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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教社百炼成钢的那些编辑(三)

2020-12-04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年。70周年风雨历程,人教社推出了无数惠及万千学子的优质出版物,而这背后更是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教人的心血和付出。近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编客”特设“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庆70周年专版”,我们很荣幸邀约到若干人教社中青年编辑投稿,讲述他们在策划、编辑加工、与作者交往、装帧设计、数字化转型等过程中,发生的对于他们职业生涯有着特殊意义的事件、见闻和感悟,以此记录书与人的故事,为人教社70周年献礼。第一期、第二期,我们分别于2020年9月25日第43版、2020年10月30日第12版刊发了8位编辑有关编辑工作的杂谈。更多精彩文章,敬请关注。

  织锦“秘诀”

  ■唐磊(人教社日语室原主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国内许多中学自发开设日语课程,学习人数一度达到30多万。1982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日语教学纲要》。从此,日语学科正式纳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我国中学外语教育中又增加了一个语种。自1982年入社,我一直从事日语教科书及相关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工作。近40年的工作实践,使曾自嘲“编书匠”的我,逐步把日语教材研制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过多方努力,促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中日合作编写高中日语教科书的项目,并成立了中方和日方两个编委会。为了顺利开展合作,分别位于北京和东京两地的编委会需要保持密切沟通,尤其是经常交换大量编写文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材排版已经跨越铅排、照排,进入电脑排版阶段了。问题是尽管电脑录入比铅排、照排等在技术上更先进,版面设计也相对美观,但受技术限制,中日文混排系统尚未诞生,排版工作只能分别在中文系统和日文系统下进行,即两种文字系统互不兼容,还未像中日关系那样握手言和。当时,出版部门的操作人员也不会录入日文,致使教材编者不仅需要编写内容,还须承担录入和排版任务。这对刚刚开始用电脑从事教材编写的我们是极大的挑战。

  怎么办?

  无奈,我们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来应对新技术下的中日文混排。具体做法是,在一台电脑上录入中文后存成图形文件,再传到另一台电脑上粘贴日文,使二者合一后打印出来寄给对方。粘贴时,如果是成段内容还比较好办,但往往是一句话里既有汉语也有日语,日语位于引号之中,必须对准才行。所以,事前存成图片的那页,不仅文字上不能出错,还要计算好插入另一种文字的空间大小,并把引号括在空间的两边。因此,这种利用两台电脑实现混排的工作不仅费时费力,还要求格外细心。因为一旦出错就得返工,有些“粘贴”就前功尽弃了。由于中日双方协商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修改,这种粘粘贴贴的工作不知反复了多少遍。

  日语室人员少,为了赶进度,我有时工作到太晚就不回家了,在计算机房(原工字楼)椅子上迷糊一觉,第二天继续上班。

  记得1998年9月23日,我完成电脑排版合成稿后,还要为第二天召开中方编委会做准备,又工作到很晚。于是,照例没有回家,就躺在五号楼日语室办公用的大案子上和衣而眠。没成想这次未归却让我留下终生遗憾!

  深夜两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我大姐,她低声说“回来吧,爸爸心梗去世了!”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晃晃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

  我赶紧翻身下地往外走。沙滩后街55号院里一片漆黑,院门紧闭,围墙也无法逾越。我只好叫醒看门人,说明情况再三道歉,请他为我放行。

  想来,老爸是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离休后不顾年迈多病,努力将以往的经历撰写成回忆录。前几天,我刚陪他去过北京医院找著名老中医诊治,准备服用汤药改善心脏供血,可怎么就突然没了?

  我记不得那天深夜是怎么回到家的,也顾不上第二天还有等我主持的编委会。脑子里留下最深的遗憾是,迟了,我再也没有那个十分严厉、爱发脾气,但春饼做得非常好吃的老爸了……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 日语(试验本)》成功出版了,其中融入了中日双方编者的心血,发行后受到教学一线的广泛欢迎。

  多年来,每当捧起一册新编日语教科书时,我们都欣喜得像抱了一个新生的胖娃娃。静下来细思,正如那句古诗所言“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

  《管窥物理》,一座沟通中学与大学物理的桥梁

  ■彭征(人教社物理编辑室主任编辑)

