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先蓉、常嘉玲：武汉大学
【摘 要】从出版活动的职能而言，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出版活动的文化使命与政治任务，亦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实践指向。新时期的出版学科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关系到我国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发挥。因此，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角观照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创新发展，并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将社会主义出版实践活动变革与出版理论创新相结合，需要遵循新的原则和发展路径。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出版学科；出版实践；出版文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对社会存在的发展有巨大能动作用[1]，其可通达人性形成认同意识，继而促使一定时期的权力结构、社会与政治秩序权威性得到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与尊重。拥有独立完整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取得政权并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关系到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在此逻辑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使其免受内外部因素的侵蚀与颠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出版业作为我国文化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文化传播主渠道所倡导的整体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对中国社会进步有着深远影响[2]。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溯源可知，出版活动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文化实践，不仅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亦肩负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传播手段、维系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时期出台并实施的多项政策制度就历史地体现了政党对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宣传导向作用的重视与运用。若从意识形态建设逻辑出发，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包含建构、传播与认同三方面的安全[3]，其中，意识形态建构是前提，传播是关键流程，认同是终极目标。因此，就出版活动的职能而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出版活动的文化使命。
迈入新时代，数字技术引发的全球化变革浪潮正在改变人们理解生活与认知世界的方式，出版活动不再以单一的传统形式进行，而是要在适应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新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出版手段与方式的多元化创新，以此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的有效路径。在此变革过程中，“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社交平台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的相继出现，证明鲜活的社会主义出版实践活动亟须出版理论的创新引领，尤其是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中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理论阐述和方法支撑，才能以新型出版文化形式继续助力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形成。在此背景下，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出版学发展，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大力发展出版学高等教育，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重要战略举措[4]。因此，以实现出版理论创新与出版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为逻辑起点，本文试图论及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与出版学科创新发展间的内在一致性，阐述出版学科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而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出版学科建设与出版理论创新所需遵循的原则和思路。其于维护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出版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一门学科的属性是决定该学科内涵和发展方向的基本遵循，同时对相关专业建设及其发展具有关键指导作用。从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视角观照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创新发展，有必要结合现实语境从学科特性、学科创新发展目标以及学科建设结果三个层面对我国出版学科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加以分析。
（一）出版学科的文化特性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
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中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在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取，其获取路径有两种选择：一为政治社会中的“强制性”路径，二为市民社会中的“合意性”路径。后者的本质在于统治阶级通过教育类机关行使某种文化认同意义上的领导权，即通过吸引而非“暴力”的手段让他人自愿接受文化体系中的规则，并自觉转换为自身实践[5]。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阐明，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成长已成为受到意识形态浸染的一个过程，而“文化领导权”在此浸染过程中则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建设与巩固的先决条件。葛兰西进一步指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进行运作的大众文化形式能够通过获取感性愉悦塑造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便是实施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所在。
