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左志红 张雪娇
展馆的中央，一扇一人多高的屏风卓然静立，宛如一卷展开的竹简。黄色的竹简上，书写着《论语》中的名句，刻画着新学堂上课的场景。展馆四壁陈列的500余种中小学教科书，在无言地诉说着百年间教科书的变迁与发展。
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所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展馆。11月11日，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创办的访谈类融媒体节目《总编辑会客厅》在这里录制。本次访谈为《聚焦高质量出版系列》的第四期，主题为“加强出版阅评”。
围绕这个主题，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丁以绣与3位嘉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刘国辉、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郭戈、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郑俊斌，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加强出版阅评非常必要
主持人：大家对出版审读这个提法比较熟悉，对出版阅评的提法会觉得比较新鲜。对于图书出版来说，前面已经进行了严格的“三审三校”，还要增加出版阅评环节，有必要吗？作用体现在哪里？
刘国辉：出版阅评制度，是在选题论证制度、“三审三校”制度、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之后，增加了阅评制度。对于出版阅评制度，我总的看法是：有必要，有难度，明责任，重机制，贵坚持。
具体来说，出版阅评的作用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强导向。通过贯彻阅评制度，可以推动出版单位围绕党的方针路线来做出版工作，弘扬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推精品。出版不同于新闻，新闻强调时效性，出版则注重文化积累。一部优秀作品、一部传世之作通常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阅评制度可以引导作者、编辑和出版社推出精品。
三是杜平庸。现在我国一年出版50万种图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重复出版，离文化传承、文化积累这个标准还差得太远。这几年主管部门压缩图书品种，我觉得非常好，这样从总量上控制，可以推动产生更多精品，把平庸作品压缩到最少。我认为通过阅评，可以起到杜绝、减少平庸作品的作用。
四是育队伍。阅评制度有助于编辑队伍的培育。许多编辑尤其是刚进入出版行业的年轻编辑，在如何做好出版工作上还需要学习、探讨、提高。通过阅评制度，可以让编辑明白什么是一个编辑该追求的，选题应该从哪些角度着眼，图书要达到怎样的质量，如何在跟作者交流中释放编辑的光芒等，从而提升编辑的水平，打造出一支优质的编辑队伍。
郭戈：阅评对出版工作很重要。我们既要落实好出版选题论证制度和“三审三校”制度，又要做好出版阅评工作。阅评作为图书出版的一种检验、反馈、服务和监督手段，既是加强出版管理、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促进出版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出版社进一步做好选题、提高图书质量的有效举措。
建立健全出版阅评工作机制，我认为这是从更高的政治站位，对整个出版工作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它系统落实了从出版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到地方出版管理部门和中央出版管理机构的多层级意识形态责任体系，对提升出版物质量水平、掌握全行业出版动态、加强出版导向管理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
人教社是教育专业出版社，以出版中小学教材和一般教育图书为主业。尤其是教科书，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工具。青少年学生每天都会用教材，这是他们的主要精神食粮，对其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甚至教材里的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以至于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影响学生一辈子。教材的质量应该说是要求非常之高，所以在这方面加强阅评工作、促进教材质量的提高，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郑俊斌：就像刘社长和郭总编辑提到的，出版阅评确实非常必要。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出版局近年来在出版阅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尝到了一些甜头。对出版主管部门来说，出版阅评制度对于打磨精品、把好关口、研判趋势、及时纠偏等具有重要作用。
