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为例，指出后期资助项目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学术出版：聚焦中青年学者、找准出版机构核心诉求、申报标准保持动态平衡、深挖一流高校和学科潜力。通过解读后期资助项目在具体操作层面对学术出版的影响过程，文章力图展现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对于学术出版的重要推动意义。
【关键词】学术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一、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对于学术出版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术出版日益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文化板块。学术出版，对于传播认知理念、传承文化基因，尤其是满足人们“对于原创性、前沿性知识的消费需求”，[1]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学术出版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出版业的发展水平”，[1]可以说，学术出版如同金字塔的顶端，在出版产业链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学术专著本身，由于读者群体固定且相对局限，销量普遍不大；同时，学术专著往往在审核、编校等编辑出版环节，以及用纸、装帧制作等印制环节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成本，因此客观上也降低了出版机构对该类出版物的出版动力，从而削弱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人将优秀智力资源转化为学术成果进行出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层面推出的一系列社科类出版资助项目，对于推动我国学术出版整体向前具有重要价值。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共资助约3400个出版项目，累计投入42.4亿元，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80多家出版单位；[2]截至2017年，中华学术外译共批准著作立项651项（学术期刊除外），其中学术著作立项数量占比高达99.5%，2014年12月前已出版的58种中华学术外译成果中，有50种被国外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录，占比达86%。[3]从宏观层面看，围绕优秀学术成果和重大学术项目，提供充分的出版政策扶持与充足的出版资金保障，体现出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对学术出版的高度重视。
从激励出版机构从事学术出版的角度看，2019年中宣部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下称《办法》），对全国的出版单位形成了重要指导意义。中宣部结合《办法》专门形成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其中“文化和社会影响”考核对应的“重点项目”中明确规定，入选各类“国家级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国家资助项目并实现出版”的图书，将着重增加所在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的评价分值。可以说，彰显社会效益和研究精神的国家社科资助类出版项目，日益成为当前国内各大出版社提升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可见，无论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布局的顶层设计，还是从出版产业现实面临的激励政策看，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对于国内的学术出版都产生了整体性的巨大影响。对于国家社科类资助项目的特征剖析和规律研究，有助于综合考察当前国家层面对于学术出版领域的整体部署，客观预测国内原创性学术出版的产业规律与发展趋势。
二、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的主要类别与各自侧重
笼统意义上的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指由国家层面推出、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出版资助项目或基金项目。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当前与出版产业结合较为紧密的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主要包含六种：国家出版基金、“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些项目侧重点不尽相同，因此拟从出版分类角度，解读其各自在推动学术出版上的作用和特色。
1.国家出版基金
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于2007年，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第三个以国家名义设立的专项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的前身为重大出版工程专项资金，从这一名字就可见其在影响力和整体规模上具有的重大特性。综合来看，国家出版基金在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中属于操作难度最大的一种，其对主创团队学术能力和工作强度要求很高，且具有前期筹备时间较长、项目申报工作较烦琐、编辑后期编辑加工难度较大、结项到出版时间跨度较长等特点。其规模上的重大，使得出版社在其申报前期和中选后期都需要投入较为庞大的人力、物力及相关资源上的成本，其成果出版后的影响力及对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反哺也相应最高。
2.“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作为当前所处“十三五”时期国家重点推动的出版规划，具有整体申报数量较少、申报频率较低、入选难度较大等特点。作为具有前期奖励性质的项目，评审维度看中的是项目未来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前景，因此对于主创团队的学术实力和项目本身的可行性要求较高，在这方面，其特点虽与国家社科基金类似，但缺少国家社科基金能够提供的实际资金奖励，因此其体现出的更多是国家激励层面上的荣誉性，如入选“十三五”的项目更易被直接推荐为国家出版基金的候选项目等。此外，从申报团队角度看，“十三五”项目具有申报前期对书稿的成稿率要求不高的优势。
