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目前正面临艰难的生存局面，其与二次文献期刊、评价机构、期刊数据库，以及与作者、读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等方方面面的关系皆有扭曲甚至颠倒。通过对这些被扭曲和颠倒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最终都会归结到现行学术期刊体制。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已成各方共识，但对体制改革应如何实施，政府管理部门与业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将“转企”作为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全部，以为给予学术期刊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地位即可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学术期刊的所有问题，实则是将学术期刊等同于一般消费类期刊，不顾其特殊属性的盲目的市场化设计，故是不现实的。学术期刊结构与布局的极不合理、科学的期刊体系及评价体系的缺失等最为严重的“体制病”，实病在管理体制，责任在政府而非期刊。解铃还需系铃人，体制改革并非学术期刊单方面的事，只有从管理体制改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学术期刊的问题。
关键词: 学术期刊; 体制改革; 学术评价; 学术国际化
引言: 学术期刊与学术期刊体制
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自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来，学术期刊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发布的主要平台，在本身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为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都有十分中肯的评价，无需多言。但近年来，来自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批评之声不断增多，学术期刊界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也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问题。 尽管来自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批评以及业界反思的角度和关注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在分析问题的根源时，却相当一致地指向了学术期刊体制，因此，改革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成了三方共同的诉求。
体制问题的凸显是有原因的。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定位而向其本义回归的学术研究，对成果发布和交流的主要平台———学术期刊从数量到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对学术界要求的呼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学术期刊的阵营不断扩大。但是，学术期刊体制并没有相应的变化，诚如李频所言:“共和国期刊60 年的发展，体制一以贯之，不变也没变。”故在发展变化了的学术研究与没变的期刊体制之间，形成了紧张和矛盾的关系，而学术期刊遭至批评的种种问题正是这种紧张和矛盾的具体体现。
现行学术期刊体制到底是如何造成了学术期刊的问题并阻碍了学术期刊发展的? 对此，政府部门认为，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期刊不具有独立市场主体的资格和身份，只要给予其独立的市场主体的身份，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2012 年7 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实际实施的改革就是改变学术期刊的身份这一项，亦即规定了“转企”是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唯一目标与手段。 笔者则认为，学术期刊结构与布局极不合理、科学的学术期刊体系及其评价体系未能成功构建这些学术期刊最为严重的“体制病”实病在管理体制，责任在政府而非期刊。单纯的“转企”是政府犯错，期刊吃药，疗效不会明显，期刊即使“转企”也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体制改革并非学术期刊单方面的事，只有政府部门从自身改起，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学术期刊的问题。
显然，笔者与《实施办法》制定者在对“( 学术) 期刊体制”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是有差异的。从政治学上来解释，“体制是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不同的管理机构和不同的管理规范相结合就形成了不同的体制。总之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这个被写入“百度百科”的释文应该说是常识。但在《实施办法》中，期刊体制已被限定为期刊的身份，而管理机构及其制定的管理规范被整个地忽略了。在笔者看来，这一不应有的忽略完全遮蔽了学术期刊体制问题的要害。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本文将讨论在现行期刊体制下，管理机构与其制定的规范和实际实行的管理措施如何制造了学术期刊与方方面面的颠倒关系，尽管这些颠倒关系中的一部分已有学者做过比较深入的论述，但本文的分析重点是，目前学术期刊之所以举步维艰，与这些颠倒关系的存在是有极大的关系的，而这些颠倒关系的成立又与现行体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通过体制改革重建学术期刊与各方正常关系以满足学术研究发展需要的可行路径。
现行体制下学术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
( 一) 学术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之关系的颠倒
二次文献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为学术界所关注大概始于上世纪80 年代。那是经历了“文革”浩劫后学术期刊逐步复苏的年代，新创办的学术期刊不断涌现，承接1950 年代形成的新中国期刊体制，高校学报和各省市社科院办的期刊呈现出多学科的综合性和稿源的内向性特征，读者定位并不清晰而数量却有成倍增加的期刊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见，从改革开放之初，学术期刊体制就已呈现出与回归正轨的学术研究需求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二次文献期刊应运而生。二次文献期刊的发展有两条基本路向: 一是单一学科二次文献，即把分散于各期刊的同一学科文献择优集中二次再版。此类二次文献期刊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为代表。由于是复印出版，从版面到内容原汁原味( 后来才改为重排出版) ，给读者带来了极大方便，深受读者欢迎。二是综合性二次文献，选取各刊优秀文章，摘录其核心内容，汇编出版，此类二次文献期刊以创刊于1980 年代的《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后更名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以及创刊于2000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为代表，被合称为“三大文摘”。这类二次文献期刊对于读者了解各学科最新信息有很大帮助，故也深受读者欢迎。因为学术期刊的作者与读者本是二位一体，作者对二次文献期刊也是欢迎的。
原发刊和二次文献期刊之间的关系本来很清楚，原发刊是二次文献期刊生存的基础，没有原发刊，二次文献期刊等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次文献期刊对原刊部分被选用文章的传播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作者定位不清晰的综合性期刊，增加传播的效用是明显的。因此，从学术传播的角度看，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主次是分明的，即原刊离了二次文献期刊依然可以存在，而二次文献期刊离了原刊，则没有了生存的余地。
但是，随着二次文献期刊另一种功能的过度开发，原本十分清楚的主次关系被彻底颠覆了，这个功能就是二次文献期刊的评价功能。学术期刊定位不清不仅给读者阅读选择带来不便，也给主管部门评估期刊的出版质量带来困难。由于二次文献在理论上是经过优选后脱颖而出的相对优秀的文献，故被二次文献期刊选用是经过了原发期刊以外的某种机制的再评价。原发期刊种类繁多，评审标准难免参差，而同一种二次文献期刊评审所依据的标准则相对统一，所以更容易得到认同。特别是在多数学术期刊质量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以是否被二次文献期刊选用作为评价论文乃至原发期刊质量的标准更容易被普遍接受，这实际上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默认。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以二次文献期刊的审稿标准作为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标准的做法，就会发现这个标准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都是很可疑的。
首先，虽然同为二次文献期刊，但各自的办刊宗旨和读者定位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和偏好，比如《新华文摘》的读者定位主要在党政机关干部和管理人员，其选文更多偏好于时政类报刊和实用性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虽然都更关注纯学术研究的期刊，但前者更关注高校期刊，而后者更关注社科院( 联) 期刊，所以，随着学术期刊发文量的不断增加，能被“三大文摘”同时选中的文章已越来越少。
