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沉百里，铮铮其鸣。对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简称“社科文献社”）历史学分社（简称“历史学分社”）的编辑们来说，历史就像深埋厚土之下的细沙，他们的出版工作，就是倾听这些细沙发出的“铮鸣”，并将其传之学界与大众。无论是“近世中国”丛书还是“书与人”系列，无论是“启微”还是“九色鹿”，历史学分社始终立足学术前沿和史学经典，致力于将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打造成文化精品，展现出历史的独有魅力。
历史学分社成立于2019年初，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分社，但其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在社科文献社2019年年终总结会上，历史学分社不仅多部作品入选本社“十大好书”，还拿到“团队突出贡献奖”“优秀编辑”等诸多荣誉，“团队每个人都上台领奖了。”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难掩喜悦。
这是一支高学历、有活力的“80后”团队，其中有4位历史学博士，2位博士后。郑庆寰表示，由于岗位对学术专业性要求太高，未来招聘也只能“将博士进行到底”。
一部抗战史 见证一个新部门成立
社科文献社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家专注人文社科的学术出版机构。2019年1月3日，为了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借此契机，社科文献社一方面配合新院所成立之需，一方面整合本社历史学专业资源，在近代史编辑室基础上成立了历史学分社。“团队还是那个团队，就是多了一个我，可以说，我们团队呈现出的高素质，全仰赖于近代史编辑室多年打下的好底子。”郑庆寰说。
时间回到2015年，近代史编辑室宋荣欣（现任历史学分社总编辑）收到《中国抗日战争史》（全8卷）的书稿。要知道，这套抗战史从2005年就开始讨论立项了，但10年后书稿才完成。虽然当时宋荣欣已经意识到，这部书的出版必定充满波折和考验，却“没想到这么难。”
据其介绍，当时计划在年内出版这套书，但仅仅送审就送了两次。2016年3月，编辑拿到第一次送审反馈意见的几个月后，突然传来噩耗，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本书主编步平因病逝世，次年第二卷负责人荣维木也去世了，第二卷的作者团队只能重新组织。“当时在全国搜罗作者，资深作者、中青年作者，都找遍了。”同样参与该项目的编辑李丽丽（现任历史学分社副社长）说。
还有另一大挑战，由于第二卷是多名作者协作完成，书稿分工、框架几经修改，步平去世后，“编辑们很难确认书稿不同部分的作者，只能根据已知的线索一个个求证，最终确定了各章节的具体著作权归属。”宋荣欣说。
为了提高研究者使用的便利性，编辑们又仔细编制了人名索引，核对了参考文献等细节，为此多次登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查证。正如这套书正式出版时，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所言：“抗日战争14年，出版这部抗战史也花了14年。”此时，这部书的编辑团队已经由近代史编辑室发展为历史学分社。可以说，这部内容翔实、立足研究前沿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8卷）通史著作，在面世过程中，也见证了编辑部门的跨越升级，以及历史学分社编辑们为学术出版事业付出的努力。
新发展规划 一体两翼战略
郑庆寰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唐宋方向。他2013年来到社科文献社时，正值皮书出版分社组织策划出版一套大型地方志丛书，便进入了该分社的国情研究编辑室，并从此开始着手编辑智库报告——蓝皮书。“蓝皮书主要面向政府机构，属于应用对策类产品，策划编校具有固定的专业化流程，只要受过专业化培训，肯下功夫专研基本就可胜任。这份工作充分锻炼了我的综合能力和编辑素养，也为我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基础，只待时机来临。”
机会真的来了。2019年历史学分社成立，社领导一下想到了郑庆寰，希望他做团队负责人。郑庆寰接手历史学分社社长工作后，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年初部门会议上，他结合分社发展现状和时代需求，提出“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所谓“一体”，就是以社科文献社的拳头产品——中国近代史相关纸质书出版为核心，“立起一个品牌很难，但毁掉它太容易了，我们的根基决不能丢。”他强调。
所谓“两翼”，其中之一指中国古代史学术图书出版，既然近代史编辑室已经升级为历史学分社，业务就不能止步于近代史。而刚好郑庆寰的博士研究方向就是古代史，“我希望凭借自身专业开辟这块新业务。”他显得很有信心；另“一翼”是历史学分社多年来打造的子品牌和丛书系列——九色鹿、启微、“近世中国”系列和“鸣沙”丛书。
“九色鹿”，其名取自敦煌壁画“鹿王”形象，寓历史、边疆与中西交流之意，主要出版以边疆、民族、历史为主题的学术读物，旨在通过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打造学界与读者之间的知识传播平台。郑庆寰履职后的2019年，“九色鹿”推出了“唐宋系列”。
“启微”，其名取自朱熹“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各有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表格物致知之意。“启微”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提供既有学术水准，又可读性强的历史类精装图书。重点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史和大航海以后的世界史。
“近世中国”系列以揭示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的转折途中之种种面相为志趣，以视角开放、打破惯识、还原真实为指向。这部近现代史丛书讲究“慢工出细活”，10年只出版了10本书，对图书品质的要求极高。