出版活动作为推动大众文化建设的成熟路径之一，几乎涵盖了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积累等人类所有涉及的核心文化领域，其通过对具有特定表象的文化符号进行加工处理来实现一定的意义建构与价值观层面的广泛宣传，继而借助传播载体完成思想文化知识的传播、积累以及文明传承。由此可知，出版活动的文化特性于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而言至关重要[6]。作为一门与出版活动关系密切的现代本土化学科，出版学致力于研究国内外出版活动运行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探索出版活动在人类文化传播与文明生成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并服务于出版活动的理论与实践变革。就本质而言，出版学科的诞生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孕养，其学科知识的生成是对出版活动规律的科学总结与理论创新，亦具有显著的文化特性。出版学科的文化特性具体表现为对出版活动文化特性的归纳与理论升华，其将坚持出版活动的文化属性、文化功能与文化追求作为一种本质要求贯穿于实际教学活动的全部流程，学科建设具有较为鲜明的政治理性追求与较为深厚的文化情怀。而出版学科文化特性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即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定位以及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出版学科需遵循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并依据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确定出版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学科的文化特性与出版活动的意识形态属性、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获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且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遵循文化价值认同规律，坚持出版学科建设中的文化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以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为支点，在社会主义出版文化实践中引领人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由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最终转变为行为认同。
（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出版学学科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就本质而言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却对其变化产生深远影响[7]。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面临多元社会思潮形成内容挑战的同时，亦面临信息技术变革构成的传播挑战与话语方式转变带来的载体挑战[8]。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期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已经成为多元思想汇聚与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9]。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并非一种虚拟的安全，其直接关系到作为“现实人”的社会成员价值取向与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发展。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资本逻辑、信息技术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深度耦合，极易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在信息革命开创的文明新生态中，如何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新时期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
开展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关键在于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主导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于网络文化、网络舆论和网络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10]。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把握网络内容传播规律、加强中国特色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是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主导权的根本路径。作为中国特色网络内容建设的核心支撑，传统出版活动与网络信息技术已形成不可逆转的共生，其借助媒介技术创构信息渠道来控制和调节出版内容的流向与流域，并利用数字出版活动在知识存储与积累中的天然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空间的有效传播，从而实现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创新。在此实践过程中，信息网络环境下的出版活动并非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单向性助力，而是信息技术从根本上对传统出版方式进行的一种变革，其具有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平台化、产品形态多元化以及传播渠道网络化等有别于传统出版活动的显著特征[11]。传统出版实践变革呼吁出版理论创新，因此，以出版内容的网络空间传播为实践背景，以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为着力点，解决数字出版技术创新、完善数字出版产品策划与设计、细化数字出版内容加工与产品制作、加强数字内容资源管理、探索出版内容网络传播规律、优化互联网出版管理制度等出版实践问题，成为构建与发展中国特色互联网文化并进一步形成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重要一环。由此可知，积极应对互联网出版实践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对其进行深入本质的认知，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与支撑，并且以解决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发展为导向，在政策供给和战略制定层面就如何有效开展数字出版活动以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这是当前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战略任务，更构成了出版学科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三）出版学科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出版文化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
从出版学科的建设结果来看，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发挥。出版文化是出版行业主体按照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物质形态与技术形态基础上所确立的出版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出版制度、机构与出版物及其影响的总和[12]。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生产方式，出版文化在传媒技术支持下已经深刻渗入人们所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显现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
宏观层面而言，中国出版特色问题、出版社会效益问题以及出版物影响力问题等都属于出版文化的讨论范畴，先进的出版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13]。究其本质，出版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复杂系统性的思想观念体系，总是需要嵌入一定的学科理论体系中，并通过当时社会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才能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原则，就是在探索文学艺术创作与传播理论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奠定了包括出版文化形式在内的文艺生产媒介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出版文化发展所依据的出版学科发展水平，尤其是学科的理论系统性与权威性对于不同时期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此外，以出版产业实践为中介，出版文化发展与基于实践变革不断追求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之间，在一定共同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共轭相生的关系[14]。
