性和受众使用策略对科技论文成果进行能动性的意义重构,以期嵌入用户社群关系来最大限度挖掘和利用作为社交媒介“根可供性”的“传播可见性”,为知识生产网络中的组织或个人整合、交换和应用知识建立连接,实现共享知识的增值与科学成果向专业场域外的辐射。该知识转译逻辑既在宏观层面回应风险社会发展对科技知识质与量的迫切要求,又在微观层面对社交生态下的信息泛滥与失真施以必要对冲与纠偏。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中国科技期刊在社交生态下利用“传播可见性”构建知识转译能力不意味着否定或取消传统新闻媒体的知识转译角色,反而能够在促进期刊自身学术影响与社会责任提升与履行的同时,从根本上助力传统新闻媒体知识转译的转型,放大科技期刊科学传播的整体效果。
2 以“传播可见性”为视角的社交生态下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建构路径
从“传播可见性”角度来考察社交生态下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的建构路径,除去搭建社交平台或者改造内容形态外,更需要通过内容与关系的共振使得被转译的科技知识可以充当用户社会关系的黏合剂,进而实现自我扩散。依据前述“传播可见性”的社交生态下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生成逻辑的理论探讨,本研究设计的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建构路径如图1所示,从文本、关系、生态三个递进的实践层面来建构契合社交生态的知识转译路径。
图1 以 “传播可见性”为视角的社交生态下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建构路径
2.1 文本:借情境性内容构造地方性知识
特里姆等[10]认为个人影响或管理传播可见性的能力是计算机中介传播使用所处社会物质情境的产物,具体情境制约着“传播可见性”的利用,但是在科学传播中,发表在科技期刊的理论知识却往往是强调标准化和普遍化的学院科学,不太考虑知识的情境性问题。约瑟夫•劳斯[15]认为,“实验室里产生的知识和技术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不是通过对普遍规律的概括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适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来实现的”,这种新情境的适用正是拉图尔说的事实建构者根据他人兴趣所给出的“转译”,能够与接受者产生共鸣的内容往往最容易渗透到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中。
传统新闻媒体的知识转译本质也是情境化处理,其受众想象是隐匿而又模糊的庞大群体,导致其采用平实、标准的语言保证多数人以相同方式理解,信息的地方性或特殊性被弱化,故而难以与社交生态下圈层化、碎片化的用户建立连接关系,遑论“传播可见性”的利用与知识转译的实现。科技报道在报道类别中的边缘位置与新闻对冲突框架的依赖,也导致科技报道的情境化过于突出话题性强的政经争议而非中立无涉的科学事实。美国媒体事务协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该国ABC、NBC、CBS和FOX等新闻媒体2017年气候变化新闻的报道分布零散且均受特朗普政府施政措施驱动,尤其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16]。此外,部分新闻媒体为片面吸引注意力,或者采取直接迎合刻板偏见和极端观点的煽情手段,或者故意采取“虚假平衡”(False Balance)来机械呈现某些缺乏证据但哗众取宠的错误观点,看似客观中立却削弱了科学界实际存在的就某些议题达成共识的影响力[17],这些畸形情境化内容反而使科学知识遭遇曲解,损害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
传统新闻媒体知识转译在社交生态下的上述困境,正是科技期刊借情境性内容构造地方性知识的突破口。但是这种构造绝非根据论文摘要近乎照搬而来的精简版,也非简单塞入社交网络热词、热梗来盲目蹭热度,更非炮制夸张煽情或格调不高的标题来追求震撼效应,而是编辑在适度适宜原则上挖掘原创论文科学传播价值的创造性意义重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文本内容上,科技期刊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定期邀请专家或科学作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简要介绍领域内的前沿论文和成果,在准确把握成果科学属性的同时,着力挖掘其隐含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为读者展现科学技术与其各种情境之间的背景关系、塑造关系、适合关系,依据科学研究证据本身来建构与读者所处情境中的生活种种要求相适应的可感知关联,展现科学技术绝非抽象晦涩的符号体系,而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自然生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力求使内容超越事实信息的传递而上升到助益用户加深对某类问题的认识或解决日常生活相关问题从而具备可分享性;另一方面在文本呈现上,科技期刊可采取契合于社交平台技术特性的表征格式,如可视化信息图表、动画、短视频乃至VR、AR技术等等,以可视化方式实现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对科学数据的“视觉转译”过程,在降低用户信息解码难度的同时,营造与社交平台技术特征一致的情境契合感。应当指出的是,文本层面的情境性内容构造是社交生态下各种利用“传播可见性”开展知识转译方式中最为被动(Passive)的形式,科技期刊扮演的仅是向用户提供易理解性内容的基础转译角色。
