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赋权理论认为技术发展在赋权个体的同时也促使个体行为日常化个体化,技术发展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以人为本的目标,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出版业,天然跟随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尽管目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新技术将极大推动高等教育出版业朝着智能化和定制化的方向前进,而转变出版思维、加强出版基础性建设和重构出版流程是三个关键。
【关键词】出版技术；高等教育出版；数字出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为应对疫情，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级学校积极部署在线授课方案保证了部分教学任务的正常实施。作为教材和教学资源的提供者，各类教育出版社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应对疫情的教学实施中来，提供各类数字教学资源，满足学校开展线上教学所需。这场疫情条件下的纯在线教学活动检验了各教育出版社近十年来实施数字化转型和出版融合发展工作的效果。同时在教学内容资源和教学服务过程中，各教育出版社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如果未来教育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实施教学，那么教育出版的发展方向在哪儿？我们现在又该做什么准备？
一、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的现状与不足
全世界高等教育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完善其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尤其突出教育公平、学习可测量、自适应学习等。为高等教育提供内容和教学服务的高等教育出版机构也被卷入其中，采纳各种与出版相关的技术创作更具可整合性、多元化的内容，提供个性化和良好体验的知识服务。
近十年来，在政府政策大力扶持以及从事高等教育出版的各类出版社共同努力下，教育出版的数字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纸数融合教材和图书的开发和营销上建立了成熟的商业模式，高等教育出版的主力军——大学出版社根据自身学科出版优势开发了供教师备课和学生自主学习的集成式平台，在这次应对疫情的在线教学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高等教育出版数字化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1.依赖传统出版方式和理念，融合发展变成辅助发展
尽管高等教育出版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数字出版工作，但目前很多数字出版物的思路还是先有纸质图书的内容框架，然后思考如何用数字化手段来丰富传播方式和提高传播效率。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市场现实——用户阅读方式的惯性、销售方式的可变现性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于纸质图书的内容开发和加工禁锢了内容符号的灵活性。不同的内容表现只能通过教材和图书来展现，而多模态的媒介带给内容更加丰富的生命状态，过于依赖传统出版思维，一开始就囿于纸质载体的内容表现形式，会影响到内容本身的丰富性。第二，先于数字化的纸质载体工作方式，使得出版加工的创造性变得僵化。先出版了纸质教材，再出来的数字化产品便只能在电子书、电子教案、学习平台等成熟的数字化产品中进行选择。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内容创新更多的是“纸质+”的融合方式，也可以称之为数字出版辅助纸质图书出版的状态，这并不利于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2.内容形态过于僵化，与内容特性和用户消费脱节
某项调查显示了不同学科对不同学习资源的偏好，如艺术类教材出版要加大慕课、微课开发并通过在线平台进行学习，文科和理科背景的学生更喜欢选择与教材配套的移动学习应用进行课程学习。这些不同的选择倾向与学科特性和学习特点有很强的联系。同时不同形态的内容需要不同的应用场景，如纸质教材内容设计应充分考虑课堂教学的特点，数字资源偏重于课堂外的移动自由的学习，因此内容应有不同的侧重。在出版实践中，往往不会考虑内容特征、用户阅读习惯和应用场景的不同，千篇一律地采用常规方式，这样往往会造成资源的浪费，降低内容转移的有效性。
3.多元化内容资源严重不足，重复开发同类产品
