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大可、李本乾：上海交通大学
【摘 要】我国具有救灾应急出版的悠久传统,从古至今,无论是官方的史书记录,还是民间的口耳相传,都留下了丰富的抗灾救急的经验总结。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阻击战中,我国救灾应急出版既具有确保政治导向,强调统一策划指导,重视教育功能,凸显社会效益等主题出版的一般性特点;也因数字时代的来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平台成为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渠道,知识服务是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特征,数字出版是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形式,媒介融合是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救灾应急出版；主题出版；数字出版；新冠疫情
一、我国救灾应急出版的历史与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疫情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不少关于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记录与传播，在正史、方志、政书、地理等各类古代文献中，关于灾异、丰荒、治水、除虫等的记载更是不绝如缕[1]。也正因如此，救灾应急一直为历朝历代政府所重视，最迟在《周礼》中，我国就已经孕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荒政”，也即古代政府因应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政策。在政治制度与社会实践之外，借助多种编辑出版形态，辑录历代救灾救荒经验，是我国救灾应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救灾应急出版主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历史悠久，比较系统。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关于灾害的记录，至少在宋代，就已出现专门的荒政书籍《救荒活民书》。第二，种类较多，地区广泛。很多地区都有救荒应急文献存世，文献类型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特别是史部的著录十分丰富，下设的15个子目分类中，几乎都有灾荒文献。第三，连续性、详瞻性、全方位。相关救灾应急出版物涉及的灾害种类不仅包罗万象，而且对历朝救灾经验和教训的记录也十分详尽[2]。
民国时期，随着出版载体的不断更新和变化，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形态成为救灾应急出版的担纲者。1928—1930年，华北地区旱灾频发，连年歉收，再加上当时兵连祸结，最终酿成规模巨大的“民国十八年年馑”。面对这一特大灾荒，《申报》等现代报刊进行了持续的跟踪报道，“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动员作用，有力推动了救灾工作的展开”[3]。当然，这一时期灾荒应急出版的现代性不只体现在媒介形式上，更体现在内容层面。在当时，由于现代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救灾应急出版物的创作主体和编撰者，他们自然而然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展对各类灾害成因及应对的分析。在《东方杂志》上，就有不少作者运用公共卫生的理念，分析疫情发生的原因和防治策略，呼吁“欲求人群之卫生者，须自公众卫生入手”[4]。
自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各类灾害的有效应对，除了确立“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发展出“政府救治与灾民自救相结合”“当前救灾与长远建设相结合”等救灾方针[5]，还高度重视面向基层群众的救灾应急出版和宣传动员。考虑到基层民众的接受习惯，《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红色中华》等报刊，曾大量刊发《捕蝗歌》《防疫快板》《加紧备荒》等通俗易懂的歌谣、快板或曲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救灾应急的知识[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关于卫生防疫等应急事件处理的批示中，也多次强调应急出版的重要性。1952年4月，周恩来在向中央提交的反细菌战工作报告中介绍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将《人民日报》刊载的《防御细菌战常识》《防疫常识》付印出版，供各地学习采用，还特别强调“防疫和反细菌战，在工作上和宣传上应有高度的统一性、集中性”[7]。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救灾应急新闻出版工作的形式日益多元，技术手段也日趋成熟，激光照排等先进技术，极大优化了版面编辑和设计的流程，提升了应急出版的效率。
二、主题出版视域下的救灾应急出版
进入新世纪，我国出版业有了新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主题出版工程，相关文件指出出版界应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大事件进行集中性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从2003年至今，主题出版已成为出版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重要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主题出版工作不仅包括“题材与时间相对确定的主题出版”，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整数年份纪念活动，还包括“题材与时间相对不确定的主题出版”，如抗洪、抗震、防疫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灾应急出版[8]。其中，救灾应急出版除了具有主题出版的一般规律特点，还由于题材与应急防疫事件的发生时间都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独有特点。
（一）救灾应急主题出版的一般性特征
