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罗鹭：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摘 要】元代统治者成立了众多与图书出版有关的国家机构,在文化政策方面鼓励和刺激图书出版,重视旧有书版的搜集与整理,重视农业书籍的出版与传播,重视汉文经典的译写与教化,重视民族图书的出版。同时对部分图书给予经费资助,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图书出版审批制度,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元代；文化政策；图书出版
元代是宋以后雕版印刷发展的重要阶段，元代以前出版的图书都是国家珍贵古籍，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优秀代表，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有关元代的图书出版，已有潘国允和赵坤娟的《蒙元版刻综录》、田建平的《元代出版史》、陈红彦的《元本》、日本学者宫纪子的《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等著作。但有关元代的文化政策、出版制度与图书出版的关系，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元代负责图书出版的国家机构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大蒙古国。蒙古军队在马背上四处征战，无暇文治。直至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六月，应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任命儒士梁陟为长官，王万庆、赵著为副官，负责经史典籍的编纂与刊刻。[1]从此，文治才开始兴盛。由于文献不足，燕京编修所和平阳经籍所整理出版经籍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已知的仅有两种：《双溪诗集》和《史记集解索隐》。前者刊刻的缘起是：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八月，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将近作诗歌百篇寄给其老师赵著。赵著叹赏其为天下奇才，因与王万庆共同刊行该集。今《四库全书》本《双溪醉隐集》卷末保留了王万庆跋和木庵老衲性英题跋。性英是元初燕京著名诗僧，故此集应当是在燕京出版，惜已亡佚。后者有四部复本存世，卷首有平阳经籍所校理董浦中统二年（1261年）序，称平阳道参幕段子成求到《史记索隐》善本，募工刊行，故很多书目著录为私刻本，但从董浦与段子成的身份看，应当是官刻本，缪荃孙在《嘉业堂藏书志》中就称此书刊于平阳经籍所。
1.兴文署
根据《元史》卷六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经籍所从平阳迁往大都，次年改为弘文院。弘文院的设置完全是模仿金朝制度。据《金史》卷五六，弘文院设知院、同知、校理等职。弘文院在《元史》及相关文献中仅出现一次，疑其与兴文署为同一机构，院、署合二为一，前者掌校译经史，后者掌雕印文书，这从首任弘文院知院事马天昭同时兼任兴文署署令可以得知。当然，也许是先名弘文院，后改兴文署，只是史书中阙载。
关于兴文署的设置时间，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秘书监志》卷七记载兴文署首任官员有杨时煦（1208—1271年），并注明“身故”。而《析津志辑佚》记载杨时煦的官职是：“至元四年起兴文署丞，校雠。”[2]据此可知，兴文署当设置于至元四年（1267年）。兴文署草创之初，就设有“官三员：令一员、丞二员；校理四员；楷书一员；掌纪一员……雕字匠花名计四十名：作头一名，匠三十九名；印匠一十六名”。[3]可见其雕印出版图书的规模较大。兴文署于至元十年交属秘书监管理，至元十三年并入翰林国史院，后又改属集贤院。至元二十七年复立，但编制有所削减；到了至治二年（1322年）被罢署令与署丞，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兴文署刻书中最知名的是胡三省《资治通鉴注》。
2.秘书监
元朝继弘文院和兴文署设置的掌管图书的中央机构是秘书监。秘书监始设于至元九年十一月，由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圣旨设立，品秩为从三品，大德九年七月升正三品。其主要职责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4]据《秘书监志》，秘书监官员至延祐元年九月才形成定制：设秘书卿四员、太监二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其属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辨验书画直长等。秘书监开始设置属官时，多由大臣推荐世家子弟担任，如窦默之子窦履为首任秘书郎。但后来也渐渐选拔有真才实学者充任，如精通阴阳数学的刘天藻为首任著作郎，著名文人周驰被举荐担任校书郎，等等。
秘书监藏书丰富，至正二年编写目录时共计2390部、23818册。其藏书机构名为秘书库，收藏了不少珍秘之书。其中最珍贵的是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陷后，元朝政府派遣首任秘书监、礼部尚书焦友直接收的南宋秘书省及其他官府经籍书画等物，当时搬运的站车就用了十辆。秘书监还先后接收了裕宗皇帝、武宗朝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读过的书以及中书省架阁库的藏书。此外，秘书监还有特权收藏元朝统治者最为看重的阴阳禁书及一切回回文字，其下属机构北司天台收藏有很多阿拉伯文天文、数学典籍。
秘书监成立后，长期都没有纂修著述方面的事务，故著作郎、著作佐郎等职位形同虚设。直到至元二十三年奉圣旨会同兵部、翰林国史院开始编纂《大一统志》，才坐实著作之称。历经九年完成初稿四百五十册、七百五十五卷；后因续得云南、辽阳等地志书，又续修九年，终于在大德七年三月成书，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收藏于秘府。今有至正六年杭州刊本残卷存世。
3.艺文监
