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谣》是202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是一部体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主题的优质儿童文学作品，也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决策和历史轨迹的时代缩影。这部作品以壮乡少年火龙幼年失去双亲、与奶奶水仙阿嬷相依为命、艰难求生，幸而获政府资助得以完成学业、并最终反哺故乡的故事，表现了壮乡人民在政府扶助下脱贫攻坚、守望相助、共创美好生活的美好画卷。
作者：胡永红 著/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同时，作为一部壮族题材小说，作者以多视角物化的写作手法贯穿全文，章节间以壮族民俗物什与神话传说相串联，既富含风土人情与民族特色，又彰显创新写作的努力与尝试，兼具主题性与文学性。
根据胡永红儿童文学作品《上学谣》改编的电影《红尖尖》（英文名THE BAMBOO HAT 斗笠）获得2020年第17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篇故事片奖，是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一次成功尝试。
浙少社社长邵若愚
会上，邵若愚首先致辞。他表示，胡永红在儿童文学界可以说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她的作品不多，但每一次创作都深思熟虑而又自带独特视角。其儿童文学“处女作”《我的影子在奔跑》，是一部反映艾斯伯格综合征自闭症儿童的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儿童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胡永红最新创作的长篇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上学谣》，又用“物化”视角的创新写作手法贯穿全文，章节之间以壮族民俗故事与神话传说相串联，作品充分展现了风土人情与民族特色，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质。2020年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对于儿童文学作品如何书写体现时代潮流下人们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上学谣》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同时，他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对这部作品进行深入解读，也为浙少社在主题类儿童文学作品出版方面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以下内容按会议现场嘉宾发言顺序排列）
《文艺报》总编辑 梁鸿鹰
在当下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上学谣》的创作形态、作品风貌、形象气质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第一，博物志。作为一部壮族题材小说，《上学谣》采取了博物志写法，小说中壮族民俗物什与神话传说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和反映人物性格的重要因素。第二，风俗画。壮族的风俗文化对于主人公的熏陶作用。第三，地方志。从这部作品中能明显感受到当地历史文化的养成，作者将史料研读和勾陈融合到了作品中，如《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如何能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浑然一体地将历史知识呈现出来，这部作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第四，生物志。作品中融合了南竹等植物，斗笠、背篓等农具，让这些物品成为叙事者，构成多场景、立体化的叙事结构，通过多重叙事来讲述主人公火龙的命运，展现他的心理变化，并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第五，充分地方化。语言、用词、句法结构突出地方化，突出广东的地域特色，这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 马光复
一部小说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完整的结构和框架、生动的细节、能够站立起来的人物艺术形象，以及流畅和精美的语言。这些，这部小说的作者都做到了。火龙兜兜的人物形象，是成功的，是一个经历苦难、经历磨难、渐渐成熟的、新时代的少年典型。在基本上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将近600个贫困地区即将宣布脱贫了的伟大历史背景下，这种书写，这种困境孩子的成长，这种典型人物的塑造，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也离不开成年人物的描写。有些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经常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刻画书中的儿童人物形象，而忽视了孩子周围的成人形象，致使作品的价值和品位下降，这是不应该的疏忽。儿童文学作品中，成年人的人物形象刻画，同样十分重要，能起到绿叶托红花的作用，为作品增色。《上学谣》中的水仙阿嬷就有这样的效果。
