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科研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便于各大科研机构、院校及图书馆在有限的资金内购买到合适的期刊，中国借鉴国外的做法对刊物进行了分级，逐步建立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与相关制度。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推进，中国相继成立了各大官方或民间的学术期刊评价中心，这些机构虽然一定程度上促使期刊提高学术质量，引领学术期刊走向良性发展之路，但由于其过于注重影响因子指标，忽视学科差异，使刊物同质化严重。文章通过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历史探讨，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三维度五要素”的期刊评价体系。
【关键词】学术期刊；期刊评价；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学术共同体；人文社科
近年来，学术期刊评价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其相关研究成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期刊评价既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因为现行的各种类型的评奖、评优、职称评定等往往采用“以刊代文”的方式，这无疑使期刊的等级与层次成为读者、作者及相关科研单位和院校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各评价机构每次发布核心期刊排名都能引起很大的热议。同时，由于学术评价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的深远性，业界及学者尽管作了诸多努力，却一直未能找到客观有效的学术期刊评价办法，学术期刊评价可谓困难重重。
一、学术期刊评价的历史沿革
（一）学术期刊评价的缘起
1665年，法国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在中国，最早的期刊应是1792年由唐大烈在苏州创办的《吴医汇讲》——虽然其性质还有争议。1815年，英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公认为是最早的中文期刊。从第一种中文杂志诞生到1949年，中国出版过两万多种期刊，但大多数存在时间不长，开办不久就停刊。1936年，中国期刊数量有1271种，为1949年之前最多。[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期刊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逐步上升→停滞→恢复→迅速发展→稳步前进数个阶段。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统计，中国正式出版的中文期刊数有9798种[2]。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内部准印期刊。
由于期刊的数量及种类越来越多，受制于资料室及图书馆经费、馆舍的不足，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有限，人们只能在大量的期刊资源中加以选择，进行订购、收藏、阅读，以前那种将所有期刊“一网打尽”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开始进行研究，图书馆等机构需要订购什么样的期刊，如何进行选择，以什么样的标准才能选出令人满意的期刊？正是这种选择催生了期刊评价，可以说，期刊评价是科学技术及期刊发展到一定阶段，因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科学研究活动[3]。
（二）学术期刊评价的理论依据
有研究者通过统计大量数据发现，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并由此总结出一些经验定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1.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
1934年，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率先用数学模型描述论文在期刊文献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多少依次递减排列时，可以分成对该领域论文有显著贡献的核心区，以及与该区论文数量相等的几个区，这时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1:n:n²……的关系”①。其中第一区载文密度最大，称为“核心区”。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证实了布拉德福的这一发现，并称其为“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将位于核心区的期刊称为“核心期刊”。该定律在文献计量学三大定律中，是被研究和应用最深入和广泛的定律，是学术期刊定量评价的重要理论依据。
2.80/20定则
1969年，美国文献学家理查德•特鲁斯威通过对一组期刊的流通数据进行对比，发现80%的借阅量集中在28%的期刊上，并借此将经济学中的“80/20法则”引入文献计量学中，认为只要有20%的馆藏，就可以满足80%的流通需求。[4]
3.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
1971年，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通过对期刊的引文进行分析，发现大量的引文集中在学科的少数期刊中，而少量的引文则分布在大量的期刊中。因此，一个基本的、集中的期刊整合，就可以代表所有学科的核心。为了与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相区分，他特意将此命名为“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1996年，他又再次论证“集中效应”在期刊中客观存在，并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不随时间推移呈现出显著变化。
以上三种理论在文献计量学中被广泛应用，并被逐步引入期刊评价，尤其是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更是深深影响着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在人文社科期刊领域中，当前主要的评价机制都是以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为基础的，注重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