  在中学物理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后我们会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或“更深入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说法。对于喜欢物理的学生来说,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由于这些内容超出了中学物理的要求,因而影响了他们对整个物理过程的理解,这不失是一种遗憾。而对于大学生,由于普通物理的学习是建立在以微积分为基础的数学基础之上的,对上面的问题不一定会有严格对应的回答,因而也造成了从中学到大学的不适应。因此,北京师范大学管靖教授针对与中学物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教学热点问题撰写了一本物理科普与教学的参考书——《管窥物理》。

  管靖教授曾多年从事理论物理、大学物理教学研究等工作及教学管理工作,也曾致力于物理教材建设,主编过《基础物理学》《普通物理学》《理论力学》等十余部大学物理教材。曾被学生评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还曾长期在高中理科实验班教学。管靖教授讲课的时候给人留下最多的印象就是“风趣幽默”,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将复杂深奥的物理学知识娓娓道来。

  在他开设的一门“普物专题”课中,针对性很强地把一些有关的中学物理中的问题用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方法进行讨论和分析,从而得到清晰的结果。因而特别适合一些有物理基础,但是长期从事中学物理教学研究的人。为了讲好这门课,管靖教授首先花了很大的功夫不断深入了解中学的物理内容,弄清楚学生和教师们遇到的哪些问题是中学物理范围内解决不了的;然后再细致地从普通物理的角度,努力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的答案)。除了与中学物理密切相关的经典力学和电磁学以外,管靖教授还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在中学物理的基础上讲清楚热力学中熵的概念以及相对论和量子论的一些基本概念。

  这门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过多地依赖高等数学中的复杂计算。管老师依靠他对物理本身的理解,通过幽默的语言大量采用了类比、比喻等方法,让人直接抓住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核心。物理本身需要大量的计算,但是来听课的人从时间精力到数理能力上可能已经无法进行计算推导了,所以如何跳过计算直接解释清楚结论,他也花费很多功夫。

  所以,这门课虽然是针对物理系的学生,但是其中的内容也很适合中学物理教育工作者。同时,这些内容对物理水平较高的中学生也有所帮助。

  机缘巧合的是,出版社要出一套科普书,物理的部分正好找了管靖教授。而笔者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曾经在他的讲台下听课的学生。因此,笔者与管靖教授商量,不做成市面上常见的启蒙性质的科普读物。一方面因为管靖教授自己没有给低年级学生讲过物理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启蒙性的科普书的内容只能点到即止,请他作为作者是一种浪费。所以,最后决定在“普物专题”这门课的基础上完成书的内容。与课程不同的是,书中的内容更加精简,选择了从跟中学物理更贴近的几个问题“转动”“质点系”等入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力矩、质心运动定理、滚动摩擦等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拔河中的力学、摩擦、汽车的牵引力等中学阶段较难解释清楚的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另一方面为了照顾中学生的数学水平,基本删掉了所有计算的过程,只留下结论和解释,并把物理学知识与物理学史适度结合,使读者既能加深对物理学的理解,又能了解科学家探索物质世界的过程。

  然而,病魔让管靖教授并没有等到书正式出版的那一天。这本书的三审在审稿的过程中曾经说过,管靖教授是带着某种情绪在写的。这可能是一种看透生死、看透个人存在的情绪吧,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最后时刻想的正是孩子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当笔者最后一次见到管靖教授的时候,把《管窥物理》的样书拿给他,在女儿的帮助下,他把书翻看了一下,最后鼓足力气说了一句:“书太厚了,学生拿着太累!”

  在管靖教授去世后,这本书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书名取为《管窥物理》,一方面为了以名字纪念管靖教授,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一位物理学家对大自然“以管窥天”的崇敬之心。管靖教授生前的一个愿望,就是能把他这些年对物理的一些认识和对科学的态度流传下去。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就像一扇窗,希望他的书能够帮助广大学生和教师将窗户推开一点,并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到推开这扇窗的研究中。

  秉着父母之心做书

  ■邵梦(人教社少儿读物编辑出版中心高级编辑)

  做图书编辑已有十年,对编辑来说,这时间不长。我是一名理科生,曾经做过七年的科普童书编辑。三年前,一个猛子扎进了出版统编语文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少儿读物编辑室,虽然是继续编辑童书,但是由科普转变到文学,这对我来说是挑战,也是机会。来到这里,我编辑的第一套读物是“课文作家作品系列”。这是一套由人教社编审王林主编的语文教材配套阅读丛书。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让我对编辑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与体会。

