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编辑在职业生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作者。但是，几个人能有机会为一位美国总统操刀回忆录？特别是，这位总统曾深陷舆论漩涡，事迹至今仍被大众“津津乐道”。能主导这样一部作品，也许同样是所有编辑共同的梦想吧。
让人妒羡的是，上述这俩梦想，居然被同一位编辑实现了！
他就是美国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美国当代最伟大的文学编辑之一。看看他让人羡慕的履历：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他编辑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他编辑的；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作，甚至那位民谣诗人鲍勃•迪伦的《歌词集》，都是他编辑事业的产物。
如此闪闪发光的成绩，直接照亮了他本人的作品——《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书中记录了大量名作家和戈特利布合作出书的幕后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其精彩，同时也从中学到一点大牛编辑做书的独门秘技。
中信出版社 2020年9月罗伯特•戈特利布 著 彭伦〈译〉
搞定作者有点儿让人头疼
作者和编辑因为一些排列有序的文字而结缘。前者负责生产，后者负责加工，把“这堆符号”变成一本真正的书，其过程既充满合作精神，又无处不散发着博弈气息。事实表明，他们的博弈甚至先于书稿的诞生——双方一见面，博弈就开始。
当克林顿启动自传项目的时候，戈特利布已经70岁了。克林顿非常期待与这位宝刀未老的编辑合作，在编辑会议上，他故意大方地表示：“我们会合作愉快的。随便问这里的哪个人。你会发现为我工作是很容易的。”没想到戈特利布直接反客为主：“事实上，我必须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是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
这是一位老编辑的骄傲。但他故意这么说却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专业。“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至少是平衡的。”戈特利布认为，编辑不能被当作是雇来的帮手。作为一部书稿的把关人，必须先让作者意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假如仅仅因为对方是前总统就放低自己的身段，则接下来一系列的文稿编辑工作都难以有效开展。“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戈特利布在书中写道。
但这种共识有时也未必能达成。从业数十年，戈特利布遇到各种特立独行的作者，比如固执的多丽丝•莱辛。“她最鬼扯的想法可能是坚持要用笔名出版两部小说”，目的是要证明“完全无名的作者写的小说受到的关注比世界著名作家写的小说要小”。这还用证明？戈特利布拗不过这位任性的大作家，很无奈地让她用笔名出版了书，“结果可想而知。”
有过于傲慢的作者，就有过于谦虚的作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总是雇一位兼职编辑先润色书稿，才提交给编辑看；凯瑟琳•格雷厄姆写出75页稿子之后，给戈特利布打电话，询问是否应该请一个“捉刀者”与自己合著，或者放弃。所以编辑这个职业，并非要一味地“压制”作者的个性锋芒，有时候也要反过头来，像个慈爱的鸡妈妈一样，对他们面前的作者大加鼓励、增长其信心。
就这样，戈特利布以其专业的编辑水准，赢得了大量作者信赖。作为编辑，学会与作者打交道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对此，戈特利布分享了他最值得推广、也是最简单易行的经验：“你不能给自己强加天赋，但你可以强加效率。我一个晚上或者一个周末读完书稿的习惯对我事业的起步肯定是有帮助的——经纪人高兴，作者更高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分数，只不过是抑制不了好奇心。而且读书稿、做编辑工作有什么可延迟的呢？你迟早都得做这些事，马上就做并不会比无论出于什么错乱的原因而以后再做要多花时间。”
归结起来就是：在沟通前期，编辑应尽快看完书稿，减少作者等待回复的时间。赢得了这个好感，就为后续的具体编辑事务、与作者的沟通修改，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打磨书稿是一场“尔虞我诈”
与作者沟通书稿的修改事宜，历来是一个让编辑们大呼头痛的难题。也许要等到稿件通过初审，投入到逐字逐句删改、打磨的阶段，才能见识到作者与编辑真正的博弈。
戈特利布说编辑有七项本领：砍、筛、修、剪、削、割、磨。而在作者眼中，这七个字，每个都像一把刀子，切在稿件身，痛在作者心。
我就是不改。最狠的一位还属多丽丝•莱辛，“她专心听我不得不说的意见，然后什么都不改。”戈特利布在书中抱怨这位大作家。但莱辛对戈特利布的编辑眼光非常佩服，所以她还是每次都把自己的新作第一个拿给他看。“我一直都希望得到你的认可。”莱辛表明心迹，戈特利布惊呆了！
次一级的狠人作者，是接受修改，但态度消极。戈特利布要莱恩•戴顿重新考虑一本书，“他非常乐意”，可基本上只是重新打了一遍字；向他指出另一本书49页有个次要人物中弹死了，可100页后的某个鸡尾酒会上，这个人又活蹦乱跳出现了。莱恩的修改方法是，在原来的第49页上面，给这个人物改成“中弹，差点死了。”戈特利布哭笑不得。
他跟克林顿的“较量”同样精彩。戈特利布在克林顿手稿上批注：“这是我读到现在最乏味的一页。”克林顿一代总统，完全不示弱。他在给戈特利布寄回的稿子上加了一句：“不，后面第五百一十页更乏味！”当然，面对戈特利布又砍又删的七项本事，克林顿始终保持着好脾气。否则这本书的销量，也不会在问世后短短几个月就突破两百万册。
《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
有不好“对付”的作者，也有和编辑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在回忆录中每当提到约瑟夫•海勒，戈特利布行文总是流露出一种脉脉温情。“这在此处没用。”“移到那里怎么样？”“不，最好砍掉。”“好，可这样一来我们得改这个。”“这样改？”“不，那样改。”“完美！”戈特利布表示，上述的每一句话，既有可能是自己所说，也有可能是约瑟夫所说。他们之间——作者与编辑——从不设防。
