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邹霞、张小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目的］ 探讨学术期刊新媒体传播风险的规避对策,进一步提升学术期刊新媒体传播的效果。［方法］ 归纳学术期刊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形成和放大的风险类型,分析其具体成因,并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对策。［结果］ 学术期刊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面临着意识形态风险、著作权风险、学术伦理风险与表达风险。这四类风险实际上是期刊在意识、规制、人员、流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被新媒体传播放大的结果。［结论］ 学术期刊要想规避新媒体传播风险,不仅要强化风险意识、完善规制、自查过刊、从严把关,做好源头风险排查;还要善于借助新媒体的技术、平台、资源和用户等优势,创新各类风险的监管方式,防范和应对风险放大。
【关键词】学术期刊；新媒体；风险放大；意识形态风险；著作权风险；学术伦理风险；表达风险
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传播,让其突破了传统的学术社区边界、知识传播职能、学术表达方式和线性传播模式,开始走“大众路线”,并通过内容运营、网络表达和社交传播大幅提升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然而,新媒体传播不仅给期刊带来了“网红论文”,也让部分“问题论文”与“奇葩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从而增加和放大了期刊面临的风险。2020年1月,一篇7年前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的论文,因阐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而引发舆论关注,在导致期刊停刊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界对期刊乃至学术研究的批判。
学界已对学术期刊的新媒体实践及其风险现实的快速发展有所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法律风险的分析与规避,其中,部分研究深入探讨了期刊开放式访问[1]、数字化中的著作权风险[2],以及数字出版合作协议中的问题[3],更多研究则基于期刊的微信运营,就其中的著作权侵权风险[4]展开了研究。相关研究丰富且具体,但并未将上述风险直接归因于新媒体传播。2019年,有研究论及学术期刊与新媒体传播的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慢与快、长与短、线性传播与网络社群传播、赋权与服务、知识产权保护与网络信息资源共享六对关系[5]——虽然缺乏风险意识与规避对策,但其实质上揭示出学术期刊传统出版与新媒体传播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冲突,势必会在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期刊多方面的滞后及缺漏,让其面临更大的风险。事实也如此,继学术道德风险[6]和“学术声誉风险”[7]之后,新近研究又提出了“运营风险”[8]、“二维码应用风险”[9]、“电子录用证明批量开具的风险”[10],以及政治风险、学术风险、经营风险等多种风险,并明确提出了要“强化期刊出版风险意识、提高危机防控化解能力”[11]。尽管现有研究关于期刊新媒体传播的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上述多样化的风险依然缺乏系统归纳和阐释,它们与新媒体传播的关系也并不明确,因而相关对策也未超越此前的研究而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传播过程已经风险丛生。随着期刊转型的深入和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发展,这些风险或将进一步发展和演化,并通过新媒体传播而被广泛认知,甚至被放大,从而破坏期刊长期积累的学术声誉与影响力,严重时将危及期刊的存续。因此,为了回应现实的发展、进一步保障并提升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传播效果、促进期刊的顺利转型,本研究将新媒体视为社会风险“放大”的一个新型传播场域[12],反思并归纳学术期刊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形成和放大的风险类型,分析其具体成因,以为期刊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风险规避对策。
1 新媒体传播风险的类型及其成因