（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历史梳理
学术期刊评价在期刊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定性评价，随着期刊数量的增多及学科细化，期刊评价逐步走向定量评价。当前，以定性与定量两种评价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成为主流。
1.总体概况
中国现有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围绕着评价主体的不同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政府主导下的评价，主要以评奖、评优为主。如1992年开展的首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选，1995年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评选，1998年举办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评选，1999—2004年进行的三次国家期刊奖评选，2007—2014年举办的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2012年进行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导的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评选及同年公布的第二批的入选名单，等等。政府主导的评价指标一般是从政治导向、学术质量、编辑规范、出版发行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考量，这种评价方式客观上对办刊人具有极大的制约、引导与激励作用，但对作者、高校及科研机构来说，这些奖项并不能为其在各种评比中带来多大的益处，因而也就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尤其对于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投稿期刊在其职称评审、成果认定与评奖评优中被认定为何种级别。二是学术机构主导的学术期刊评价，这类评价方式主要以文献计量学的三大理论为基础，利用定量方法、引文方法等，运用不同的指标对期刊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在当前的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考虑到其重要性，本文将其单列出来进行论述，详见后文。
除了上述两种分类方法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分类，如行政级别法，即按照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对期刊进行定性评价。在行政本位或者说官本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习惯性地把行政逻辑套用在刊物评价上，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来认定期刊的地位、水平、级别或质量——某本刊物是国家相关机构或直属机构所办，则被认定为国家级刊物；如是省级相关机构所办，则是省级刊物。这种评定方式虽然饱受诟病，但在现行的职称评审、成果认定、评奖评优中，有时依然要求申报者填写刊物的行政级别。在高水平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中，这种评价方式几乎已被淘汰，但在相关的一些评定中还是经常出现的。
再如行会层级法，即根据行业协会的层级认定评价刊物。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官本位和行政逻辑的副产品。因为有的协会是政府主办的，如中国文联、各省的科技协会等，它们本身就具有行政级别，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如各种学会也是按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序列给予相应定位的。也就是说，行业协会主办的刊物亦套用行政序列进行定位和质量水平认定，有些甚至还冠以相应的行政级别。虽然这种层级法现在提得不多，但有些学术期刊还是会在期刊封面上标出是某某学会的会刊，而且在各种期刊评价中会得到“照顾”。
再如二次文献法，就是依据二次文献转摘或复印等情况对刊物进行评价。“文革”十年，中国新闻出版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许多期刊包括二次文摘期刊在火热的改革激情中得以恢复，办刊人压抑多年的办刊热情喷涌而出。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刊物发表了许多好文章，而且也有不少好文章在“四大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得到及时反映。在那个学术重生且生机勃勃的时代，人们习惯于用转摘率或复印率来衡量刊物的水平，即二次文献法，这完全是一种民间感觉或印象的认定，评价主体呈现出明显的民间性、个体性。
2.当今主流的学术期刊评价法
20世纪80年代末，兰州大学借鉴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期刊引文报告”的方法，率先编制出中国第一部《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当时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选出104种期刊作为核心期刊，可以说这是中国核心期刊最早的源头。1990年，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检索机构列出的110种中国科技期刊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重大项目中所列出的大学学报，提出286种科技核心期刊。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新列出1230种期刊作为国内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这段时期，核心期刊的遴选还只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可以说是理论引进期和实际运用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开始进入成熟发展期。1992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数十家单位两百多人参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核心期刊目录，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由于该书参编单位和人员众多，学科齐全，研制程序完备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使得‘核心期刊’这个原本是图书情报领域的专用名词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学界评价衡量期刊质量的尺度和标准。”