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赓续 薪火传承
——刍议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主要成果
——刍议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主要成果
【作 者】杜俊燕：河北师范大学
【摘 要】2020年作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收官之年,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和重大意义。文章以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进展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主要成果、现实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相应优化建议,以期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业的长效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推动古籍资源传承与文化传播事业科学、全面、持续、深入发展。
【关键词】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成果；优化策略
近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任务主要围绕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社会档案整理出版以及古籍数据库五大工程展开，基本树立了项目规划全覆盖、整理出版系统化、优秀成果多元化等发展目标。截至目前，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五大工程的发展成果、存在问题等不仅是学界和业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更关系到我国未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
一、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主要成果
1．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工程“固本开新，大器终成”
历经20余年，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于2013年完成26卷的出版工作。作为现存的中国汉文古籍收书最多的古籍总目录，《中国古籍总目》具有现阶段收集范围最广、分类整理最精、内容涵盖最全等特征。截至2017年底，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等重大工程在众专家与学者的参与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出《史记》《南齐书》《魏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著作，给历朝历代古籍目录的分类整理与统计提供了参考，为进一步完善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2013年完成的《湖湘文库》、2015年出版的《广州大典》、2017年推出的《浙江文丛》等。这些成果意味着现阶段我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基础性目录出版工程正有条不紊、多元全面地发展，彰显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2．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文在他邦，功在华夏”
自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实施以来，不少珍本、孤本、善本正以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的方式回流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我国古籍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2013年起，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撰出版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截至2020年初，《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分馆目录突破7种。2014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启动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策划实施“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和“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工程，为整合海外古籍资源、有序推进古籍回归提供了重要力量[1]。作为国家明确指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重点，《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问世为摸清海外中文古籍数量、收藏信息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部分高校古籍研究所的建立也为海外中国古籍珍本的回归贡献了巨大力量，并取得显著成效。如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对南宋初期的《后汉书》、宋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古籍珍本的回流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古籍研究中心携手哈佛燕京图书馆访查与整理资料，影印出版了三大系列、千余册古籍善本书志，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3．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浩繁广博，精益求精”
近十年来，我国在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大批新见出土文献相继在多家出版机构推出，并形成了完整的出版发行路径，弥补了该领域出版的缺失。如201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2013年湖南益阳出土的汉简、四川成都的老官山汉墓简牍医书、2015年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2016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等，对我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充足动力。部分优秀出版社的崛起和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为现阶段我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兴盛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2010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创办《出土文献》辑刊，目前，该刊已出版15辑，内容涵盖甲骨、金文、简帛等多个方面，旨在传播出土文献的优秀研究成果，促进学术创新与交流，为我国出土文献国际化提供平台。
此外，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逐渐呈现既“新”又“深”的研发展趋向，在早先发掘、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后出转精的大成之作，意味着近十年我国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既注重新研究、新发现，又推崇深见解、深价值的理念。
4．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溯本求源，见微知著”
近十年以来，我国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整体呈现特色鲜明、成果丰富的发展趋势，为区域原始档案文化的传播、发扬以及学术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持续性动力。
首先，大量区域特色档案整理出版工作业绩非凡。如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徽州文书》，将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人的字据、记录、风土人情、社会经济生态等内容悉数收录，反映了徽州历史生产、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民风民情的特色，充分发挥了区域原生态民间史料的价值。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有“一面墙工程”之称的《盛宣怀电报档案选编（盛宣怀档案选编）》，是继巴县档案、台湾淡新档案、黄岩档案等后的又一大重要发现，其卷帙浩繁、内容翔实，以百卷展现了近代慈善、赈灾、电报、文化教育等社会原貌，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为公藏珍贵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大力支持[2]。
5．古籍数据库工程“创新融合，与时俱进”
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近十年我国的古籍数据库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前景可期。
首先，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项目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业界广泛认可。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首部大型古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其所收书目均为经多层整理把关的点校本，具有较极高的学术价值，是专家研究成果的集成平台。从第4期开始，该数据库除了收录中华书局的图书资源外，还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机制，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等数十个专业古籍出版社强强联手，推出《册府元龟》《全元文》《郭店楚简老子集释》《三十国春秋辑本》《宋代序跋全编》《八旗文经》等精品力作。