元代后期与图书出版有关的中央机构是艺文监，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都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所建。艺文监的职责和官制是：“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太监检校书籍事二员，从三品；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从四品；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从五品。”[5]艺文监下设艺林库和广成局，艺林库负责收藏保管书籍，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6]。但艺文监对经籍的翻译、校雠、刻印等工作，皆因奎章阁学士们要承担《经世大典》的编修而停滞不前，故刻印书籍较少，见于《元史》记载的只有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刊刻出版《燕铁木儿世家》一书。
奎章阁学士院因元文宗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而得以建立，其黄金时间只有文宗在位的五年。文宗去世、顺帝亲政后，取代奎章阁的是宣文阁，取代艺文监的是崇文监。至正元年三月以后隶属于翰林国史院。这两个机构在至正初年较著名的文臣是宣文阁、崇文监提调巙巙与宣文阁授经郎周伯琦等。
此外，元代中书省礼部、御史台、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国子监、大司农司、太史院、太医院等中央官署，也都或多或少与图书收藏和出版有关，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元代与图书出版相关的文化政策
元代的图书出版管理比较宽松。终有元一代，除因佛道之争导致《道藏》被焚毁外，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文字狱。而严令禁止民间出版和收藏的图书，也与宋代相同，主要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天文图谶、阴阳伪书、历日图书等。[7]同时，元代统治者也制定了一些鼓励图书出版的文化政策，使得元代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1.重视旧有书版的搜集与整理
宋代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宋朝灭亡后，宋代遗留下来的书版成为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被元朝所继承。这批旧书版经过修补后可以继续使用，成为元代出版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元十二年，元军在攻战江南的过程中，朝廷就下令“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8]。至元十五年又应许衡的建议，“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9]。大德三年至四年间，集贤学士卢挚外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又“籍江南诸郡在官四库精善书板，舟致京师，付兴文署”，其中包括宁国路儒学所藏宋代郡学刻本《致堂读史管见》书版，因此，大德五年姚燧到宁国路任江东宪使时，重新翻刻该书，使之在本地继续流传。[10]可见地方上的旧有书版被中央机构接管后，又刺激了原来的刊行机构再版图书。
除兴文署外，杭州西湖书院也汇集了大量宋代旧书版。西湖书院是在宋代国子监、太学的旧址上建成的。至元二十八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徐琰请于朝，在治所偏西建立书院，后又建尊经阁。至治三年（1323年）前后，有感于书版散失严重，或遭雨淋日晒，西湖书院又在尊经阁后建书库五楹，专门用于书版储藏。根据《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所藏书版总计122种，其中大多数是宋代旧书版。至正十七年，书库倾倒，书版损毁严重。至正二十一年，江浙行省命左右司员外郎陈基和钱用壬等负责监工重修书版，重刊板片7893块、重修板片1671块。[11]此次修补书版，正逢元末战乱，在时势艰危中尚能留意书籍板片修补，元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各级地方学校也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宋代旧书版。例如，元代镇江路儒学“书板旧刊甚富，闭置暗室，岁久朽蠧，无复修补，今所存止二十[七]种、五千四百四十七板”[12]。与丰富的宋代旧版相比，截止到至顺年间，镇江路儒学在元代新刊的书版只有《棠阴比事》和《重修镇江志》这两种。又如，据《（延祐）四明志》卷十三，元代庆元路儒学有《九经》书版1106片，不全。又如，宋人李复所撰《潏水集》四十卷，宋孝宗淳熙九年刻于信州公库，入元后书版收藏在信州路儒学，已多有脱落。至正十二年前后，广信士人舒彬游大都时，为危素摹印一部，并借儒学藏旧印本校补残阙。[13]
2.重视农书的出版与传播
蒙古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不高，对儒家经史、文集之类的典籍并无太大兴趣，但医药、农书等实用性典籍却格外受到欢迎与重视。例如，元世祖至元初年由司农司主持编纂的《农桑辑要》，作为蒙元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产物，屡次刊行，流传极广。根据《元史》记载，至少有四位皇帝在位期间曾颁行《农桑辑要》，分别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八月、元文宗天历二年二月、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二月。从至元二十三年至延祐初年，《农桑辑要》的累计印数多达八千五百部，以致旧版损坏，不得不从延祐元年开始重新雕版。延祐三年刻成，初印一千五百部；元英宗至治二年加印一千五百部，元文宗天历二年加印三千部，元顺帝后至元五年又加印三千部。《农桑辑要》两次刻版，总印量多达一万七千五百部左右，是目前所知元代印量最大的典籍。今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就是最后一次印造的一部，一般著录为后至元五年刻明修本，这是并不准确的，正确的版本著录应当是元延祐元年至三年刻、后至元五年修补印本。《农桑辑要》端楷大书，字画精美，据元人黄溍《钱翼之墓志铭》，其稿样是书法家钱良右手书上板，[14]是元代官刻本的精品。