[5]1997年，南京大学提出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刊”）的计划。2000年，教育部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迄今为止，该中心已连续发布12版来源期刊目录。[6]2004年，中国社科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共收录344种核心期刊；2013年，社科院成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翌年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将刊物分为17种顶级期刊、40种权威期刊、430种核心期刊和246种扩展核心期刊，随后在2018年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简称“A刊”。2009年，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几家单位共同研制的《RCCSE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排行榜》第一版发布，并在2015年发布了第四版。虽然这几年武大核心期刊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但到目前为止，在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北大核心期刊”“南大核心期刊（C刊）”“社科院核心期刊（A刊）”。其他针对学术期刊评价的还有：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图书馆于2012年12月首次公开发布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至2018年已连续发布5年；各种“双十佳”“全国百强社科学报”等评价活动，以及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自己所定的刊物级别，有的以A类、B类、C类进行分类，有的将其分为权威刊物、重要刊物、核心刊物、一般刊物等，这些分类大都依照“北大核心期刊”和“C刊”为标准进行设定，以作为对科研人员进行奖励、职称评定的依据。
中国对学术期刊的评价除了最初以行政思维进行的定级外，后来逐渐转向依靠核心期刊法对期刊进行评价。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SCI、ISIP、EI，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的各种基于引文检索建立起来的期刊数据库，主要功能都是文献检索与利用，使用者主要是图书情报类机构或个人，属于文献计量学的范畴。但是，这种图书情报机构在订阅期刊时作参考的核心期刊法在引入国内之后发生了变异，成为学术期刊质量的评判方式，再加上现行的科研成果量化考核制度的广为推行，核心期刊也成了衡量学术论文质量高低的工具。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推进，在功利主义的思维下，中国相继成立了各种民间的或带有官方性质的学术期刊评价中心，导致学术评价机构的权力急剧膨胀，学术评价异化严重。
二、当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期刊评价标准过于统一，忽视学科的差异性
由于人文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其学术论文大都是思想的创造与结晶，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其写作和发表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此外，由于人文学科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如比较注重原始资料的梳理，较少引用同行的研究成果，故其引用率与转引率都相对较低，在当前这种量化考核机制下，尤其不利于人文学科及其学术期刊的发展。加之，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史学等）和新兴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影响力、受众面、学科性质各不相同，因多种原因，当前，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属于“小众学科”，而经济学、法学、政治学、金融学等新兴学科则属于“显学”，两者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反映在期刊评价上，社科类专业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往往高于人文类专业学术期刊（见表1）[7]。但影响因子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学术期刊质量的好坏，不能说影响因子低的期刊质量就低，如《哲学研究》的影响因子虽然低，但在学界得到了高度的肯定，被公认为是一本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刊物。
表1 社科类与人文类专业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期刊（社科） | 复合影响因子 | 期刊（人文） | 复合影响因子 | |
| 《经济研究》 | 10.597 | 《历史研究》 | 1.094 | |
| 《中国法学》 | 9.760 | 《文学评论》 | 0.907 | |
| 《法学研究》 | 8.377 | 《文艺理论研究》 | 0.488 | |
| 《社会学研究》 | 4.560 | 《哲学研究》 | 0.936 | |
| 《中国工业经济》 | 8.170 | 《中国经济史研究》 | 0.812 | |
| 《中国农村经济》 | 4.564 | 《近代史研究》 | 1.263 | |
| 平均 | 7.671 | 平均 | 0.917 |
