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滕程：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摘 要】新媒介环境下的有声出版是对传统的文字出版的一个重要补充，有声出版内容多是以文字出版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众所周知，出版的本质在于知识传播，而有声出版是让文字发出声音。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口语传播的视角对有声出版知识传播的口语性进行分析，在知识场景、社群分享、知识环境、知识思想等方面进行解读;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明天，探析有声出版知识的二次传播，在信息时间知识性转化、学习能力的重塑、文字阅读的回归引导、知识传播的策划上进行个案式的探索，使有声出版在未来能够更高层次复兴人类的口语文化。
【关键词】口语传播；新媒介环境；有声出版；知识传播
口语在人类的知识传播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者伊尼斯甚至指出，“希腊文明是口语力量的反映”[1]。口语传播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传播方式，而有声出版则可谓最现代的传播形态，两者之间的桥梁就是文字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从口语传播到文字出版是一个确立知识传播地位的过程。文字本身是不发声的，但是，文字记录了人类的声音。可以说至今为止，人类绝大部分的知识传承都是依靠文字传播来完成的，这属于文字的纵向传播，而文字的横向传播要等到印刷机的发明。今天的有声出版虽然是建立在互联网广播的基础上，然而，有声出版不等同于广播，因为有声出版的基础是文字出版。有声出版和文字传播的区别在于，有声出版是一种具有互联网形态的新兴出版，它可以说是一种二次出版，它通过“口语”传播的形式，对传统的文字出版做出了一种重组和改编，也可以说是对文字知识的筛选和引领。
一、口语传播与有声出版的理论描述
对于口语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文化的时代，直至今天口语传播在美国的传播学中也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今美国的全国传播学协会历经五次更名，而1997年从口语传播协会完成了“最后”的去口语化。事实上，口语传播学比大众传播学的历史更悠久，学术积累更为深厚。它始于古希腊的公众说服和辩论活动，与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也有着紧密联系，是西方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2]“去口语化”其实不然，早在人类发展初期口语是知识传播的第一媒介，如此否定太过草率，因此我们对口语传播进行追溯，一目了然，口语传播既是知识传播主要媒介的既定事实，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因而学者们对口语传播的研究并未因“去口语化”而终止，2004年，Michael Dues与Mary Brown的《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一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抵抗与再认知，对口语传播进行历史的论述，与施拉姆和罗杰斯对传播学的概述完全不同；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对口头传统的重视我们刚刚在上文中已经指明，他更进一步关注书面语对口头传统的适应情况、在《荷马史诗》中的表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发现等；同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沃尔特·翁在其《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一书中同样开展了对口语文化的系统性研究，虽然在研究中还有许多待解之题，但对于原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梳理以及辩证性的论证足以说明学者对口语传播的重视。另外，福柯的《话语的秩序》，依托于话语对秩序、权力、仪规等的探讨......无论是口头传统、原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还是话语的秩序，亦或是对口语本身、对口语及其行动者之间关系的诠释，都对“口语”在时间、情境、认知上进行着不间断的关注。
口传的核心概念是“口语/言谈”，因此是一门说话研究或是“话学”。如果口传是一门“话学”，那么口传的分科就是自我的话学、关系的话学、群体的话学和公众的话学。[3]人类早期的信息传播无疑是通过口头方式进行的，这当然也包括古时的知识传播。在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沃尔特·翁的阐释下，“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在文字出现之前，知识的传播始终通过口语的方式传播，“他们学习的方式是师徒传承”，“学徒听讲，然后重复他们听到的内容；他们掌握箴言，学会重组各种格言警句，并学其他‘套语’式的材料；他们通过集体的回忆，而不是通过严格的研究来学习”。[4]在原生口语文化里，如果观念化的知识不用口诵的办法重复很快就会消亡，所以，口语文化里的人必然花费很大的精力，反复吟咏世世代代辛辛苦苦学到的东西。[5]换言之，知识和信息一样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它夸大了知识的神圣性，使得知识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的重复往往依靠一些节日化的仪式来学习；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让知识变成了少数人的一种特权，他们不仅仅可以垄断知识的解释，甚至还可能抵制文字的发明，因为文字能够让知识具有确定性。