3.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在当前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点关注。如前所述，中宣部印发了《办法》，由其推进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机制，成为当前国内所有出版社均要面临的“大考”。《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中，“文化和社会影响”考核对应的“重点项目”中明确规定，每种入选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选题，将为所在出版单位加1.5分，这一分值甚至超过国家级资金资助项目（如上文提到的国家出版基金）或者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如上文提到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分值（每种1分）。但从选题角度看，主题出版更多侧重展现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虽然申报频率较高（每年都可以申报），但每年主题变化相对较大，准备时间相对较短，且入选项目并非典型的原创性深度研究成果，因此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出版定位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
4.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资助对象是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成果，其核心价值是资助中国学者对其已经出版的中文成果进行对外翻译，并在国外的发行宣传中形成影响力，即传播“中国声音”。中华学术外译属于二次加工型的资助项目，其着力点更多在于扶持已有的中文学术著作扩大影响力，而非挖掘那些亟待出版的学术“潜力股”，因此从内容特征上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属于在学术出版中进行“锦上添花”，而非全力对学术出版实现“雪中送炭”。
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相比以上四种项目类型而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国家项目服务学术出版意义看，具有更突出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成果文库和后期资助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后期阶段资助类型，都对于书稿的成稿率要求较高。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旨在打造国家级高端学术品牌，主要服务于已具有精深学术造诣的学者，核心目的是完成最优秀学术成就的总结与传承；后者倾向于扶持“后起之秀”，核心功能是在中青年学者中进行“大浪淘沙”，挖掘出如同“金子”般具有学术闪光点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从入选难度看，成果文库每年每个学科只允许入选1-2部（即便申报数量多的学科也最多入选3-4部），并非每年都会组织申报（如2018年空缺），此外成果文库必须通过全国仅有的十几家指定出版社完成推荐，因此对学者和学术成果的综合要求很高，竞争非常激烈，中选难度较大。而后期资助项目则可以通过个人申报和出版社推荐申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入选总量相对较大，且更看重学术成果本身的原创性和研究深度，因此中选难度相较成果文库要低得多。
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对于成果申报的激励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中，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下称后期资助项目）对于学术出版的推动尤其具有典型性。从设立初期常被误认为是由国家社科基金派生而出的附属品，到如今成长为全国高校学术圈“年年催更”的“重点对象”，后期资助项目逐渐彰显出其学术地位和出版价值上的双重影响力。由于形成的学术读物普遍具备较强的原创性和研究深度，且带有的后期属性与出版阶段的结合最为紧密，后期资助项目对于国内的学术出版产业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具体来看，后期资助项目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具有以下几大亮点。
1.发展规模迅速增长，学科类型持续扩容
自2004年设立以来，后期资助项目已走过16年的发展历程，其从最初脱胎于国家社科基金，逐步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国家级资助项目的过程，体现出足以助力高水平原创学术成果落地和精品学术出版问世的典型性意义。其规模的迅速发展与申报规则的逐步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入选数量看，后期资助项目2004年入选成果仅为5项，发展到2019年入选成果已超1000项，16年间增长了200倍以上。
（2）从成果形式看，从设立之初允许申报少量的学术译著，到2011年不再接受学术译著的个人申报，再到2019年打造出的“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优秀博士论文”的项目梯队建设，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架构逐步成型。
（3）从申报要求看，从2004年至2011年对申报者的职称没有门槛要求，到2012年要求申报人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4]再到2017年起明确规定申报人必须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5]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门槛和入选品质均在不断提升。
在发展过程中，后期资助项目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学科类型的不断扩容。从2005年申报学科只有三种（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外国文学）的单薄，到2006年新增中国文学的尝试，再到2010年由10个学科陡然提升到23个学科的大胆迈进，后期资助项目在学科类型上的变化，很好地体现了其项目成长过程中的兼容并蓄。而2012年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成功入围，标志着后期资助项目已经完成了对国内社科学术领域全学科的整体覆盖。
在特色项目方面，后期资助项目体现出较好的学科平衡性和差异化资助特点。如后期资助项目在较短时间内就对2011年刚刚独立为新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做到了快速接受与适应，体现出项目统筹部门极强的学术敏感性和出版专业性。
