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十家诗传》（Ⅰ、Ⅱ）王立群著/大象出版社2020年9月版/25.00元（册）
毫无疑问，“碎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我们当下的时代，知识的碎片化是一个必然存在，所以我们对此不必过多纠结，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发现高质量的碎片、剔除无用的碎片，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碎片。既然是因为知识的碎片化影响了我们的深度思考，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碎屑凝练起来，让它们不再那么“碎”吗？这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对碎片的知识进行整合，以此弥补知识碎片化的弊端，实现从碎片到整体的跨越。这也就是知识整体化的过程。
古典诗词的阅读亦然。
在对古代诗词的接受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背诵一首名诗，背诵几首名诗，再到背诵一些名诗，我们对有些诗歌的接受甚至是从其中的名言名句开始的，名句——名诗——一些名诗，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接受过程。有的人诗歌储备量可能多一些，有的或许少一点，不管哪一种，本质上还是碎片，如果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将它们整合起来，它们依然是一个个散落的存在，最好的状况算是一个个散落的群体。这也是“中国诗词大会”中，为什么一些参与者背诵了大量诗歌，却常常止步在给出一个或几个关键字的“飞花令”“超级飞花令”阶段上。
“飞花令”就是一种整合，是按照某种主题将大量零散诗句的整合，本身更像一种诗词的竞技文字游戏，还不能将足够多的诗句、整首的诗词聚合为较大的整体，因为中国古典诗词数量庞大，诗词内容本身更是丰富多彩的。有没有一种更加便利、易于操作的聚合方式呢？
以人为纲，这恐怕是最容易操作，也是最有效的整合方式了。诗词是由人创作的，一个人一生可能创作很多诗词，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一个诗人一生创作的著名诗词串联起来，这就是“诗传”。利用“诗传”的方式对个人记忆中散乱的诗歌进行聚合，这是一种整体化，不但能实现对碎片化的超越，更是极为有效的诗歌阅读方式。要真正读懂一首诗词，至少有六个方面是必须的：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为什么写，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前四个方面，都直接涉及作者，这没有疑问。后两个方面，对诗词“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尽管有的时候，单纯从诗歌文本中就能获得大部分的信息，但要真正深入、更加通透地读懂文本，还必须了解作者。如朱熹那首著名的诗歌《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单纯从文本来看，这是一首游春的诗，写春天到来的美好及生机，但如果了解朱熹及其他的思想，知道朱熹一生从未踏足泗水，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纯粹的游春诗，而是一首哲理事，通篇用比的手法，写自己学习儒学的心得，只有进了孔圣之门，才能领略无边的生机。
孟子曾对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吟诵古人的诗词，阅读他们的著作，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怎么能行呢？所以要研究他们的时代与经历，这就是和古人交朋友。这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传统的由来。只有“知人”，才能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写作动机等；惟有“论世”，才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通过“诗传”的方式，能够实现知人论世，能够将散乱的一句句、一首首诗词整体化为一个便于把握的系列。除此之外，这些诗人，本身亦并非一个个单独的存在，他们之间尚存在师友、亲朋、同僚等各种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诗词唱和交往，甚至斗争，由此可以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系统的整体，这不但能准确、深透地理解古人，读懂他们的诗词，而且，在我们嘴边“呼之欲出”的时候，诗词能够随时“脱口而出”，而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甚至“千呼万呼不出来”。这也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动机。
因为中国古代一向有“左图右史”的传统，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最初的设想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一个个诗人的重要经历以及著名诗词，文字的介入尽量精减，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图片与文字一一配合的形式未能全面实现，当然这是一个遗憾，算是给读者的阅读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吧。
这套书是以作者的生平为纲，以名作名篇为纬，努力做到纲举目张，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文尽量全部涉及，这给读者的顺利阅读提供了基础。另外，一些广为流传的诗篇、一些著名选本选录的诗作以及一些包含名言警句的诗文，也尽可能选录，这算是给读者的原有视野提供了拓展的可能。
一个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叫文本；一部著作，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称之为图书，否则就是一堆废纸。至于图书的实际样貌与我们的意图之间可能存在的罅隙，就恳请读者的批评了。
(本文摘自《〈唐十家诗传〉代序》，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