微观层面而言，编辑人员是出版文化生成的直接实践者，其对于出版工作意识形态的把握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的正确与否。近年来，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完成，使实现社会效益与追求经济效益相结合成为一种现实局面，但有个别单位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变化无意间加重了多元文化价值观对出版文化所蕴含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编辑工作处于出版活动的中心环节，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选题与出版内容审查工作时，编辑人员必须时刻树立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阵地意识和导向意识[15]。其中，以强化政治意识为核心把握新形势下的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至关重要。编辑人员作为社会主义出版实践活动的行为主体，面对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质，需要以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为支撑加深学习、掌握和运用意识形态理论的能力，构建自身意识形态理论素养，进而强化出版文化生产中的意识形态自觉性与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出版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于培养适应出版工作性质，且具有较高理论素养与实务操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而言具有重要责任。从出版活动的主体行为性考虑，出版学科发展水平如何，自然直接关系到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发挥。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出版学科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
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始终贯穿于学科的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并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及发展规划等问题。出版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其着重遵循以下三方面的发展原则，这是从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角观照我国出版学科创新发展的根本所在。
（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科建设根本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6]。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被历史与现实所证明的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我国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使其更有效地发挥出版活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捍卫者的职能。此外，马克思主义因实践特性而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生存状态，亦使其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呼吁理论创新的内在依据。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出版领域的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新时期社会主义出版实践的本质与规律，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必须在出版学科理论建构与创新以及具体的出版人才培养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其关乎社会主义出版实践活动中知识生产的思想导向，以及出版人才价值观与理论素养的形成。在出版学科理论建构中，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作为统领学科发展的灵魂所在。在此基础上，应进行有目的地规划、建设，分析出版学科领域各种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以寻求出版学科理论外在表达的话语构建为依托，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的学术研究新范式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话语表达体系。在出版人才培养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融入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中，使其成为出版人才提升自我意识形态理论水平的核心依据，为其在日后的出版业务中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并存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把关提供理论指导。
（二）坚持理论创新与出版实践变革相契合
以发展着的出版理论来指导发展着的出版实践，最终促进具有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文化繁荣发展，是从意识形态安全视域观照出版学科创新发展的目标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在新时代出版实践变革中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出版学发展，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党的创新理论主张“以实践为立足点，以问题为导向，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科学剖析与理论解答，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预案与宏观发展思路”[17]，这是党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条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坚持。因此，遵循“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相契合”的基本原则，亦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知识生产特征与知识功用层面来看，出版学科的知识生产多体现为大量实践案例总结之上所形成的某种共识，具有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18]。作用于出版实践是其进行知识生产的内在诉求，而在实践领域中检验知识生产的有效性则是出版学科理论创新的最终表现。这一学科特性使得学界对出版学科理论创新的价值判断更加注重理论指导在实际应用中的功效问题。因此，要使出版学科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得到出版界、学术界甚至是国外有识之士的承认，必须在出版学领域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之蔚然成风。而如何针对出版实践变革进行产业发展战略研判，并给予实践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理论层面的有力指导，是出版学科理论创新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从实质上讲，学科理论创新是科研工作者通过运用自己掌握的正确知识与方法，使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的最佳研究成果。马克思就是以商品在社会中的实际发展为依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从而建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提出“实践第一”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创新与社会生活相连接的契合点[19]。出版学科理论创新工作的实质自然也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学科理论创新必须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出版实践变革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以及出版活动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切不可脱离实际、向壁虚构。古今中外时空场域中的出版实践、多媒体支持下的出版活动、出版史的技术观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活动、信息时代出版实践变革，这些都是出版学领域的研究课题，亦是出版学科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只有积极面向并掌握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谨慎的调查研究充分占有符合事实的详细资料，并进行基于科学方法的分析与概括，才能促进出版学科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与形成[20]。
