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研究运用统计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 2010—2019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馆藏的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童书为样本，分析近 10 年中国引进日本童书的现状、特点和代表性作品，并对中文童书出版创新和“走出去”的可行途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童书；出版；海外传播；日本
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在连续20年的增长态势下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图书市场，其中童书市场的迅猛发展是中国图书市场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根据图书咨询机构“开卷”监测数据，中国童书市场占据图书市场的码洋比重从20年前的倒数第2位如今已经发展到第1位，成为中国图书市场的主要门类之一。
在中国童书市场中，从海外翻译出版的引进版图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2018年，我国童书市场中外国作家作品的比重达到31.48%，其中日本在我国童书引进作品码洋比重中排名第3[1]。这足以说明日本童书在我国童书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以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馆藏为基础，根据统计，2010年到2019的10年间，我国共翻译出版日文童书2324种，保持在平均每年232种左右。从历年引进的日本童书数量分布来看，2010-2016年保持快速增长，2017年以后受国家书号管控的影响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着较大规模。
图1 2010-2019年翻译出版的日本童书数量
1 绘本、儿童文学与科普百科类图书是引进版日文童书的最主要形式
随着我国消费需求愈加多样化、个性化，童书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和细分，依据兴趣、年龄、功能的分类，儿童阅读变得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这同样体现在引进的日本童书品类上。统计在内的2010-2019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童书中，绘本类有1235种，文学小说类592种，科普百科类192种，童书中的“三大金刚”——绘本、儿童文学、科普/百科三类共占据引进的日本童书总数的86%。
图2 2010-2019在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童书类型
绘本是极易被儿童接受和阅读的形式，以丰富多彩的图画和精练优美的文字在儿童早期阅读推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开发阅读欲望的重要手段，也具备较强的教育功能，在近些年成为童书细分市场最具成长力的品类。根据“开卷”公司监测数据，绘本/漫画/卡通类童书在2018年已经与少儿文学在我国童书市场所占的比重不相上下。在统计在内的我国引进版日本童书中，超过一半（54%）的图书以绘本形式出版发行，在引进数量排名前10的11位作家中，有7位均为日本儿童绘本作家，足见绘本作品的发展势头之盛。
我国引进的日本绘本主题丰富，品质较高，多为获奖作品。从主题来看，覆盖了“品格培养”“情绪管理”“创意想象”“生命教育”“爱与分享”等多个主题。以代表性原创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为例，它在日本被誉为是“一个关于生命、关于爱的伟大寓言，一本读了100万次也不会厌倦的经典名作”，其作者佐野洋子2003年凭此被日本天皇授予紫绥褒章，这是日本政府为了表彰有杰出贡献的艺术家所设立的国家荣誉。2004年《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在国内首次由接力出版社发行，目前销量已超过100万册。在其他主题同样具有代表性的绘本还包括村山知义所著的《萝卜回来了》，该绘本曾荣获全国（中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一等奖；以及国松江里露所著的《我不乱发脾气了•小猪哼哼》系列，该系列是长销日本22年的经典儿童情绪管理绘本。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引进的绘本童书多为单本，仅有23%（278种）为系列绘本。在系列绘本中，以宫西达也的作品数量居多，主要代表作有《宫西达也恐龙系列》《宫西达也超人系列》，系列绘本与单本相比，具有更强的读者黏性，内容表达也更为丰富。
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中国翻译日本童书的重要品类，黑柳彻子所著的《窗边的小豆豆》是我国童书“引进来”的代表。作为日本影响20世纪的儿童文学杰作，《窗边的小豆豆》被我国教育部选入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此书讲述了作者黑柳彻子上小学时一段真实的故事。自2003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发行以来，其中文简体版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100万册，连续10年名列“开卷”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在2017年和2019年位居少儿榜单首位。从日本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销量普遍较好，曾被国内出版社多次发行。例如新美南吉所著的《去年的树》在4年间被6家国内出版社相继出版，仅在2017年就被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和北京日报出版社三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由于其较强的读者感召力也被重新制作为绘本的形式来发行，《小狐狸阿权》和《窗边的小豆豆》等代表性儿童文学作品都以文学作品和绘本作品同时存在。