其次，全国有约3 000 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年发稿总量超过了50 万篇，此外还有大量涉及学术问题的报纸杂志，文章更是难以计数; 与此相比，二次文献期刊的容纳量就显得极不相称，二次文献期刊有各自的侧重和偏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对优秀学术论文有意或无意的漏选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二次文摘期刊特点的。为了弥补侧重和偏好带来的不公平，某些二次文献期刊规定每期选取同一原发刊的论文不得超过3 篇、对同一原发刊同一专栏的论文只选用1篇，这是用表面上的公平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平，优秀学术论文的漏选更加不可避免。
再次，公平评价的前提是评价标准对被评价对象的普适性、被评价对象的平等参与权。如果作为一种学术论文或期刊评价机制，标准的适用性和每年发表于各类期刊的50 万篇以上的文章能否平等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以此作为二次文献期刊的审稿标准和程序显然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有其侧重和偏好的期刊，任何二次文献期刊要适合所有论文都是不可能的; 而仅凭二次文献期刊的编辑人员，年审阅50 万篇以上的期刊论文，不啻天方夜谭。
可见，二次文献期刊的审稿机制与学术评价机制是不同的。因此，仅凭二次文献期刊不可能建立起面对所有学术期刊所有论文进行平等评价的机制，二次文献期刊也没有这样的使命。
但现实中，二次文献期刊特定角度的审稿标准被放大成了对学术论文乃至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二次文献期刊也就从原发期刊的伙伴变成了凌驾于所有学术期刊之上的权威评判者，在方方面面都显得比原发刊高一等，主次关系的颠倒造成了以下两种怪异的现象:
怪异现象之一: 为了追求文摘率，原发刊在组发稿件时，经常投二次文献期刊之所好，被其牵着鼻子走。常见的现象是，因标新立异的文章容易引人注目，也容易做文摘，更容易被二次文献期刊所关注，于是，部分学术期刊热衷于发表那些标题醒目，或话题时尚，或观点貌似新颖实则哗众取宠的文章，明知有些文章学术质量不过关也不惜版面，而对那些专业艰深、内容厚重、论证周延但难做文摘、难为二次文献期刊看中的文章却不屑一顾。当能否被二次文献期刊看中成为学术期刊用稿标准时，所损害的已不仅是学术期刊，而是直接损害了学术研究。
怪异现象之二: 二次文献期刊暗箱操作越来越多。由于二次文献期刊选取稿件的标准有极大的主观性，其编辑的职业操守较之一般期刊就更形重要。毋庸讳言，某些二次文献期刊及其某些编辑的职业操守是令人怀疑的。如某些二次文献期刊要求原发刊购买其广告版面或增加订阅，更有某些编辑人员将二次文献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源。对于这些无理要求，部分期刊为了获取较高的文摘率，不得不屈从，甚至主动迎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学术期刊，二次文献却很少; 而有些学术水平非常一般甚至是低水平的学术期刊，其二次文献率却不低。如果说，在选稿标准上投二次文献期刊所好损害的是学术研究，那么，对二次文献期刊无理要求的屈从和迎合，就在损害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污染了学术风气。
造成上述怪异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机制;而明知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机制不合理，却仍让其大行其道，个中原因是什么? “尽管学术评价应回归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基本已成学界共识，但如何才能体现公正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在于学术民主……最合适的平台无过于学术期刊。真正能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交流对话平台的学术期刊必须具有学科专业( 专题) 边界清晰、开放、通畅传播这三个特征，而目前却鲜有这样的平台。”缺乏这样的平台的原因恰恰在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是体制的不合理才给予了二次文献期刊充当学术期刊质量评价者角色的机会。如果说，要扭转学术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的这种颠倒关系，重点在重建学术评价机制，那么，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正在改革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提及。
( 二) 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之关系的颠倒
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颠倒关系与前一个问题即学术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的颠倒关系可谓异曲同工。与二次文献期刊一样，专业的学术评价机构也是上个世纪80 年代开始产生的。二次文献有“三大文摘”，专业评价机构则有“三大核心”，即《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目录》和《CSSCI 来源期刊目录》。“三大核心”的制作者都是图书情报学科的研究人员。遴选“核心期刊”的原因与创办二次文献期刊一样，都是为了应对学术期刊体制不合理而造成的学术期刊数量剧增但定位不清读者无所适从的状况，只不过二次文献期刊是选优文，核心期刊是选优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主编之一蔡蓉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一再强调，《总览》不是评价标准，而是一本参考工具书，是一本主要供图书馆期刊订阅工作参考的工具书。“来源期刊”也是选优刊，但其目的与“核心期刊”并不相同，是要通过对“来源期刊”各种数据进行标引统计，以为学术研究服务。制作CSSCI 数据库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反复强调，“CSSCI 来源期刊”并非“核心期刊”，其所收录的期刊只是CSSCI 的数据源期刊，确定来源期刊仅是其工作的基础和必须程序，对来源期刊各种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才是其主要功能。 可见，连制造者也不承认这些期刊目录代表的是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
“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原本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比二次文献期刊要简单，它们最初与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甚至都没有直接的交集。然而，“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评价功能也被过度开发了。由于“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目录都是按一定标准选出来的，自然也像二次文献期刊那样被认为具备了评价的意义，更由于其制作者标榜的“客观”和“公正”，在事涉资源分配的评价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已远远超越了其最初的功能; 而且因其直接评选期刊，故对学术期刊的影响远较二次文献期刊更直接; 又因其评刊周期长达2 - 4年，故对学术期刊持续影响的周期更长。所以，尽管“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有许多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三大核心”说法的流行，而制作这些目录的机构也就成了专业的评价机构。
那么，“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遴选是否可以等同于学术期刊评价? 其制作者是否真的具备了评价机构的资格? 这也要具体分析。首先，无论是“核心期刊”还是“来源期刊”制作期刊目录的最初目的都不是评价期刊的优劣，而是选择读者比较多的期刊，以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用，或者作为统计数据来源，那些质量虽高但读者面较窄的期刊显然不在其选择的范围内，这样的评价目的也就决定了它们都不能被视为对所有学术期刊的评价。其次，“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制作者都是从事文献情报研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而并非各学科的专家，因此，他们都不是从事学术评价适格的评价主体。再次，因评价目的不同，“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选择期刊的标准各不相同，亦即其评价方法并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目录都不宜直接用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其制作机构也没有进行学术期刊评价的使命和资格，称其为“评价机构”多少有些名实不符(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姑且也称其为“评价机构”) 。但在现实中，与二次文献期刊一样，“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特定角度的选刊标准被放大成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其制作者也变成了凌驾于所有学术期刊之上的权威评判者，两者关系在这里也被颠倒了，所以，同样造成了怪异的现象:
怪异现象之一: 学术评价被简化成了排行榜，这些“总览”、“目录”说穿了就是个学术期刊排行榜，大家似乎只关心两点内容: 第一，哪些期刊进入了“核心”; 第二，进入“核心”各刊的排名位次。为此，学术期刊不得不研究评价机构的偏好，不得不投其所好，以争取在榜上有名并获得好的名次。学术期刊不再关心学者的需求，而一味迎合评价机构的偏好，甚至不惜造假。
怪异现象之二: 某些机构正是钻了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缺失的空当，竞相公开打出了期刊评价甚至学术评价的旗号。如果说以前期刊目录的制作机构尚无意作为评价主体的话，现在的某些机构则是迫不及待地要充当评价主体。其实，在期刊数据库已成为各学术图书馆主要期刊来源后，核心期刊目录早已失去了其原始意义，然而，核心期刊目录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更加高调地发布。他们为何这么做? 原因极为简单，因为有利益在!