另外，这部作品还有独特的叙事表述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一种开拓，也是一个试验。这就是书中的童话创作元素与小说创作元素的美妙奇特的融化与结合。
作者把没有生命的、具有壮族特色的事物人格化，或者叫拟人化，让它们说话、思考，融入小说叙述，成为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不仅仅是某一个章节，而是贯穿在整个故事的章节里。
资深出版人、《儿童文学》杂志原主编 徐德霞
这部长篇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第一，艺术表现手法独特。这部作品在写法上很独特新颖，独辟蹊径，大胆而富有开拓性，是儿童文学边界书写的又一次挑战，当然也挑战了我们的想象力。说实话，借狗、牛、猫、鸭等动物来讲故事的作品没少见，毕竟它们是动物，是有生命、有情感的，是可以发声的，而在这部长篇里，当斗笠、木屐、响石、荷花、香禾、芭蕉、背篓、标话、小溪、雷公、雨神、壮锦等等自然万物都出来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一种创新了。第二，内容丰富，内涵深厚。主干故事很感人，同时，这部作品又有包罗万象之势，既写出了壮族的现实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相濡以沫。更可喜的是，这部作品通过镶嵌其中的神话、传说、歌谣、民间故事、非遗产品等，深刻反映了壮瑶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写出了这个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前世今生，写出了这个民族的独特性。第三，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品塑造了两个最具个性的人物形象：水仙阿嬷和火龙兜兜。特别是水仙阿嬷这个人物个性特别鲜明。朴实中坚韧、执着、倔犟、善良、勤劳，小小的身躯中酝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晖
《上学谣》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扶贫攻坚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如何在清浅通俗表达方面提升文学质地，同时兼顾读者的阅读舒适度，这部作品是目前我见到的最具高度和极具水准的。它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关注：扶贫攻坚的时代主旋律；以爱抚育、向阳成长的积极主题；凸显思想及人文色彩的书写；地域及民族文化的底蕴；文学及小说艺术的探索；物象叠加意向的“形散神聚”；独特叙事角度建构的空间；个性人物的塑造与语言的张力。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李利芳
少年文学（主要面向12——18岁年龄段读者）写作，始终关注的主要议题是儿童世界的紧张关系，是相对比较棘手的。通常来说，12岁之后的少年进入青春期，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变化，主要状态之一就是“紧张”。
与此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少年文学第一人称的叙述和单一故事主人公的叙事焦点较为普遍，从以上角度而言，这部《上学谣》无论是对“紧张”关系的处理，还是多重叙述角度的呈现，都与主流的少年文学作品形成一种对照感。在我看来，叙事特点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呈现，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态度和方式。
《上学谣》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完全以“物叙事”的维度来讲述少年火龙和他奶奶的相处和成长。其中，从题记到内容结构，全篇共涉及到28种“物”叙事，每一种“物”都作为写作素材活灵活现地出现，并“要求”按序出场，共同来讲述它们所知道的关于火龙和奶奶的故事，也就以此形成了一部颇具辨识度和审美的新作。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国伟
胡永红是广东一位有特色的作家，她的新作《上学谣》中共有28个物化叙述主体，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的写法是一个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尝试，在中国儿童文学中非常少见。这样的创作手法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源于作家深入生活的结果。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承载了更广泛的内容，是一部乡土小说，也是一部成长小说。
说到底，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是写人，这部作品的最生动之处也是写人，比如水仙阿嬷、火龙、六叔公、李静老师等，他们秉性善良、内心高尚、坚韧不拔的人性光辉，人性的真善美，都在和命运的抗争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 崔昕平
《上学谣》是一部有锋芒的儿童小说。它的主人胡永红是一个不愿循规蹈矩的说故事的人，一个取材于壮乡真实事件的留守儿童成长故事，多半会是一出端庄的、悲情而励志的现实主义正剧，但在胡永红笔下，却化身为一个万物有灵、众声合唱的故事。
《上学谣》的最终呈现是饱满生动的。这涉及到了视角之外的又一个形式因素——语言。作品的这种饱满生动，首先得益于胡永红富有个性特色与地域特色的、情境化的叙事语言。情境化的叙事语言促成了这部作品27个叙事主体个个鲜明，互不打扰。这部作品中，作家的视角繁多，语言却“从简”，力避刻意着力的形容词，多以名词、动词驱动叙事，大量可资还原情境的“留白”，干练，利落，率性，与作品古朴故事背景的内在精神气质非常契合。