  编辑这套书之初,我们部门仅有三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这套书的编辑方案,包括选文、版式、插图、设计等。这些看起来是编辑图书的“标配”,似乎不值一提,但对人教社编辑来说,这只是“低配”。在反复的论证和修改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做童书,要始终秉持着一颗父母之心。

  首先是选文。这套书对接教材,划分年级,因此在选文时特别关注作品的适读年龄。有的作家作品很多,但是并不都适合某一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这就需要编者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与教育教学经验。主编王林博士有为语文教材选文的丰富经验,对课文中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这项工作毫无悬念地落在他的肩上。选择好了文章,再根据作品内容主题、理解难度、写作时间等因素进行科学的排序。这一步做完后,才能进入下一步的设计。

  套书设计包括的内容很多,如字号、字体、版式、插图样式、开本等。在字体、字号的问题上,我们经过几轮讨论,一遍遍翻阅教材、教辅等资料,打印对比字号、字体的差距,初步定版。但是,只基于经验之谈还是不够牢靠,我们还需要一线数据的支撑。所以,我们又找了对应年级的一些学生来投票,在此基础上,选择最适合对应年龄的学生阅读的字体、字号。其实,大多数读者拿到书后,似乎对字体、字号没有过多的关注,更多的是关注内容。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小事,我们这套书的读者是中小学生,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孩子的视力,其次是舒适度,最后才是美观。

  在确定套书版式的过程中,我们邀请了部分作者参与封面插图设计,只为插图更好地表达出文章的意思。比如这套书中的《明天要远足》,在让插画师创作之前,我们先构思了几个场景及要素给插画师参考,再将改后的作品给方素珍老师(《明天要远足》的作者)过目。方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意见具体到放置海星的位置。经过几轮讨论,最终将作者和我们都满意的封面呈现给读者。

  以上只是在版式设计方面的工作,而人教社最注重的还是图书的内容质量。我们在内容质量方面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永远精益求精。

  质量问题涉及诸多细节,就拿拼音来说,拼音对刚上小学的孩子们来说是认字的拐杖,也是培养发音的工具。一二年级的“课文作家作品系列”都是全文注音。可能很多人会想,拼音多简单,按照字典注音就好了。但是,对比一下统编教材和现代汉语词典会发现,二者的某些注音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纠结了一段时间,跟着现代汉语词典走,质检这一块儿,肯定不会被揪出问题,但是做书时不能仅考虑质检部门的要求,还要考虑刚上学的孩子们的需求。他们在读了一篇课文后,再拓展阅读我们的书,发现和教材上的注音不一样,必然会无法判断了。我们做书的目的是帮助孩子理解、吸收知识和信息,而不是给孩子添乱。所以最终我们决定,在低年级注音中,要遵循教材版本,给孩子一个统一的规范。比如为“暖暖和和”这个词注音,一般情况下,形容词重叠是注本调的,不变调,但是这里的“和”字明显不能注本调。可能会有人认为,“暖和”的“和”是轻声“huo”,那就注轻声呗,很简单嘛!但是我们注的每个音都要有依据,而不是想当然。所以我就请质检部的老师帮忙问了研究拼音的专家。专家的回复是:这个词还真是麻烦。照理,它是“暖和”重叠,形容词重叠是要注本调的,但是这里在重叠前就变调了,所以只能建议注轻声。专家也没想到,我们竟然因为这个词来请教他,说我们对稿件质量的用心程度让他刮目相看。为孩子做书就是这样,再细致也不过分。

  能够坚持认真负责,不轻易放过每个细节,是因为我们做书秉持着父母之心。我做每本书都会想,书出版后,我是否愿意让我的孩子去读这本书?只有答案是毫不犹豫的“愿意”,这本书才配打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名,我也才敢在“责任编辑”中填上自己的名字。做童书编辑的原则是如此简单,我将永远秉持这个原则,在编辑出版的道路上不倦地前行、不断地精进,做一名合格的人教社编辑。

  与“中华经典资源库”共成长

  ■李婧(人教电音社视频编辑部编辑)