3.重视汉文经典的译写与教化
元代统治者上层以蒙古族为主体，但汉民族的经典对于元代统治者管理汉地、教化民众具有重要意义，故元代汉文化修养较高的君主，如仁宗、英宗、文宗等，普遍重视汉文经典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早在元世祖至元元年二月，就曾“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15]。终有元一代，受到统治者重视的汉文经典有《孝经》《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
（1）《孝经》的翻译与传播
元朝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孝经》，曾多次译解刊刻，颁赐群臣。如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元武宗即位后就命令：“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16]将汉民族的经典翻译出版后赐给蒙古诸王以下大臣，使之认同儒家的教化，不能不说这是元代图书出版不同于宋代的特色之一。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元刻本《蒙汉合璧孝经》，应当就是其时所刊。[17]元人钱天祐又曾在延祐二年作《孝经经传直解》进献皇太子，命翰林院官员用畏吾儿字语翻译，次年又命赵孟书写后镂板印行。[18]此书虽已亡佚，但同时期贯云石所作白话文《孝经直解》却流传下来，与《图像孝经》合刻，称《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是元代版画史上的名作。
元代地方政府也重视《孝经》的教化功能，甚至流传着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如至元末年，黄顺翁任湖广行省武冈路新宁县尹期间，恰逢猺人作乱，黄顺翁带着一位老兵，携《孝经》一千卷，来到猺人居住的峒中，为其讲说《孝经》大义，至《庶人章》，全都涕泣叩头，请罪说：“蛮俗无知，今乃得出蒙蔽，见日月，明公之赐也。不敢复为乱矣。” [19]黄顺翁携带的一千卷《孝经》，不可能是手抄本，必然是印刷书籍。由此可见元代图书出版、传播的价值和影响力。《孝经》的刊刻在教化的同时，也能为元代统治者带来可观的利润。例如，元代云南省中庆路儒学需要新制礼器，但经费比较困难，于是“始刻《孝经》，以摹本市民间，积钞万一千缗”[20]，既传播了孝道文化，也解决了政府经费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2）《资治通鉴》的翻译与进讲
元仁宗和泰定帝重视《资治通鉴》的资政功能，延祐元年四月，仁宗“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21]。泰定四年（1327年）六月，“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亦等进讲，仍命译《资治通鉴》以进”[22]。但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终有元一代，都只是选择性地译写，以便在经筵进讲。
（3）《大学衍义》的翻译与印行
元仁宗和元英宗都对真德秀《大学衍义》极为重视。大德十一年六月，仁宗被立为皇太子后，命詹事王约等节译该书，并感叹“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23]。延祐四年四月，“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延祐五年九月，“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24]。大臣董守简获赐一部后，“朝暮诵习，必欲见诸行事”[25]，可见在官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受仁宗影响，元英宗也非常重视儒家文化，尤其对《大学衍义》推崇备至。延祐七年十二月，英宗即位后，“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译进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帝曰：‘修身治国，无逾此书。’赐钞五万贯”[26]。丁卯，“以《大学衍义》印本颁赐群臣”。英宗虽在位较短，但完全继承了仁宗的政治遗产。
（4）《贞观政要》的译行
《贞观政要》总结了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是元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典籍。元仁宗曾在至大四年诏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说：“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27]但翻译工作拖延了近二十年，至文宗至顺三年时又交给奎章阁学士院译写，也久未成书。据虞集《贞观政要集论序》，难译的主要原因是元代译者对唐代制度和典故出处，如租庸调、府兵等法，多不甚了解。最后在虞集的帮助下才顺利完成翻译、出版工作。[28]《贞观政要》畏吾字蒙古文刻本，是奎章阁出版的重要图书，惜已亡佚。
4.重视民族图书的出版
元代最高统治者以蒙古族为主体，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一。多民族的并存与融合使得元代出版的图书呈现出多语种印刷共同繁荣的局面。各种民族图书，包括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等典籍，在元代都受到重视，得以大量出版。现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著录，简要介绍如下。
（1）八思巴文图书出版
八思巴文是元代官方文字，元人称为“国字”。元代用八思巴文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天子诏令御用学者翻译并刻印的，用于颁赐诸王和官员。除上文提到的《孝经》《贞观政要》外，还有元文宗时翻译出版的许师敬所著《皇图大训》。