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传播风险,是指基于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及其风险放大潜能而形成和放大的风险,当前主要包括意识形态风险、著作权风险、学术伦理风险与表达风险四类。
1.1 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成因
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问题一般源自“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冲突,常见于社科期刊之中。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风险审查难、政治素养更显不足、意识形态问题来源广泛,并且极易为新媒体放大,当前,意识形态风险已经延伸到科技期刊之中。
首先,新媒体传播对时效性的追求,让学术期刊突破了纸质版按月或按季出版的传统周期,“优先出版”“网络首发”与微信公众号的日常内容运营等,都缩短了对期刊传播内容及其格式的审查时间,特别是增加了对思想观点、价值导向等方面的审查难度。其次,学术期刊在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内容运营职能、网络表达规范、新媒体用户接收偏好等的影响,期刊的政治意识弱化。再次,在全球开放、自由的新媒体出版环境中,不仅期刊能面向全球征集稿源,作者也可共享全球数字资源,然而,西方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渗透、涉及国家政治与机密内容的国际传播、作者引用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外文资料以及现实的语言门槛等,都让意识形态风险无处不在,其不仅难被辨识,而且也延伸到了科技期刊之中、扩展到了国际学术层面。最后,学术期刊未能甄别的字词、图表、参考文献乃至作者单位中的细小问题,一旦进入新媒体传播,则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风险。
科技期刊来稿的政治性差错原本较社科期刊少,但在新媒体环境中,其风险意识的缺乏反而让科技期刊当前的政治性差错愈发常见,甚至涵盖了民族宗教,法律法规,港澳台和领土主权,国际关系、时政和社会生活等类型[13]。其中,领土主权的相关表述与插图问题最为常见。部分科技期刊通常将中国与港澳台并列叙述,或未在港澳台之前标注“中国”而与其他国家并列[14],近期某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便将“台湾”视为独立国家,与其他国家并列[15];而在中国地图的绘制中,“领土缺失,界线错误,港澳台相关问题”也是科技期刊常犯的错误[16]。
1.2 著作权风险及其成因
著作权风险一般与主体的法律意识淡薄、学术行为不端以及合同协议存在漏洞有关。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面对网络资源的开放共享,学术期刊以及其他传播主体的法律意识不足、法律规制陈旧与缺漏等问题进一步凸显,著作权风险已经成为数字出版行业的“时代之症”。
学术期刊在新媒体传播中侵犯其他主体的著作权,可以分为三种情形:(1)学术期刊编辑借助新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策划选题,并主张著作权,将因“创作”成分而面临争议[17];(2)学术期刊通过新媒体推送论文及其相关内容时,不署名或“以刊代人”侵犯作者署名权,同时,期刊对纸质内容进行新媒体二次推送时,其“不当复制”将侵犯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还将面临发表权争议;(3)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不注明出处、未获允许却无偿转载其他用户的原创作品,或对图文、音视频、数据等网络素材进行运用与再创作,将侵犯原创作者的著作权。此外,学术期刊的法律规制陈旧、缺漏,或未能涵盖新媒体运营等,也将导致期刊面临两类权益被侵害的情况:(1)作者先于期刊在个人网站或社交平台发布已授权论文,或“一稿多投”,再次不当授权给其他期刊或平台,这将侵犯学术期刊的专有许可使用权;(2)学术期刊新媒体中的论文、数据等为新媒体用户和第三方平台转载、分享、引用甚至改编后再次传播,这不仅侵犯期刊权益,还可能侵害其他主体的名誉。
学术期刊的论文推送与资讯传播压力大、传播主体法律意识缺乏以及后期维权难度大等[18],使得侵权问题普遍却难以上升到法律层面。当前,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号封面中的“图片侵权”[19]现象严重,期刊微信推文中涉及的图片、数据、音视频也部分源自网络,尽管期刊多在推文末尾注明“源自网络”和“侵删”等字样,但都在实质上构成了侵权。2017年,微信的“原创保护功能”倡导公号或个人通过“申明原创”来规避抄袭,但近年来一种以变更文字表述、媒介形态(文字转图片、音视频转文字等)为外衣的“洗稿”现象泛滥,让新媒体传播中的侵权认定更加困难并充满争议。
1.3 学术伦理风险及其成因