打磨精品，是指专家在审读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在论证研究后用于图书出版前的完善提高，不断打磨、持续优化，真正起到精益求精出精品的目的。比如说，对于去年申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与茅盾文学奖的图书，我们在出版前、出版后多次组织专家进行审读和阅评工作，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再返回修改打磨，确保了出版品质。后来北京市两部图书摘得“五个一工程”奖，一部图书荣获茅盾文学奖，非常难得。
把好关口，审读、阅评是对图书内容导向和作品格调、品位和基调把关的重要一环。这两年按中央要求压数量、控规模，书号在压缩状态。我们在管理中也发现，这个举措非常好，有助于挤掉一些有水分的作品，有利于出版单位提高打造精品的意识。
研判趋势，我们建立了阅评队伍，从选题论证到重点图书的精读再到市场巡查全链条覆盖，在此过程中可以分析图书市场的状态和趋势，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便于做好提早引导应对、跟踪督查。
及时纠偏，审读阅评可以发现内容导向上的问题、整体出版方向上的偏差，甚至违规违纪现象，及时叫停，及时处理。
阅评工作需要各方合力
主持人：阅评主体是不同的，如出版主管部门、出版集团、出版社都要承担阅评责任。各主体应该如何建立和完善出版阅评制度？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借鉴？
刘国辉：纸质出版阅评有难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阅要有时间，我们一年出版50万种书，怎么阅，需要思量。二是评要有识见，就是要有见识，没有见识就评不好。更不要说海量的网络出版，更加之难。因此，我个人理解出版阅评工作应该从两方面来完善。
第一，完善制度。要明确出版社、集团、国家新闻出版署三个层面的职责，明确出版主管部门、出版集团、出版社的领导责任、主管责任、主体责任，做到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责任到机构、到每个人。这样形成有机的网，能够坚持这个制度，才能达到目的。
第二，落到实处。出版有自身的规律，制度落实需要配套机制和长久规划。阅评人力的安排、书号的管理和分配、编辑的工作量的考量、各个环节的顺畅沟通和反馈、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杜绝等，要长远谋划，稳扎稳打，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郭戈：出版单位建立健全本单位阅评工作制度，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成立图书阅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和组织实施图书阅评工作，落实主体责任、领导责任和岗位责任。二是根据教材和图书编辑出版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阅评。三是结合现有图书质量保障机制，按照出版流程，实行从选题、过程稿、拟付型样到成书的分级阅评。四是明确重点阅评对象及方向，细化阅评原则及流程，确立发现问题处理流程。五是与上级单位阅评机构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按要求上报阅评报告，接收反馈意见。
出版单位在开展阅评工作的过程中，一是要处理好与现行各项质量管理制度的关系，内容不矛盾，要求不模糊，细化流程，保证可操作性；二是要重视社内与社外阅评专家队伍的建设，做好政治把关和专业把关；三是要注意传达、定期汇总和反馈上级单位的阅评结果，切实用来指导本单位工作。
专业化是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基础。人教社一直以出版教科书、教材和一般教育图书为主，专事教育出版。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人教社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队伍“三结合”（由教育部组织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共同完成），注重编研结合，实施多审多校，这些都为确保教材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可以说，所有教材在成书过程中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
教材编好后还有试教试用环节，我们会拿到部分地区中小学听取师生的意见，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评制度。此外，人教社还会聘请社外专家对教材进行审读，等等。所有这些环节都是为了确保教科书不出一丝一毫差错。
就以王道俊教授领衔主编的全国高校教育学公共课教材《教育学》为例，这本书1980年出版，至今已修订了7次，老先生从50岁一直改到90岁。每次修订我们都组织专家认真研读教材、吸收各方阅评意见。如今到第7版，已累计发行600多万册，成为经典的师范教材。
郑俊斌：北京市在出版阅评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抓五项工作。