2.聚焦中青年学者，扶持优秀成果及时落地
中青年学者处在学术研究生涯从起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具有强烈的学术成果展示需求，拥有充沛的学术研究精力与体力，具备敏锐的学术思辨和大胆的学术创见，如许多学者学术研究的核心观点，都诞生于年轻时完成的博士论文阶段。然而，年轻学者因经验、资源、眼界问题，往往缺少相应的学术展示平台，导致成果落地出版时已严重滞后。后期资助项目在这方面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中青年学者的特点，进而以较好的平台（后期资助属于国家级项目）和较高的筛选标准（要求一定的成稿率）对接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真正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使很多具备学术潜力的研究成果得以被发掘。
（1）相较申请其他省部级项目乃至国家社科基金可能遇到的学校内部的激烈角逐，后期资助项目可以通过指定的出版社进行推荐申报（报送环节仍须通过科研机构），直接进入省级规划办的评审阶段。这对于高校内科研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或专业相对弱势学科的中青年教师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
（2）后期资助项目一般要求申报者提交具有80%以上成稿率的成果，因此在项目征集初期就设定了一道门槛，这些经过初审的项目本身就已具备一定的成熟度，因此其中选的综合难度系数必然低于国家社科基金。
（3）后期资助项目很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对博士论文的申报要求，相当于为当前普遍需要博士学位才能进入高校的中青年教师量身打造的国家级科研展示平台，有利于调动广大中青年高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促进质量上乘的社科研究成果出炉。
（4）通过历年公告也可看出，后期资助项目一直致力于将更多的政策红利向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倾斜，如2019年新设置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就在公告中特别提到要“突出对优秀青年学者的科研支持”，[8]虽然2019年公告也提到“鼓励知名专家学者和有长期学术积累的退休科研人员积极申报”，但综合历年入选者年龄数据可知，鼓励一词实则证明退休科研人员申报后期资助的热情要低于中青年学者。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退休科研人员既不像年轻学者一样急切地需要通过国家项目证明自己、评聘职称或者尽快确立学术立足点，又很难挤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形成完成度较高的书稿，因此，他们会选择投入更多精力在国家社科基金这类对成稿率要求较低的项目上。这就使中青年学者通过后期资助项目的激励，获得了差异化发展的空间，拥有了充分展示学术成果的优质平台。
正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暂行）》第二条中明确指出的，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与其他类别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具有同等学术地位。[7]因此，对于当前急需课题项目取得职称晋升或确立学术立足点的高校“青椒”（青年教师）来说，后期资助项目真正做到了“雪中送炭”，在帮助优秀的年轻学者脱颖而出的同时，形成良好激励效应和示范作用，能够鼓励更多同辈学者紧随其后，共同为国内的学术出版贡献自身的价值。
3.申报标准保持动态平衡，助推学术成果持续精品化
深入研究后期资助申报公告可见，每年主管部门都会适时根据项目发展情况和上一年度入选项目的整体形势，对申报公告进行调整和把控，使得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标准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这种对于申报规则层面进行的实时、动态、既严格又灵活的调控，对于入选学术成果的精品化具有很好的促进意义。
如2011年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公告规定“博士论文通过后满3年以上且进行较大修改”才能申报，而2012年至2018年，公告规定“博士论文满2年以上”即可在经过较大修改的基础上进行申报。另外，2012年以前并未对申报人门槛有所规定，但2012年至2016年则明确规定“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以上两点（降低博士毕业后申报年限和提高申请人门槛）与2012年入选数量井喷形成了正相关性，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如同严进宽出的筛子，先形成紧迫感，将质量尚未达到要求的成果通过“中级以上或博士学位”这一高门槛过滤掉；再施以灵活性，在具备申报资格的“成果池”中适当放开针对优秀博士论文年限上的口子。
再如，后期资助项目中的艺术学项目经过2012年入选量上的井喷后，2013年至2015年项目储备选题相对匮乏，入选数量有所回落。2016年开始，后期资助项目由之前的“常年受理申报，一年两评”，改为“集中受理申报，一年只评审一次”，在此政策下2016年艺术学后期资助入选数量（17种）才又较2015年（10种）有明显增加；而2017年进一步规定申报人要求“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后，在此新一轮严格新政的把关下，2017年艺术学项目当年入选数量（32种）再次猛增，相比2016年（17种）翻了近一番。总体看，后期资助政策制定上的不断完善，体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的规律性，使得入选项目始终维持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准，并持续助力出版成果向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四、后期资助项目对于出版机构的推动分析
1.找准出版机构核心诉求，提振学术出版原动力
如前所述，对于国内各大出版机构来说，带有深度研究性质的学术出版成果，由于销量不大，且对策划编辑的经验要求更高、对出版物的装帧质量要求更精、对责任编辑的专业素养要求更强，因此普遍不如教材教辅、畅销大众读物般受出版机构的重视。与此同时，那些研讨会论文集或汇编性的学术读物，由于编写难度更低，编撰时间更短，出成果效率更高，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高校科研经费支持，从而挤占了大量具备深度研究性质的学术读物的出版空间和书号资源，也令图书编辑耗费大量精力的同时叫苦不迭，形成“既不叫座，又不叫好”的学术出版两难局面。