学术伦理问题通常源自学术工具化、研究功利化、伦理缺乏等[20]。在新媒体环境中,学术期刊伦理风险的增加及其后果的加剧,既与伦理失范行为乘新媒体技术及其应用之便、趁期刊管理与惩处不严之机相关,又是学术伦理问题被新媒体持续传播和放大的结果。
首先,新媒体传播技术及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剽窃、伪造、篡改的成本,因此易成为学术不端行为者利用的工具和渠道。全球学术期刊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为用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一键式翻译程序、媒介形态转译(拍照/扫描识别与输出文字)工具、爬虫软件、PS软件、PaperPP等反查重软件、AI智能降重系统等多样化新型软件或工具的开发,虽以简化操作和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剽窃、伪造和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者利用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国际“论文工厂”的技术武装。其次,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期刊针对学术伦理失范行为主要依靠作者或编辑的“个体自律”,并且通常以“撤稿”或“下架”为主要处理方式,既缺乏规制约束,又没有惩处措施。再次,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传播,不仅让“学术社区”中的诸多伦理问题更快地进入大众视野,同时也让学术研究在接受大众和社会伦理的监督和评价时,被发掘出更多期刊遗漏、忽视或有悖社会伦理的风险。
2018年,全球论文的撤稿量已从2000年前的每年不足40篇上升到了约1400篇,而其中约60%的撤稿与学术不端有关[21]。但因为惩处规制和力度有限,全球学术不端行为依然逐年攀升,2019年,国外就出现了同一位作者却被不同期刊撤稿18次的情况。就国内而言,近年来,翻译国外已发表的研究或会议论文进而在国内期刊上发表,或伪造数据图表在国外期刊发表等行为也愈发常见,这些不端行为被曝光的速度加快,甚至与之相关的陈年“旧闻”或“旧刊”中的不端行为,也能被新媒体用户快速深挖出来,比如,翟天临论文造假事件和《冰川冻土》停刊整改事件。此外,2013年美国某大学以中国儿童为对象的“黄金大米”实验、2018年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的实验等,也都因为触及科学与伦理底线而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随着相关舆论的发酵,上述事件及其伦理问题也持续为新媒体传播放大,造成了同类研究乃至学术界社会声誉的损毁、学术研究权威性与公信力的消解。
1.4 表达风险及其成因
学术期刊拥有统一标准的格式、专业的学术表达与严格的编校制度,少数格式与表述问题在容错率之内皆属正常。但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学术论文的“新媒体转换”增加了期刊出错的概率,部分表达问题通过传播或被放大、或被误读,还将衍生出其他多元风险。
首先,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换”涉及格式、风格、目标等方面的工作,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和把关难度。以“知识传播”为目标的学术论文,字数通常过万,格式标准、表述专业严谨、文风严肃理性,文化门槛高,适于学术社区深度阅读。学术论文要进入新媒体传播就必须考虑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与广大用户的接收偏好,不仅要以“信息传播”为目标,还要做到简短、通俗、准确和轻松易读。因此,学术论文的新媒体传播工作较为繁杂,在删减字数、转译或解读术语和图表、翻译或摘编论文,配发图文、音视频或动态图表,提供数据来源、链接和引证文献,以及设计版式和字体等一系列工作中,一旦编辑的新媒体编校技能不熟练、把关不严,表达错讹必将增加,从而影响期刊求实、严谨的学风与形象,并可能带来前述的意识形态、著作权和学术伦理等风险。
其次,当学术研究及其专业话语进入大众话语和社交传播时,编辑的误读、断章取义、翻译或阐释不准确,以及为追逐流量而刻意为之的“标题党”问题,不仅误导大众,带来相关的科学谣言,而且也会损害作者的学术声誉、降低期刊的品格,让期刊面临管理危机、侵权风险和社会声誉风险。此外,在学术期刊的内容运营中,当媒体或大众“脱离”学术研究框架、忽视研究前提与实验条件,误读并二次传播相关数据与结论时,将产生更多次生风险。2012年,国际知名期刊《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上的一篇论文被媒体断章取义地引用和传播,造成国内“转基因致肿瘤”的谣言与社会恐慌扩散;近期也有新媒体用户忽视某期刊地图标题中关于“大陆地区”的限定,而对期刊与作者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这都将损害期刊的社会声誉。