第一，确保政治导向，强调统一策划指导。主题出版肩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重大使命，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统一的出版工作，可以实现党和国家对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社会精神的引导。虽然救灾应急出版的题材和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凸显了统一策划指导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防控初期，由于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地方政府的应对举措相对滞后，社会舆论中不免夹杂着一些紧张、焦虑乃至不满情绪。针对全社会关于新冠疫情的多种关切，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作出全面部署，强化对全国战“疫”图书出版和传播的引导。据统计，2020年1月21日至3月16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取得标准书号ISBN和图书在版编目（CIP）的战“疫”图书高达570种，涉及抗疫指导、抗疫纪实、抗疫宣传等诸多选题[9]，为促进社会公众科学认识疫情、养成文明卫生习惯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重视教育功能，凸显出版的社会效益。出版产业同时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属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效益是出版工作特别是主题出版工作的首要属性，而在救灾应急出版工作方面，对社会效益的强调更为突出。在新冠疫情防治背景下，出版界不仅以高度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迅速组织策划了一批救灾应急出版物，而且其中不少出版物（如科学出版社的《新冠肺炎CT早期征象与鉴别诊断》）还免费向全社会发行。此外，为促进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不少出版机构面向国际受众需求，积极促进国内战“疫”图书“走出去”。
（二）救灾应急主题出版的独有特征
第一，对时效性的要求更高。一般而言，作为“命题文章”，周年纪念等类别的主题出版可预见性较强，有相对充分的时间酝酿选题、深度策划、打磨内容，但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初期，疫情就是命令，只有千方百计提高各项工作的时效性，才能与疫情发展“抢时间”，与网络流言“争先后”。在这一方面，为加强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心理疏导工作，清华大学出版社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迅速启动《战“疫”心理防护手册》编写工作，在短短两周内，就完成了组稿、编辑、审校各项工作，该书于2020年2月8日正式通过网络出版发行，体现了出版人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不失语”“不缺位”的责任和担当[10]。
第二，对组织策划能力的要求更高。由于救灾应急出版的时效性很强，也对出版机构的组织策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机构，特别是图书编辑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所掌握的出版资源和救灾应急需求的纽结点，明确图书选题，组建作者队伍，并以最快速度完成组稿、审读、编校以及排版设计等后续工作，保证应急出版物能尽快面世。面对新冠疫情，中南大学出版社依托学校医科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了一支优秀的作者和编辑团队，紧急编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众防护与心理疏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知识100问》两本防疫科普读物，上线48小时内阅读点击量超过40万。
第三，更强调面向大众的普及出版工作。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加强面向社会公众的科学普及出版，提升全体国民的科学素养，是救灾应急出版，特别是疫情防治应急出版的重要目标。2020年2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就特别强调要加强传染病认知与防护、卫生与健康等方面的医学科普读物的出版，助力提升大众的公共卫生素养。在此背景下，四川辞书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了《中小学生新冠肺炎防护科普读本》《新型冠状病毒职工防护知识50问》等科普读物，以强化对社会公众科学理性认识疫情和病毒的引导。
三、新冠疫情背景下救灾应急出版的时代特色
近年来，在移动互联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大发展下，全球及中国出版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新兴出版形态不断出现，出版传播的渠道更加通畅。在此背景下，新冠疫情救灾应急主题出版呈现出一些值得思考和总结的时代特色。
首先，平台成为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渠道。在数字时代，为充分发挥互联网连接多元受众、聚合内容资源的优势，传统出版机构和互联网巨头都在大力推动出版产业的平台化转型。在新冠疫情中，由于相关领域专业人士无法通过传统渠道获取必需的纸质书籍和资料，大多时候只能依赖各类电子资源，各类出版平台作为数字资源集成与供给的主要力量角色得到凸显。例如，作为我国最大的电子期刊论文发布平台，中国知网着力加强了新冠疫情论文的网络首发工作，截至2020年5月6日，新冠疫情专题研究成果网络首发平台已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300余篇。
其次，知识服务是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特征。“知识服务是当前出版领域融合发展的深入与扩展阶段，亦是实现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11]出版界积极整合内容资源，利用自身平台或公共平台，为全社会提供知识服务，成为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一大亮点。例如，为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部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免费提供多种教材的电子版，供全国师生自主选用。
