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是清末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期间,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在横滨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其主要著(译)者有梁启超、罗普、周桂笙、吴趼人等。《新小说》第一卷在日本横滨出版,从1905年2月的第十三号(第二卷第一号)起,迁移至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新小说》为月刊,但从第4期开始,出版日期经常延迟,常常几个月才出一期,以至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7月停刊时,5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才出了2卷24期。
《新小说》不设栏目,内容以刊载小说为主,兼及文艺理论、剧本、诗与歌谣等,先后登载著译小说26种,戏曲10种,歌谣25题,文艺论文4篇,《小说丛话》14次,人物、风景画55幅,“杂记”、“杂录”若干。
“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与列强的几次交手,均以失败而告终,被迫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最终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朝末年,天灾与人祸、内忧与外患、国难与战乱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命运,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努力寻找拯救中国的良策,摆脱民族危机、求得国家的生存发展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清代印刷业发达,加之戏剧与说唱表演的推波助澜,使得通俗小说在民间广泛传播,成为下层民众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一些有识见的士人从中看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改鄙弃小说的传统态度,积极参与小说的创作,不断对政治和一切社会现象进行抨击,提倡维新救国,向民众宣传改良革新思想。
梁启超因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继续寻找有效启蒙民众的方法。在考察日本各方面的情况后,他发现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结合清末小说的繁荣局面,在比较了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社会影响后,他认为小说因本身的通俗性、娱乐性,拥有最大的读者群,社会影响也最广泛,因而是担当开启民智任务的理想工具。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说,“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因此,“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正是基于此种理念,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以该杂志为阵地,进行开民智、启民德、激民气活动,希望达到救亡和启蒙的目的。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再次阐明小说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变一代的社会。“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小说“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而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影响,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故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
《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刊载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对尚未正式创刊的《新小说》的条例与宗旨预先作了推介:其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刊载的小说“著、译各半”。这就决定了《新小说》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功利色彩。
《新小说》刊载的小说,以内容分类,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外交小说等,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通过富有趣味的故事,从政治、历史、科学、法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民众进行开导教育,希望民众在阅读小说后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思索周围的各种社会现象,从中受到启蒙和激发,从此走上自强之路。
《新小说》虽然宣称刊载的小说“著、译各半”,但实际上原著的小说也往往含有鲜明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色彩。如创刊号上连载的《东欧女豪杰》,是以俄国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粹派为题材的改革小说,它借在瑞士与俄国留学生朝夕相处的中国女子华明卿的眼睛,充满激情地叙写了虚无党的革命活动,塑造了女英雄苏菲亚光彩照人的形象。连载于第15—24号的《黄绣球》,是一部描写妇女解放的小说。黄绣球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当时新女性的代表。她发誓要绣出一个新地球,所以取名“黄绣球”。她渴望男女平等,梦中得到法国罗兰夫人指点,遂决心做一番事业,致力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
为了宣扬资产阶级革命,《新小说》的著(译)者常常自文章中站出来,对读者进行鼓动和点拨。如创刊号上连载的历史小说《洪水祸》,写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史事,著者在前面的“楔子”说:“我们中国自古至今全是一王统治天下,历朝易姓,也不过是旧君灭、新君兴,没有别的关系。西洋则国内有君主一种,有贵族一种,又有平民一种,并且贵族常与君主争权,平民常与君主争权。不比中国,但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回天绮谈》连载于第四、五、六号上,叙述的是英国改革党事。当时在皇权统治下的英国,国民近一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激起爱国志士的不平,遂成立了改革党。作者篇末鼓动读者效仿英国改革党的做法,以促清廷立宪改良:“天下事不怕难做,不怕失败,最怕是不肯去做……志气一立,天下那里有不成的事呢?就令目下失败,然有了因,自然有果。十年、二十年后,总有成功之一日的……不要崇拜他们,歆羡他们,你想学他,就有第二个宾勃鲁侯、第二个鲁伯益出来。”
对西方小说创作理论的引介,也是《新小说》的刊载内容之一。如第八号上连载的《毒蛇圈》,译者按语:“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处下手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就父母(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
创刊号上连载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带着强烈的现代政治理念,主旨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充分体现了作者梁启超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梁启超在小说中设想,中国“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第八号开始连载,是反映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清廷极端腐败的社会现状的新的通俗社会小说。在小说中,一个总理衙门的大臣竟卑鄙无耻地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了他罢!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小说的内容“零距离”地观照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民众中发挥着启蒙作用。
《新小说》多用浅易文言甚至白话刊行宣传反封建、倡导自由思想的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符合当时广大民众痛恨腐败政府、要求铲除专制统治的强烈的政治情感,因此深受普通民众欢迎,创刊号印出后不到半个月就已“销售殆罄”,不得不“加工急速再版”。梁启超后来也追忆说:“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
促成中国传统小说
从“小道”变为“大道”
《新小说》在近代期刊史上有首创之功和示范作用,可视为近代中国粗具规模的新型小说刊物的发端,对于清末“救亡”、“启蒙”、“新民”的贡献至大;它促成中国传统小说从“小道”变为“大道”,由“附庸”变为“主导”,对清末小说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之后的1902—1911年间,受《新小说》的影响而创办的小说杂志不计其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谈到:当时的小说杂志都是模仿《新小说》的。如《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中外小说林》等,刊物的主编者身份、背景虽各有不同,但是其办刊宗旨却与《新小说》十分相近,都是利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批评社会,启蒙大众,培养新道德,改良群治。《新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开始,象征了一个文艺杂志时代的来临,在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