2 学术期刊新媒体传播风险的规避对策
学术期刊的新媒传播风险,归根结底是期刊在意识、规制、人员、流程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滞后于新媒体发展,其中的部分问题被新媒体传播放大的结果。学术期刊要规避新媒体传播风险,既要审视自身问题,强化风险意识、完善规制、自查过刊、从严把关,做好源头风险排查;又要善于借助新媒体的技术、平台、资源和用户等优势,创新各类风险的监管方式,防范和应对风险放大。
2.1 意识形态风险的规避对策
(1) 强化意识形态风险意识和规制。新媒体传播中,各类期刊应当明确意识形态风险后果的严重性,坚定正确的政治导向与办刊方针对整个传播体系的领航作用,并明确和落实主编的意识形态风险职责、明确社内惩处方式;同时,期刊也应当通过理论学习、行业交流、风险案例分享等活动,强化期刊队伍的政治素养与风险意识。
(2) 及时开展过刊政治审查。建议期刊组织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的编校人员与专家,成立专门的政治审查小组,对期刊所有的过刊内容展开全面的自我政治审查,对有可能或易于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论文,要及时进行更正或撤稿。
(3) 明确流程防控重点、从严把关。在初审时,期刊要对选题的政治导向、作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参考文献和数据来源等进行审查,并重点排查境外或国外作者、外文文献与数据中隐藏的风险,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渗入;在编校过程中,期刊要重点审查论文中关于领土主权、民族宗教、国际关系等问题的表述规范,并为作者提供地图的绘制标准;在出版和传播之前,对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情报等敏感和涉密的论文,期刊应要求作者寄送所属单位及当地宣传部门开具的盖章批文,并由主编审批后出刊。
(4) 善用新媒体排查和应对风险。针对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审查时间短、难度大等问题,建议期刊的社交平台初期只进行期刊目次的推送,为全文政治审查预留时间,而其全文发布则应与印刷同步;期刊要利用数据库资源和平台工具,设置或变更敏感词,开展日常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在意识形态风险发生时,期刊要在新媒体平台第一时间响应,并尽快公示其撤稿、停职、整改等惩处结果。
2.2 著作权风险的规避对策
(1) 及时排查法律文本和技术应用中的侵权风险。建议期刊结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出版管理条例》等文件,邀请专业人士组建法务小组,核查期刊已签订的出版合同或授权协议的具体条款,并及时替换存在问题的合同、协议,对缺乏授权或未涵盖新媒体授权的论文予以删除;同时,排查新媒体平台、相关技术与应用中的安全漏洞或侵权问题,尽早关闭入口或暂停服务。
(2) 更新和完善相关的新媒体规制。针对新媒体传播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期刊要及时进行界定和阐释,制定适用于自己的条款。比如,期刊应当明确“专有许可授权”的范围(是否包含下属新媒体平台)、“不当复制”和“不当署名”的具体情形、界定何谓“洗稿”及其惩处,规定期刊二次发布、转载、摘编时对论文标题和正文内容的修改尺度、所占比例等,从而在与期刊有关的新媒体传播活动中,为从业人员、作者、第三方机构乃至广大新媒体用户提供规制依据。
(3) 秉持“凡无授权皆不可为”的意识与管理原则。对内,期刊及从业人员首先不要对源于网络的选题主张著作权;其次,在新媒体发布过程中,期刊未经授权不得采用任何来自网络的图片、音视频等资料;最后,凡涉及标题更改、内容压缩等修改幅度较大的工作,均应再次取得作者授权。对外,期刊也应以明确的文字或图片告知“禁转”情况及其法律后果,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著作权纠纷。
(4) 立足新媒体创新著作权风险防控思路。建议期刊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开设“维权”窗口,由专业人士负责,通过在线提供与著作权相关的信息咨询、维权服务等,及时掌握和解决期刊的著作权纠纷;同时,建议期刊将新媒体技术开发和应用中的安全问题等也纳入侵权风险的范畴,雇佣专业技术人员,及时对平台、应用和软件进行维护,并审查新采用技术中可能存在的侵权问题。
2.3 学术伦理风险的规避对策
(1) 加强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和作者的学术自律。期刊应根据七部门印发的《学术论文发表“五不准”》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 174—2019)》等文件来规范期刊从业人员的工作、作者的学术行为,并要求责任编辑和作者同时提供关于自身伦理规范的承诺书。