教育价值和课外阅读拓展能力是许多家长选购儿童图书的考量因素，在科学启蒙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社会环境中，科普百科等知识性非虚构作品是童书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日本童书的过程中，吸收日本科学教育的成果和经验，科普百科类童书也受到极大的欢迎，主题涵盖了历史地理、生活常识、生物世界、人体奥秘、科学技术以及宇宙探索等方向。例如，由关慎太郎等人所著的《诞生了•生命的故事》系列是来自日本的生物科普类绘本，2016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引进发行。伴随着教育焦虑和家长对各个阶段儿童教育的重视，益智游戏和少儿教辅类童书同样受到追捧。
虽然以图书为载体的漫画作品在引进数量上不算很多，但是动漫作为日本现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象征性符号之一，漫画作品依然有着强势影响力。基于《名侦探柯南》《樱桃小丸子》《火影忍者》《银魂》等知名动画动漫IP打造的漫画书使得经典动画片以图书的形式再次实现价值创收，成为日本动漫产业生态链中的一环。
2 现当代童书作家和绘本作家是日本童书翻译出版的主要对象
相比于海外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与浓厚兴趣，在童书出版领域，日本现代作品和当代流行作家已经拥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符号。
2010-2019年，共有1304位日本童书作者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到中国，其中作者作品被出版两部及以上的有1020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童书作者作品数量排名前10中，除了日本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为团体外，其他均为个人。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童书的作者主要是当代作家，其中以绘本作家为主。
日本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是专业的拍摄片制作团队，其主要作品包括《奥特曼》系列动画和《哥斯拉》系列动画。该公司借助《奥特曼》系列的影响力和受众基础直接参与童书行业。近10年来，日本圆谷制作株式会社每年围绕“奥特曼”这一IP，以漫画、连环画、益智游戏书等形式出版了多种图书并被中国引进，仅在2013年，安微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引进发行了4个《奥特曼》系列丛书共计29本。除了日本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以外，日本动画株式会社的《新世界福音战士》《火影忍者》《名侦探柯南》《空之境界》等知名动画IP同样以动漫、连环画的形式引入国内。
日本儿童文学大师也是被引进的重要代表，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石并桃子曾评价：“北有宫泽贤治，南有新美南吉。”宫泽贤治善于以诗化精致语言，描绘出浪漫唯美的意象，他的很多作品被编入日本的中小学国语教材，被誉为是“日本的安徒生”。新美南吉则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重要的童话作家之一，他的童话极具人情味，重视故事性，其作品《去年的树》入选我国人教版和教科版4年级语文教材。为纪念新美南吉设立的“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奖”是日本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宫泽贤治和新美南吉的作品在中国也极具影响力。
表1 2010-2019年中国翻译出版日本童书作者的作品数量排名
| 排名 | 作者姓名 | 出版数量 | 作者身份 |
| 1 | 日本圆谷制作株式会社 | 42 | 拍摄片制作团队 |
| 2 | 新美南吉 | 36 | 现代儿童文学作家 |
| 3 | 宫西达也 | 32 | 当代绘本作家 |
| 4 | 五味太郎 | 28 | 当代绘本作家 |
| 5 | 安野光雅 | 22 | 当代绘本作家 |
| 6 | 木村裕一 | 20 | 当代绘本作家 |
| 7 | 秋山匡 | 19 | 当代绘本作家 |
| 8 | 宫泽贤治､竹下文子 | 17 | 宫泽贤治:近代儿童文学作家;竹下文子:当代儿童文学作家 |
| 9 | 楠茂宣 | 16 | 当代绘本作家 |
| 10 | 岩村和朗 | 14 | 当代绘本作家 |
绘本作家是日本儿童图书创作队伍中不可忽视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政府和教育界大力发展绘本，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绘本作家，宫西达也和五味太郎等人是日本绘本作家的代表。宫西达也的作品充满天真趣味，以温馨诙谐的故事和充满力度的画风独树一帜，在创作的同时，他还致力于绘本的推广工作，走遍日本为孩子、家长作绘本演讲。宫西达也本人曾担任中国首届原创图画书大赛评委，并参与推动了中国绘本阅读的新高潮。五味太郎是日本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绘本作家，他自27岁时开始创作图画书，至今已出版了300多种，2010年到2019的10年间，他的作品被国内14家出版社翻译出版总计78种，主要作品包括《谁吃掉的》《谁藏起来的》等。
日本优秀当代童书作品的产出得益于其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在庞大的日本童书作家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创作大师。在我国翻译出版日本童书作者作品数量排名前10中的7位绘本作家多为接受过良好美术教育的专才，其中有5位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等专门的艺术和美术学校，现代专门化分科教育和培养体系的运转为日本优质原创本土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3 综合出版社凭借成熟的引进模式是日本童书翻译出版的主要机构