（三）注重学科融合发展及资源交叉与共享
学科融合发展的本质在于学科间研究领域与知识资源的相互渗透，即相关学科间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单纯的知识领域，而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面[21]。华裔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曾言，在某种新技术达到成熟的条件下，促进不同学科、理论相互交叉并结合，往往就会出现理论上的突破以及技术上的创新。这一论断虽是针对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而言，却在本质上说明多学科理论与资源交叉融合于推进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关键作用。就出版学的本质而言，其是由众多知识子系统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知识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2]。在哲学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共同影响下，出版学通过对其研究对象的创造性研究活动逐步发展起来。较为形象地说，出版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就如同一个错综复杂且不断生长的“知识网络”，它围绕出版活动中的知识生产实践逐步建构，其知识结构与核心范畴总是与不同时期出版活动的基本特点与实践需求相对应。虽然出版学科有其独特且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但由于出版活动的性质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出版学科知识网络中的知识节点日益增加，知识结构逐渐复杂，整体上将会呈现一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生长态势。而在此过程中，针对传统出版活动所构建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处于此“知识网络”的中心地带，技术变革等外在因素所带来的知识生成与理论扩张则以此为基础而衍生，并与原有基础理论在外在环境的变迁中互相联系，呈现出对出版实践变革的指导价值。
由此可知，出版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理论创新就体现在这一“知识网络”的变化之上，其在融和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知识资源的基础上对新时期出版活动的本质予以通透解释。这种融合性建立在知识资源的交叉与共享中，学科的融合性越强，就越能显现出版学学科知识系统结构的完整性。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社会主义出版实践活动所遇到的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并非某一单独领域的学科知识所能概括完全的，需要综合传统出版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来获取准确认知。因此，其相应的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必须注重相关学科间的融合及资源交叉与共享，追求跨学科的理论创新，这样才能使出版学科本身朝着更深层次与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社会主义出版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发挥。但必须注意，学科融合发展反映的是独立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行为，此过程中必须坚守出版学科的独立性，明晰学科研究边界，避免造成因学科融合而出现的研究内容“越界”或“错位”现象[23]。
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出版学科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创新发展既是提升教育效果、开展新时期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变革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选择，更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阵地的现实要求。英国教育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知识尤其是教育系统中的课程知识是特定权力进行选择和分配的结果，代表和反映着权力集团的利益。对课程知识的研究应在着眼于知识本身的同时将其同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需求与进行知识选择的权力控制联系起来[24]。因此，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视角探寻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创新发展，应注重知识维度、权力维度以及社会维度三个发力点的结合，坚持以学科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为基础方向，以国家宏观的学科政策指引为关键手段，以提升出版学科的社会认可度为路径保障。
（一）知识维度：以理论创新与应用为重点完善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产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亟须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在理论层面进行阐释和回应，并应用于出版实践改革与创新。新时代语境下，出版学科固有的知识体系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现实情况和出版实践变革问题的解释力有限。因此，随时势而进化，以出版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为重点，用科学的理性思维完善我国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服务于创造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是指本学科研究领域内围绕出版活动本身的规律、出版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所形成的规范化知识单元，通过相互联系与制约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出版活动实际完善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需要将出版学定位于跨学科与应用型学科，相应的理论创新和知识再生产也该与之相契合。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变革上升为形而上的理论超越与范式创新，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场景进行出版理论提炼与方法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一脉相承，新时代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之基[25]。从实践到理论的提炼是学科建设与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需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发展与现实观照，在出版领域选择更具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展开研究，以促进基于中国场景的出版学科发展与迅速变化着的实践要求相契合。此外，讨论出版学科理论框架的发展之道要始终基于汲取原有优秀理论成果与文化基础之上，进一步厘清出版学科的基本概念、属性、历史与功能等问题，并从新的逻辑起点、研究范畴、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核心理论等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要坚持用提高出版理论科学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办法，不断发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出现的真正的学术问题，并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与技术方法交融中以规范的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对其进行阐述与分析。