(2) 排查过刊的学术伦理风险。如前所述,期刊也应当组织专门的伦理风险审查小组对期刊的过刊内容进行风险排查。对在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悖于科学和社会伦理的论文及时撤稿,对存在不当署名、剽窃、数据伪造、篡改、一稿多投等情况的论文进行撤稿的同时,也要就其作者在该刊发表的所有论文进行再次审查。
(3) 扩大抵制范围,加大罚处力度。针对不端行为越发普遍的情况,期刊应当联合专业领域内的期刊,乃至国内外的期刊共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鉴于不端行为成本低的现状,建议期刊在现有的撤稿和公示之外,增设“永久黑名单”,并对从业人员的利己行为采取停薪、停职或撤职等处罚;若某论文中的不端行为严重损害期刊的社会声誉,期刊还应对作者及其主编等作连带责任处罚。
(4) 利用新媒体技术“反制”学术不端。首先,期刊应采用查重、查新、加密、反拷贝和AI反P图等新技术,善用全球化的数据库和国际学术打假网站等,对来稿和作者进行学术不端排查;其次,期刊应落实匿名评审、三审三校等流程,保持线上和线下流程的一致、公开和可追踪,防范编校过程中的不端行为;最后,期刊应当创新监管方式,在新媒体平台开通学术不端监督渠道,或通过新媒体征集线索,发挥出新媒体平台和用户在监督学术不端方面的正面作用。
2.4 表述风险的规避对策
(1) 培养新媒体复合型人才。期刊应结合新媒体复杂的传播现实与放大趋势,组织培训,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自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同时,每年为从业人员提供1——2次的新媒体技能培训,学习在线办公、新媒体文案设计、音视频剪辑或H5制作,特别是当前急需的新媒体运营、新媒体危机公关这两类新兴技能,以避免期刊队伍意识与技能滞后而产生多种风险。
(2) 要求资深编辑加入新媒体运营。建议期刊不要把知识传播与内容运营分开,或将新媒体传播外包给第三方,而应当要求资深编辑深度介入并主导新媒体内容运营,杜绝“标题党”、审查内容的原创性和规范性引用,以保证期刊新媒体传播的政治性、科学性、专业性、准确性,从而把控期刊的新媒体形象与风格。
(3) 开发和采用新的编校技术。鉴于新媒体平台多元且格式各异,建议期刊与社交平台或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开发能够一键转换多平台格式的软件,既能让作者在投稿时有核查论文字体、语言、标点符号、图表、引用和注释等学术表达规范的机会,又能让编辑在编校中快速完成“新媒体转换”工作,从而为表述风险的排查提供技术便利、延长其审查时间。
(4) 邀请学者、专家加入新媒体传播。针对推荐论文,或超出编辑和大众理解的复杂学术议题,建议期刊邀请论文作者或相关专家制作3——5分钟的趣味科普推文(可包含音频)进行解读: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编辑、网友的误读与断章取义的情况;另一方面,针对其他媒体或新媒体用户二次传播中的误读情况,学者和专家也能够通过新媒体及时发声,做出准确解释并引导舆情。从长远来看,期刊也可以通过这类科普栏目培养大众的科学思维和意识,避免新媒体用户传播和解读过程中的次生风险。
3 结语
学术期刊的新媒体传播属于一种科学研究的“跨界传播”,但二者的传播模式存在冲突,这让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过程相较于其他媒体的转型要更为漫长和艰难。特别是对部分滞后于新媒体发展、却为新媒体流量或红利吸引的学术期刊而言,新媒体传播实际上快速暴露并加剧了它们的多方面短板和问题,若期刊不尽快进行调整,其新媒体传播反而会损害其长期积累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危和机同生并存”,新媒体传播虽然增加和放大了学术期刊面临的风险,但新媒体的技术、平台、资源皆为期刊规避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技术手段。
随着期刊转型的深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出版环境的变化,学术期刊将面临更为多元和复杂的风险,如新媒体运营中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乃至扩展到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风险、著作权风险和学术伦理风险等,本研究限于“新媒体传播”和国内学术期刊的视角,未能对上述潜在的风险进行研究。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演化和发展的多元风险面前,当前单一类型的风险应对策略必将有限,届时,学术期刊需要基于整个传播体系,更多地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去革新系统规制、创新内部的流程管理方式以及外部的监督评估体系,以寻求系统化的风险规避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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