与二次文献期刊引发的种种怪象一样，造成上述怪异现象的直接原因也在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缺失，原本不具备独立进行学术评价资格的评价机构如此走红，而其背后也是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在作怪( 关于这一点将在讨论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和学者的关系、学术期刊“名”与“实”的关系时再详论) ，这进一步说明了重建学术评价机制和改革学术期刊体制的重要与必要。
(三) 学术期刊与网络平台之关系的颠倒
学术期刊的网络平台是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问世的。它在上世纪90 年代的出现，意味着学术传播领域革命性的变化开始了。尽管当时很少有期刊人意识到这一点，但十多年后，数字化传播几乎已成为学术传播的唯一方式。
在中国，实现数字化传播的网络平台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各学术期刊自办的网站或网页; 二是汇集了数千种期刊实现商业化运营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作为数字化传播主流的专业学科期刊集群网站很少独立存在，而像中国知网这样将所有学术期刊不分学科不分性质一网打尽的期刊数据库网站，在西方发达国家则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仍然与学术期刊体制有关。大量存在的综合性期刊为知网的建库模式提供了基础，而专业网的建设则举步维艰，由此带来了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的种种问题。在现实中，由于各刊自办网站( 网页) 不能满足信息聚合的要求，故无法与大型期刊数据库竞争。对于绝大多数期刊来说，其数字传播主要靠大型期刊数据库来实现。
在学术期刊制作到传播的整个产业链中，作为上游产品提供者的学术期刊与下游发行商原本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但从合作的开始，这样的平等关系就没能建立起来。“期刊数据库网站与入编期刊的关系呈现出如下共同的特点: ( 1) 期刊数据库网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实行了商业化运营，但为这些网站提供上游产品的入编期刊的付出与所获得的回报却极不相称，数字化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期刊原始数据几乎是白送给数据库网站，甚至还有付费倒贴的。( 2)虽然建立的是期刊库，但其建库模式及服务模式的确定并没有期刊的参与……( 3) 为了数据库的营销以及建立数据库的品牌，有意淡化期刊的形象，期刊在数据库中的形象和地位皆模糊不清，剩下的只有唯一的‘大刊’和‘强刊’———数据库本身。( 4) 除个别期刊外，各数据库与期刊所签署的入编合同( 或类似协议) 都是由数据库一方单独拟定的格式化合同，尽管每一条数据都来自期刊，但这些合同不仅将期刊一概排除在数据库的拥有者之外，还无一例外地将获得作者授权和向作者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等关键性责任推给了期刊。上述四点足以使期刊的弱势地位显露无遗。”从这样的关系中，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平等可言，学术期刊已完全被拥有大型网络平台的期刊数据库所绑架，两者之间的颠倒关系就这样被确立了。
学术期刊与网络平台颠倒关系得以建立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不合理的期刊体制造成的大量分散分布且缺乏学科归属的学术期刊一直深陷传播困境难以自拔，不仅是纸本的传播，数字化传播亦是如此，只能依靠包罗万象的大型数据库网站，故必然在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二是期刊对数字化传播前景认识不足，加之与数字技术隔膜，而将网络传播权拱手让出。在这样的情形下，数据库网站成功地借助数字化的“聚合”效应而改变了学者阅读学术文献的模式，由阅读纸本的期刊转变为阅读数据库，在线阅读已成为读者获取期刊学术资源的主要方式，因此，有些期刊纵然在数年后幡然醒悟，但现实已是离开了数据库的平台，期刊几乎无法传播。颠倒的关系就这样一直维持下来了。在这种颠倒关系中，陷入体制困境中的学术期刊实在是身不由己，因为，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学报，基本没有纸本发行量，网络平台几乎成为这些期刊唯一的传播渠道; 如果不依赖大型网络平台来传播，就会失去最广大的读者; 即使一些名刊大刊，纸本发行量也是逐年下滑，同样要依赖大型网络平台。也就是说，学术期刊投靠网络平台，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这样的颠倒关系给学术期刊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困扰之一: 数字化转型举步维艰。数字化是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已是共识，但在目前数据库网站垄断了数字传播的情况下，数字化根本无法成为期刊内生的动力，只能是为数据库提供初始产品，编辑工作只能以纸本为中心展开。
困扰之二: 难以应对期刊市场化的前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学术期刊终将面对市场。对于学术期刊来说，首先要有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学术期刊与网络平台的颠倒关系中不难看出，学术期刊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不仅从数据库获得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而且在数据库中，期刊早已被拆解成一篇篇的论文，不再以独立的个体形式传播。当期刊告别纸本的时候，将变得一无所有。
其实，目前这种状况对数据库的发展同样不利。数据库虽然实现了数字化传播，但其建库的理念还局限于图书馆模式，一味贪大求全，入库期刊良莠不齐，给读者检索和阅读带来很大困扰。一方面，由于网络平台缺乏真正适合网络时代学术传播的个性化产品，这样的数字传播只是初始的和粗放式的，远未达到数字传播的最佳境界。另一方面，初始的和粗放式的经营必定带来同行间的恶性竞争，近年来，为争夺资源，这样的恶性竞争已在几家大型网络平台之间展开，所谓“独家协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网络平台对签订了独家协议的期刊支付了比原来高一些的报酬，但是与学术期刊实际运营费用相比，这点报酬仍然是微不足道。
因此，网络平台必须重建与入编期刊的关系，使双方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满足学术研究需要、适合网络平台传播的个性化产品，方得以走入良性竞争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不平等的关系既然能建立，要打破目前这种强、弱之间的不平等，唯有弱者变强，期刊要自强，首先要挣脱体制的束缚，因此，问题又归因到不合理的期刊体制。
( 四) 学术期刊与管理部门之关系的颠倒
对学术期刊实施管理的部门主要有两类: 一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二是业务主管部门。
先看政府的行政管理。对于属于学术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来说，政府的行政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管理; 二是服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法规等，引导学术期刊整体健康地发展。从服务的角度来说，政府有义务为学术期刊提供普遍的、公平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管理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职责，同时还是一种义务。政府与学术期刊之间既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而规约这两者关系的，正是体制。对学术期刊体制而言，管理体制是整个期刊体制的核心的成分。
长期以来，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一样，都属于公益事业的一部分，现行学术期刊体制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政府对学术期刊的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 学术期刊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期刊的运行是否合乎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检查的机制，对期刊质量进行评估并作出相应奖惩的机制，以及作为国家对学术文化事业之一部分的学术期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进行分配的机制。政府为学术期刊提供的服务则主要体现在: 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学术期刊的现况如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是学术期刊人的办刊水平。如果学术期刊整体出现了大的问题的话，应该从这两方面来找原因和解决办法。2011 年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该文件指出:“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现行体制制约了报刊出版业发展，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对于在非时政类报刊中占据了多半壁江山的学术期刊，从管理部门到学术界和期刊界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地将这些问题置于体制的框架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诸如数量、规模、资源、结构、市场等，均不是学术期刊所能决定的，这些问题的操控权全在政府。不言而喻，学术期刊的命运直接掌握在行政管理部门的手上。换句话说，现存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期刊管理体制，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因此，要解决学术期刊面临的种种问题，改革必须从政府的管理体制入手。在这方面，政府与期刊责任的主次关系是很清晰的。