当戈特利布表示书稿有一个实验性过强的章节，影响整体风格，可能需要删除时，约瑟夫总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是如此相信戈特利布对书的判断和把握。约瑟夫的女儿回忆道：“对爸爸来说，编辑写的每一个词、划的每一条线都是神圣的。”于是才诞生了这部闪耀于文学史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
《出事了》是约瑟夫的另一部杰作，也是戈特利布心目中“约瑟夫最好的小说”。而这部书稿的编辑过程，更可堪称是作者和编辑高度配合的教科书级范例。在书稿修改的尾声，戈特利布对约瑟夫说：“最后一个问题。你的主人公不应该叫比尔，听起来感觉不对头。他应该叫鲍勃。”“他本来是叫鲍勃，”约瑟夫困惑地说，“我改成比尔是因为我以为你会不喜欢！”于是主人公重新变成“鲍勃”。两个人配合默契乃至于此。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两种极端请况。一种是作者写得太好了，编辑根本无需修改，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奈保尔，“奈保尔不欢迎编辑意见，幸好他也不需要。”戈特利布说自己每次跟他吃饭都很紧张，也“快压抑不住愤怒”，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才气：“他写得多好！”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稿子太烂，“无论多么勤奋，你都不能把一本烂译稿变成好译稿，你只能使他不那么烂。”唉。
书名里的数字怎么能滑稽一点儿？
好了，最艰难的时刻终于度过，一本书最核心的主体稿件部分终于尘埃落定，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皆大欢喜了呢？当然不是。书稿编辑工作结束了，但博弈却仍在进行之中。
书名。自古书名如人名，起得好，市场就能叫得响，就容易给他人带来了解一下的欲望。反之，就很容易变成一本书的营销死穴。
比尔•克林顿那部畅销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差点就被命名为《总统的生活》。这也是戈特利布与总统先生唯一一次关系紧张。是“我”，还是“总统”？前者象征一个具体而鲜活的美国人的生活，后者象征着顶层权力拥有者的某种存在。美国的普通读者想看什么？是一部总统生涯的官方编年史，还是让他们感到亲切的个人视角讲述的人生？
还有封面的照片选择。是选择一张率真、诚实、脚踏实地的照片，还是选一张端正、乏味、具有总统范儿的照片？戈特利布的解决方法是，把三种选择都做成与回忆录厚度差不多的实体书封面，拿给克林顿看。“这几本书你最想拿起哪本读？”戈特利布赢了。
而他和约瑟夫确定“军规”书名的过程，则表现为某种喜感。“军规”在被写作和编辑的七年时间里，一直叫《第十八条军规》。但是有位作家先出了一本名为《米拉街十八号》的书，所以“18”只能弃用。“11”被寄予厚望，但和当时的新电影《十一罗汉》又撞了，再次弃用。就在编辑和作者一筹莫展之际，戈特利布突然灵光乍现，激动地给约瑟夫打去电话：“有了！22，比18更滑稽！”于是这部名垂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正式定名为《第二十二条军规》。
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疑问，戈特利布早已料到，在书中解答道：“一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滑稽这种说法，显然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经典案例。”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就是要欺骗自己。”所以我们才晓得，一部名著的诞生是多么不易，它要求做书人用上各种才华与情感，甚至包括“欺骗”。
戈特利布将编辑的工作总结为两点：一是“灭火”，一是“点火”。所谓“灭火”，是说在一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包括愤怒的作者、难定的书名、封面设计、封面文案、装订、文字编辑加工和价格等方面，逐一减少错误，逐一灭掉这些“邪火”，以保证书的质量；所谓“点火”，是说书出版以后，编辑应该到处“点火”，激发市场对书的兴趣，以保证书的销量。
如此，方是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对出版文化负责。
这是一位大胆的编辑，为了成书保持视觉效果，他敢提议在封面上不放作者的名字；这又是一位小心的编辑，时刻警惕自己的工作，“向无数有抱负的编辑反复强调”：编辑对作者可能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试图把一本书变成不是它本来面目的另一样东西，而不是使他在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
他主张编辑的工作应该隐在幕后，不能让读者知道编辑对书的干预作用。当《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之际，看到作者约瑟夫在《纽约时报》采访稿上提到的编辑贡献，他“不得不打电话请他把提到我的地方删掉”，因为“书属于作者”。
秉持这样的信念，这位老派的出版人始终鲜少在媒体面前谈论自己，直至多年以后《我信仰阅读》出版，读者们才知晓那一部部文学作品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料儿。可能戈特利布自己，也舍不得这些好玩儿的出版故事，就此埋没吧。
从1955年进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担任编辑助理开始，罗伯特•戈特利布先后担任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总编辑、克瑙夫出版社总编辑、《纽约客》主编，驰骋美国出版界数十年，旗下作者多不胜数。尽管身居要职，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文学编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出版界，戈特利布是一位真正的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