二是形成符合出版行业变革实际且极具包容性与协调性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国社会主义出版实践经历了从“铅与火”到“数与网”的霄壤之别，催生出多元化的出版活动主体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出版实践模式与理论逻辑均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26]。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结合行业变革实际重新审视学科知识体系构成，在强调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基础上，依据社会主义出版实践中的知识需求不断拓宽出版学学科研究范畴，并基于学科融合发展及资源交叉与共享原则，通过开放吸收相关学科理论，建立极具包容性与协调性的学科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应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及时检验与更新传统出版基础理论框架，并通过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法学、管理学、政治文化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借鉴与学术合作来拓宽出版学科知识领域，以实现对新时期出版领域新问题、新现象的规律性认知与准确把握，时刻保持学科知识的科学性及其在出版物质量提升、出版物运营与市场管理、技术革新与应用等出版文化生产实践指导中的适用性。
三是立足国际视野推动出版学科理论创新与坚持出版文化主体性相结合。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积极介入国际学术界，发展跻身世界学术前沿和具备国际视野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条件。在此学术潮流影响下，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不应仅仅局限于挖掘本土文化领域，更应在厘清学科本土化研究理论基础、基本范畴与逻辑起点的前提下寻求研究成果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国际化趋势。国际视野的形成需要学术界有意识的构建，即在不断吸纳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新思想与新理论的基础上，以本学科视角与问题意识去关注并阐释世界出版领域中的热点现象，进而促使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国际视野得以不断扩展。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嵌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庞大系统中，其学科知识构成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间存在的依赖性与整体性不容分隔，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基因。因此，在立足国际视野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理论创新的同时必须坚持本国出版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坚定中国知识、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与现实价值，进而树立学科发展自信。这是占领国际文化传播制高点，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力与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二）权力维度：以宏观的学科政策指引为手段促进出版学科建设与发展
引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内涵进行描述，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作为文化认知创新与服务社会的实践载体，其发展具有特定的时代语境与明确的目标导向，受到“学术场域”与“国家政治场域”的双重影响[27]。在满足国家精神文化需求进行重点学科建设的显性目标之下，国家政治场域中的统治阶层往往会以追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采取一定手段与学术场域中的主导者进行“共谋”。而以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基本诉求的学科政策则成为最佳呈现方式。“学科政策”是指国家及国家相关决策部门以协调学科内外关系、推动学科发展为目的，针对学科建设与布局、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的相关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战略性、准则性规定的总称[28]。其涉及国家对特定学科功能与地位的认知，涉及学科发展的基本方针，涉及相关科研管理与资助活动的模式形成等多个方面。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创建是在党的政策支持中得以进行的。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全国出版事业与传媒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趋势为依据，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并发展我国出版业和文化传播业的基本方针与相关政策，与此同时召唤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中热心于此领域的知识分子开始行动。在此之后，全国范围内创办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高潮得以出现[29]。因此，从学科布局、学科建设以及学科交叉发展等宏观学科政策视角探讨出版学科发展，既符合体现中国特色出版学科意识形态属性的客观要求与出版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是新时期寻求学科创新发展核心推动力的关键手段。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学科本质表现为知识体系、组织体系与活动体系这三种形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体，其中，知识体系是学科的核心，组织体系是学科的表现形式，活动体系是学科的基础[30]。因此，围绕出版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其学科政策内容也应由知识、组织、活动三方面组成，应包含体制、师资、专业、课程、教材、资助、规划、实施与评估九个学科政策子系统[31]。其中，学科知识方面的政策内容包含学科专业、课程设置、教材配置等核心要素；学科组织方面的政策内容包含学科体制、师资培养、资金支持等关键要素；学科活动方面的政策内容包括学科规划、发展方案实施与评价等主要政策要素。而上述学科政策颁布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相关院校或学会组织应以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为出发点，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政策诉求，吁请其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关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国特色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基本任务以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并对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给予政治性、指导性的宏观要求，具体涉及出版学科发展的基本方针与原则遵循、出版学科发展经济资助以及国家推动出版学术研究与出版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措施等内容。
（三）社会维度：以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为路径提升出版学科的社会认可度