再次，数字出版是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形式。作为用数字化技术从事的出版活动，数字出版可以克服传统图书出版环境下各种物质性条件的限制，极大地提升出版物制作、发行和传播的效率。在新冠疫情防治应急出版中，众多出版社推出的主题读物，如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等广泛传播的图书都首先选择以电子书的形态线上发布，这是出版界对疫情防治迅速作出回应的重要体现，为社会公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新冠病毒特征并作出有效防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后，媒介融合是新冠疫情应急出版的重要表现。“形态多元是融合发展的特征与要求”[12]，在新冠疫情应急出版中，出版界还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形式，构筑立体式出版和阅读格局，有效满足了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媒介阅读需求。以面向广大少年儿童的疫情防疫出版物为例，东方出版社除了联合知名亲子阅读公众号Michael钱儿频道开发《给孩子的病毒科普图鉴》音频、视频和在线电子书等多种阅读形式，还推出《我是抗病毒小勇士》H5答题小游戏，在寓教于乐中促进病毒防控知识的传播，方便小朋友们的学习和理解。
四、总结和思考
救灾应急出版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是新时期我国主题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版界以高度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积极投入疫情防治主题出版工作，为营造有利于疫情认识和应对的知识舆论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我国救灾应急出版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特色，特别是出版界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表现，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加强。
首先，加强组织和协调能力，建立更为完善的防灾应急出版机制。虽然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我国出版界能根据疫情防治大局需要，迅速组织力量，策划发行疫情知识科普和防护的图书，成效比较显著。不过，由于大多数出版机构都是“独自”组织、策划救灾应急出版物，彼此间缺少交流和协同，导致选题与内容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在提振全社会抗击疫情士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资源的浪费。因此，我国应探索建立更为系统化的救灾应急出版机制，加强各级新闻出版编辑协会的居中协调功能，促进出版资源在内容、编审、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共建、共享，提供更为多元化、有深度的应急出版产品。
其次，加快推动出版业融合转型进程，提升数字出版能力。长期以来，由于不少传统出版单位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编辑从业人员的数字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治中，由于缺乏传统出版所需要的一系列物质条件，相当一部分出版机构优先选择以电子图书、电子期刊、音频、视频等数字新媒体出版物向社会供给救灾应急出版产品，不仅响应需求与传播速度十分快，而且社会反响积极正面，充分展现出数字出版的优势。在疫情结束后，出版界应积极总结救灾应急中数字出版的经验，加快推动出版业融合转型升级，提高数字出版能力，为常规性和突发性主题出版工作储备力量。
最后，将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普图书出版常态化。在我国少年儿童的科普图书市场上，引进版科普图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畅销的国内原创儿童科普读物相对较少。在此次新冠疫情应急出版中，公共卫生领域的少儿科普出版是一大亮点。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妈妈要去打怪兽》，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读童谣，防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绘本》等多种儿童科普读物，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科学理性地认识病毒和疫情，获得了家长们的广泛称赞，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新冠疫情结束后，出版界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科普图书的出版探索，特别是公共卫生科普图书的策划与创作力度，为全社会卫生与健康素养的提高打下扎实的基础。
注释：
[1]卜风贤.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6).
[2]李芹.中国古代灾荒文献编目与著录研究.合肥:安徽大学,2007:8.
[3]刘晓堂.《申报》与1928——1930年的华北大灾荒.青年记者,2017(12).
[4]孙语圣.《东方杂志》与中国近代灾荒.中国农史,2010(3).
[5]王鑫宏.中国共产党抗灾救灾思想的实践与发展.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5).
[6]夏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救灾宣传研究.天津:天津商业大学,2018.
[7]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5).
[8]胡艳红.回应时代课题,创新主题出版:关于我国主题出版的发展与思考.出版广角,2016(13).
[9]刘兵,隅人.570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图书选题分析: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4-13.
[10]高晓虹,赵希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传播的职责与使命.中国编辑,2020(2-3).
[11]黄先蓉,常嘉玲.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新进展:现状､模式､技术与路径.出版科学,2020(1).
[12]刘峰,任健.基于媒体形态融合视角的传统文化IP出版策略探析.中国编辑,2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