然而，在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实施办法》中，这一责任的主次关系完全被颠倒了，我们没有看到总署对其应负的责任有任何的担当，相反，却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术期刊，试图通过对学术期刊的“转企”来完成艰难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任务。在决定学术期刊数量、规模、资源、结构这些应该由总署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情形下，原封不动地保留现有的管理体制，只是一刀切地让期刊“转企”，无疑是本末倒置。这样的改革对于面临种种困境的学术期刊来说，不啻雪上加霜，旧病未去，又添新灾，必然造成学术期刊更大的混乱，进而必然会严重损害学术研究事业。如果说，从事行政管理的政府官员不懂学术期刊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既然不懂，仍在缺乏调研、不考虑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发展的情况下，匆忙发布这个只针对期刊而缺乏自省的改革方案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已有很多学者从学理和法理的角度对该《实施办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至于为学术期刊发展而提供的服务功能，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模式下，总署纵然有心，恐怕也无力践行了。
再看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所谓业务主管部门，亦即学术期刊的主办和主管部门，实施具体业务管理的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着学术研究的重任，因此，一切管理活动都围绕科研成果这一中心来展开，其管理职责主要通过对科研活动的经费投入、业务指导和规范及相应的评价和奖惩措施来实现，为了本单位能出更多更好的成果，管理部门的服务功能也不可或缺。对本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的管理，只是其管理职责中的一个次要部分。
对科研成果的管理特别是其质量评价原本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在现实中，为了管理的便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部门大多制定了科研成果评定或奖励等级制度，即把所有学术期刊都排列到不同的等级上，这就是所谓“以刊评文”———不论科研论文的真实水平和质量，只看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于是本单位期刊清单就成为研究人员投稿的指南和评价的依据。这些清单的依据大多是专业评价机构制作的“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榜单，而这些榜单又与大学排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诚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 “最近十年，‘大学排名’的影响力急剧提升，成了悬在校长们头上的一把利剑。明知那些凭借真假数字堆积起来的排名不太可靠，可谁也不敢置之不理。因为，对于许多学生家长及公众来说，这是他们了解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捷径。因此，校长们只好采用机会主义策略———排名低时英勇反驳，排名高时积极引用; 对外说是无所谓，对内其实很在意。”②这样的排名，完全颠倒了学术成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更加凸显了学术评价机制的不科学、不合理。不仅对学术研究有误导，对学术期刊也有误导，迫使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围绕着评价机构的指挥棒转。
因此，无论从学术期刊的行政管理还是业务管理来看，学术期刊的改革，首先都应该是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让学术期刊摆脱长官意志，走上符合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规律的理性之路。
( 五) 学术期刊与市场之关系的颠倒
学术期刊与学术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近十年来学术界与学术期刊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赞成与反对学术期刊市场化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仅仅是理论探讨，这场争论可以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向学术期刊的推进，市场化与否已不再是一个理论探讨中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实施办法》中，学术期刊已被明确归为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方向也已被明确规定为市场化。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争论，来具体分析一下总署所要推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化，又会给学术期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谓市场化，一般说来，指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通过竞争而实现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在市场机制中，商品从市场获得的回报率是衡量其生命力的唯一标准，也由此决定着商品的生死存亡。学术期刊当然具有商品属性，让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大方向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同时不能忘了，学术期刊又不等同于一般的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使命事关国家的软、硬实力，故不能单纯地以是否赚钱作为孰优孰劣进而实行优胜劣汰的标准。学术期刊的创办者从来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从其通过市场销售而回笼的资金来看，投入和产出根本不成比例，谈不上有回报，亏损是必然的。单一的市场化标准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是行不通的。正是因为学术期刊的这一特性，中央两办的文件在指明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更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且特别规定对于学术期刊“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可见，我们不能把学术期刊的市场化等同于一般大众期刊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制定一套适用于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其要点至少应该有三: 一是学术期刊是否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标准不是看其能否赢利或赢利多少，而是看其能否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 二是在这一前提下，应该借鉴市场化的某些经验和管理手段，建立特殊的学术期刊市场化机制; 三是这样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及于学术期刊，更重要的是管理体制和模式的改革。
然而，作为“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而出台的《实施办法》却未显示“另行”在何处，该《实施办法》虽明确规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但从该文件规定的学术期刊必须与一般大众期刊毫无二致地以“转企”为改革的唯一手段和目标来看，我们看不出这样的改革如何能确保“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可见，在其笼统谈论的社会效益与具体的一刀切地“转企”改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是一个主导原则与具体措施相分裂和背离的办法，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率的关系其实已被颠倒了。
在这样被颠倒的原则指导下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即不触动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不改革造成今天学术期刊陷入困境的管理体制，不为学术期刊设定特殊的市场机制，而只是一味地将学术期刊赶到市场上去，学术期刊要在这样的所谓市场环境下生存，除了向作者收取高额的费用外几乎别无他途。因为纵然国家设立种种基金来资助学术期刊，但对于多达3 000 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无异于杯水车薪。这样的改革后果并不难预测，今天就有一些所谓“走市场”的学术期刊，只要看看它们都在干些什么就明白了。比如前些年被曝光的《商场现代化》杂志，通过收取版面费年进项以千万元计; 再如某省的一家社科期刊，每期发表收取版面费的文章有上百篇，钱财也是滚滚来，学术质量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的学术期刊，不要说与国际学术期刊根本无法竞争，即使连保住过去的学术水准都不可能，而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事业更不知从何说起。简单地说，一刀切的“转企”的后果无非是让那些坚持学术标准，不为金钱所收买的学术期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向堕落，说“逼良为娼”并不为过。