存世的元刻本八思巴文图书主要有现藏于德国和芬兰的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萨迦格言》（又作《善说宝藏》）残页[29]，敦煌研究院藏有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63窟出土的该书另一种刻本[30]，此外，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未定书名的印本残页[31]，等等。
（2）回鹘式蒙古文图书出版
元代虽然自至元六年开始推广八思巴文，但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仍然应用广泛。由官方主持出版的图书有：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乙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32]泰定元年（1324年）七月丙午，“以畏兀字译西番经”[33]；天历元年（1328年）十月，国师必喇忒纳失里刻印其所译《北斗七星经》，并雕版印刷两千份，[34]等等。
存世的元刻本回鹘式蒙古文图书有两种：一种是汉、蒙合璧本《孝经》，元孛罗铁木儿译，故宫博物院藏，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另一种是《入菩萨行论疏》（一作《入菩提行经释》），元朝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译并疏，有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大都白塔寺刻本。[35]此书在当时印刷一千部，然全本已佚，现仅有吐鲁番出土残本二十四页藏于柏林德国科学院。[36]而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21窟也出土了《入菩萨行论》残叶四行，是与皇庆元年刻本不同的版本。[37]此外，《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收录了几种未定名的回鹘式蒙古文典籍，虽然没有元代纪年，但应当都是元刻本。
（3）回鹘文图书出版
回鹘文在元代有着广泛的应用。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元代回鹘文印刷品都显示了高超的技艺。据耿世民《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版印刷品》，内容较为明确、刊刻年代较清楚的元代回鹘文木刻本有12种。[38]除此之外，新疆博物馆藏有《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是国内少见的回鹘文元刻本，经折装，每折六行，版心中间标有汉文数字页码，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9]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了许多回鹘文木活字实物，法国学者伯希和盗掘968枚，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盗掘130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敦煌研究院再次进行考古发掘，获得48枚，加上原藏6枚，总计出土1152枚。[40]既然有木活字实物存世，想必在当时也有木活字印刷的图书存在。
（4）藏文图书出版
元代用藏文印刷的佛教典籍数量众多。元代帝师八思巴·洛卓坚赞的文集中有《刊刻佛经〈甘珠尔〉说明·韵律庄严》，其中包括《建造正法大藏赞》《忙哥剌汗王夫妇刻造广中略般若与华严经记》《只必贴木儿刻造华严经金光明金大般若经记》《奥鲁赤汗王刻造般若十万颂记》《忽必烈刻造广中略本般若记》《更敦桑波等刻造广中略三处般若经记》《仁钦贝刻造十万般若经记》等，[41]说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去世之前，藏文佛经的刊刻就已经非常普遍。据西热桑布调查与考证，存世的元版藏文佛经主要有《量里宝藏及注疏》等8种。[42]除此之外，还有2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别是：《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元刻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重印本，国家图书馆藏，2291号；《释量论》，元至元第三帝师达玛巴拉大都刻本，西藏博物馆藏，11085号。由于元代帝师多为藏族人，故藏文佛经的主要刊刻地点是在元大都，资助刊印者也多为上层贵族统治者。
（5）西夏文图书出版
元代西夏文出版的图书主要是佛经，尤为显著的是西夏文大藏经。王国维在《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一文中考证西夏文大藏经完成于大德六年（1302年），雕刊地点是在杭州路大万寿寺，卷数为三千六百二十余卷，时称“河西字大藏经”。刻成后，“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等路寺院，永远流通”[43]。因此，近代以来，在宁夏、甘肃等地区出土了大量元代西夏文佛经，尤以灵武为多，“国家图书馆珍藏的百余部宁夏灵武所出西夏文佛经多数是元代印制。宁夏、甘肃等地所存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也系灵武所出元代印本”[44]。其中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就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等二十六种。
三、元代官刻图书的出版制度
根据经费来源和刻书主体的不同，元代的图书出版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寺观刻本等不同类型。其中官刻本由各级官员提出申请，由各级官府审批，下发钱粮较充裕的地方儒学、书院出版，形成了较完善的出版审批制度。在官刻图书中，元人诗文集数量众多，特色鲜明，故本文以此为重点，对这一制度进行详细探讨。