如果深入了解原始或原生的口语文化，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字构建的新世界，并了解其实质；我们还能够更好地从功能上去了解识文断字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维过程并不仅仅是在自然力量里诞生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文字这种技术力量构建的。如果没有文字，识字人的头脑就不会具有现在这样的思维能力，而且用口语表达思维时也不能达到现在的水平。文字改变人类意识的力量胜过其他一切发明。[6]我们可以说文字创造了知识，也可以说文字固定了知识。因为文字可以记录知识，而这种记录就可以减少知识的不确定性。有一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也有历史，但是，我们至今为止最难搞清楚的就是前文字时代的历史，不仅没有文字记录，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依赖的只剩下很多口头传说，无论这些口口相传的历史是通过民间艺人的吟诵，还是经过口语史诗的代代相传，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满了神秘的夸张，这种夸张一部分是和它们记录的内容有关，另一部分则是和流传的方式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不只是有记录的功能，同时，文字还有核实事实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觉得应该通过文字看历史。
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应用使出版成为知识传播重要的中介。有学者将文字也称之为“技术”[7]，知识开始借由文字“技术”进行表达与传播。印刷术出现之后（“新媒介”时代向我们走来），口语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文字出版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形态。我们可以把文字视为一种空间媒介，而传统意义上的口头语言则是一种时间媒介，所以，我们在古老的民间艺人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重复吟诵，这不仅仅是为了记忆，也是为了垂直方向的传播。直到今天，新媒介环境带来了视听觉媒介的融合，听与看不再是我们传统上分离的接收渠道，我们的知识接收从听到看，又从看到听，新媒介的有声出版平台让“听”再一次成为知识接收的重要方式之一，今天的“听”与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的听是不一样的，人类原始的口语传播可以说是建立在纯粹的口语文化基础上的，而今天的听觉传播则是建立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
有声出版是一种新兴出版，是伴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演进而逐渐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相较于规模性、专业性的大众传播，在口语传播过程中可以真正意义地实现多媒体传播，人们可以依赖一种或多种传播信道进行交流，并可以根据传播情境的变化及时地调整、转换传播渠道。[8]近日，“国家队”的移动平台“云听”上线，“泛知识”品类内容的传播恰好是对其的呼应。音频平台有声出版的内容并非都是大众化的，也有小众化的，它们都有知识传播的成分。纵观有声读物的门户网站、移动音频平台等，知识型内容为多数有声出版平台的重要部分，例如移动音频平台“得到”“中读”等均以知识传播为主。从根源上看，出版的本质在于知识的供给与储存。有学者指出，有声出版区别于纸质出版和电子出版，以有声语言创作为主，具有声音媒介的特殊属性。因此，有声出版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载体进行内容创作的知识信息生产、编辑与传递活动。[9]有声出版虽然是一种出版，但是它建立在声音传播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它是建立在互联网广播的基础上，所以，有声出版不是把声音变成文字，而是把文字变成声音。这对人类的知识传播是一种考验，毕竟在此之前，我们善于做的就是把声音转换成为文字，想一想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的结集出版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有趣的是，把文字变成声音要比把文字变成影像更容易一些，按理说，文字和画面的关系更近一些，因为两者都属于视觉传播，但是，文字可以说是对人类视觉的一种分化，因为文字有门槛，需要识字，而画面没有门槛，所有人几乎都能够看懂画面。文字是间接的视觉，而画面是直接的视觉。因此，当我们说如今是视觉传播时代的时候，我们是在指影像传播，而不是文字传播。尽管画面比文字更古老，然而，文字传播却比影像传播有更长的历史。中国人喜欢说百闻不如一见，这里的“见”不是文字意义上的见，而是画面意义上的见，它是指影像传播之前的见，一次性的见，见证式的见。从电影的历史看，即便是有过一段默片的时代，但很快就出现了有声电影，画面和声音几乎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而在电视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和画面仍然是有冲突的。很多人喜欢安静地看书，反映了文字和声音的一种矛盾。不过，有声出版让我们看到了文字和声音的适配之处，它不是诗歌散文的朗诵，而是对文字著作的一种声音诠释。
