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闫卫平：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摘 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张元济在参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以其"创造性出版物"——中小学教科书、《东方杂志》、《辞源》、各科词典、《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出版和教育。同时，张元济以出版为武器，尤其是通过撰写及传播《中华民族的人格》，以人格的涵养凝心聚力，鼓舞抗争意识，书写了出版救国的伟大篇章。
【关键词】张元济；出版；《中华民族的人格》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抱持着“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123的出版宗旨，“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2]，以其“创造性出版物”[3]1188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出版和教育，并以其出版工作锤炼国民人格，提升国民的道德意志。
一、张元济主持的“创造性出版物”之中小学教科书
曾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于1970年5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演讲中指出：“创造性出版物不仅足以影响后起之出版，且能及于教育，其关系重大，可想而知。”[3]1188“一个出版家能否推进与否，视其有无创性的出版物。”[3]1189王云五总结指出，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创造性出版物有六种：中小学教科书、《东方杂志》、《辞源》、各科词典、《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3]1188-1193
1903年2月，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张元济以“癸卯学制”颁布为契机，率先按照新学制陆续编成一整套完善的“最新教科书”，分为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笔算、珠算、地理、修身等七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农业、商业等九种；中学教科书有十三种；另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以及教授法、英文师范、铅毛笔画帖等数十种。[4]1904年4月8日，《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该书首页的《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一文指出：“我国效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其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1]139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编辑人员中有长与国学的，也有极富经验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的国文教科书，真是字斟句酌，一字不苟，往往是由张先生和几位编辑人（其时任最新小学教科书编辑的除张元济外，有第二任的编译所长高梦旦先生，及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诸先生），连同一位日本顾问，对每一课详加研讨。”[3]1191
张元济注重德育，1904年11月，《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出版。该书的《编辑大意》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意义：“人之恒言曰德育、智育、体育，诚哉。德育为万事根本，无古今，无中外，一也。我国往籍之言道德者，不可胜数，然高深之理论，奇特之事迹，非乳臭者所能骤几。本编采取古人嘉言懿行之切近者，以为儿童模范，皆借寓言以启发其兴趣，而为惩劝之助，或亦言德育者所不弃欤。”[1]1501904年11月至1906年2月，《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全套图书共十册及《教授法》十册陆续出版。张元济编纂修身教科书的指导思想是引进并强化“国民”意识。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书》中写道：“一切教授规划皆受成于学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我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5]
张元济注重以史为鉴，借鉴西方文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扬长避短，“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1]139。”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撰序时指出：“盖处今日物竟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1]126该书的编纂者姚祖义是晚清商务印书馆自编教科书的积极践行者，他通过历史教科书来阐释其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其撰写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记述与描写中华民族不断扩张与融合的过程来激发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并通过记叙与描写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来培养国民的民族忧患意识。[6]
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力拔头筹。1906年学部公布的第一批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2册，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者54种，占52.9%。[7]学部对《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的审定意见为“斟酌取舍之间皆足见其精审”；对《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的审定意见为“文词浅易，条段显明，图画美富，版本适中，章句之长短，生字之多寡，皆与学年相称。事实则取儿童易知者，景物则预计学期应有者，并将一切器物名称均附入图中，使雅俗两得其当”[1]209。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既对新式教育的开创意义重大，“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觕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8]；也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巨大转折和契机，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写道：“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9]3
二、张元济主持的其他“创造性出版物”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终于1948年12月，历时近46年，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首任编辑为杜亚泉先生。该刊第一期载《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第一条阐释了办刊宗旨，“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第二条介绍了刊物体裁与内容，“本杂志略仿日本《太阳报》、英美两国《而利费》体裁，除本社撰译论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取各种官民日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使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1]136该刊还是名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恽代英、巴金、郁达夫、俞平伯、林语堂、夏丐尊、陈独秀和邹韬奋等社会知名人士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
《辞源》是一部综合新旧知识的辞典。190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辞典部，1908年《辞源》开始编纂，由陆尔奎先生主持。各科词典包括中国人名大词典、古今地名大词典、动物大词典、植物大词典等。《四部丛刊》酝酿于1918年，是张元济主持影印的第一部大型古籍丛书。张元济本是藏书世家，又对版本学深有研究。为选择最佳版本，张元济除了利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自藏的图书外，主要利用了南京的江南图书馆、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和浙江湖州刘氏“嘉业堂”藏书楼藏书，又从其他藏书家借到了数量不等的珍本善本，如叶德辉《礼仪郑注》《吴越春秋》等。[10]269-274《百衲本二十四史》于1936年出齐，从找寻较好的底本、校勘到描润，其出版过程凝聚了张元济先生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10]285
三、张元济编写与传播《中华民族的人格》
1936年，张元济为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而校阅《史记》时，深有感于古代英雄高尚之人格，足以激扬民族精神，因就《史记》列传及《左传》《战国策》中选取十余人故事，均生生取义、复仇雪耻之辈，并将原文译成白话，编成《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其意在彪炳中华民族高尚人格，复兴民族精神。1937年5月，张元济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编书的本意》。“我们古来的圣贤，都有很好的格言，知道我们，在书本上，也有不少的豪杰，可以作我们的典范。”[1]1058“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1]1058
1937年6月14日，张元济致信邹韬奋，介绍该书的写作缘由，希望借重宣传该书。“当局果有觉悟，以后政府、人民能打成一片，于国事必有裨益，亦不负诸君子数月来撑持之苦心。……元济数月来有感于诸君子人格之高尚，因就古史中选出数人，依本传文字译成白话，稍加论断，名曰《中华民族的人格》，冀后之青年略知做人之道。”[1]1060同年6月16日，邹韬奋致信张元济，“韬十年前主办《生活周刊》时，即蒙先生爱护有加，赐书勉励。长者扶掖之隆情厚谊，十年来未尝须臾或忘也。”[1]1061“拜读大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货吾心，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犹弥足珍贵。韬得闲当作一文介绍于国人，广播先生之爱国精神，努力服膺先生之懿训，为国奋斗，亦即以报答厚爱于万一也。”[1]10611937年6月25日，张元济致信蒋中正，深刻指出提高人格的重要性。“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按，《中华民族的人格》），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乞裁教。”[1]10611940年3月26日，张元济致信致胡适，请其为该书写序言以扩大宣传。“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知先生曾见及否？兹姑寄呈一册。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1]11371940年3月28日，张元济致信王云五，请其代为扩大该书的发行。“弟所撰《中华民族的人格》，际此人格堕落之时，或可为少年之药石。进来上海各报颇加鼓吹，有中丞中学已选为学生读物。公晤学界众人必多，乞赐于嘘拂，似于德育上不无裨育（益）。”[1]1138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后第二日，张元济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题辞：“国民丧失人格，国必灭亡。日寇禁毁此书，无非欲灭亡我国也。今我国免于灭亡，其犹赖有此人格乎。张元济识。”[1]1229
四、结语
如果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践行“出版扶助教育”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话，那么，忧国忧民者、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在以出版“提高人格”中更是独树一帜，其《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出版与传播从“复兴民族”的战略高度直指时弊，振聋发聩，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也实现了其出版爱国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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