2.2 关系:借意见领袖嵌入文本释放弱势链优势
人际关系作为传播动能的复归是社交生态核心特征,而关注创新经由特定渠道在团体中传播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人际网络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会影响创新扩散速度和信息交流潜力,同质网络虽沟通频繁且相对容易,却将扩散限制在同一网络相连人群中;相反,异质性“可以连接两个社会性质很不相同的派系,从而实现系统内沟通的跨度……(具备)潜在的信息提供优势”[18]。马克•格瑞勒怀特则将同质性、异质性人际网络分别称为“强式网络链”与“弱式网络链”,认为系统内信息流动最常用的途径虽不是弱式链,但对个体或整个系统来说,弱式链传播的信息却至关重要,故称其为“弱式链优势”理论[19]。显然,新知识在“弱式网络链”中能够更高效地利用社交平台的“传播可见性”来实现扩散。
社交媒介的技术赋权使用户个体能够摆脱物理时空限制,拓展异质性弱式网络链,从而突破现实人际关系为主的同质性信息圈层,围绕自己的兴趣和关切建立空间范围大、异质程度高的人际交往链,实现知识的增量学习。这些新知识在流向用户个体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具备专业话语权威的群体意见领袖等人际中介环节,而后者的非正式性(导致接受者防御心理降低)和灵活性,比如在年龄、阶层乃至表达方式方面与用户个体相仿,使得意见领袖能够将弱式链优势与强式链易于沟通的效果予以叠加放大,产生远远优于传统新闻媒体直接灌输的传播效果,特别适合新知识在社交生态下利用“传播可见性”短时间内获取可观规模的注意力。
随着接受过硕博学术训练的“社交生态原住民”一代逐渐走上科研岗位,熟悉社交生态和学术话语且愿意公共表达的学术型意见领袖正持续增加,知乎、果壳网、微信、丁香园(丁香医生)、B站(Bilibili)等圈层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活跃着大量具备学术背景的高可见度科技内容生产者,其本身就是“内容生产+关系建构”的优质聚合体。仅以知乎为例,如写“段子式”科普文章走红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研究生兼辅导员毕啸天(“毕导”)的关注者超过了77万,其在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关注量同样可观;此类答主在垂直领域亦不缺乏,如专注物理学话题、认证信息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凝聚态物理博士”的“小侯飞氘”的关注者超过了12万。这些学术型意见领袖为提高文本质量与合法性,在内容生产中常遵循学术引证规范,而相较于媒体报道,期刊原创性论文显然能够提供更具权威的证据支撑。科技期刊可瞄准该嵌入切口,甄选部分内容质量较高的学术型意见领袖并与之开展合作,如邀请在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或者将论文有机嵌入学术型意见领袖在知乎、B站(Bilibili)等泛兴趣社区或GitHub、丁香园(丁香医生)等垂直领域社区所生产内容,实现较传统媒体科技报道更为持续、专业、贴近社交语境且聚焦科学议题的转译输出。对于学术价值较高的亮点论文,期刊编辑可充当研究者与意见领袖的中介,让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稿件评审与出版中,预先消化晦涩难懂的科学发现,听取研究者对研究价值、过程和结论的准确描述,共同寻找具备公共展现价值和社交传播潜力的内容生长点,实现社交生态下知识转译在文字组织、可视化图表制作、视频制作等方面的“正本清源”。在社交信息泛滥和用户圈层森严导致“传播可见性”利用难度陡增的当下,较之新闻媒体和自建社交平台,科技期刊在关系层面借助学术型意见领袖的专业能力和弱式链优势是实现论文、期刊和自建平台“破圈”“固圈”和“拓圈”的成本较为低廉却简便有效的路径,科技期刊也能够在此过程中超越单纯的文本生产层面而成为衔接从专业领域科学知识生产到社交生态知识转译传播链的中介者,拓宽期刊发展空间并为“传播可见性”利用方式培育新的可能。
2.3 生态:借参与式文化建构科学传播共生网络
社交生态下的技术赋权促使受众从以往纯粹的被动信息消费转向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和积极参与来创造、传播、分享以及重改和交流信息,亨利•詹金斯称其为参与式文化[20]。这种文化鼓励个体将媒介消费经验转化为新文本、新知识和新社区的生产,网络社群中的大规模信息采集和处理成为可能,詹金斯由此提出“集体智慧”概念,意指“个体因共同目标形成聚合,建构以自愿、临时、策略性的从属关系为标志的新型社群来合作生产和交换知识”[20]。因此,参与式文化不但自身具备知识生产基因,而且这种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基于用户自身兴趣开展,可能会赋予文本生产者没有意识到的新情境性并产生新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用户重构后的知识转译文本被嵌入为前者所属圈层共享的意义标识,因而具备极强的“破圈”繁殖能力和社交连接属性,这种关系与内容同步生产的模式对社交生态下科技期刊知识转译最大限度地利用“传播可见性”的性价比较高。