目前，文化传承与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策，而学术期刊作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行政管理部门怎能简单地将其市场化了之? 2011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说得很清楚，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可见，总署的《实施办法》也是不符合基本国策的。
( 六) 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之关系的颠倒
中国现代学术期刊是随着现代学术研究在中国的确立而诞生的，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学术研究重镇的高校是学术期刊最早的创办者之一，早期最著名的高校学术期刊有1906 年创刊的《东吴月报》，继之有1915 年创刊的《清华学报》和1919 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这些早期高校学术期刊在现代学术逐渐取代传统学术并获得最初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这一段堪称辉煌的历史，早已被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同仁们反复描述过。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术期刊之所以能有如此贡献，与其明确的定位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冠名为‘学桴’的《东吴月报》的‘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还是稍后的《清华学报》的‘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和《北京大学月刊》的‘交换知识之机会’，‘释校外学者之怀疑’，无一例外地都将学报视为交流学术的最佳平台和工具，而交流的目的则在于在古今中外学理的基础上，为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学术，以推进现代国家的建设而贡献学界的一份力量。这是学界历史使命之所在，由此也决定了学报的历史使命。概而言之，学报的使命即在追求真理、交流学术、引领时代。而正是在这一使命的召唤下，学报在学术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在这样的定位下，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是十分清晰的。学术期刊因学术研究而生，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服务。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为学术研究搭建成果( 论文) 发布和交流的平台，为了使平台具有权威性和公平、公正，其主事者一定是某一学科方向执牛耳的著名学者，故在平台的周围能聚集起从事相关研究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而形成学派，共同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可见，学术期刊与学者的研究虽有分工，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20 世纪上半期，学术期刊很好地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实得益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关系的清晰定位，比如专攻历史地理研究的禹贡学派，就是以《禹贡》杂志为中心; 专攻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学派或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就是以《食货》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杂志为中心。这些期刊之所以能成为某一学派的中心，正是因为这些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人员集研究者与编辑者于一身，一批大师级学者同时也是期刊的编辑，比如顾颉刚之与《禹贡》杂志，陶孟和、汤象龙等之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参与过《清华学报》编辑出版的人员组成在今人看来更有些不可思议: 吴景超、朱自清、吴宓、叶企孙、梁启超、萨本栋、胡适、王国维、梅贻琦、梁思成、周培源、赵元任、马寅初、顾毓琇、杨树达、冯友兰、杨振声、罗家伦、金岳霖、吴有训、陈寅恪、翁文灏、闻一多、王力、俞平伯。今天单独拿出任何一位，都足以让我们震撼! 那个时期，编研一体，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中国的学术期刊体制始建于20 世纪50 年代，完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学术期刊体制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单位为中心，从50 年代初到80 年代初这30 年中，期刊从布局到结构已存在诸多问题，但因学术研究饱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学术为政治服务”大行其道，学术期刊在很多时候都更近于“大批判”的阵地，加之学术期刊数量有限，存在的问题并不彰显。即使在这些年中，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晰的，编辑队伍与学者基本是一体的，在政治运动间歇的年代，还是有相当一批至今仍为后学称道的成果在一些尚具一定特色和风格的期刊上刊发。当然，要以期刊为中心形成学派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事。
随着80 年代中期学术期刊阵容的不断扩大，学术期刊体制问题逐渐彰显，结果就是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相分离的倾向开始显现，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功能不断被削弱，主要表现在: 首先，期刊的结构和布局出现了明显问题，新创办期刊中学科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占比过高。这与单位制为中心的期刊审批和管理有关，不论科研实力强弱，按单位平均分配刊号，一校一综合刊的局面由此形成。其次，在主管部门的主导下，单位制的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逐渐走向封闭，本校本单位“窗口”和“园地”的定位被强化，加剧了不合理的刊号配置的不良后果。再次，这样定位下的期刊根本吸引不了优秀学者加盟，编辑的整体学术水平出现了明显下滑，以至于从80 年代末开始，“编辑学者化”的呼声不断响起。始于80 年代至90 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学术期刊大扩容，看似出于学术研究的需求，实则已背离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规律，诚如柳斌杰署长所言，“一方面一些报刊没办好，另一方面该办的却办不起来”，“现在是个单位、行业、协会，就要有本期刊，拥有报刊的单位宁可经营不下去，赔着钱也不肯放弃。所以许多期刊质量低下”。这完全是不合理的期刊体制所造成的。在这样的体制下，很多主办单位为了办期刊而办期刊，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已被扭曲乃至颠倒了。
这样的扭曲和颠倒关系必然造成恶果，首先，最显性的表现是学术期刊的质量普遍下滑，越是封闭办刊的质量下滑得越厉害，以至于有些高校学报被学者们直接斥为“学术垃圾场”，无人问津。其次，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显著下降。突出表现为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很难再起到引领作用，所谓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研究，一要靠学术期刊的开放性，二要靠走入编辑队伍中的著名学者而并非一般的编辑，如果不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没有高水平学者充分参与其中，能引领学术研究的高水平期刊是不可能办成的。近年来，犹如80 年代末学术期刊界热议“编辑学者化”一样，学术期刊的“使命”成了热点问题，如果使命不成问题的话，又何来热议?
对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扭曲关系，学术界已有很多评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不合理的现状近年来正在得到纠正，一批著名学者开始以各种方式走入编辑部，专家办刊、开门办刊逐渐成为一种风尚，部分学术期刊因此而大有起色，比如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多数高校学报，因引入专家办刊、开门办刊的理念而得到了学者的好评。但囿于体制的困扰，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关系完全走向正常尚需各方努力。不能不指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实施办法》正与这样的努力背道而驰。试想一下，在不解决当由总署承担责任的学术期刊结构、布局等体制问题的情况下，一刀切地“转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至少会出现走入编辑队伍的著名学者的“逃离”，学术期刊将加速与学术研究相分离，指望这样的改革能做大做强学术期刊，岂不是缘木求鱼?