由表1可知，在专业期刊中，偏重人文学科的期刊的影响因子较低。就高校综合性学报而言（见表2），《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影响因子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的学报，而查阅其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前两种刊物侧重发表社科类文章，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的文章，而后几种学报侧重发表人文学科的文章。以2017年“南大核心期刊（C刊）”来源期刊来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都没有进入来源期刊，其刊发的文章大都集中于文史哲领域。很多综合性期刊为此调整办刊方向，减少文史哲方面的论文（如武汉大学在2018年撤销了学报的“人文科学版”，刊名变更为《新闻与传播评论》），以多刊发经济、管理、法学等方面的文章。再如，在教育学刊物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一般集中在高教领域，以及那些经常刊发时事、热点、政策等方面文章的刊物，而这些期刊在“C刊”中占据绝大部分（在教育学36种“C刊”来源期刊中，远程教育类4种、高等教育类9种、教育技术类3种、教育综合类16种、基础教育类4种）。作为学科基础的教育史以及那些小众化研究领域——教育人类学、古典教育、教科书研究等——的论文很少有发表的地方。这种评价体系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一味追求统一性，造成大量的学术期刊走向同质化、庸俗化，缺少特色，不利于期刊的发展，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表2 高校综合性学报影响因子比较
| 学报（社科为主） | 复合影响因子 | 学报（人文为主） | 复合影响因子 | |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391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062 | |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304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612 | |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717 |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609 | |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342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1.267 | |
|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 1.91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0.901 | |
|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1.426 |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0.808 | |
|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382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0.363 |
（二）期刊评价观念异化
期刊评价观念异化主要指两方面：一是期刊评价中心观念的异化，它主导了人的思想的变化。由上文可知，相关研究人员对核心期刊的认识逐步发展，并提出相关理论，建立相应的引文数据库，但无论是相应理论的提出者还是“SCI”的最初创办者，他们并不是为了掌控该领域的话语权，也不是为了将期刊分成三六九等，而只是发现了这种规律，为图书情报机构和个人在期刊的选择、购买上提供了便利。但随着时代发展与形势的需要，后来成立的相关期刊评价机构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期刊评价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拥有话语权，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评价之风越来越盛行。二是相关机构管理者的思想异化。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科研管理机构，还是高校管理者，他们对于人才的认定大都是依据其有多少科研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发布在何种级别的刊物上。如课题管理部门要求课题申报者在申报课题和结项时要有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职称评审时有多少权威期刊、重要期刊、核心期刊论文，这就无形中将评价观念导向为“以刊代文”，只要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就证明该论文写得好，而不管这篇文章是否真有价值，是否真有原创性贡献。
当前这种以影响因子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使刊物的办刊目的发生转变，刊物同质化严重。这种评价体系对人文社科类期刊和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影响最大，刊物不进入当前认定的“核心期刊”，就无法吸引优秀的稿源，没有好的稿件，自然无法提升刊物的质量。很多综合性刊物为此调整栏目设置，忽略小众化、基础性的学科，开设大量当前的“显学”。纵然教育部在2004年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截至2014年，先后共有3批67家学报入选，这些入选的学报大多是地方性学报，在长期办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学科优势。[8]但这依然没有改变当前的现状。一些办刊者为了刊物的发展，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如为了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而造假，公然让作者帮助引用并给予奖励。另外，还存在大量的自引与互引现象。
（三）期刊评价数据的滞后性
实际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期刊评价机构，其所用的数据都是评价当年的前几年的数据，反映的是某刊在前几年的情况。如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来源期刊，所用的是评价当年的前两年的数据，每两年发布一次来源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般是以评价当年的前四年的数据为基础，每四年发布一次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RCCSE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都是用前几年的数据来反映刊物的情况。人文社科领域中的学术期刊评价数据都是依据前几年的，所作出的评价结果也只是反映前几年的情况，只是对当前及以后起一个参考作用，怎么能用来认定刊物将来是不是核心期刊呢？如在教育领域的某刊，某年终于进入了“C刊”来源期刊，但之后就扩充版面，大幅度提高发文量，收取大量版面费，其所发论文质量自然可以想象，但依据当前的评价体系，该刊此时期所发的文章依然被认为是核心期刊论文。
（四）期刊评价主体单一