其次，古籍数据库工程注重分众市场的开发供给，兼顾专业学术研究与大众群体偏好的阅读诉求，精准定位、梯度发展，充分展现了古籍数字资源的聚集效应。如《中国典藏古籍数据库》《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等推出镜像版、网络版文本、微信版等产品模式，古籍的数字化是满足用户需求的有效手段，对现阶段及将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近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相关问题
1．基础性工作精细度不足，大众普及率偏低
一是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工作精细度不足。以《中国古籍总目》为例，作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基础性工程之一，其编纂出版历时20余年，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整理出版的数量及种类庞大、内容繁复，因此存在一定的重复或遗漏问题，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
二是基础性古籍传承与普及工作不均衡。尽管我国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工程成效颇丰，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力作，丰富了我国古籍整理与出版工程的内容，但工作重心依旧停留在传承性整理和抢救性开发方面，如出版专业性学术图书但少有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读物，这也是导致古籍图书市场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3]。
2．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作统筹规划乏力，成效有待提升
近十年海外古籍珍本整理研究与出版传播工作缺乏统筹规划。尽管高校、出版界、图书馆界给海外古籍珍本回归工程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学术研究较为分散，且在开发利用海外古籍出版资源的过程中存在恶性竞争、重复浪费、版权纠纷等问题。此外，缺乏长期稳定的中外合作关系导致散失海外的古籍珍本回归工作成效缓慢。
3．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任务艰巨
历时长、工程量大仍然是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的主要难题。以《肩水金关汉简》为例，该古籍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便已出土，但由于整理工程量大、进展缓慢，直至2016年才成书发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数十万件简牍至今也仅有四分之一出版发行，可见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任务的艰巨。此外，出土文献内容涉及广泛，往往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多个学科相互渗透，对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专业人才的职业素养、知识结构的要求严苛，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较为突出。
4．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内容良莠不齐，区域差异突出
目前，社会档案整理出版的品种数量较多，但大部分是简单地进行资料揭示和影印出版，缺少点校注释，这不仅使内容的价值大打折扣，而且不利于规模化传播。此外，社会档案整理出版的区域性差异较大，并未形成普遍化趋势。
5．古籍数据库利用率较低，进展缓慢
大部分古籍数字库的文本利用仅停留在纸质古籍资源的数字替代阶段，古籍文本数据的利用率整体偏低。部分古籍数据库存在专业混杂、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等特征，且并未对古籍内容实现数字转化，导致其无论在专业学术研究还是一般大众阅读过程中均难以发挥最大效力。现阶段古籍数字化的实践进程缓慢，并未与时俱进地跟上数字革命的创新步伐，古籍数据库在线上线下传播、从纸质出版到全媒体出版、知识产权保护等构建工作的滞后性较高。
三、新时代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五大工程的优化策略
1．全面构建基础性古籍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提升大众普及率
一是全面建立基础性古籍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加强古籍资源整合，促进出版社与科研机构强强联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构建与完善古籍整理出版机制。在国家主导、政府支持、各界参与下形成共建共享体系，提升古籍资源利用率，减少重复、浪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发挥基础性古籍资源的出版价值[4]。
二是提升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的大众普及率，促进古籍图书市场繁荣。由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以及全民阅读的推进，目前，我国古籍图书市场的大众性读物需求呈急剧上升趋势。国家相关部门及业界古籍整理出版的从业人员应顺应市场需求，加大古籍大众读物的开发力度，以精品力作发扬古籍魅力，以优秀成果满足古籍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传承、保护、开发效力。
2．强化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工程统筹规划，以多方协作促价值升华
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应统筹规划海外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统一有序地开展海外古籍学术研究。从书目编制到内容出版应严格把关，紧密衔接研究、整理、出版等各环节，杜绝资源浪费、重复研究、不良竞争等问题的出现，以多元手段创新、技术融合应用加快散失海外古籍珍本的回归速度。
另一方面，从事海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组织和个人除了要具备学术价值视角，还要建立传播价值视角，不仅要重视珍本、善本的回归工作，还要提高对一般古籍的重视程度，从人类文明进程层面认清海外古籍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海外古籍回归工程并非一朝之功，其整理出版周期长、耗费高，只有与海外学术、出版机构加强携手合作，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外古籍应有的价值魅力。
3．持续加大对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的扶持力度，注重专业人才培养
国家应持续加大对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多数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获得了国家各类基金项目的鼎力支持，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古籍专项资助项目等，并通过“国家图书奖”“中国政府出版奖”等奖项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关注度，如《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等优质图书的出版发行对出土文献整理出版事业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力。
出土文献整理出版要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具体可通过校企联合、职业培训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输送定向的跨学科、高质量人才，为行业发展注入长足动力；也可通过建立绩效奖励机制缩减人才流失率，提高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4．促进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规范发展，缩小区域差异
首先，规范古籍整理出版标准细则，为社会档案整理出版事业提供明确、具体、可供参考的操作规范。以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古籍整理释例》为例，其总结了以往古籍整理规范与标准，对标点释例、校勘释例、注释释例、今译释例、辑佚释例、影印释例等提出详细要求，对社会档案整理出版事业的规范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各区域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发展，通过人才、资金、技术等支持帮助各地区、各民族积极开发区域历史档案、古籍文化资源等，缩小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工程的区域差异。
5．加速古籍数据库工程数字化建设，以技术促发展
首先，加强统筹策划，建立标准的古籍数据库体系和监管机制。具体可通过国家政策引导，推动古籍数据库工程全面科学发展，并将现有的古籍数字替代内容向创新内容移植，以技术开发多感官体验模式[5]。
其次，加快古籍数据库与新兴技术融合应用的速度，以技术赋能与新媒体赋权促进古籍数据库早日实现“线上+线下”“纸媒+网媒”“文字+数据”等发展目标，为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积极进行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布局，将古籍数据库从传统的内容提供者转换为多元服务平台；注重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实现古籍数字化整理与出版的业态创新。
参考文献
[1]林啸.明清时期中国古籍文献的海外流散与寻回策略探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8(9):109-111.
[2]原彦平.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的新任务——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中心[J].出版广角,2018(10):10-13.
[3]王井辉.从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J].出版广角,2020(12):54-56.
[4]顾青.近十年古籍出版工作述评[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1):20-28.
[5]范桂红,赵纯洋.基于知识图谱的古籍数字化研究前沿热点及演化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20(11):8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