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文学编辑之一。他让人羡慕的履历和他职业生涯的所有得失都凝结在《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一书中。
这本书记录了大量名作家和戈特利布合作的幕后故事。约瑟夫·海勒、比尔·克林顿，还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甚至是民谣诗人鲍勃·迪伦，都是他编辑事业的合作伙伴。
罗伯特·戈特利布 著，彭伦 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
搞定作者并不容易
作者和编辑因文字结缘。前者负责生产，后者负责加工，把“这堆符号”变成一本真正的书，他们之间既充满合作精神，又无处不散发着博弈气息。
克林顿非常期待与戈特利布的合作，他曾对戈特利布表示：“我们会合作愉快的。你会发现为我工作是很容易的。”没想到戈特利布直接反客为主，回应道：“我不是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
这是一位老编辑的骄傲。但他这么说决不是出于傲慢，而是专业。“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必须是平衡、平等的。”作为一部书稿的把关人，必须先让作者意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从业数十年，戈特利布遇到各种特立独行的作者，比如固执的多丽丝·莱辛。“她坚持要用笔名出版两部小说”，目的是要证明“无名作者的小说受到的关注比世界著名作家要小”。这根本不用证明， 结果也可想而知。
编辑这个职业，并非要一味地“压制”作者的个性锋芒，有时候也要反过头来，对作者大加鼓励、树立其信心。
作为编辑，学会与作者打交道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对此，戈特利布分享了他最值得推广、也是最简单易行的经验： “你不能给自己强加天赋，但你可以强加效率。那就是在沟通前期，尽快看完书稿，减少作者等待回复的时间。赢得这个好感，就能为后续的编辑事务，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打磨书稿更像是一场“尔虞我诈”
戈特利布说，编辑有七项本领：砍、筛、修、剪、削、割、磨。而在作者眼中，这7个字，每个都像一把刀子，切在稿件身，痛在作者心。
最狠的一位作者还属多丽丝·莱辛，“她专心听我不得不说的意见，然后什么都不改。”戈特利布在书中抱怨这位大作家。
次一级的“狠”作者，是接受修改，但态度消极。戈特利布要莱恩·戴顿重新考虑一本书，“他非常乐意”，可基本上只是重新打了一遍字。
与克林顿的“较量”同样精彩。戈特利布在手稿上批注：“这是我读到现在最乏味的一页。”克林顿完全不示弱。他在给戈特利布寄回的稿子上加了一句：“不，后面第五百一十页更乏味！”当然，面对戈特利布又砍又删的7项本事，克林顿始终保持着好脾气，否则这本书也不会在问世后短短几个月销量就突破200万册。
有不好“对付”的作者，也有和编辑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在回忆录中每当提到约瑟夫·海勒，戈特利布的行文中总是流露出一种脉脉温情。“这在此处没用。”“移到那里怎么样？”“不，最好砍掉。” “这样改？”“不，那样改。”“完美！”戈特利布表示，上述的每一句话，既有可能是自己所说，也有可能是海勒所说。他们之间是从不设防的作者与编辑。
当戈特利布表示书稿有一个实验性过强的章节，影响整体风格，可能需要删除时，海勒总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的女儿回忆道：“对爸爸来说，编辑写的每一个词、划的每一条线都是神圣的。”于是才诞生了这部闪耀于文学史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两种极端状况。一种是作者写得太好了，编辑根本无需修改，比如大名鼎鼎的奈保尔。另一种则是稿子太烂，“无论多么勤奋的编辑，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只能尽量使它不那么烂。”
书名和封面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当主体稿件尘埃落定，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当然不是。编辑工作结束了，但博弈却仍在进行之中。
书名和封面的选择同样重要。
克林顿那部《我的生活》，差点就被命名为《总统的生活》。是“我”，还是“总统”？前者象征一个具体而鲜活的美国人的生活，后者象征着顶层权力拥有者的某种存在。读者想看什么？是一部总统生涯的官方编年史，还是让他们感到亲切的个人自传？封面是选一张率真、诚实的照片，还是选一张端正、乏味、具有总统范儿的照片？戈特利布的解决方法是，把它们都做成与回忆录厚度差不多的实体书封面，拿给克林顿看，让他选一本他最想拿起的书。
而他和海勒确定“军规”书名的过程，则更有喜感。这本书在写作和编辑的过程中一直叫《第十八条军规》。但是有位作家先出版了一本名为《米拉街十八号》的书，所以“18”被弃用了。于是“11”被寄予厚望，但又和当时的新电影《十一罗汉》撞了。就在编辑和作者一筹莫展之际，戈特利布突然灵光乍现，激动地给海勒打电话说：“有了！22，比18更滑稽！”于是，这部名垂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正式定名为《第二十二条军规》。
“一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滑稽这种说法，显然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经典案例。”但是，由此可见一部名著的诞生是多么不易，它要求编辑用上各种才华与情感，甚至还包括“欺骗”。
戈特利布将编辑工作总结为两点： 灭火和点火。所谓“灭火”，是说在一本书的出版过程中，逐一灭掉出版过程中作者、封面、装订等等这些“邪火”，以保证书的质量；而所谓“点火”，则是书出版以后，用各种方法激发市场对书的兴趣，以保证书的销量。
如此，方是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对出版文化负责。
这是一位大胆的编辑，为了成书保持视觉效果，他敢提议在封面上不放作者的名字；这又是一位小心的编辑，时刻谨慎于自己的工作，“向无数有抱负的编辑反复强调”：编辑对作者可能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试图把一本书变成不是它本来面目的另一样东西，而不是使它在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
他主张编辑工作应该隐在幕后，不能让读者知道编辑对书的干预。当《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之际，看到作者海勒在《纽约时报》采访稿上提到的编辑贡献，他不得不打电话请海勒把提到他的地方删掉，因为“书属于作者”。
秉持这样的信念，这位老派出版人始终鲜少在媒体面前谈论自己，直至多年以后《我信仰阅读》出版，读者们才知晓一部部文学作品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多有趣故事。可能戈特利布自己，也舍不得这些好玩的出版故事，就此埋没吧。
从1955年进入西蒙&舒斯特担任编辑助理开始，戈特利布先后担任西蒙&舒斯特总编辑、克瑙夫出版社总编辑、《纽约客》主编，驰骋美国出版界数十年，旗下作者多不胜数。尽管身居要职，但是他“以一名文学编辑自居”。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出版界，戈特利布可谓是一位真正的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