实际上,科学理论亦是参与式“集体智慧”的结果,科技期刊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展示与交换知识的信息平台,同时也凭借同行评议制度和有限刊发版面成为某种科学理论是否具备话语权威的“赋魅者”,科技期刊借此在专业领域内成为一种高“传播可见性”的存在。但是,科技期刊的“赋魅”权威在社交生态的参与式冲击下遭遇“祛魅”挑战,近年来多起举报论文学术不端并导致期刊撤稿的事件便屡屡源自社交媒体,这可能使部分科技期刊遭遇传统传播模式下难以预料的公信力危机,进而影响优质来稿数量和影响因子排名,这正是部分科技期刊乃至部分学术期刊惧怕社交生态,主动放弃和规避利用各类社交媒体“传播可见性”原因之一。
不过正如詹金斯所说,参与的力量并非来源于摧毁主流文化,而是来自改写、修改、补充、扩展,从而赋予主流文化更广泛的多样性观点,然后再进行传播并将其反馈回主流文化中[21]。社交媒体一方面突破以往媒介平台限制用户参与的社会物质性桎梏,使得穿越不同时空的知识转译与用户参与的共同在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社交生态下的知识转译虽面向所有用户,但在圈层化和趣缘性的影响下,参与者多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界或业界相关专业用户,具备一定专业解码与理性发言能力,代表了公共占比最大、有选择地关注自身感兴趣信息的“监听者”[22]。故科技期刊编辑可以跨越原有自我认同界限,从精英型传播者走向社交型对话者,对社交平台上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产业界从业人员乃至人文社科学者可能的“全景敞视”抱持开放态度,在开放微博、微信、B站内容发布页面的评论区或弹幕区等用户参与空间的同时,可以鼓励研究者、学术型意见领袖或编辑参与其中,筛选有价值的用户生产内容进行互动并吸纳至未来知识转译文本的生产中,提升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文化与社会价值,缩短科技知识从理论证据走向实践效果的距离,在更广阔的社会场域下延长论文寿命。从这个角度看,科技期刊知识转译通过参与式文化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可见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在专业之外的社会场域中重获对知识话语权威的“赋魅权”,更重要的是在内容和关系的双重生产中建构出研究者、科技期刊、新闻媒体、产业界和公众组成的良性互动的科学传播共生网络生态,通过降低乃至消弭阻碍科技知识泛圈层扩散的科技传播小生态与社交大生态壁垒,促进公众将前沿科技成果主动嵌入日常生活场景,从而集聚出宏观社会层面的公共效益,同时尽可能规避科技期刊所处专业领域深入发展导致关注内容逐渐窄化反而制造风险隐患的问题,实现公众整体科学素养的提升和对科学共同体认同与信任的维系。
3 结语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持续革新,中国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融入社交生态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为科技期刊学术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实现提供了新可能。借助计算机中介传播核心概念“传播可见性”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转译”概念间互构关系的梳理,本研究认为中国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应摆脱传统播放模式下重内容生产轻关系建构的旧有思维,认识到社交生态中基于关系建构的“传播可见性”是产生传播效果的“根可供性”,并力求从文本、关系和生态层面对论文成果进行创造性意义重构,使科技知识被转译为能够植入诸圈层用户社群关系的社交内容,才能使其在信息洪流中有效利用“传播可见性”产生传播效果。相较于传统新闻媒体的知识转译,这种契合于社交生态的被转译知识是经由专业科技媒体处理后更富有解释力和有用的公共知识,可以借由用户社交关系释放在地化服务效应,中国科技期刊将成为此类知识的重要生产与传播者。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策略的丰富,社交生态下“传播可见性”的实现方式也总是保持动态变化。这意味着本研究论述的中国科技期刊知识转译的提升路径也只是针对当下传播情势的归纳总结,存在着时空层面的局限性,需要跟踪实践发展予以更新和完善。社交平台“传播可见性”实现方式的动态性也要求正处于国际学术话语权建构中的中国科技期刊工作者打破长久以来的惯性束缚,根据人员财力、办刊方针和专业特性循序渐进地开展知识转译的相关探索。总而言之,借助“传播可见性”的相关理论促进科学传播走向社会化、网络化,是推动作为化解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与危害性重要途径的中国科技期刊在媒介融合时代创新发展可积极探索与尝试的新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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