这种情势下，以后期资助项目为代表的国家社科类资助项目，适时找到了吸引出版机构提升优秀学术读物出版意愿的核心动力。如前所述，中宣部推动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机制中明确规定，每种入选“其他省部级以上重点出版规划、专项出版资助的出版物”，将为所在出版单位加0.5分，这就使得出版单位空前重视后期资助项目这类重点学术出版项目的策划工作。
具体来看，首先，对于策划编辑来说，其所在的出版机构会对由其帮助申报并中选的后期资助项目实施绩效奖励，并且获得国家项目本身对于策划编辑的职称晋升也有较大帮助，这就大大增强了策划编辑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了其主动联系高校教师形成项目申报的主观意愿。其次，由于后期资助项目与成果文库对于出版社加分数值相同，且后者因总体名额较少、竞争更加激烈、对学者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要求更高，导致中选难度远高于后期资助项目，因此编辑更愿意选择以后期资助项目为突破口寻找好的选题进行申报。再次，由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对于出版社推荐的后期资助项目不设名额限制，因此各学科的编辑面临出版社内部竞争的压力不大，这就使得编辑愿意充分拓宽学术视野并施展人脉能力，客观上激活了他们辅助学者申报的动力和热情。最后，出版社的策划编辑也得以在寻访国内高校和各大研究院所时，抛出后期资助项目作为与高校学者（或教材使用教师、高校科研机构管理者）迅速拉近距离的“橄榄枝”，这也是后期资助项目16年间由鲜为人知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①
2.深挖一流高校和学科潜力，增强一流出版机构社会效益
一流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土壤的培育，而一流的学术土壤离不开一流学者的智慧孕育。统计数据可见，入选后期资助项目的成果绝大部分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见表1），且以综合类、师范类和文科类为主的高校居多（例如理工科为主的顶尖高校清华大学，其总计入选数只有39种，仅位列全国高校入选数量的第20名），体现出社科类出版资助项目特殊的学科属性，也有力地提升了出版机构对于学术成果品质的把握能力。同时，后期资助又能够帮助出版机构充分挖掘不同类型高校的学术特色与学术潜力。如表1所示，陕西师范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仅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但入选数量（95种）遥遥领先于第二名北京大学（78种），帮助其在发挥自身学科特色方面形成了重大突破；又如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均分别入选45种，虽然并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建设学科，但其凭借独特的学科发展思路和学术申报体系，得以排在国内高校入选量的前15名以内，体现出巨大的学术科研发展潜力。
表1 2004—2019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达35种（含）以上的高校排名表
| 同校名称 | 入选数量（种） |
| 陕西师范大学 | 95 |
| 北京大学 | 78 |
| 武汉大学 | 77 |
| 中国人民大学 | 76 |
| 中山大学 | 71 |
| 浙江大学 | 59 |
| 北京师范大学 | 59 |
| 华东师范大学 | 55 |
| 南开大学 | 51 |
| 宁波大学 | 51 |
| 四川大学 | 46 |
| 南京大学 | 46 |
| 上海师范大学 | 45 |
| 浙江师范大学 | 45 |
| 暨南大学 | 44 |
| 山东大学 | 44 |
| 复旦大学 | 44 |
| 西南大学 | 43 |
| 中国政法大学 | 40 |
| 华中师范大学 | 39 |
| 清华大学 | 39 |
| 湘潭大学 | 37 |
| 河南大学 | 36 |
| 湖南大学 | 36 |
| 湖南师范大学 | 36 |
| 江苏师范大学 | 36 |
| 黑龙江大学 | 35 |
| 首都师范大学 | 35 |
此外，后期资助项目始终以一流的出版机构为项目后期阶段保驾护航。根据历年公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指定推荐的后期资助出版机构名单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如从2012年的34家增加到2013年和2014年的50家，到2015年至2017年的56家，2018年的57家，2019年减少至53家；出版机构类型也由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为代表的中央理论类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学术类知名出版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优秀高校出版机构组成，平均每年推荐出版社数量为50家左右，这些出版机构也正是国内一流的后期资助出版基地。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资质本身就象征着巨大的荣誉和责任，而后期资助项目出版机构的动态竞争机制，客观上也在督促这些一流出版社为学术出版的品质“站好每一班岗”，即从制度上保证了成果始终保持较高标准的出版品质，也使学术出版的各环节得以有条不紊地高效运转。
3.成果被引次数持续走高，出版社学术品牌不断增强
通过国家社科类项目的资助，众多优秀的原创新学术成果得以面世，并借助国家层面组织的各大书展、媒体、社科交流平台得到广泛宣传，从而提升了出版机构的社会效益、学术品牌知名度，进而帮助出版社增强学术出版上的品牌美誉度。有学者根据CSSCI引文数据库，以2004年至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已出版的885部图书作为研究对象，采集了相关的立项、学科、出版等信息，并统计了这些图书被CSSCI收录期刊引用的情况。研究者使用的引用影响力评价指标包括CSSCI期刊总被引次数和CSSCI期刊平均被引次数，总被引次数反映了成果图书引用影响力的总体水平，平均被引次数是总被引次数与图书数的比值，反映了成果图书引用影响力的平均水平。研究显示，2004年至2016年后期资助出版的885本图书总计被引次数达到1906次，平均每本书引用次数达到2.15次。其中出版三年以上的564本图书中，总计被引次数达到1738次，平均每本书引用次数达到3.08次；出版五年以上的228本图书中，总计被引次数达到1142次，平均每本书引用次数达到5次。同由此可见，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资助的学术著作，随着时间的不断延长，总被引次数持续走高，且平均每本书的被引次数不断增强，仅从平均被引次数就可知，相比一般学术读物的被引次数，国家项目资助出版的成果体现出相当强大的学术影响力。
