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斌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摘 要】当前，中国图书“走出去”已成为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优质学术出版物的日文版权输出在出版“走出去”项目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是持续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主流学术圈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多年来中日版权贸易始终存在不平衡现象，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利好形势下，如何缩小版权贸易逆差，加快出版国际化进程，是值得学界和业界共同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日版权输出案例为基础，分析总结了影响日文版权输出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版权输出；学术出版；“走出去”
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两国之间的版权贸易也一直保持活跃状态。中国在大量引进日本图书的同时，也逐步将一批优秀的中国作品输出日本。
一、我国对日版权输出概况
我国输出日本的图书主要以思想、文学类经典为主。《论语》《孙子兵法》《老子》等中国古典思想著作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唐诗选》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日本知名度最高。而中国近现代小说作品在日本有影响的则不多。例如，在以收录古今东西经典作品著称的“岩波文库”中，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也只有鲁迅、巴金等的作品还有动销，而老舍、茅盾、钱锺书、章炳麟等人的作品则少有问津。
除经典著作外，当下日本出版界还比较关注两类中国图书：一是代表某一专业领域或学术领域的新观点、新见解的图书，例如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孙歌的《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一书，专业性很强，日文版权顺利输出给了东京大学出版会。二是反映中国当今社会各方面现状的图书。笔者2019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与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版权部经理交谈时，对方表示对有关中国支付产业的图书很感兴趣，这也反映了日本对于了解中国一些新型产业和先进领域现状的强烈需求。
近年来，我国一系列图书走出去推广计划极大地促进了对日版权输出工作。例如，2004-2013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共资助出版了1256种图书，其中有60个品种借此推广计划顺利输出到日本，为日本了解中国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上海交大社对日版权输出实践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顶尖科技和文化成果为己任，致力于学术、文化出版“走出去”，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已有76种图书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工程”“中华学术外译”等国家级“走出去”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对日版权输出是上海交大社学术、文化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努力，上海交大社在对日版权输出方面也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包括：与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合作出版《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百科》，与东方出版社东京分社合作出版《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与京都大学出版会合作出版《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与东京大学出版会合作出版《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等。这些合作方大多是日本的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所推出的图书也都进入了日本知名的高校、图书馆、研究所等主要学术流通渠道。
（一）根据选题特色，选择契合度较高的日方出版社
根据选题特色和定位选择日方出版社更有利于版权输出。上海交大社的日本合作方主要包括东京大学出版会、京都大学出版会、岩波书店、临川书店等。
东京大学出版会依靠母校东京大学，致力于建设面向国际的一流学术强社，其宗旨在于“学问的普及、学术的振兴”，主要出版以大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学术书籍、教材、史料集、通识类书籍等。上海交大出版社与东京大学出版会的合作始于2014年，双方以“共同组稿，合作出版”的模式共谋中日学术交流出版，即根据两国读者需求共同策划选题、遴选作者。这项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便是孙歌教授的《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孙歌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她的许多作品在日本学界有很好的读者基础，《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又与东京大学出版会的出版定位不谋而合，因此极大地促成了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
同样模式，上海交大社也成功地将费孝通的《学术自述与反思》输出到了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自创立以来，一直在日本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盛誉，其出版领域主要有学术思考、社会学研究等，这本书与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的出版方向非常契合。
除了高校出版社，上海交大社还积极与一些顶尖的日本学术出版机构合作，如岩波书店和临川书店等。近日，上海交大社与岩波书店签署版权输出协议，正式授权对方出版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查医生援鄂日记》的日文版，上海交大社同时邀请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撰写了长篇书评《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在中日两国的重要媒体上刊发，此举在中日出版界也引起极大反响。这是多年来岩波书店首次从中国引进图书版权，也意味着该书日文版将进入日本出版业的主流发行渠道，将抗疫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的抗疫精神带给更多的日本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
（二）设立东京事务所，真正了解日本出版社及大众读者需求
2018年12月，上海交大社与中华新闻社共同成立上海交大出版社东京事务所，旨在强强联合，打造中日文化出版合作平台。东京事务所直接面向当地出版社、书店和读者的实际需求，以东京为支点，将更多优秀成果向更广泛的地域传播。
1.日本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兴趣浓厚
据东京事务所的反馈，日本读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兴趣浓厚。在上海交大社恰好输出日本的成果中，这一类型较为典型的是《中国绘画史》。这本书梳理了上下两千余年中国绘画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同时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文化史，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的发展轨迹。这类书在日本的出版，意在向日本读者介绍当代中国发展史研究，让读者进而了解中国的新成果和新思想。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对未来，此类读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日本读者关注中日思想上的对话