一是抓阅评体系。我们形成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阅评的完整链条：管理部门有阅评制度，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进行阅评，在图书市场进行阅评，通过举办活动阅评，在实体书店阅评。不管是图书出版还是网络出版，我们都有一套阅评制度。
二是抓相关保障。我们每年设有专门的资金给出版审读做经费保障，包括日常审读和出版园区审读经费。其中，中国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对园区内30多家民营企业出版的图书也进行严格的审读工作。
三是抓阅评队伍。我们建立起包括主管部门、业务专家、出版专家、相关媒体与普通读者在内的审读阅评队伍。队伍建设也分层次：我们在甜水园图书市场有专门的阅评队伍，专题专项阅评队伍主要由专家学者组成，另外还有针对项目库的阅评队伍。
四是抓结果应用。经分析研判后，单个出版物的评审结果直接影响出版过程；专题出版的分析结果形成报告作为下一步工作参考，或市级调控方向；一家出版单位的评审结果直接与社会效益考评体系挂钩，与书号分配挂钩。
五是抓信息沟通。我们会不定期开通气会，通报上级部门的意见和我们自己的阅评成果。
此外，数字出版也是我们出版阅评的重点领域。北京市是全国较早开始在网络文学领域开展阅评工作的省市，制定《网络文学阅评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每月对22家重点网站进行审读，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阅评报告。游戏出版审读有严格的工作流程和审读要求，专家提出审读意见。
将审读、阅评贯穿出版全过程
主持人：出版阅评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阅评对象和阅评方式，如有出版前的审读和出版后的审读，有对年度选题、重大选题、重要出版项目的论证审核，有对新书新刊的审读，有对影响力大、辐射面广的作品的把关。请结合实际工作谈谈如何做好各类阅评。
刘国辉：百科社主要是做好两方面阅评。一方面是出书以后的阅评，出书以后，每年由总编室牵头请社内和社外专家，对我们认为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图书，包括导向问题、质量问题等，或者值得大力弘扬的作品，进行评审，从中发现问题，同时选出优秀作品，向上边推荐。我们每年年底有一个声势浩大的阅评会，好的评优评奖，不好的会公布名单。
另一方面，根据百科全书的特点，有些阅评是放在了出版之前。百科全书出一版不容易，有些词条，没等出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阅评放在前期。针对词条的审读阅评工作，我们建立了较完备的项目审读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大三审”机制，即在出版社完成“三审”的基础上，增加中国出版集团“四审”环节。二是重点词条送相关部委专项审读。三是组建维护专家外审团队，建立专家把关机制。四是重点词条的校对制度。重点条目在完成本社校对的基础上，送人民出版社校对，加强把关。五是更新审核机制。对于已发布词条，依靠专家，及时审核，及时更新。通过以上措施，严格流程控制，保证导向和内容的正确性。
郭戈：今天我想结合人教社的主业，重点谈谈中小学教材的阅评工作。那么，中小学教材的阅评与一般图书的阅评有何不同呢？
第一，国家实行中小学教材审定制度，出版前即经过多层级审核和阅评。以高中统编三科教材为例，从2017年启动编写到2019年高一起始年级投入使用，两年多时间，从编写大纲开始到最后审定出版，历经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的编写指导、初审、复审、复核和出版稿审核，等等，总计十几次审核，而每次审核都是个人审读与集体审读相结合；编写期间还向百名特教教师、民进中央推荐教师等征求审读意见，通过试教试用吸收来自教学一线的使用意见，编写组更要通过多轮审校、句读等完成自我审核与阅评，印前再请社外专家进行最后把关。阅评多少次，就修改多少次，往往经过几十次的锤炼，一本教材才会审定出版，到达广大师生的手中。
第二，“出版之日即修订之日”，教材出版后即进入最广泛的公众阅评视野，即刻面临适切性考验，准备下一次的修订完善。没有哪一本图书会像教材一样，与读者和批评者的距离如此之近，受到的关注如此之多，也没有哪一本图书会像教材一样，每修改一次都要再次经历多轮审核。而作为编写者和出版者，我们不仅要正确面对、冷静研判和积极回应各种不同的声音，更要主动去收集社会各界阅评意见，作为修订完善的重要依据。为此，我们建立了教材意见收集反馈处理机制，在每一季教材出版之后，都会专门去各地进行教师培训、调研和回访，收集使用者和研究者的意见建议；专门设立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教材意见反馈邮箱，并为此专门制定管理办法；认真处理读者来电来信，制定了读者来信处理办法；定期汇总分析各类意见及处理情况，敏感性问题提交教材局研判，易错的共性问题则通过内部刊物《编辑工作》和企业交流平台在编辑之间学习分享。经统计，一年时间里往往会处理1000多条意见。
虽然教材的出版具有一定特殊性，但我们从教材阅评工作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得以用于各类图书的阅评工作中，比如我们正在着手制定重点书稿审读办法，对意识形态较强的重点图书，邀请专家进行印前审读，经社党委审核后报集团党委审核。还有两点经验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一个是出版前个人阅评和集体阅评相结合，一本好的教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与传承；另一个便是心中永远装着读者，主动与读者进行沟通，认真对待每一个阅评意见。我想，这就是出版人应具有的胸怀和情怀。