“鸣沙”丛书，源于近代史编辑室时期创立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有2万多粉丝。虽然数量并不惊人，但“用户都是专业读者，黏性很强”。考虑到“鸣沙”已经在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那就让它在纸质书领域继续高鸣。据郑庆寰介绍，这套丛书主打原创名家名作，如王笛、包伟民的作品，目前已出版2本，明年的出版计划已经提上日程。
居家办公时期 业绩不降反增
正当郑庆寰准备带领这支队伍大展拳脚的时候，一场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原有计划，春节后所有“队员”包括他这个“队长”都困于家中。“在家办公，还得带娃，常常是看5分钟书稿就得看看小孩。”这是历史学分社编辑们那段时间的常态。
虽然行业生产遭到重创，但却并不妨碍历史学分社持续发力。“我们积极地化不利为有利，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郑庆寰说。
今年分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全100册，这套重磅文献从策划到出版，历史学分社的5名编辑只用了3个月。“能有这样的出版效率，和社里多年构建的居家办公网络信息系统是分不开的。排版公司、印刷厂和编辑都能联系起来，在完全无纸化的技术条件下完成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
尽管面临书号紧缩等行业现状，历史学分社仍然在疫情期间创造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去年同期相比，分社的出书品种、码洋、利润等各种指标不降反增。“疫情期间，我们内部仔细调整了一轮出版节奏和选题结构，去年积攒的书正好今年出版。当然，这些工作多亏了这支能打硬仗的团队。”郑庆寰表示。
做团队建设 业务过硬且好玩生动
即便成绩蒸蒸日上，但光有一支业务过硬的编辑队伍，还不是郑庆寰最想看到的效果。作为一家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他们需要有这样一批高学历的编辑来奠定学术基础，对作者书稿提出专业性的修改意见，可在当下推崇个性化的互联网时代，社会互动性空前加强，“改变外人眼中对编辑的刻板印象，挖掘每位编辑身上的活泼基因，抛弃偶像包袱，展现新时代编辑的丰富性”，也是郑庆寰努力的团队建设方向。
“我利用之前在皮书出版分社跟人打交道的经验，努力在编辑心里种下一颗种子。”部门刚成立时，郑庆寰带领编辑们拍抖音短视频，集体跳起了海草舞。“不愿意上镜的编辑戴着口罩完成了舞蹈。”他认为，每位编辑内心都有活泼的基因，他只是打开他们心门的一把钥匙。
渐渐地，这枚“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团建、生日聚会、直播。尤其是做直播，每个编辑都被推到镜头前，滔滔不绝讲两小时不在话下。去年，历史学分社举办了19场线下活动，郑庆寰让编辑去做主持人，做直播，也轮流上台给读者介绍书。在此过程中，编辑跟作者和读者面对面交流，不再是冷冰冰聊稿子或发微信，充分拉近了距离。“我们的合作伙伴突然感受到，社科文献社的编辑也挺好玩的，还都是帅哥美女。”这就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刻板印象。
最近，历史学分社举办了“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今年是第一届，主题是“历史学家的取景框——数字·概念·生活”，王笛、沈国威、包伟民等12位学者深入浅出地将历史生动地表达出来。“我们的口号就是：让历史更生动。”郑庆寰说，想要让历史生动，就必须让背后的历史图书编辑先生动起来。这个活动由编辑策划、做文案、亲自主持，在B站同步播出，前两场共有1万多人参与。“明年我们还打算出圈，邀请与历史题材相关的编剧或作家，争取把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传递给更多人。”
做历史出版 承担公众历史教育义务
历史是什么？不同维度的思考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出版业而言，历史出版一定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打开当当和京东，其图书畅销榜Top50或Top100的书中，历史类读物一定占据多席。
虽然学术出版在出版业的整体占比很小，但历史出版好就好在可以扩展渗透，可以“破圈”。“历史学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一本历史读物，只要质量过硬就能常销下去。它一方面能和文学类出版联系起来，一方面又能独成一家，挖掘出更多有趣的事物。即使90%的读者读不懂陈寅恪，也读不完钱穆的《国史大纲》，但大家仍对他们兴趣浓厚，或许这就是历史本身的魅力。”
郑庆寰坚信，历史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它可以改造一个人的世界观。每个读书人的案头都会有一部历史类读物，因为某种意义上，历史自身的特质就能契合人对文化的共性需求。
他还谈到公众的历史教育问题。“有一次，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在高铁上遇到一名华为高管，对方得知她是历史学家，就问她自己到底该读什么书。”郑庆寰指出，今天的历史研究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教科书了，因此做历史图书出版有义务改变历史教育薄弱的现状，尤其是影响更多年轻人，“让历史生动起来，是我们的终极目的。”郑庆寰说。
历史图书出版的厚重感和使命感，对刚入职的青年编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历史学分社的招聘计划中，仍然瞄准了历史学专业博士。郑庆寰再次强调了这个岗位对学术专业性的高要求：“即使都是博士，如果让一位研究古代史的博士去编辑近代史稿件，也可能会非常吃力。甚至同样是古代史，研究唐宋史的博士都未必能掌握秦汉史的相关知识。”
编辑的从业领域不同，对于知识结构的要求也不同。一方面，编辑要掌握通用的文字技能，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其相关领域的知识。但对于历史学分社的编辑而言，或许后者要求更重于前者。郑庆寰告诉团队的每一位新编辑，一定要“坐得住，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减少知识盲区，在案头放好必备的专业书籍，多看文献。”在他看来，一名历史编辑的成长和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一样，没有捷径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