从短期经营效果考虑，目前全国参与高等教育出版的出版机构都把关注点集中在大规模使用的课程资源建设上，因此在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内容、编写形式、编写体例上千篇一律。而实际上这种重复在有形固态化的纸质图书上显得更为突出。为了追求市场认可度，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往往集中于几位学科领域的权威者，内容大同小异，创新不足。而对各类各级大学的不同需求缺少相对应的教学内容，往往会忽视大学自身的内容创新资源。近几年来，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加大教育信息化的要求下，各大学投入巨资开发了学科课程建设和特色专业建设的多模态数字课程和数据库系统，录制了慕课或者微课，但很多在完成项目、学校任务和比赛后就无人问津。与此同时，出版社却在组织专家编写教材和开发数字课程资源，结果就造成了重复开发，资源浪费。
二、高等教育出版发展的技术支持
出版是对知识加工整理的过程，出版业发展史就是出版技术发展史，出版技术发展的目的是更加高效地传递知识。与教育一样，工业时代出版业特征是标准化和规模化，是大众需要接受普遍意义的知识，但是技术和资源上满足不了个性化知识服务。而在信息时代，大众知识层次普遍提高，个性化知识需求随之而来，同时技术发展为民众对知识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工具性保障。以下四种新的技术将推动以智能和定制为核心概念的高等教育出版发展。
1.语义技术
2009年，大卫·肖顿（David Shotton）等人首次提出了语义出版概念，语义出版是指将某类知识进行语义标注，利用计算机技术促进自动化获取，使其能够链接至语义相关的内容，并提供获取内容里数据的可行性途径，使文献之间的数据整合变得更加容易的出版形式。它的具体形式为：①自动识别文章内的本体，生成携带语义数据的原始文档；②自动识别文献内的实体，建立与外部资源的链接；③识别文章主题，勾勒文章结构；④借助XML语言提供可操作性原始数据；⑤用开放应用程序接口，开展数据混合；⑥以用户为中心，开展个性化推荐服务；⑦借助浏览器插件对客户端文本进行语义增强；⑧借助专业阅读终端进行智能化阅读。与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不同，语义出版以内容和用户需求为核心，先生产采集数据化的内容，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重组，最后基于用户需求进行销售和服务。完成语义出版需要四项关键技术：本体构造技术、语义标注技术、语义推荐技术和信息可视化技术。
2.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出版的内涵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将传统出版业的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编码和整合，构建多模态的数字化出版阅读资源库，并利用与读者联结的互联网平台对读者的数字化阅读行为进行分析、挖掘、预测，共享相关的精准数据，实现出版的流程再造和资源的重新整合。拥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版权的传统出版机构首先对出版内容资源经过数字化加工，继而进行更有深度的数据挖掘，能够为用户提供从简单的数据服务和信息文献服务，到相对复杂的资源数据库服务和知识服务等不同层级、不同性质方式的内容数据服务。大数据技术通过收集和挖掘网络中用户生成的内容，经过标注编辑加工形成高质量的内容库，利用数据挖掘技术，针对用户需求细分产品形式，并实现动态更新机制，扩至知识体系。大数据技术渗透到出版社内容资源系统构建和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如选题策划、市场分析、营销方案等，使以业务和技术为驱动的传统出版模式向用户和数据驱动型出版生产模式转变。
3.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未来的沟通是一个以用户数据为核心，以多元化产品为基础，以多个终端为平台，以深度服务为延伸的开放、共享、智能化的系统。人工智能技术偏重于场景的产品生产和服务应用。所谓的场景就是以全媒介与交互为技术基础，保证信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用户通过主动搜索便能获得更为丰富与真实的信息。信息或者知识可以借助场景赋予的特殊时空的规定性、自由变换浏览、社交与阅读等各种行为，自主掌握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人工智能推动信息的搜索与提供、内容的延伸与拓展、社群的交流和分享等传播系统整体化发展，共同服务于用户的某一个场景。由此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社群场景下的知识共享和分享提供深层次的综合服务。
4.5G技术
5G时代的内容泛在化将瓦解传统出版的“内容为王”的地位，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核心内容是“内容与用户的勾兑”——随时检索、随时呈现、随时在场、随时生产、随时分享。万物互联的多屏幕融媒体为特征的新媒体矩阵，将内容和用户进行勾连。5G时代，信息共享性增强，阅读方式从线下到线上，付费方式从购买图书变为数字资源付费，内容需求更加多元化。生产以市场需求导向，个性化、定制化的融媒体开放性内容产品。借助5G的物联网支撑属性，在图书出版的全流程领域实现统一标准并有效应用于生产、流通、营销、运维等各个环节。
三、高等教育出版变革的关键
教育变革带动着出版业的创新，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人——学习者，并确定同一个标准：个体发展。为此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如何服务好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高等教育出版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1.转变思维