  2020年,是人教社建设70年,也是人教社受教育部、国家语委委托,统筹实施“中华经典资源库”项目建设的第8年。作为首个围绕中国古代经典要籍,结合诵读、书写、讲解三种方式,以视频形式系列呈现的大型文化建设项目,“资源库”可谓汇聚了当代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学研究大家和朗诵、书法艺术家:叶嘉莹先生,楼宇烈先生,王宁先生,卢中南先生……能够成为他们的编辑,与他们一同打造“资源库”这样一个“展现经典的经典”,是我的荣幸,我的使命,更是我不断成长,提高自身编辑素养的动力源泉。

  这里,请允许我先讲一讲项目诵读专家方明先生、讲解专家过常宝教授的二三事。

  方明先生,年近80岁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朗诵艺术界传奇般的人物,想象中至少会有两个助理陪同的老先生。实际上,每次录影,都只有他同样年迈的夫人杨玲老师,手拿保温杯,安静地守候在演播厅内。

  一次“资源库”的进校园活动,坐标福建泉州师范学院,方明老师在刚刚做完肠镜手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仍坚持赶赴泉州登台朗诵。舞台上的他声音洪亮、神采飞扬,舞台侧边的幕布后,我和杨老师却有点紧张,怕他身体不适。终于,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聚光灯下的方明老师转身走向台侧,走向黑暗中一直站着守候他的老伴儿。两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家扶住对方的那一刻,没有任何言语。在杨老师身后目睹这一切的我,至今想起这一幕,仍不免感动落泪。感动于老一辈艺术家对专业精益求精的追求,对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事业的无私奉献,也感动于他们朴实无华、相携相伴的伉俪深情。

  与“资源库”共成长,不仅是旁观和被感动,更是向前辈学习并建立信心的过程。一开始和这些专家教授接触,我总有些胆怯,怕自己言语冒失或者照顾不周。但随着工作的推进,我慢慢确信,越是大家越是谦和有礼、平易近人,方明老师夫妇是如此,过常宝教授亦是如此。也是一次在外地的“资源库”发布会,过老师由于天气原因被困首都机场一整晚,凌晨5点才到达当地酒店,略作休整就坚持出席早上的活动,并紧接着为当地师生做了长达2个小时的精彩学术讲座。活动结束后,我问他累不累,他开玩笑说:“不累,这不挺好,和你们共患难,才能结下革命般的友谊。”

  与专家们革命般的情谊,体现在特殊活动上,更体现在日常编辑工作中。从2014年到2020年,我承担了“资源库”20个专题、85集内容的录制和编辑工作,涉及《诗经》《楚辞》《战国策》等多部经典,陶渊明、苏轼、韩愈等多位重要作家。在准备讲稿、现场拍摄、后期审校等各个环节,我努力将自己的身份从学生转化为编辑、战友,为老师们保驾护航。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虚怀若谷、严谨治学,我才越来越敢于和他们沟通想法,共同把项目建设得更好。

  例如,专家在讲稿中说柳宗元“26岁中博学鸿词科(博学宏词,以考拔能文之士)”。括号内外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引起了我的警觉,专家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提法,二者皆可。但细查得知,柳宗元生活的唐代称这种科举考试制科为“博学宏词科”,到了清乾隆年间,为避皇帝名讳才改成了“博学鸿词科”。经与专家商议,为了避免观众混淆,我们在节目字幕中用了“宏”字。

  再如,专家在讲解中提到“苏洵在文章中引用《战国策·赵策四》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据考证,《战国策》中的“触詟”,应为《史记·赵世家》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触龙言”之误,在近年来相关出版物和各版本语文教科书中,也都直接将“触詟”改成了“触龙”。因此,我们决定不更改讲解“触詟”的声音,但将字幕处理为“触詟(亦作 触龙)说赵太后”。这样既尊重苏洵原文,又让大多数观众明白,“触詟”就是他们熟悉的“触龙”。

  就这样,我从核对个别词句,到对讲法内容提出合理化建议,再到自己动笔为资源库撰写大量承上启下的解说词,“胆儿越来越肥”,能做的也越来越多。过老师说:“你的解说词写得非常好,了不起!敬佩!我只对个别字词作了改动,供参考。”讲《聊斋》的王昕教授说“写得很好,真是下了功夫,感谢。”我知道,这是老师们善意的溢美之词,却也鼓励我在与“资源库”共同成长的路上,再进一步。面对融媒体传播的新浪潮,我们也开始了“中华经典资源库”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运营的全新探索,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共赴这一席原汁原味、营养丰富的传统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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