( 七) 学术期刊与作者之关系的颠倒
学术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和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密不可分。学术期刊与作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期刊与作者的关系; 其二是期刊主编、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先看期刊与作者的关系。期刊与作者的关系表面上看比较简单，作者是期刊稿源的提供者，期刊是作者学术成果的交流和发布平台，但实质上这一关系是建立在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密切结合的基础上，抽离了这一基础，即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相分离，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就会扭曲甚至断裂。
再看期刊主编、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其实这是学术期刊与作者关系的具体体现。主编和编辑是期刊的主持者，也是期刊与作者和读者关系的维系者。在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正常的情况下，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期刊，其周围能否有忠实的作者和读者环绕，能否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的声望和编辑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学术期刊能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中心的时候，其主编一定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编辑也一定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不会外在于这个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说，编研一体，主编和编辑首先是学者而且是优秀的学者，是造就成功的学术平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在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相分离的情况下，主编和编辑将不可避免地外在于学术共同体，那么，期刊还能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平台和中心吗? 作者与读者对期刊还会有归依感吗?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主编、编辑与学者、作者不能分离的重要性。
判断学术期刊及其主编和编辑是否与学术研究以及学者( 作者) 相分离其实有一个很容易鉴别的办法，那就是看期刊评价的主体还是不是学术共同体。当两者能完美地结合时，对学术期刊最权威的评价一定是来自学术共同体; 当两者的关系出现扭曲或断裂时，因学术共同体对期刊的疏离，期刊的评价权就会旁落到非本学科专家的那些评价机构手里去了。以此为标准，我们不难看出，今天学术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已随着其与学术研究关系的扭曲而扭曲了，而专业评价机构在这样扭曲的关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在这样的扭曲关系下，一些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莫过于: 作者不知该往哪个期刊投稿，需要评价机构来指导; 与此相对应的是，期刊不知哪些作者优秀，也需要评价机构来指点。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比如在某个后起的评价机构制作的《期刊排行榜》功能说明中，就赫然列出了指导作者投稿的功能。 评价机构还不厌其烦地为期刊列出了高被引作者排名表，以指导期刊组约稿件。今天的评价机构已由当年的为不可能对各专业都懂的图书采编人员作参考，跨越到对各学科的专业人员和各期刊专业编辑的投稿、组稿进行指导了，如果说其前一功能尚在情理中，那么，它的后一功能真是对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和学者的莫大讽刺。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功能还真的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当作者的论文完成时，不知投给哪个期刊最为合适，而期刊则不知道自己的忠实作者在哪里的怪现象。
作者和读者对学术期刊没有了归依感，学术共同体当然也就失去了对期刊的评价权，评价机构垄断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权的结果，进一步隔离了学术期刊与学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学者失去了对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交流平台的兴趣，他们已不再关注这些期刊，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养成了读数据库中论文这一新的阅读习惯的学者们，对于期刊尤其是没有清晰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综合性期刊的形象已很淡漠。但是，作者的成果仍然需要发表，他们与学术期刊仍然维系着某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已经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学术取向和研究风格的基础上，而是需要通过评价机构的中介，作者投稿时不再去选择在学术风格和学术取向上最合适的期刊，而是根据评价机构的指引，寻找那些可以使自己在评价机构的评价中得更高分数的期刊。因为评价并不仅仅针对学术期刊，学者们的所有成果也都需要评价，而所谓评价在很多时候已蜕变为“以刊评文”，那些评价机构制作的期刊排行榜上有名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就成了作者的首选，而不管这些期刊是否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在作者( 学者) 、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颠倒的关系。期刊原本应该是为作者( 学者) 服务的，但作者为了能在更易得高分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就得研究并屈从于这些期刊的偏好; 而这些期刊之所以能获得作者的青睐，是因为评价机构给予了“权威”和“核心”的称号，因此，在忠于作者还是忠于评价机构之间，期刊自然选择评价机构，以评价机构的偏好为自己的偏好。最终，评价机构的偏好也就成了作者的偏好，颠倒的关系被建立了起来。在这样的颠倒关系下，评价机构对学者和学术期刊的干扰和干预似乎只是某些偏好，但对学术研究的危害却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们从近年来屡屡被曝光的涉及数据造假的学术不端事件中，可以看到数据造假有的已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由多家学术机构共同完成，形成了一种造假的产业链，而引导这个产业链中许多人迈上这条不归路第一步的就是这些偏好。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评价机构已经通过指挥学术期刊的“指挥棒”对学术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些评价机构的专业评价人员并不具备文献情报学以外任何学科的背景，也不具备主编和编辑的职业素养，他们何以能如此轻松和持久地影响学术期刊和学者? 如何能使学术期刊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 原因还是在于不合理的学术期刊体制所造成的学者与学术期刊的疏离。因此，要让学者与学术期刊从颠倒和扭曲的关系中回归正常，就必须改革不合理的期刊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
( 八) 学术期刊“名”与“实”之关系的颠倒
在讨论了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和学者之间比较具体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与此相关但比较抽象的问题，即学术期刊“名”与“实”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随着专业评价机构各种学术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的盛行，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显然，对于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排的是“名”，而学术界批的则是“实”。不言而喻，“名”与“实”的关系已逐渐成为困扰学术期刊人的一大问题。按一般理解，所谓“名”，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命名的符号活动; 所谓“实”，是指客观实在本身。那么，在现实中，学术期刊的“名”与“实”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名”的本义即刊名。刊名包含有确定的信息，比如刊物的学术平台性质、学科或问题边界，有的还包含有主办单位的明确信息。从刊名中，也可以隐约窥见刊物的宗旨、定位与抱负，比如创办于1906 年的我国第一份高校学报《东吴月报》还有一个专门的刊名———《学桴》，桴的本义是木筏，以其命名刊物，喻义恰如其发刊词所云: “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一部分也……而何不以兵桴，以商桴; 而何不以政治桴，以宗教桴，而独取于学者? 盖兵商政教皆备于学。则学者载种种桴之桴也。而又可谓合种种桴而所成之桴也。”足见主办者的良苦用心。再如，中国科学院创办于1950 年代的《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以及一系列以一级学科命名的专业期刊( 如社会科学学部创办的《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等) 即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协力支持，视为我们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科学的共同事业。”显然，这样命名刊物，是为了彰显其开放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校学报， 1950年代至今，以校名命名刊名、以学报表示多学科综合渐成惯例，以表达其本校教学与科研“窗口”和本校科研人员“园地”的定位。“在如此迥异的理念指导下的办刊实践，孰优孰劣很快就见了分晓。在高校学报几十年不变地自我封闭着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期刊却敞开大门，面向院内外特别是高校以数十万计的学者征集稿件……这些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有70% 以上来自高校。同为学术期刊的学报却成了主办学校的‘自留地’，综合性、内向性不仅未能留住本校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而且还造成了高校之间那看不见的壁垒。可见，刊名———办刊理念———办刊实践———办刊效果实在是环环相扣的链条。冠以校名的刊名———抱持综合、内向的理念———封闭、刻板的办刊方法———门户壁垒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高校学报广受批评的办刊之路的写照。”①这就是学术期刊“名”与“实”关系的基本体现。