最初的期刊评价者大都是从事文献学、情报学、计量学的专业人士，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知识，按照一定的指标对期刊进行评价。纵观中国人文社科评价中心的主导者，他们也大都是文献学、计量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作为期刊主体的编辑、作者、读者却很少参与进来。这几年，由于对期刊评价的争议很大，很多评价机构虽然也吸纳了部分专家学者，但评价的主体不变，所依据的依然是数据。对此，我们应该反思当前的期刊评价机制，到底为什么评价？为谁评价？应该由谁来评价？
（五）评价方法的选择问题
政府主导下的期刊评价一般都是以定性为主，但行政因素影响很大。而学术机构主导下的期刊评价一般是以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但主要以定量评价为主。还有如引文分析法、文摘法、载文量法、因子分析法等，其主体还是以定量评价为主。无论是采用单一指标还是复合指标来对期刊进行评价，都不能十分客观、公正地评价一本期刊，更不能以此来评价期刊上刊登的文章，最终还是要依托同行或者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同行是最有话语权的，而不应将其交给冰冷的数据进行分析。
三、“三维度五要素”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
评刊与评文章是有区别的，但不能因此就割裂二者的联系。文章是期刊的根基，文章的质量也就是期刊质量的根基。因此，无论怎样去评刊（对期刊的评价无外乎定量评价、定性评价或者二者的有机结合，定量评价只是将影响期刊的一些因素进行数据化，看到的是期刊相关的数据，无法真正地评价论文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定性评价主要是人为的，是主观认定的，评价主体需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定量、定性评价结合虽比较合理，但在评价过程中往往还是以定量评价为主），我们必须始终从文章这个根基出发去构建期刊的评价体系。也就是说，抓住文章质量这个根基，根据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特点、要求以及评价原则，选取期刊质量的核心要素，确定评价的观测点，合理分配权重，构造一套客观、科学、合理、可行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因此，评价一种刊物，可以从真、善、美三个维度来考察。曾有论者指出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追求应是“求真、求善、求美”的三种境界[9]，真、善、美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本身没有高下之分。“真”包括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善”指舆论导向，这里的“舆论”主要是一种主旋律文化和科学文化正能量的释放、传播与感召，并非仅指所谓单一的政治导向；“美”包括编校美化和装帧形象。由此，我们在这里提出“三维度五要素”的期刊评价体系。
（一）学术价值
学术价值是期刊质量的核心，是重点考察的要素。
一是考察学术性，即从论文的创新性、原创性和理论性等方面进行考核，主要看期刊所载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至于如何判断论文的学术水平，在目前的机制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和依靠学术共同体。2011年11月7日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中，指出要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加强评价制度建设，建立开放的评价机制。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10]该文件切合当下的实际，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文社科成果本身就是思想文化的结晶，强调思想性、原创性，对其评价只能借助主观的评价，但是如何使其客观化，彰显公平、公正，可以借助欧美已经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欧美学界的学术共同体注重专业性和自律性，专业性无需多说，而自律性是该共同体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即自发组织、自主运作、自力更生，不受外界包括政府的干扰，能够对学术成果作出公正、公平的评价。当然，在现今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影响因子、基金率、二次文摘率和获奖率等学术指标来进一步佐证，但学术共同体评价应放在第一位，量化指标只是辅助。另外，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同领域内的期刊共同体，期刊同仁之间相互评价，也可以实行类似于国外大学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方式——末位淘汰，而不是评奖评优，注重的是整个行业及学科的整体发展，不是拔尖，而是剔除不良的乃至有害的，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共同体的作用，还能为办刊者节省大量的精力（主要是可以有效杜绝“关系稿”）。
二是考察经济性。经济性要分近期、中期、远期来考察，或者看其研究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期刊评价主要侧重于近期经济效益——便于取得数据和量化评估。经济性是学术研究为生产和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符合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选择。
三是考察社会性。这一点对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家战略规划、谋划布局、理论建构上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各种制度的建设发挥了重要影响。如有的成果应用于政府政策的制定或决策的确定，既可产生巨大的政治作用，又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一个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的时代，这是每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术人应肩负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
（二）学术规范