目前，多数有声出版平台的内容生产过程都是一种“二次选择”的过程，所谓二次选择，也可以理解为二次创作，或者称之为二次出版，就是在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再制作成音频产品。[10]然而将有声出版看作文字出版的附属物，是对有声读物缺乏全面观照的表现。[11]有声出版是建立在文字文本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文字出版的基础之上，虽然同原生口语时代的知识传播有较多差异，但不失重叠之处，又是对前者遗存的继承。我们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了解始于电子时代，而不是电子时代之前。[12]电子时代或者说当下的新媒介时代，让我们对“次生口语文化”[13]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而追根溯源地看，书面文化是在口语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此后出版初兴的时代，人们依然能够看到文字文本当中口语文化的痕迹，但伴随着书面文化的不断成熟，口语文化的踪影在书面文化中越来越少，不可否认的是，书面文化至今一直都受到口语文化的影响，而在次生口语文化时代，有声出版作为一种全新的口语文化表达模式一直在对书面文化进行呼应，两者的互动和反馈从未终止，在知识传播方面也尤为突出。真正说出口的语词总是出现在人类生存的整个环境里。语词的意义不断从当下的环境里涌现出来，当然，过去的意义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塑造当前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已经无法辨认了。[14]有声出版的二次出版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出版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二、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
有声出版被认为是一种新兴出版，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可追溯至传播的初始形态，而在次生口语文化的今天，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对原生口语文化的知识传播进行着复现。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的“诗歌吟咏”“讲演”是在既定的场景中展开的听众与听众、演讲者之间即时的互动和交流；新媒介环境（次生口语文化时代）背景下，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通过场景的延伸，使得有限的听众互动衍生为社群的分享。
（一）场景的延伸
喻国明认为，场景是用户在使用传播时建立在时空环境上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在人们接触选择以及使用某产品时有一定的限制，同时也为某种符合“场景”需求的信息提供直接的可能性。[15]在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知识传播呈现的是时空一体化，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到了文字出版之后的书面文化时代，现场互动式的知识传播场景被独立的知识阅读场景所取代，而且传播始终是单向的。在这个阶段中，知识传播呈现出精英化的倾向，逐渐褪去口头传统的影响，全面来源于文字出版。孙玮认为，移动媒体将“场景”从实体空间的框架中拔除，媒体突破了两元对立的禁锢，将“移动”“场景”两个本是水火不相容的概念交织在一起，在人类社会创造出一种空前的新的“移动场景”。[16]在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介环境中的有声出版再一次复现了原生口语文化时代互动的场景，移动广播为有声出版打造了多个互动场景，有声出版的知识互动场景既是定格的，也是移动的，每一个固定的场景可能随时移动，每一个移动的场景也可能随时定格，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场景随时任由用户切换，知识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交叠。
（二）社群的分享