“名”与“实”的关系还不仅于此。在中文语境中，“名”并不是只有“名称”这一简单含义。“名”的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名”至少已有了以下主要含义: ( 1) 命名和名称之义; ( 2) 名位、名号之义，指名位、地位、身份，其中含有鲜明的等级意蕴; ( 3) 声誉、名声。②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名”这一概念的意涵更加丰富，且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具体到当今学术期刊之“名”，除了名称这一基本意义外，也蕴含着清晰的品位、声誉、地位、等级之意义。本来，学术期刊的品位和声誉都应该是学者通过对学术期刊的阅读而产生的感觉印象，当大多数学者对某一学术期刊都持有同一印象时，就会成为学术界对该刊的主要评价。学术期刊只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才会有好的品位和声誉认定。这就要求学术期刊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真心实意地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服务。没有这样的“实”，就不可能有好的“名”。至于地位和等级，当然由其品位和声誉来决定，即所谓有“为”才有“位”。但在现实中，学术期刊的等级和地位已由评价机构说了算，评价机构按量化评价的方法制作的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的直接作用就是为学术期刊确定地位和等级的。因为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间颠倒关系的存在，“名”与“实”不符乃至颠倒现象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除了前已述及的某些期刊靠数据造假博名外，某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还根据期刊的主办单位来确定“权威期刊”的榜单，使得“名”与“实”相脱离而形成“名”的固化，某些所谓的“权威期刊”如今已堕落得不成样子，但在这些期刊榜上，“权威”依旧; 而某些恪尽职守，并不断创新，已在学者中赢得口碑的期刊却因主办单位不够权威而榜上无名。可见，“‘名’与‘实’对应是一个方面，‘名’‘实’偏离乃至飞离也是一个方面，飞离了具体事物的‘名’又生产出新的‘实’又是一个方面。”当学术期刊的“名”不是由学术共同体而是由评价机构和行政机构决定，并进而左右了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时，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批评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必须指出的是，学术期刊“名”与“实”关系的现状与学术期刊体制特别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不合理也是分不开的。关于高校冠以校名的刊名命名方法只是一种惯例，并非不可突破，比如某些专业院校的学报就没有冠以校名，但到了2001 年，新闻出版总署却以文件的形式硬性规定:“所有高校学报必须在‘学报’前冠以学校全称，不得使用学校的简称。”学报的命名法由此成为铁律。即使学报都这样命名，只要坚持开放性，仍有可能成为开放的学术平台，但总署早已在1998 年就下文规定: “学报刊登的稿件，2/3 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⑤总署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是如何束缚学报手脚的，于这些规定中即可见一斑。另外，在涉及学术期刊等级和地位的问题上，尽管总署从来没有公开认可评价机构的排行榜和排名表，但这种纯量化评价的办法还是得到总署的完全认同，总署分别于2010 年和2011 年制定的《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 试行) 》和《全国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试行) 》就是一个纯量化评价的体系，“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评价的研究已清楚地表明，单纯的量化评价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将此评估体系用于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那么，在评价目的、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评价结论诸方面明显存在的重大问题将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总署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不合理的一面。
( 九) 中文学术期刊与英文学术期刊之关系的颠倒
近年来，学术国际化的热潮方兴未艾。关于学术国际化，已有学者作出了颇为深入的分析，笔者在此想着重指出在国际化的热潮中所出现的中文学术期刊与英文学术期刊关系的颠倒现象。这个颠倒关系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将英语视为学术国际化的唯一语言; 二是将能否被SCI、SSCI 和A&HCI 收录作为期刊国际化的唯一标准。
如果说，学术国际化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普世的价值观念、无障碍的语言、规范的样式在国际公共学术平台上展示和交流学术研究过程及其创新成果，能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或应用”，那么，撇开方法、价值观和规范不谈，仅就语言来看，“无障碍的语言”是否就只有英语?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语言作为表达思想和观点的工具，与表达的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研究的是纯自然科学时，以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标准语言当无太大问题，但当研究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时，仅以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仅世界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都是与特定的语言无法分割的，离开了某些特定的语言，也许连一些地域文化的基本内容都无法理解，更遑论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离开了中文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表述的文化。比如，中国的文字、书法、哲学、历史、诗词歌赋等等，如何用英文精确表达? 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解读简帛文字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无论是何方神圣，如果不懂中国古文字，就别来碰它。我们不可能要求简帛研究者用英文来写作，更别说拿到英文期刊上去发表了。但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不仅以英语写作学术论文是西方学术期刊对中国作者的要求，而且我们的学术主管部门的确也在要求中国学者这样做。这是世纪之交以来学术国际化热潮的特点，从中不难看到政府部门强烈的输出愿望，即要使中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在有些学科也是可行的，但在涉及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学科中，我们首先应该捍卫中文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第一语言的地位。无论从尊重中国文化还是从研究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与要求中国学者用英语写作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相配套的措施还有鼓励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创办英文期刊。据统计，截止到2010 年，中国共有329 种外文期刊( 绝大多数为英文) ，其中社科类有51 种。尽管社科类期刊数量较少，但近年增长速度并不慢。上世纪最后20 年，总共增加了15 种; 本世纪最初10 年就增加了26 种! 而且这种增长势头有增无减，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创办英文刊的愿望。可谁又知道办英文刊的苦衷? 英文刊出版了，可大多外国专家不看，中国学者不睬; 也就是说既无国外读者，更无国内读者。也许，这可称为自娱自乐，但在笔者看来则是自欺欺人。
“崇洋媚外”这个词汇在社会上早已遭到唾弃，可在学术界却正在深入骨髓，最典型的就是在学术评价中的SCI /SSCI /A&HCI 崇拜。大多数学者都知道， SCI /SSCI /A&HCI 不就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文献数据库吗? 笔者在国外大学访问时曾向人家请教过这个东西，问他们重视不重视，得到的回答却是很疑惑很怪异的眼光，甚至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在欧美国家，没人拿这个数据库作为学术评价标准。
当今几乎所有高校都有SSCI /A&HCI 崇拜风，不少学者也以在SSCI /A&HCI 期刊发表论文为荣。期刊人对这些把戏的了解应该更多，但很多期刊人却在努力使自己的期刊被SSCI /A&HCI 收入，即使再委屈自己也在所不惜。这种现象与我国学术评价机制密切相关，学者在此类期刊发表文章有高额奖励，期刊入此数据库则一步登天。因此，只有彻底废除危害中国学术正常发展各种不合理的指标体系，此类SSCI /A&HCI 崇拜歪风才会消散。笔者总觉得目前这股歪风，与当年大炼钢铁有一比，小锅炉先支起来，尽管炼出的全是废品; 而今的学术界，不论蒙还是骗，先在SSCI /A&HCI 刊上发文章或先进入SSCI /A&HCI 索引库再说，管它文章水平高低! 这么做，到头来害人害己害国家! 有人做过调研，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 /A&HCI 论文，大部分水平并不高，甚至低于国内专业刊及高水平综合刊发表的论文。
笔者不否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反对的是盲目地或荒谬地以英文化代替国际化，以欧美化代替国际化，这样的国际化不仅会大大损害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会使我们与真正的国际化渐行渐远。
台湾大学黄慕萱教授曾精辟地指出:“由于人文社会学者的研究议题具有高度的本土关怀，自然会以最符合该国文化与思考的语言作为文献发表所使用的语言，因此以英文文献为搜录对象的SSCI 及A&HCI 引用索引数据库并无法代表非英文人文社会学者的研究产出状态，其搜录的期刊文章仅表示较具有国际能见度及影响力，而无法表示其重要性或质量的高低，故在非英语国家，人文社会学者的学术评鉴不能仅以国际引文索引数据库进行评鉴。”黄教授这段话说得实在太好了，可现实离这个想法实在太远了!