日本读者同时也关注中日两国思想上的碰撞。上海交大出版社的《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成功输出到东京大学出版会正是契合了这一读者需求。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讨论的背景是中国前近代思想史，第二部讨论的背景是日本战后思想史。作者尝试把这两部分组合起来，打破国别造成的学术传统与语言条件的限制，而不是用抽象的方式简单跨越语言与文化形成的历史语境。此书在日本出版后，即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讨论和反响，也为中日学术交流提供了窗口。
3.日本学者渴望借鉴中国高速发展的当代经验
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且早于中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日本的高等教育在完成大众化之后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当中国的独立学院面临时代变迁而寻求改变时，日本的许多大学也同样在困境中徘徊。中国以极短的时间完成了极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日本研究人员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有许多值得他们了解、借鉴的地方。上海交大出版社抓住了机遇，成功输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中国经验》日文版。这本书的出版可有效填补日本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中国研究的这一空白，不仅可以为日本研究人员提供一份客观的参考资料，也可以消除普通民众的误会，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中国的独立学院、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
此外，越来越多的日本出版社及读者开始关注中国支付产业的飞速发展，如支付宝、微信、银联等。手机市场如华为、小米也开始占据了一定的日本市场。所以，中国出版可以伴随中国一些领头企业进入日本市场，让中国先进产业经验以文化的形式走近读者。
（三）汇聚顶尖学者和译者资源，实现出版物高质量输出
上海交大出版社依托版权输出的优势，汇聚了一大批中国顶尖的作者和译者资源，优质作者队伍和译者队伍的积累壮大不仅孵化了大量优质选题，也使输出成果的翻译质量得到了有力保证。
1.选择顶尖学者的著作，代表中国声音
对日版权输出，日方对于作者的学术成就和背景极为重视。上海交大出版社的《中国教育思想史》，即是将中国顶尖学者学术成果输出日本的成功案例。本书作者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他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的教育家之一，在心理学史和教育思想史等学术领域影响深远，该书系统总结、分析了从远古到新世纪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并特别提出了中国教育思想的独特贡献和学术成就。日本的古代教育即是在吸取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发展特点的教育体系。因此，该书日文版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还是对于日本研究者研究日本教育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朱永新老师著作日文版的出版也是中国学者通过出版在世界舞台发声的典型例子。
2.组织专业的译者团队，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在版权输出中，要让输出的成果切实走进对方的出版市场并影响对方国家的读者，翻译的质量至关重要。例如，《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一书输出日本，翻译是非常大的挑战。首先要深刻理解习近平的思想，才能精准翻译好每句话的精髓。其次，日文版的书名也是非常重要的，既要结合内容，又要考虑市场。在经过多轮选拔和试译后，译者最终锁定为丽泽大学客座教授三潴正道，他同时是NPO法人“日中翻译活动推进协会”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商务汉语基地专家、日中学院讲师。经过多方四年的努力，该书日文版终于于2019年出版，日文版书名译为“习近平思想的智慧”，也很好地表达了原著的核心思想。
而对于学术专著，好的译者同样重要。《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一书的日文译者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铃木将久，他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与历史，主要研究方向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抗战时期到解放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精通中国文学与历史的日本学者，他无疑是这本书翻译的不二人选。经过五年多的努力，译稿终于完成，而东京大学出版会也将于2020年9月正式出版此书日文版。
三、中国对日版权输出存在的问题
上海交大出版社尽管经过长期实践，在对日版权输出方面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而言，与大量日本读物涌入中国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市场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图书仍然屈指可数。
这一失衡问题有其历史原因。日本出版业的近代化开始于明治维新以后，反映在出版物上，即将大量西方作品翻译引入日本，尤其是哲学、思想、文艺等图书板块。这一“崇洋”倾向也极大影响了日本当今的出版业。与之形成对比，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互动更多是单向输出。亚洲各国对于日本的学术书、儿童书、文艺作品、漫画、实用书等各种类型的书籍都兴趣高涨。但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出版物的引进数却寥寥可数。
近年，尽管中日两国间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愈加频繁，学者之间的相互访问研究制度更加完善，学术会议和共同研究项目等活动频繁进行，但这一热烈气氛并未延伸到出版行业。中日版权贸易极度不均衡。
四、改善中日版权贸易不平衡的对策及建议
如何把握当下机会，扭转中日版权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实实在在丰富日本图书市场的中国出版品种，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可以尝试。
1.掌握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关注点，有侧重地输出
一切版权贸易都是以出版物为主体的，而出版物则是一国在文化、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成就的结晶，也是让他国综合了解本国的重要媒介。要加强两国之间，尤其是中国对日本的版权输出业务，首先要提升日本对中国的兴趣。只有抓住日本读者兴趣点，他们才会为相关出版物“买单”。也只有解决日本读者对中国出版物兴趣度低的问题，才能从根上解决目前的难题。就中国的出版方而言，在对日版权贸易中，要更多地向日本推荐有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独特性的出版品种，这样也可以提高输出成功率，实现版权输出方面的进步。
2.利用出版平台，加强两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
加强两国之间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交流是促进版权贸易双向交流的重要基础。出版社不仅是出版图书平台和版权贸易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中日两国间进行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出版者的角色就像“大使”，而出版及版权贸易即是其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更好地传播本国文化，最好的方式是“知己知彼”，深入了解对方，再让对方了解自己。放到中日版权贸易之中，即是要通过更频繁、深入的双向交流，了解彼此。对于出版社来说，开设论坛或举办各类交流活动，都是很好的方式。
3.构建跨国出版联盟，形成长期合作机制
在众多中国出版社为了争取第一手引进和输出资源一筹莫展时，很多日本出版商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而这正是两国间出版方的沟通渠道不畅造成的。建立在单品种版权贸易上的出版合作关系对于隔海相望的两国出版商而言过于脆弱，只有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关系，形成就版权信息、选题方向上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及时互通，才能为长期合作提供可能。而跨国出版联盟即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迅速拉近彼此间的关系，打通合作的通道，甚至可以为合作出版等新尝试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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