从表2可知，从被引次数看，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成果以总被引次数421次名列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都超过200次，分列二、三位；从平均被引次数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名列榜首，高达36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平均被引次数也都超过10次，分列二、三位。以上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期资助的项目成果出版，对于出版社本身的学术影响力和品牌塑造形成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力提振了出版机构对于学术出版板块的信心和动力。
表2 2004—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总被引次数超过20的出版社情况一览[8]
| 出版社 | 总被引次数 | 平均被引次数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421 | 4.17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22 | 3.79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30 | 1.83 |
| 中华书局 | 145 | 2.54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37 | 1.49 |
| 人民出版社 | 89 | 1.13 |
| 商务印书馆 | 72 | 4.8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65 | 2.24 |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55 | 1.1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51 | 17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47 | 1.47 |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36 | 36 |
| 学习出版社 | 33 | 0.94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8 | 1.56 |
| 法律出版社 | 24 | 0.86 |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3 | 0.92 |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3 | 11.5 |
| 复旦犬学出版社 | 20 | 3.33 |
结语
综上可见，申报后期资助项目对于高校年轻教师（尤其是弱势学科从业教师）和出版机构编辑（特别是苦于选题学术品质不足的策划编辑）可谓双赢的选择。后期资助项目很好地推动了国内各大高校与出版机构的联络与沟通，如同整体解决方案，一条龙式地呼应了国家对于学术精品的迫切需求，满足了中青年学者对于成果展示的强烈渴望，也提振了出版社对于高品质学术选题的策划动力。以后期资助项目为代表的国家社科类资助项目，始终以高标准、高品质、高效率推动着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优秀中青年学者，配合一流的出版机构打造出优秀的学术出版物，并以不断调整的动态思路把脉学术出版的前进节奏，为国家持续输送具有深度研究内涵的原创性学术著作。
总体来看，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通过择优筛选的方式让学术出版呈现出较高的品质；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通过不同的项目层级设计、不同类型侧重支持了从顶尖专家、大型研究到中青年学者原创成果乃至冷门绝学成果的落地出版，有力保障了学术出版在不同取向上的兼顾和协调发展，体现出国家社科资助类项目在扶持我国学术出版上的“压舱石”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回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作为剖面，可以一窥国家社科资助类学术出版项目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和重大进步，以及这些项目对于我国学术出版的重要推动作用。可以说，这些进步在持续激励着学者们形成合力，在未来产生更多具备高质量学术价值的出版成果，为当前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继续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①从这个角度看，本文不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的原因，在于教育部后期资助规定其成果要由项目负责人"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商出版”，因此项目就不存在由其他指定出版社推荐申报的方式，也就缺少了上文提到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的诸多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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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公告[EB/0L].[2012-02-07].http://www.rpopss-cn.gov.cn/GB/219469/17046730.html.
[5]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公告[EB/0L].[2017-02-08].http://www.rpopss-cn.gov.cn/nl/2017/0208/c219469-29066400.html.
[6]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公告[EB/0L].[2019-05-17].http://www.rpopss-cn.gov.cn/n1/2019/0517/c219469-31091039.html.
[7]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暂行)[EB/0LJ.L2011-05-09].http://www.npopss-cn.gov.cn/GB/219471/219483/220870/14584790.html.
[8]耿树青.基于CSSCI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04—2016)引用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19(5):11.
[9]重要事业､重要战线!习近平谈文艺､社科工作[EB/0L].[2019-03-041.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9-03/04/c_11241915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