在产业变革时期，思维转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高等教育出版业需要转变三个思维。
内容思维。高等教育出版业者要改变对内容的固态思维，从重视内容的“内容为王”思维转化为“信息服务为王”的信息智能匹配。在信息时代，内容是液态的，它充分流动，可以分离又可以自由组合，可以与其他内容融合，产生新的增值内容。而让内容从固态到液态的变化源于技术，更重要的是找回对文化传承、对知识传播的初心，回到对内容的充分理解和认知上，将内容碎片化、素材化、资源化，实现结构化、知识化，使之成为源源不断的“知识流”。
经营思维。在消费端用户需求升级以及竞争端科技公司对出版业虎视眈眈的环境下，高等教育出版机构应主动做好布局，应对前端用户个性化需求，迎接竞争端科技公司挑战，实现三个经营思维的改变：从原来内容生产型组织向知识服务和方案解决者角色转变，从标准化内容为核心向以个性化为导向的知识服务转变，从内容供应者向方案提供者和问题解决者转变，由此将单一的内容售卖获利路径转移到知识多元化增值服务获利途径。
用户思维。以智能和定制为核心的出版理念提倡将工业时代整齐划一的用户观，转变为个性化和体验化的用户思维，把用户视为可无限挖掘的可再生资源、合作者和共同创造价值的伙伴。
2.基础建设
当前，尽管数字出版建设已进入深度发展阶段，但不少单个出版企业在数字化基础建设和基础性应用上仍然非常欠缺。要达到智能和定制这两个发展目标，至少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建设。
内容基础建设：知识编码标识。智能和定制服务的首要条件是需要根据出版内容的知识特征进行标识编码，然后根据编码标准对存量内容资源进行知识的可用性和时效性筛选，将有价值的内容进行标识编码。为推进全行业的信息标准化建设，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行业研究组织研制开发了出版物知识标识编码技术，比如ISLI国际标准（ISLI/MPR国家标准）等资源标识的注册、登记、管理、解析工具与系统。基于标准的数据收集、编码和挖掘是出版产业链全面融合发展实现内容增值的重点。语义出版技术和大数据出版技术在出版内容标识编码的应用将是未来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应用。高等教育出版机构可以与全国性的学科专业教学协会联合制定本学科的出版内容资源标识体系，并联合技术公司共同开发编码程序。出版社构建内容资源管理系统还需要考虑用户、运营这两个方面的标签体系：第一是用户定义的准则，根据用户的特点对内容进行划分的标签体系；第二是差异化的应用与运营，根据具有差异化的应用特点对内容进行划分的标签体系。通过对标签的调整和创新，可完成对产品机构、功能结构、业务流程的调整和创新。
用户基础建设：用户数据和画像。高等教育出版机构根据用户特性和市场目标制定用户信息标准格式，通过不同融合出版物客户端获取用户数据，编码加工后建立用户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用户价值。目前出版企业利用用户数据的普遍方式是推送产品和信息，而且还不是个性化的精准传播，把内容和信息筛选的工作交由用户处理，用户体验不佳。未来的出版用户数据管理一定是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内容生产和供应。利用移动融合出版物和各类出版社交平台，出版企业可以获取用户学习和阅读消费行为，将互动和沟通变为数据，分析用户喜好，绘制用户画像，构建用户特征模型，精准、高效和便捷地提供定制化知识和有效解决方案。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的前提进行的知识生产和推送，不仅可以提高知识的使用效率，还可以提升客户在知识转移中的舒适度，有利于更好地吸收知识，增强用户对出版企业的黏性。
3.流程再造
内容标识和用户画像两项基础工作是开展智能和定制服务的前提，而出版流程则是让这两项基础工作发挥效果的制度保障。相对于大众传播时代的集成式出版模式，智能和定制为核心的出版流程有着明显不同。智能和定制为核心的教育出版从学习者兴趣和需求出发，利用程序整理海量内容数据确定相应的主题和内容，形成内容成体系和形态多元化的教学资源系统，并以个体为单位推送（见表1）。
表1 传统出版与智能出版流程内容差异
| 出版流程 | 集成式出版 | 智能定制出版 |
| 选题 | 大纲 | 学习者需求 |
| 编写 | 专家 | 机器从海量内容中生成 |
| 内容 | 按大纲和专家编写理念整理素材并写作 | 机器生成主题和内容 |
| 版式编辑 | 严格统一编辑法则 | 碎片化整合系统化呈现 |
| 出版推送 | 集中统一采购 | 平台点对点推送 |
在内容生产上，出版社对内容质量进行审查、整理和加工，使之具备出版条件，然后对内容从结构、知识水平层次、用户需求等多方面进行多元化标识，比如按照单元、章、节、段、句五个层次编码，也可以每个单元按照难度分为不同的年级级别编码，用户可以在高等教育数字资源服务平台依据学习水平和学习目标通过单一选择或者多项选择确定分类内容，由机器智能生成个性化资源，学习者通过电子终端获取资源进行学习。在内容推送和服务环节，需要构建学校和学习者两个用户数据分析画像系统，满足不同形式的采购和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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