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文霞、胡沈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实验法的使用是衡量一门学科科学性的重要指标，也是学科内部形成相互交往的重要因素。它在自然科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社会科学次之，人文学科较少使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为确保建立一个基本的规律性的话语体系，必须强化实验法的功能。
自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起至今，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尚未形成体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更多依靠西方的思想”①之外，本土化的失败在于“研究主体缺乏批判意识”②和“独立的议题”③，在使用西方传播学理论之时，“态度轻佻，随意类比或者移花接木”④。回顾传播学经典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期刊对实验法的使用，对于重新思考传播学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实验法是经典传播学理论的主要方法来源
传播理论纷繁复杂，至少200多个，笔者通过对比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沃纳•赛佛林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筛选出10个耳熟能详的经典传播学理论，对其使用实验法的情况进行分析。这10个经典理论是知识沟假说、把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霍夫兰与耶鲁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
在10个传播学经典理论中，使用了实验法的有6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验法奠定了传播学成为学科的基础。
实验法对于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验法在中国传播学的使用情况如何？实验法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实验法在中国欠缺的原因又是什么？通过与国外学术期刊的对比，我们力图描述中国传播学实验法的使用情况。
二、研究方法
1.样本刊物。
目前，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国内学界公认的权威专业学术期刊主要是《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在国外期刊的选择上，根据 web of science SSCI communication 学科期刊的影响力因子排名，笔者选取排名靠前的4本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4.896）、《New Media & Society》（4.800）、《Political Communication》（4.339）、《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4.124）进行研究。
2.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文章主要从数量分布和内容分布两个维度来描述。数量分布直接源自数据统计；内容分析指标借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2007）传播学分析框架，结合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以及传播学近20年发展进展，将论文划分为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受众研究、新媒体研究、效果研究、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以及其他研究领域等七个方面，经过验证，该分类框架基本上能描述出研究内容归属。
三、研究发现
1.国外实验法使用远高于国内。
中国知网收录数据表明，2000-2019年，《新闻大学》共计发表2372篇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共计发表1842篇论文，《国际新闻界》共计发表4204篇论文，《现代传播》共计发表8111篇论文。四本期刊2000-2019年总计发表16529篇论文。通过中国知网高级检索，对这四本期刊中2000年1月至2019年8月的论文用全文检索找出提及实验法的161个有效样本，分离掉仅停留在描述实验法等相关类型的文章，获得39个使用了实验法的论文样本。
在国外期刊中，2000-2019年《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共计发表591篇论文，《New Media & Society》共计发表1968篇论文，《Political Communication》共计发表895篇论文，《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共计发表1284篇论文。四本期刊在2000-2019年发文总数为4738篇。在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釆用高级检索，查找到四本期刊2000年1月至2019年 8 月使用实验法的有效样本，共计213个样本。
总体而言，在2000-2019年国内的四本期刊中，《国际新闻界》使用实验法的文章最多，其次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最少的为《新闻大学》，这与期刊的学术定位和相关高校的研究特色相符。在国外期刊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使用实验法的比例最高。国外学术期刊实验法使用以及占比明显高于国内学术期刊。
2.实验法主要研究受众和传播效果。
当前，对传播学研究内容的分类，既有源自拉斯韦尔5W模式的分类方式，又有源自关注现实领域的分类框架，两者往往相互交织。为此，本文从研究最终的目标角度来判断文本类型。如在《受众的感知、识记和态度改变：数据新闻的传播效果研究——基于一项针对大学生的控制实验分析》一文中，虽然涉及了效果研究，但是它从受众角度出发来研究受众，所以笔者将它划分为受众研究。又比如《The Good，the Bad，and the Expert：How Consumer Expertise Affects Review Valence Effects on Purchase Intentions in Online Product Reviews》一文，尽管是从接受者角度研究消费者的知识对在线产品的购买意图，但更多的是对价格等因素做效果研究，因此将其视为效果研究。
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实验法的使用大致集中在效果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研究领域如时尚传播、艺术传播以及跨文化传播等方面，并未见实验法的使用。
四、问题分析
对比国内外学术期刊，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受众和效果研究上，这表明，实验法的使用非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二是我国传播学领域实验法使用总量少，占比少，刊物间极其不平衡。20年间国内四刊实验法使用占比0.24%，国外四刊占比3.08%。通过访谈以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研究者较少使用实验法至少与以下几点相关：
1.学科基础偏向文科。
我国传统社会中先秦诸子对于思辨的运用保留至今，成为经典。西方的研究方法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种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传播学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新闻学，而新闻学一直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却总是忽视技术和实证。
2.实验设施主要服务教学。
传播学科建设标准主要按人文学科的建设标准进行，实验设施主要服务于教学，较少考虑科研实验设施的建设。在各高校学院内部，传播学专业多与艺术学、文学等专业一起组成为学院，缺乏理工科的实验思维。
3.研究者看重成本收益。
对多位高校教师的访谈表明，短期成本收益是其论文写作的主要考量，其次是写作的习惯，再次是方法层面。普通高校教师多认为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方法耗费巨大，且与专业教学的实际应用关联度不大。高校传播学科研工作者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文科式教育，进行相应转型较为困难。
4.学术环境提供动力有限。
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期刊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因素。笔者以传播学的四大核心期刊2018年最后一期为例，以雷纳德所著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一书的研究方法为参考，研究发现：总计63篇文章中，批判或诠释类15篇，个案研究类4篇，文献研究类22篇，实地调查类0篇，内容分析类12篇，问卷调查类2篇，控制实验法类0篇，定性定量结合类9篇。数据表明，期刊发文主要偏向于耗费较少的非田野实证方法，耗费较多的实地调查与实验法使用较少。
5.缺乏稳定的问题意识。
在新闻传播学界，一些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技术或理论应用和阐释方面，缺乏对学科体系内固定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发展和验证。实证研究常常忽略理论研究的累积和理论间的相互交流。
五、对策分析
对比经典传播学理论以及国内外近年来传播学研究方法使用情况，我们认为实验法对于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促进传播学理论研究体系化以及国际化等具有重要作用。
1.加强实验设备与环境建设。
学科建设要重视从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要增强我国传播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要从基础设施着手，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获得普适性的规律。一方面，要积极引进相关的实验设备；另一方面，要制定符合实际的实验设计。
2.排除认知层面的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打造为国际社会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也要求我们独立提出问题，釆纳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让中国传播学走向国际学术舞台。
3.完善奖励机制。
当前，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过于追求成本收益。这需要学术期刊强化发文引导，高校加大学科整合力度，促使科研人员综合运用实验法等方法去发现未知的规律。
六、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将国内四大期刊与SSCI—区期刊对比，具有一定的不对称性；其次，我们未考察国际学术期刊中国内学者发表的论文，再次，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我们未详细分析研究者的学科来源，即便考察也未必能明了作者的具体贡献。当前，学者们已经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研究的基本目标，剩下需要做的是强化研究的规范意识和路径意识，从而间接地提升理论的“解释力、自生力和对抗力，从而形成文化自信”⑤。
注释：
①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②胡翼青 柴菊：《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J],《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③刘海龙：《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的需求与使用》[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④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⑤刘枫：《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现实需求与实现路径》[J],《青年记者》。2018年2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