在碎片化阅读对图书出版业的冲击之下，以儿童为主要受众的童书市场由于其独特性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我国综合性的出版社也纷纷加入对童书市场的争夺。目前我国现有的580余家出版社中，完全未涉足童书出版的仅有30余家。根据“开卷”公司统计数据，我国专业少儿社在童书市场的码洋占有率之和尽管居于主流地位，但近年来占有率已连续下降，非专业少儿社逐渐成规模。
在日文童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也呈现这样的趋势，2010-2019年间，我国共有174家出版社参与日本童书的翻译出版，出版种数排名前10位的分别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新星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青岛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其中仅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主要受众是儿童和青少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我国第一家以儿童少年为读者对象的专业童书出版社，引进了安房直子《幻想》系列小说、竹井史郎《和爸爸妈妈一起玩》系列绘本等作品。
表2 2010-2019年我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日文童书种数排名
| 排名 | 出版社 | 出版种数 |
| 1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35 |
| 2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141 |
| 3 | 连环画出版社 | 115 |
| 4 | 新星出版社 | 111 |
| 5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109 |
| 6 | 青岛出版社 | 72 |
| 7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70 |
| 8 | 接力出版社 | 64 |
| 9 | 南海出版公司 | 62 |
| 10 | 少年儿童出版社 | 55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出版结构以社科、文化教育为主体，以少儿、美术为辅导，是非专业少儿社的代表，根据“开卷”公司2016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已在全国580余家出版社中，排名第1位[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参与策划了一系列日本童书的引进与出版，以绘本和文学作品为主，代表作品包括广川沙映子《睡前故事》系列以及谷口国博《我的家人》系列等。
对于综合性出版社而言，凭借其品牌力量对接国外出版机构和知名作家，直接引进日本畅销或者获国际奖项的精品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模式非常成熟。在中国教育市场和阅读推广活动积极向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的过程中，本土原创作品相对式微，在国际光环加持下的引进版图书极易受到为孩子选购童书的中国家长的欢迎，拥有可以预见的稳定可观的收益回报，因此，大力发展引进版图书是进入童书市场的捷径。
此外，当前有大量的日本出版社进入中国创办出版机构，将版权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成为日本童书在海外本土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讲谈社和白杨社。日本讲谈社在中国创立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窗边的小豆豆》和《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等知名作品均由该公司出版。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则是由日本规模最大的儿童专业出版社白杨社于2004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子公司，其中北京蒲蒲兰绘本馆是日本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绘本店铺，并率先将绘本引进。通过国内持续举办各种活动，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中日童书沟通的桥梁。日本的图书发行龙头企业——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日贩）也在中国成立了北京书锦缘有限公司，主要担当连接日本出版社和中国出版社的销售渠道，引进了一大批日本优秀童书版权。
4 引进版日本童书的繁荣对中文童书海外传播的启示和借鉴
海外版权输出是日本出版业的重要战略。根据日本公益社团法人全国出版协会《出版指标年报2019》统计，2018年日语图书出口额前3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美国、中国大陆，2013年至2018年的6年间，日本每年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维持在10-13亿日元之间，基本保持稳定[3]。从中日图书贸易市场来看，通过对国家版权局2010 -2018年全国输出/引入版权汇总表统计可知，中国在与日本的图书版权贸易中逆差较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对日图书版权输出呈现上升态势，但总体仍处于劣势。
图3 2010-2018我国对日图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变化趋势
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地缘文化纽带和相近的文化基因，中国元素作品在日本有较好的受众基础，日本是我国儿童图书对外输出的重要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以及国家二胎政策红利，可以预见我国童书增长势头仍将持续，因此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日本童书“走出去”经验值得我国参考。
