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屈指算来已有将近4年时间。中文版于今年3月面世，至今半年有余，连续加印了6次，创造了我个人所编作品的加印纪录。暗自窃喜之余，复盘这段经历，思绪一瞬间回到了5年前。
搭台 一帆风顺的选题路
这其实是本学术书。在日本出版30年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可谓是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压迫女性体制的一个总清算，对于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女性平权事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上野千鹤子也因这本书成为女权主义的著名代言人。
2015年，我的老同学周楠在加拿大女王大学做社会学研究，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他想要集合志同道合者一起将国外的优秀社会学作品翻译引进国内。于是，我们开始了非正式的合作历程。他负责物色适合引进的书籍并尽可能找到优秀的翻译，而我来负责出版工作。直到2016年年底，我第一次接触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周楠告诉我有两位在日本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向他推荐这本书并且愿意承担翻译工作，所以就马上转推给我。当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忐忑的。
首先，这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我有些担心它的时效性和前沿性。其次，以前我做的大多是英文书，还没有做过日文书。最后，上野千鹤子老师当时在中国知名度还不高，而这又是一部学术性作品，所以对市场前景缺乏判断依据。但在年底报年度选题的时候，领导和发行都觉得这本书从书名上看，是一部“伟光正”的作品，将其编入一个系列之中，应该会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这样选题在来年年初就批了下来。
开唱 珠联璧合的译者
台子搭好了，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戏要唱。在出版社版权事务专家朱梦琳的帮助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从日方手中得到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简体中文版授权。接着，经周楠引荐，我正式跟两位翻译老师邹韵、薛梅联系上了。两位老师满怀热忱地给我讲解了这本书的种种妙处，以及这本书对于当下的女权主义影响之大。这些都让我踏实了很多，这本书，没有选错。
凡是经历过翻译工作的人都明白，这是一项苦差。日文翻译本来就比英文要难，况且是本理论性很强、有很多专业术语和参考文献的专著。好在邹、薛两位老师精诚合作、全力以赴，翻译完后还互相校对了一遍，保证了书稿翻译的质量。
但一个重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本书根本不像是一本市场书！层出不穷的专业术语，动辄就是成段引文，让这本书的每个毛孔都渗透着“仰之弥高”的气息，加上厚达数十页的参考文献，都说明这是一部高端学术专著，要怎样让市场接受呢？然而在编校过程中，我的内心却愈加笃定了这本书的价值。不管是上野千鹤子的观念也好，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情况也罢，都与当下的中国相当契合。无论是我们遇到的社会问题还是人们的观念水平都到了能接受这本书的时候，将其付诸出版，实在是恰逢其时。
变奏 备受关注的上野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作品，一个个术语、一处处引用，很容易让人望而生畏。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类书充其量只有2000册的销量。就算有“女权”等作噱头，市场究竟如何，也是个不太有把握的未知数。
2019年，峰回路转，上野老师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犀利发言传到了中国，受到了女性知识群体的极大推崇。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各个媒体、自媒体都开始讨论上野老师对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看法并反身自问。这不但大大提升了上野老师在中国的知名度，也为她的相对激进的女权主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打通了道路。这时，我有种感觉，这本书或许能畅销！此时，邹、薛两位老师又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上野老师得知了她这部30年前的作品将被引进中国的消息，欣然同意写一篇“中文版序”。这无疑有助于让这本30年前在日本出版的书，重新在中国焕发生机。
高潮 一波三折的发行
走完编校流程到最终环节，已经快到2019年年底了，为了实现自己向周楠及两位译者老师许下的被一拖再拖的“今年一定出版”的诺言，出版工作不得不加快了节奏。10天内要走完从印前审核到下厂的复杂流程，但这还不是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与此同时进行的封面设计工作。
因为本书的定位独特，游走在学术与畅销之间，我们既想保持一点学术气息，又不想完全放弃市场化包装。单单是封面设计就被发行否决十多次。设计师也秉承着“好封面都是磨出来的”宗旨，一次又一次地重启方案。其中有两个方案用梵高素描中受到压迫的女性为主体，并采用红黑、黑白等撞色来提升视觉效果，总体上令人印象深刻。无奈这样的封面会给人强势偏激的印象，对这种风格接受不了的读者会因此退避三舍，中性点比较保险。于是设计师开始走学术性路线，但这回却又被批为太过保守，不够亮眼，难以让读者在眼花缭乱的书店里一眼相中。
最终，设计师在行将被折磨得不省人事的时候，终于有一稿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也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款封面。设计师放弃了撞色，采用简约的单色设计，加上镂空的圆圈，呈现了一种现代性的立体感。而圆圈与文案又组成了一把枪的形状，枪口还有一枚子弹射出来，以彰显本书的“战斗”属性。这样总算是把内涵与审美都协调妥当了。
松了一口气，但崎岖的路还没到头，本以为过了发行应该一帆风顺了，没想到当我们把封面拿给日方出版社审核的时候，日方却提出：这个书名不对，应该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
都要下厂印刷了，突然告诉我书名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操作？于是我立刻查核了相关资料，确认了台版也是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个译名并且大部分提到这部书的学术引用也是用这个译名。与此同时，我请求邹、薛两位译者，同上野老师联系一下，商量能否保留现在的译名。毕竟按照中国的习惯译法，“资本主义”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意涵了，且现在这个译名已经被华人学术界广泛接受，贸然更改的话有失稳妥。
两位译者对上野老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她能理解我们的苦衷。上野老师真的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表示理解我们的诉求，并且予以支持。就这样，日方出版社终于松口，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谢幕 大受欢迎的学术书
终于，书走向了印厂，半个月后，付印出来。但因为疫情期间没办法去印厂监工，印厂把封面的子弹印得太贴近圆圈了。于是，首印的封面全部作废。重印时，为稳妥起见，我们把子弹拿掉了。这的确增加了一些成本，但总算是值得的。
事实证明，上野老师在中国的人气已经被带动起来了，疏于作为的我还没开始做任何营销，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分已经被打上了9.2分，好评如潮。发行显然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精深的学术作品受到欢迎，当初保守预估的起印量很快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不得不继续加印，而且一连加印了6次。本文写就之时，正好是第7印次下厂之日。
半年多过去了，现在复盘来看，这本书取得的小小成绩，我这个责编的功劳几近于零。主要得力于周楠和两位译者老师的鼎力推荐，上野老师的自带流量以及宽宏大量，社领导的慧眼识珠，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发行老总的精益求精，都让这样一本作品受到了欢迎。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预告，上野老师的《一个人的临终》一书，也即将由我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