1.元代官刻图书的审批制度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根据出版流程和审批制度将元时官刻图书分为七种类型，[45]其实进一步加以合并的话只有三种类型：①中书省奉圣旨直接下发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委托钱粮充裕的儒学、书院刊刻，如延祐三年江浙行省杭州路刻《农桑辑要》，至正五年、六年间江浙、江西行省合刻《宋史》《辽史》《金史》等。②国子监、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御史台等中央官署官员用公文向中书省提出申请，中书省移交礼部审议，仍由中书省行文江浙、江西等处行省，下发钱粮充裕的各路儒学、书院刊行，如后至元三年庆元路儒学刻《玉海》二百卷、至正二年西湖书院刻《国朝文类》等。③各道廉访司官员、各路守镇分司官员向本道肃政廉访司提出申请，经审议批准，由本路儒学开雕。如至正五年抚州路儒学刻虞集《道园类稿》五十卷、至正二十五年平江路儒学刻吴师道校《战国策》十卷等。其中第一种类型并不多见，在日常的官刻图书出版审批制度中，以第二、第三种类型最为普遍。
元代官刻图书形成比较成熟的出版审批制度，始于元仁宗延祐年间，最先刊板的是元初名臣郝经的《陵川文集》。由于郝经及其子嗣去世较早，他的文集在元初一直没能出版。至大四年（1311年）前后，门人郭贯在任礼部尚书期间，认为郝经文集有资世教，奏请中书省刊刻遗文，并下发江西行省所属儒学施行。明正德二年（1507年）沁水李瀚刻本《陵川文集》保留了元代中书省和江西行省的两篇公文是非常重要的出版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元代官方资助出版文集的程序是非常复杂和严谨的。首先必须有一名在朝官员向中书省奏请；其次由翰林国史院负责内容的审查，确保图书出版的质量；再由礼部和集贤院复核，奏请圣旨；然后经中书省、行省、路总府逐级下发公文，由某路儒学筹集经费负责刊刻；最后印刷二十部上报中书省，才算大功告成。整个出版过程需要持续数年之久。这样严密的图书审批与出版制度，保证了图书出版的质量，代表了官方对作者身份与作品价值的认可，在元代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至今仍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都会积累一些流弊，元代官刻图书的审批制度同样无法例外。官刻图书的申请者和审批者，难免搀杂私心，资助原本不应资助的图书出版，因而遭到时人和后人的垢病。例如，元人刘岳申在写给范梈的书信中委婉地批评官刻诗文集的做法：“近年学校多为达官摹刻文字。”叶德辉也说：“诸人呈请发刻，亦未免各有所私，观其呈刻别集如此之多，是亦近于滥费也已。”[46]图书公费出版中的人情问题，至今尚不能避免，倒也无谓苛责于古人。
2.元代官刻图书的经费保障
不同于宋代官刻本以国子监等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府为主体，元代的官刻本大多数是摊派给江南地区的各级学校，包括儒学和书院。这主要是因为元代江南地区学校钱粮充足，除政府下拨经费外，还拥有数量不等的学田，学田赋租除满足学校建设和师生日常开支外，剩余的钱粮则可用于刻书。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考录元代书院学田数量，其中学田规模最大的是丹徒县淮海书院，多达13570亩；其余超过4000亩的有3所、超过1000亩的有6所、超过100亩以上的有46所。而同一地区各级儒学的学田规模还要远远高于书院，如“镇江路学有田19725亩、地4360亩、山1016亩、池塘96亩、荡4953亩，比淮海书院还要多出许多”[47]。如此规模的学田数量、如此丰厚的学田收入，为元代官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保障。
以元代至正四年（1344年）集庆路儒学刊刻的《金陵新志》十五卷为例，该书卷首《抄录修志文移》记载的刊刻费用为中统钞7180两（贯）。此书合计1207页，平均每页耗资约6两（贯），可见工费昂贵。故由集庆路学、溧阳州学、溧水州学、明道书院四所学校合刻而成。卷首开列提调官员124名，不免人浮于事。据《金陵新志》卷九记载，集庆路学的学田岁入粮斛总计5235石，岁入至元钞总计429.416两，合中统钞2147.08两；溧水州学租课糙粳米724石、小麦61石、秈稻834斤、黄豆1石，中统钞366.22两；溧阳州学岁入租粮白米2000多石、贡士庄455石、赡学1957石，租钞中统钞950两；明道书院岁入米1269石、稻3662石、菽麦110余石，折租钱110.7贯。[48]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因为这几所学校钱粮充足，很难高质量地完成《金陵新志》的出版任务。
3.元代官刻图书的出版特征
元代官刻图书中较有特色的是官刻元人诗文集，可以用来说明元代官刻图书的出版特征。遍检各种图书目录和文献记载，经过仔细考证，目前可知元代官刻元人诗文集的数量不少于28种，其中18种已亡佚，存世的有10种，从中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首先，从时间上看，元代官刻图书主要集中在元代后期，即元统、至元、至正年间，共出版了23部诗文集，约占出版总数的82%，说明元代后期是元代国家出版事业的巅峰时期。
其次，从地域来看，元代官刻图书多集中在江浙和江西行省及其周边地区，出版了25部诗文集，约占出版总数的89%，说明这两个省是元代经济、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再次，从著述类型看，元代官刻图书偏重于文集或诗文合集的出版。在28种诗文集中，诗集只有3种，其余25种皆以文集为主。这说明在元代，纯粹的诗集很难获得出版资助；而文集收录的作品大多是应用文，包括朝廷章表奏疏、勋臣碑传等，对政治教化颇有禆益，因而受到图书审批机构的青睐。
最后，从篇幅来看，官刻图书的篇幅往往较大。如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和吴澄《支言集》多达一百卷，姚燧《牧庵集》和虞集《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各五十卷，其余也以三四十卷居多。如此大部头的文集，私人往往无力刊行，必须依赖官方的出版资助。除了文集，元代其他大部头的经史子部著作也多由官方出版，如大德九年至十年江东建康道九路儒学刻《十史》，至治二年福州路三山郡庠刻《通志》二百卷，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后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以及附录十二种，至正三年至六年杭州路儒学、西湖书院奉旨刻《辽史》一百六十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礼书》一百五十卷，等等。