在以一门成熟学科的身份得到教育界、广大学术界承认的同时，更要得到出版业界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承认，这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现实保障。学科建设的目标是“人”不是“物”，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最终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衡量出版学科发展成熟度的标准不仅在于所设学位点的等级与数量、学科建设的软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考察其为出版行业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与社会影响力。我国以高等教育模式进行的专业化、规模化出版人才培养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至今，已初步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规格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出版学专业的发展脚步却渐趋迟缓，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出版学高等教育影响力减弱以及出版人才认同度降低两个方面。出版学专业在全国不少大学里依然是在左顾右盼地“走路”，教育规模也没有像同一时期的广告传媒类专业般得到实质性扩张，甚至渐显后退之势。教育重心存在下移现象，国家级重点院校开办数量逐渐减少，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逐渐增多。而在出版领域研究者进行学科的艰苦建设时，以出版业界领导者为代表的社会人士对出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职能的质疑声却一直不绝于耳。
在此背景下，针对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调整与完善，成为回应新时代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发展中的专业人才需求、提升出版学科社会认可度的必行之路。此外，考虑到出版领域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将会直接影响出版物的质量，且出版文化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主要表现在出版工作人员的精神创造力中。因此，无论是出版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还是针对出版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或者教学模式设计与开展，都应该围绕“培养拥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素养、广泛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能力、一定的技术思维与运用能力、较高的审美实践与创新能力、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高质量人才”这一现实目标进行[32]。
具体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实践中，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首先，要以“专业主义标准”建立高校教育与出版业界双重培养模式，以解决目前因出版教学活动与出版工作实际相脱离而引致的出版人才在从业中缺乏专业优势与实践常识的问题。其中，“专业主义”是一种以强化社会责任感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33]。除了社会功用层面的意义，也表现为通过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以提高社会认可度、尊崇度与话语权的一种手段[34]。我国出版产业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其对人才的要求早已不是单纯的文字编辑与加工，更需要具备诸多实际技能，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策划者、跨媒体传播者、线上线下多渠道营销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专业化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专业的知识积淀与一定的社会历练，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教学于一朝一夕之间便可独立完成的。因此，在专业主义理念与标准的指导下，力求在出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知识资源共享、实践技能培训等环节中充分发挥学界与业界的双主体功能，使人才培养质量尽可能符合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实际需求与出版文化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主体行为性要求。
其次，出版专业课程设置是连接学科、专业、职业三者之间的关键点[35]，应与社会主义出版文化的发展需求相对接。除了注重从基础性、专业性以及理论应用层面进行课程的系统性与多元化设置外，更应注重将“文化理性”融入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中。“文化理性”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文学感性、艺术灵性、哲学悟性、史学智性、科学真性以及伦理德性[36]。以此为核心元素进行课程设置，才能在扩充专业知识涉猎范围、遵循多元学科融合与知识资源交叉共享原则的基础上，提升学生在出版实践中的政治把关能力、文稿统筹能力、文字驾驭能力，使其从对出版领域工具性知识与功利性知识的追求进入负有民族责任感的精神文化享受中。从而在媒体融合所带来的知识承载与传播方式延伸中，从个体层面坚守出版行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与精神文明传承职能。
四、结语
学科的建设与创新发展是一个递进、跃动的过程，具有无限性特征。面对新时代与新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出版实践变革，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并不简单地表现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与学术诉求，更在于融入一套成熟学科话语体系之中难以割舍的民族文化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从出版活动的职能层面而言，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与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出版活动的文化使命与政治任务，亦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实践指向，其在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的交融中所呈现出的学科精神理念与价值取向，不仅是出版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化表现，更体现为社会主义出版文化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导向。因此，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时代呼吁中，以新的原则与思路推进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建设与创新发展是时代使然。调整学科发展思路，使其突破自身的学科范畴界限从而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与认可度，一方面要借助国家推进人文学科发展的政策红利，结合出版学科的文化特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重新考虑学科定位、发展规划与人才培养目标等；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学科体系研究与论证，完善学科自身知识体系建设，加快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发展需要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关心和支持，除了国家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高等教育机构层面的努力，出版学领域的行业协会更应通过开展学术研究交流活动与教育资源整合发挥更大的学科创新发展推动作用，以此提升社会大众，尤其是出版行业内部对于出版学科的认可度。
注释：
[1]邢贲思.意识形态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1).
[2]吴赟,戴珞珈.警惕市场陷阱,开创出版管理新思路:评《出版价值引导研究》.传媒评论,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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