作品展现了作家充沛的想象力。众多的视角，都望向了那个叫火龙的男孩，构成了一种全知的、超现实的视角，从各种侧面、各种立场，守护这个男孩的成长。
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李浩
胡永红的《上学谣》和她的上一部《我的影子在奔跑》一样让我惊艳。《上学谣》“众声喧哗”，她令人惊讶地调动起黑狗、雷公、水牛、斗笠、雨伞、铜鼓、芭蕉，甚至“标话”（一种民族方言）参与故事讲述，让它们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毫无疑问，黑狗的讲述将有黑狗的角度，水牛的讲述将有水牛的角度，太阳鸟的讲述将有太阳鸟的角度……《上学谣》的“众声喧哗”有着多个（甚至属于“过多的”）视角，也正是众多讲述者的参与，让这部作品具有了别样的陌生、趣味、丰富和厚重。
好的小说能够唤起我们的悲悯，让我们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理解和同情，并能和他一起感受和经历，毫无疑问，胡永红的《上学谣》做到了这一点；好的小说也能够启迪我们，给我们注入坚定的力量，让我们获得一些这样那样的勇力——毫无疑问，胡永红的《上学谣》也做到了这一点。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郭艳
《上学谣》在儿童文学本土化的转型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努力。比如以东方式的散点透视手法，写出了在乡土文化、城市文明里蕴含的中国哲学精神真正走入儿童文学。同时，作品中对自然崇拜等素材的择取，极大地拓展了想象力疆域，尤其是对幽秘境界、灵性思维的巧妙融合，回归了文化的本源，在如何用中国式思维让儿童文学创作更经典化，以东方化的讲述总结和传承，《上学谣》展现了向经典冲刺的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国龙
针对《上学谣》我想谈两方面的看法：一是先锋性。这部作品既非物的视角又非人的视角，不是动物文学，也不是幻想小说、童话。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文本并不纯粹，叙事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叙事角度和叙事立场都与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完全不一样。
二是正确的写作姿态。这部作品，展示了胡永红“不想平庸”“不需要过度深刻”的写作姿态，不需要考虑“叫好又叫座”。好读好进入并不是一部好作品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文本的厚度和张力促使作品耐读，成为能够“一直读下去”的经典。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香
由于留守儿童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很少有作家深入到农村，深入到留守儿童的现实生活，对边缘童年生命状态的理想主体形象进行绘声绘色的描摹。而这部作品，作家多次赴壮乡实地采访，脚下沾泥，笔下带“土”，在真切感人的生活素材上，用灵动、诗意同时极富壮乡特色与生命张力的细节与文字，生动讲述了壮乡留守儿童火龙的成长历程，为边缘儿童生命的书写贡献了一个理想主体形象，给出了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的文学表达。
作家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人生的艰辛，奏响了一曲人生命运的交响乐，但她同时也是坚韧而温和的守护者，她对人世的灯火是永不放弃的。作家始终保持着对人物的同情与理解，对人性善与美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由此，这部作品始终洋溢着温厚又明亮的人性关怀。比较难得的是，作家始终是以轻盈的，以儿童视角来书写成长与苦难，在酣畅淋漓的同时又举重若轻，对少年生命情态进行自在再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综合二处处长 纳杨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和脱贫攻坚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上学谣》的文学性和创新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像《上学谣》这样的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创作不能是封闭的，而是应该更广阔地书写当下，更具有包容性和多面向。
《上学谣》的多元叙述角度是独特的，在进入叙述情景后读起来也是很有现场感。再如它的人物塑造，除了主人公火龙、水仙阿嬷之外，六叔公（“公家人”）的角色塑造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我想，胡永红的编剧身份应该为这部作品带来了扑面而来的画面感，使叙述的节奏、线索的关联都有了一种新的处理方式。
《上学谣》作者 胡永红
非常感谢作协和浙少社为《上学谣》开了一个质量如此高的研讨会，我真是受益颇多。我想说的是，其实我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在刻意地创新。《上学谣》中大家提到比较多的多元叙事的方式，只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当地的人和事，我去过六次小说中的背景地，将那里真实的物件、文化艺术化地呈现。这种叙述方式的处理，对我来说不是增加了创作难度，反而是减少了，我在寻找一种最适合表现这个题材和内容的方式。如果说之前我都是在“随心”创作，那么我希望以后能够更有主动性地、“自觉”地来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