与口语传播时代的原生口语文化一样，次生口语文化也会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的过程是聆听者形成群体的过程；阅读文本的过程使个人转向内心。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比原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大得多，甚至于难以估量——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17]从原生口语文化时代到新媒介环境下的次生口语文化时代，知识传播完成了群体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群体性分享。在新媒介环境下，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把互动和分享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原始的口语传播时代突出的是互动，那么，今天的新口语时代则强调的是分享。这一点对知识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互动不等于分享，互动在传统的意义上有垂直的色彩，换言之，互动也可以说是纵向传播的产物。而分享则具有横向传播的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知识传播的纵向运动和横向运动是不同的，纵向传播更讲究权威性和经典性，而横向传播更强调趣味性和通俗性。
大多数有声出版平台通过知识内容调动用户，鼓励分享体验，线上线下集合，建立圈层互动，研究具有吸引力的知识分发模式，例如大多数平台会在分享过程中设立互勉机制，其中不仅被分享者会得到无偿的知识体验，分享者本人也会得到相应的知识馈赠，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进行分享式的知识口语传播；另外一些平台会建立分享圈，结合线上与线下的知识传播活动来完成分享；以上我们所探讨的基本是处于相对被动状态的分享，这些平台中还有很多主动分享的用户，将知识进一步分发给有同样兴趣的用户，从而获得全新的体验。
（三）两种口语传播的比较
繁复、抽象的范畴仰赖文字给知识提供结构，使之和实际的生活经验拉开距离。口语文化里没有这样的范畴，所以口语文化在使知识概念化、用口语表达一切知识时，不得不多多少少地贴近生活，以便使陌生的客观世界近似于更为即时的、人们熟悉的、人际互动的世界。[18]我们可以把人类的信息传播简化为两种，一种是声音传播，就是口语传播和听觉传播的结合，话是说给人听的，也就是说，没有听力传播，也就没有口头传播的存在。另一种是视觉传播，包括文字传播和影像传播。虽然这两种人类的传播都可以归纳为器官传播，即它们都是通过人类自身的器官来传播的，声音传播用的是嘴和耳朵，视觉传播用的是眼睛，但是，其中的文字传播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文字是一种间接的媒介，人类天生就有眼睛，不过，没有经过学习，人类就看不懂文字。换言之，文字是有门槛的媒介，它给人类的眼睛设置了一道门槛，正是这道门槛使得人类的文字传播走上了知识化的道路。
原生口语文化的知识传播的特征是“记忆”，目的是让知识存活并传播。而在以知识传播为主的文字出版中，此类特征不再是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到了现下的有声出版，人类的视觉传播和声音传播走到了一起，应该说这种融合不同于电视的声画一体，电视传播说到底还是一种视觉传播，电视并不是建立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或者说电视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文字相冲突的，这一点从解说词和画面的错位就可以看出来，有关文字和画面谁更重要的争论也在电视界不绝于耳。今天我们讨论媒介融合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融合不仅仅出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部，更大的媒介融合有可能是发生在人类的传播方式上，即视觉传播和声音传播的融合。比如说，听觉传播就是建立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也可以说如今的新型口语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因此，这也相应地提高了听觉传播的知识传播水平。
（四）思想的传播
在原生口语文化里，思维和表达往往呈现以下特征：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19]在口语文化里，长时间的思考和他人的交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20]到了书面文化时代，思考通常是独立的、内省的。电子媒介出现之后，媒介内容转向“娱乐”，因此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出电子媒介的“娱乐至死”的目的，声音或画面或两者结合的媒介不再释放出能够发人深省的“知识”，这是对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知识传播的摒弃，文字（“文字出版”）再一次以“技术”的形象示人，通过文字企图唤醒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文字固然能够前所未有地释放出语词的能力，但语词的书面或视觉表征并不是真正的语词，而是语词的“次生模仿系统”。思想栖居在言语里，而不是书面文本里。文本之所以能够获得意义，那是因为视觉符号指向了有声词的世界。[21]文字相较“有声词的世界”中对思想的阐释是有所缺失的，而电子媒介世界中思想的缺失是暂时的，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与思想真正的栖居地相对立的。有声出版为“思想”的知识构建了途径，其知识传播有时甚至要超过文字符号，虽然在新媒介时代的口语传播是建立在文字符号的基础上，但它已是经过讲演者的口语构建，思想得以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传播。