( 十) 综合刊和专业刊之关系的颠倒
综合刊和专业刊的关系是个老掉牙的问题，谈论多年，可这个问题依然是目前学术期刊存在的最大问题。朱剑曾有两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作过非常透彻的论述，所以笔者就不在这里饶舌了，只是结合个人体会，非常简单地提炼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综合刊数量如此之多，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和行政体制双重影响的产物。从学术史上看，中国传统学术崇尚综合，西方学术强调分科， 20 世纪初期西方学术传统对中国产生影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表现在期刊结构上，尽管也有不少专业期刊，但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多是综合性期刊，而且综合性期刊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从行政体制上看， 1949 年后学术期刊基本为学术单位所有制，每个单位办一份期刊，当然只好办综合刊; 这种行政体制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是一大批综合性大学学报的产生。学校安排教学和科研是分科的，但学报则只能是综合的。地方社科院和社科联与此类似。
其二，从学术界实际情况来看，专业刊比综合刊更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尤其在经过改革开放30 多年中国学术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的形势下，学术界对专业刊的需求更加强烈。但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造成了专业刊与综合刊数量关系的颠倒。上面已谈了历史原因，至于体制原因，最主要的，笔者以为是新闻出版署机械而僵化的刊号管理! 如果允许有研究实力的学术单位和团体创办专业学术期刊，目前的学术期刊生态格局要好很多。也就是说，不是综合刊太多了，而是专业刊太少了! 如果有大量的专业刊存在，那些低水平的综合刊就会没有生存的余地，根本不用你指责什么垃圾不垃圾; 也不会有那么多怪诞的以书代刊、似书似刊、非书非刊的四不像出版物存在。这种对期刊的封闭式和静态式管理，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的正常发展。所以，这种关系的颠倒，责任不在期刊人，也不在学术界，而在管理部门。
其三，尽管我们总说学术界需要更多的专业期刊，但绝不意味着综合刊就该赶尽杀绝。相反，学术研究同样需要综合刊，综合刊也会有发展的美好前景。只是，综合刊要提高办刊水平，要有问题意识，不能将综合刊办成一个简单的大拼盘，而这恰恰是目前大部分综合刊存在的共性问题。
其四，在综合刊和专业刊的结合上，部分综合性大学学报已做了一些尝试，这就是多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笔者以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学术期刊改革模式，已有期刊人对这一模式的成功之处作了归纳: 第一，既顺利地实现了专业化转型，又没有割断与过去的血脉联系，而且编辑队伍可以保持稳定。第二，开创了学术期刊跨地域、校域进行整合、联合的模式，形成了集约化、规模化的全新路径，并为实现集团化打下了基础。第三，打破了高校间的门户壁垒，专业刊是高校办的，但不再专属于某一校，因而是开放的。第四，创设了在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实现期刊整体、系列传播的全新模式，保持了期刊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树立起了数字化学术期刊的品牌形象，而且也开启了同大型商业化企业合作的新路径。 笔者在此再补充第五点，参与专业刊合作的有数十家学报，但大家的协作配合非常理想，做到了真正的协同创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在期刊同行中也备受关注。
结语: 体制改革与颠倒关系的再颠倒
从以上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十个被颠倒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颠倒关系之所以存在，皆与现行学术期刊体制的不合理有关，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政府管理部门。换言之，政府期刊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是颠倒关系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期望正在到来的体制改革能够将这些颠倒的关系再颠倒，即让其回归正常，那么，只有将改革不合理的期刊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重点，期望才不会落空。
必须指出的是，造成颠倒关系的还有诸多学术期刊自身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自为政，缺乏共同体意识。没有共同体，学术期刊就缺少了制定有约束力规约的能力，更缺少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比如在与二次文献期刊、专业评价机构、特别是数据库网站和与管理部门的关系以及在学术期刊国际化方面，学术期刊就陷入了典型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只有建立起学术期刊共同体，大家同心协力，上述颠倒关系才有可能再颠倒过来。在笔者看来，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实施，对学术期刊共同体的形成是有着某种促进作用的，它至少使得学术期刊能够共同思考和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学术期刊共同体一旦形成，反过来对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因为一场面对特定群体的改革没有这个群体的主动参与是很难真正成功的。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合理的期刊体制有一个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变迁，至少可以从1950 年代初开始追溯起。今天，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改革不合理的期刊体制，无论对管理者还是期刊人来说，都既是还历史的旧账，也是为未来承担历史责任。
应该说，在颠倒关系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学术期刊并没有完全屈就于这些颠倒关系，学术期刊的反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部分学术期刊人对只有学术共同体才具备评价主体资格的坚持以及对专业评价机构的批评，已使得部分评价机构对评价方法有所改进。 更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现行学术期刊体制，期刊人也以实际行动发起了挑战，而且得到了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鼓励和支持。如前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就是一个在新闻出版总署《实施办法》颁布前即已开始的借助数字化技术的自我革新行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学术期刊人试图突破体制的束缚而创办的，它必然存在与现有体制不相符合之处，它之所以能够在现有体制下成立并运行，是因为得益于体制改革和数字化变革的大背景，主管部门鼓励创新，包括体制和机制创新。”的确，“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从酝酿到创办直到最近的大扩容，都得到了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关注和支持，两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始终参与了这个行动，并在政策、法规等方面认真听取意见，给出指导性的意见。没有教育部和总署的支持，“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也很难走到今天。通过创办该系列期刊的尝试，我们对将纸本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编辑与出版分开的“两分开”改革路径更加充满信心，“但这样一种新型的办刊模式是否能得到最终认可，亦即是否能得到改革后新体制的保护，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而在新体制认可它之前，它的存在和运行都处在非常艰难的状态下，除了没有先例可循，缺乏体制的保护使其身份不明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是阻碍其继续发展的最大的问题。由此观之，尽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是可以而且必须与数字化变革实现无缝对接的，但最终能否导致学术期刊体制与体系的科学重建，还取决于决策者的顶层设计与业界的底层设计能否完美地结合起来。”
出自中央政府关于期刊体制改革的方案显然属于顶层设计。学术期刊的改革需要有顶层设计。相对于顶层设计，来自业界的底层设计对改革的成败同样重要。“制度设计是个精细活，既要有顶层设计，统筹全局、高屋建瓴，又要有底层设计，抽丝剥茧、脚踏实地; 既要关注历史大势，也不可忽略政治或者经济发展中那些看起来没有分析价值的小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设计可谓标准的底层设计。虽然体现为基层自发的行为，但其归宿还是指向制度的顶层设计，它在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与中央的顶层设计是完全吻合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中央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抽丝剥茧、脚踏实地”的具体路径，该系列专业期刊的设计完全从现实出发，借助数字化技术，展开从期刊结构、布局到传播方式的全面革新，必将有效地促进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和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重建。如果这一底层设计能为顶层设计所接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这样的改革，本文所分析的十个颠倒关系能够重新颠倒过来，将建立起数字化时代全新的科学的学术期刊体系，从而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不负自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