郑俊斌：不管是怎样的阅评对象与方式，做好阅评工作应该做到立与破并举、点与面兼顾、精与泛结合、前与后贯通。
立与破并举，即阅评既要发现优秀推出精品，又要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良倾向。从前期年度选题计划的论证、重点项目的论证，到专项专题的阅评，对于优秀选题或“打磨”或“修剪”，对于不良倾向“坏枝烂根”或“砍除”或“去根”。
点与面兼顾，是指既要注重对重大主题、重大题材、重点内容、重点领域的审读阅评，又要注意对整体出版趋势、出版倾向的把握。
精与泛结合，是指既要有专业性“挑刺”的精读、细读，又要有个性化的泛读、赏读，从不同视角、不同主体、不同渠道广泛了解掌握相关意见建议，综合形成相对中肯的审读阅评意见。
前与后贯通，是指阅评既要守出版前端入口，又要从出版市场返溯。阅评贯穿出版整个过程。
应健全出版阅评制度
主持人：对于建立健全出版阅评制度，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国辉：我觉得，首先要明确出版阅评的概念，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因为它跟“三审三校”、质量检查，甚至是重大选题报备，都有交叉的地方。如果要作为一项制度来明确，必须给阅评的内涵、外延做一个准确界定。其次应该明确出版阅评制度怎么落实，比如出版社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拿到150分或者100分的阅评分，阅评分该怎么核算，让出版社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该怎么干。再次应该加强引导。当前出版社转企之后，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大。阅评制度的落地，要考虑到出版社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让出版社把这项制度做好做长远，同时也不能影响出版社方方面面的工作。
中国出版集团开展出版阅评，有三方面经验可以作为参考：一是建立二级图书阅评信息网，出版社一级、集团一级，有相应的机制和体制；二是每年提出重点方向和板块等，通过重点阅评引导关注这些热点和焦点；三是要求对这些重点项目最终要有阅评报告。
阅评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优秀作品的出版，提高出版物整体水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增加优质精神文化供给，所以引导是关键。强化引导力度，包括政策引导、宣传引导、舆论引导、反馈引导，推动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
郭戈：一是建立健全出版阅评制度，应注意分类和分级规范阅评方式，如对于意识形态较强的重点图书或重大出版项目，宜采取多层级阅评和个人阅评与集体阅评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把好政治导向关、价值取向关。
二是夯实阅评专家队伍建设，阅评人员须有相关资质要求，比如政治立场坚定、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等。
三是建立出版单位、省级新闻出版局和在京出版单位主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署之间不同层级阅评主体的沟通机制，通过定期召开阅评会议和定期发布阅评报告，促进出版导向管理和质量监督管理。
四是规范图书阅评范围和界限，加强对各个阅评主体的培训，并注意保持阅评单位和人员的联系和交流。
郑俊斌：我认为，健全出版阅评制度，一是“人”的问题，也就是审读队伍问题，人才的好坏直接影响阅评效果；二是“用”的问题，就是阅评结果运用问题，阅评不是案头文章，要落到实处；三是“量”的问题，就是出版物量大的问题，这给阅评增加了难度；四是“慢”的问题，就是阅评滞后于出版传播的问题，尤其是数字出版。
相应的解决办法是，一是建议建立有准入机制的阅评审读专家队伍，解决“人”的问题。应有相应的阅评审读专家准入标准、调整机制等，比如游戏出版专家队伍就必须经国家新闻出版署通过后才可以从事审读工作，目前北京市有11名专家，建议根据不同的审读量配备审读专家库。
二是建议强化对阅评结果的运用，解决“用”的问题。经主管部门认定的相关阅评意见在书号配置、扶持奖励、社会效益考核、决策参考等方面强化结果运用，让阅评真正起到作用。
三是建议建立分层阅评体系，解决“量”的问题。第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主管主办责任，加强“三审三校”、责任编辑等各项出版制度落实；第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治；第三，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重大主题项目的重大方向的把关引导。
四是建议阅评与数字化平台相结合，解决“慢”的问题。北京市正在推动数字出版监管平台的升级改造，借用数字化手段，实时监测、即时发现问题，即时处置，提供相关倾向性、趋势性数据，为阅评分析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