例如作家刘慈欣的获奖作品《三体》，“得到”App的一位“口语传播者”（演讲者）将其划分为“十五个思想实验”，通过讲演的方式将文字展开，听过之后，相信大家再一次对《三体》有了崭新的思考，潜意识的再认知。在有声出版中，知识不再以居高临下、艰涩的面孔出现，诸多移动音频平台中所“听”到的“文字出版”呈现了这些文字出版的另外一面，“有声出版”为这些文字出版提供由“通读”转向解读的知识与思想传播。
三、有声出版的知识二次传播
新媒体的出现和移动广播的普及促进了有声出版的二次知识传播，不仅仅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普及形态，并且对知识的深度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碎片化传播时代，有声出版比文字出版更容易适应碎片化的阅读时间，它可以将信息时间转化为知识时间，从而进一步实现学习能力的重塑。建立在文字出版基础上的有声出版引导着文字阅读的回归，并以人的能动性为主，通过策划式的知识传播去精英化，破除口语式“文字”的壁垒。
（一）信息时间进行知识时间的转化
新媒介环境的最大特点是碎片化传播。从知识传播的历时性上看，知识时间与信息时间在移动互联媒介化的时间中交替，在2020年4月最新公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显示，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100.41分钟，这些时间零散地分布在休息、睡觉前，上下班通勤路上，运动，家务等体力劳动时，开车、吃饭等其他场景，虽然从总体上看，日均接触手机时间较长，但从其分布场景之多的角度看，空间的不断切换将时间割裂，为知识获取造成了很多障碍，人们基本无法在这些时间序列断裂的场景中打造一个连续的、深度的知识阅读场景，而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交叠的场景中获取信息或者知识。而有声出版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叠场景，有声出版的口语传播在以上场景中对主体性活动无影响，并且在这些“同一”场景中产生了两条互相平行但极其接近的时间线，在接收声音的“时间场景”中我们也许陷入了沉思，但另一条时间线亦即该活动的主场景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发生改变。
新媒介环境让有声出版的时限不断被拉长，而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的知识传播如果不在时间节点上进行有力的掌控，知识便有可能稍纵即逝。有声出版给大家带来了海量的内容，有很多是信息，而不是知识，“知识是从海量的信息中提炼、转化，再经过人们认识、挑选、整序、深化和系统化的信息集合体”[22]。人们对于碎片化时间利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提供形态，而有声出版平台的出现恰好满足了部分群体的需求。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23]
通过对现下有声出版平台（“得到”“喜马拉雅”等）承载的知识内容进行考察，我们发现，音频时长多为21分钟至30分钟左右，这样的时长比较适用于吃饭、走路、坐车、睡前的碎片时间，通过对这些碎片时间的有效利用，将信息时间转化为知识时间。
（二）学习能力的重塑
在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知识在传播与接收的过程中比较少进行追溯，即使追溯也是进行比较机械的复制和记忆，因为“知识”可能稍纵即逝。而有声出版拥有庞大的知识库，可以让我们不断进行追溯，今天的有声出版平台正在提供更加便捷的知识追溯途径，例如“得到”的联合创始人脱不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在3000万的用户所提出的问题中，后台看到的最常见的问题是：我在某企业从事某项工作，已经学习了李育辉老师讲授的“组织行为学”课程，请问接下来我该学哪些课程。鉴于这样的情况，他们进行“得到大脑”的研发，“得到大脑”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知识的追溯，形成知识追溯的网络式传播。有声出版平台对知识的追溯，正在智能地回答群体用户“我还能再学些什么”的疑问。这也将是越来越多的在线音频平台通过算法等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知识的再次追溯，并且有“导师”引导式的知识传播，为用户带来知识的速读、通读、解读，知识的追溯通过这些方式在时间序列的前后进行任意的延伸。
（三）阅读的回归
一切书面文本都和语音世界、自然语言的栖息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间接的和直接的联系，唯有依靠这样的联系，书面文本才能够产生意义。文字无论如何无法摆脱口语文化。[24]但是，原生口语文化已不复存在，就文字不能摆脱口语文化而言，“次生模仿系统”（文字）催生了次生口语文化的发展，沿着知识传播的密闭循环，有声出版也会使人们再次回到文字出版，或者说是书面文本，知识的深入传播不再仅仅停留在言语的层面，而是通过已有的文字出版物进行内化，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对知识的深度认知上都有进一步的挖掘。在生活中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在看完了某些影视剧以后，他们会再去买来小说原著看。这说明阅读中有原著性的存在，而这种原著性通常突出地体现在文字出版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有声出版当成一种对原著的解读，这种解读既是一种对原著的知识普及，也是一种对原著的不同角度的阐释。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既然是建立在文字出版的基础上，对阅读回归的引领既是文字与口语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照的原动力，也是对口语到文字之间循环的关照，形成知识传播的有效过程。