提升国内原创童书质量是中文童书走向国际的关键。日本童书海外输出能力保持国际领先的基础是其持续不断的原创作品的生产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致力于实现从经济大国到文化大国的战略转移，制订和实施“文化立国”战略，主要包括建设大型国立文化基地，增强文化对外辐射能力，构筑与文化政策相配套的环境政策、观光政策和产业政策，完善著作权益制度，丰富国际出版合作形式和积极实施版权输出的本土化策略等方面的内容。在政策引导、财政支持、资源整合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4]。政策扶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漫画和动漫等流行文化的发展，诞生了丰富的优秀超人气作家和超人气作品。
反观中国国内儿童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基于出版利益的考量，多选择“拿来主义”，畅销的优质的儿童图书多被引进版垄断。虽然我国为中文出版物打开国外市场设立了许多资助项目，但是出版产业作为“内容为王”的产业，从供给端提升精品原创童书的质量是中国童书走向国际的基础，其中关键在于推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和营造有利于原创图书产出的政策环境。
其次，是立足于儿童观的出版理念，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创作和出版儿童喜欢的图书，坚持将儿童本位作为本土童书“走出去”的创作理念基石。二战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和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儿童也逐步作为与成人分离而独立存在的个体受到重视。在此基础上，日本社会进一步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和重新定义儿童这个群体。以佐佐木洋子、丰田一彦和五味太郎等人为代表的日本童书创作者，改变了以成人姿态去说教的传统，从儿童视角激发儿童兴趣，用儿童主动接受的方式处理童书叙事形式，关注培养和激发儿童的审美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5]。相比之下，我国的童书出版理念带有强烈的教育色彩，对话意识的薄弱以及成人式的说教性导致童书趣味性不强[6]。此外，我国童书买方市场强调童书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却忽略了童趣，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原创性童书的出版突围，也不利于本土童书提升国际影响力。在童书的创作过程中，应增强本土童书的趣味性，尽量弱化说教的成分。
再次，对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包括但不限于绘本形式的再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进行童书化改编。绘本已经成为儿童阅读中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覆盖年龄广泛，可读性和艺术性强，“漫画化”和“绘本化”是日本童书向国外输出作品的重要手段。日本国内的出版社也经常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创作和改编来生产中国主题的内容产品。独具魅力的中华传统文化为童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避免直接输出带来的文化异质感，与海外市场的需求相对接进行主动转化，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绘本化的再创作，对传统文学进行童书化的改编是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童书作品和提升中文童书国际影响力的路径之一。
最后，结合当下媒介形式和环境不断变化的态势，借助技术进步创新童书阅读形式和场景，开发创新型出版产品、做长文化产业链同样是我国本土童书“走出去”的发力点之一。绘本作为时兴的童书品类，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除了进行绘本化再创作之外，应针对儿童群体阅读特点创新适宜儿童阅读的新形式。相关研究表明，出版业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促进了出版物与数字应用的融合，网络交互式阅读将成为未来童书阅读的新体验，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今儿童群体更倾向于互动式阅读[7]。日本“玩偶读书会”通过AR导入技术出版创新，基于儿童阅读行为的特点设计相应具备游戏特点的新型态出版产品，是促进儿童阅读兴趣的新尝试[8]。对处于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童书出版市场来说，如何用科技手段赋予童书更多的阅读乐趣和提升阅读体验，开发童书新品类和童书阅读的新形式、新场景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蒋艳平.童书市场数据解读报告.[EB/OL].[2020-01-23].https://new.qq.com/omn/20190509/20190509AOHU29.html
[2]杨毅,等.网店市场份额超越实体店:开卷2016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J]出版人,2017(01):28-29
[3]陈建明.2018年日本出版业发展状况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08):94-97+107
[4]诸葛蔚东,仝冠军,李锐.日本大众类图书进入西方市场的途径和启示[J].出版广角,2014(012):15-18
[5]周霞.日本低幼儿童图画书出版主要特征研究[J].出版科学,2019,27(04):111-116
[6]王蕾,王泉根.中国儿童图画书的原创出版突围[J].出版发行研究,2019(10):40-43
[7]蒋希娜,黄如民,黄心渊.游戏化数字童书出版策略研究[J].出版科学,2017,25(2):73-78
[8]陈佳沁.日本儿童阅读促进项目“玩偶读书会”:嬉戏､幻想与主动性阅读行为养成[J].出版科学,2019,27(6):11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