为了加强对学术期刊的统计和管理，实现办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国家和各种专业学术委员会制定了各种学术规范制度，主要有学术期刊的基本规范、审稿规范、编校规范、著录规范和评价规范等，在这些方面办刊人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同时学术期刊的规范化也能促进学术水平的提升。现今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学术失范的现象，如论文的剽窃与抄袭、在他人成果上署名、引用数据造假、注释与参考文献作伪、低水平重复等，这些问题办刊人都应加以杜绝，如果一本刊物刊发文章经常出现伪科学、虚假、抄袭或重复论文，显然它是不可能被认为是高学术水平期刊的。
（三）舆论导向
舆论导向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凡有违背主旋律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如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传播伪科学和宣传黄赌毒以及宗教迷信等，都可以判定为不合格期刊，这就意味着期刊将失去生存权。这一项宜采用定性的分级评判，即可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当然，这里所谓的违背舆论导向不包括那些在学术领域中争鸣性的文章，作为一份负责任有担当的学术刊物，应多发、多鼓励那些能促进人们思考、在学术前沿引起争鸣的文章。
（四）编校质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针对出版物连续三年发布了“质量管理2016”②、“质量管理2017”③和“质量管理2018”④的通知，要求加大出版物质量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相应的管理部门建立并完善质量监督管理机制，推动出版界在注重效益的情形下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使行业质量意识和图书出版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质量管理年，除了对图书的书号、选题、出版机构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外，还要着重检查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质量不但取决于所刊发论文的学术性，还取决于其编校质量。已有研究表明，期刊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11]。
（五）装帧形象
在眼球经济时代，不能反映刊物内涵和体现时代潮流、缺乏“时尚”和美感的期刊装帧，是不能称得上有品位的。在武汉举办的每年一次的国际期刊博览会上，可以看到我国的学术期刊的装帧设计效果与国外的一些学术期刊相距甚远，刊物的品位差别较大。具体而言，期刊装帧形象一是印刷质量，即纸张、墨色和包装是否协调，效果好不好；二是封面设计，当然，仅有形式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才是真正的美；三是版面设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由于注重理论性、学术性，加上受制于编校规范的影响，在文章的编排上比较中规中矩，不够生动、活泼。在新媒体时代，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已经连续三年超过纸质阅读率，在2017年达到73%，而在数字化阅读方式中，“手机阅读已逐渐超越网络在线阅读、纸质书报刊，成为最普及的阅读方式”，并且“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化阅读方式逐渐成为新的阅读趋势”[12]。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注重内容，也要注重形式；既要保持刊物的传统，也要顺应时势积极求变；既要坚持学术刊物的特点，也要大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要之，尽管本文按照真、善、美三个维度构造了五要素体系，但这五要素并不单一反映真或善或美，它们有时是二者或三者的有机统一。从学术价值内涵的角度来看，它既体现了真，也反映了善，是真善的统一体，真善一体，则美在其中。
四、结语
纵观当今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最有名的三大评价机构发布的产品（北大核心、C刊、A刊），它们虽然有相关的理论支撑与数据支持，但其指标的选择、数据的获得、算法以及权重的分配都有可商榷之处。2018年，国家五部委联合发起了“五唯”清理行动[13]，可以说是对多年来重“量”轻“质”的评价体系的雷霆之击，但“清理行动并无意将量化评价逐出评价领域，甚至也不会将‘三大核心’这样的排行榜完全废弃，而只是通过清理行动改变唯此独尊的地位，恢复学术共同体在评价中的应有地位，让同行评议重回评价领域并且与各种排名实现融合和互补”[14]。虽然本文提出了“三维度五要素”的期刊评价体系，但也不能说这种体系就是完美的。任何评价体系都要牢牢抓住文章质量这一根本，无论指标如何选取、权重如何分配，都不能脱离这一根基。因此，“真正能够取代‘三大核心’的必然是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同行评议”[14]，唯有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让学术成果的评价回归到同行专家的手中，排除政府及利益相关单位的各种干扰，学术期刊才能迎来真正客观的评价，中国的学术研究才能健康发展，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水平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以此为基础，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
注释：
①转引自何峻、蔡蓉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是如何评出》，《中国出版》2009年第7期，第19-24页．
②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出版物“质理管理2016”专项工作的通知》，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74142.shtml．
③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出版物“质理管理2017”专项工作的通知》，http://www.gapp.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15135.shtml．
④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出版物“质理管理2018”专项工作的通知》，http://www.gapp.gov.cn/govpublic/88/3648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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