四、结语
从蒙古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平阳经籍所的设立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灭亡，在这132年的历史上，元朝统治者成立了众多与图书出版有关的国家机构，从文化政策上鼓励和刺激图书的出版，并对因经费困难无法出版的图书给予资助，形成了完善的图书出版审批制度，也使得元代的官刻图书具有较高的出版质量，促进了元代出版文化的繁荣，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探讨元代的文化政策与图书出版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与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
[2]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46.
[3]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M].高荣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31-132.
[4][5][6][8][9]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296,2223,2224,170,200.
[7]王海强.两宋图书出版管理述论[J].出版发行研究,2018(6):110.
[10]李修生.全元文(9)[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86.
[11]李修生.全元文(5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08.
[12]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宋元方志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90:2766.
[13]李修生.全元文(48)[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235-236.
[14]李修生.全元文(3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61-362.
[15][16]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96,486.
[17]翁连溪.故宫藏蒙汉合璧孝经版本谈[J].紫禁城,2000(3):48.
[18]李修生.全元文(37)[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07-108.
[19]李修生.全元文(3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427.
[20]李修生.全元文(21)[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16.
[21][22][23][24][26][27]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65,679,536,586,544,608.
[25]李修生.全元文(4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403.
[28]虞集.虞集全集[M].王颋,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492.
[29][31]呼格吉勒图,萨如拉.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475-498,504-506.
[30]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J].中国藏学(英文版):2007(4):50-57.
[32][33]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42,649.
[34][35]双福.元代蒙译佛经跋诗简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4):85-92.
[36]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158-211.
[37]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J].兰州学刊,2009(12):9-15.
[38]耿世民.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35-141.
[39]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8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94-195.
[40]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50.
[41]噶玛降村.藏汉对照德格印经院藏版总目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382-383.
[42]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J].中国藏学,2009(1):41-50.
[43]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50-1052.
[44]史金波.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22.
[45][46]叶德辉.书林清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6,147.
[47]徐梓.元代书院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0-104.
[48]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中华再造善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