（四）知识传播的策划
原生口语文化时代的知识传播由于其现场性和在场性，知识传播的“直播”性质较强，鲜少有知识传播整体性前期策划。而新媒介环境下的有声出版可以展开的是策划性的、智能的知识传播。从知识的表达方式上看，原生口语文化中的知识传播基本上都是未经策划，这和口头传统的“前文字”技术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尽管如此，早在“伯里克利的时代，雅典已经‘全国书声朗朗’......希罗多德是说话天才，他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25]，彼时的希罗多德已经深知如何做一个“会说话的人”，因而在新媒介环境下的知识传播可以针对自己的目标群体，并且利用自己的媒介特点，例如在音乐音频栏目的解读中，充分结合听音乐的方式去讲，让听众体味到充分的在场感，更何况音乐早在口语时代已经是口语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声出版对知识传播的策划突出表现在很多课程的设置上，包括主讲者和选题的确定。
通过“会说话的人”，打破知识壁垒。脱不花谈道：“我在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叫作代表‘没有文化的群众’，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员的刘松博老师、李育辉老师都在‘得到’上开设了课程。但在沟通中我表达了‘老师，您跟您的博士生这么讲是没有问题的，水平特别高，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群众听不懂’，‘得到’的知识内容基本都是经过通俗易懂的打磨才成为最后传播出来的‘话语’。”
四、结语
虽然柏拉图的思想用的是对话形式，但他的思想的精致却是由文字对精神活动的影响产生的，因为柏拉图的对话实际上是书面的文本。这些思想是用文字写成的，表达形式是对话，所以从辩证的角度说，柏拉图对话录偏向用分析法去澄清问题；另一方面，其中的对话形式又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两人从更加“整合”的、非分析性的、叙事体的口语形式里继承下来的。[26]原生口语文化由于文字的出现虽然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文字和口语两者之间是无法相脱离的，因此诞生了“次生口语文化”，口语文化中的知识传播虽然一度中断，但文字出版的知识性在次生口语文化中复苏，文字出版关照着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有声出版的知识传播也对原生口语文化进行着修正。
参考文献：
[1]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
[2]徐权生.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的“口语传播系”及其变迁[J].新闻界,2019(8):35-44,87.
[3]游梓翔.数字时代的口语传播学:一个学科名称、核心概念与核心能力的分析[G]//李展.数字化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第一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12):1-14.
[4][5][6][7]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5,31,59,62.
[8]李亚铭,王群.口语传播学:一个亟待建构的新学科[J].编辑之友,2014(7):65-69.
[9][11]童云,周荣庭.改革开放40年技术革新下的有声出版图景[J].出版广角,2018(9):20-33.
[10]崔玉可,张聪,黄秋秋.我国有声出版行业初探[J].现代视听,2018(5):74-77.
[12][13][14]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35.
[15]郭缨.移动传播时代听觉回归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8.
[16]郭缨.移动传播时代听觉回归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8.
[17][18][19][20]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4,32,27,25.
[21]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7.
[22]田红梅.试论图书馆从信息服务走向知识服务[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4):312-314.
[23]吴赟,闫薇.出版概念的生成、演进、挑战与再认知:基于概念史视角的考论[J].中国编辑,2018(10):21-27.
[24][26]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80.
[25]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