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丹丹、胡雪敏、彭慧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对“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主题涉及的五个论题进行综述与述评：（1）我国出版学一级学科建立的依凭：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的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我国出版学学科建设具有载体、技术、符号（文化）、书籍形制的历史依凭；出版学科积累的成果表明，出版学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学科体系；我国出版学科已经达到一级学科建立的标准和条件。（2）目前国外出版教育现状：美国出版教育分为三个类别——本科设置的出版专业、暑期专业证书班和硕士研究生；国外目前有 13 个国家的 76 所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本科教育课程，26个国家的 124 所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12 个国家的 50 所高校开设有出版专业（或方向）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3）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出版学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性、已形成开放包容的学科生态系统、具有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相互作用的特性。（4）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专业方向设置：可以设置“基础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现代出版技术”4个专业方向和出版史、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经济、出版管理、出版技术 6 个研究方向。（5）出版学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历史责任。
【关键词】出版学；一级学科；建立依凭；国外出版教育；学科特性；专业方向设置
2020年7月31日，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编辑部、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下文简称“论坛”）成功在线召开。论坛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出版科学》杂志主编方卿教授主持，本次论坛吸引了全国50余所高校的450余位专家学者、学科建设管理人员和师生参会。论坛嘉宾围绕“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这一主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以下5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即我国出版学一级学科建立的依凭、目前国外出版教育现状、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专业方向设置以及出版学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历史责任。
1 我国出版学一级学科建立的依凭
1.1 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的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1]
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教授在题为《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的报告中指出，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活动是出版学科建设的沃土，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出版业也是中国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一级学科体系是巩固并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学科建设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出版学一级学科就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发展的急需学科。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一级学科是党更好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齐心协力实现国家富强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1.2 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具有深厚的载体、技术、符号（文化）和书籍形制的历史依凭[2]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万安伦教授在题为《论出版学科建设的历史依凭和现实责任》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在载体、技术、符号（文化）和书籍形制4方面的探索大成是出版学科建设的历史依凭，也是现实责任。
载体依凭：中国在出版载体探索方面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硬质出版时代，竹简木犊是硬质出版载体顶峰式成果。进入软质出版时代，中国又探索出兽皮、绢帛和植物纤维纸三种软质出版载体。中国在出版载体方面的探索大成，是出版学科建设的载体基础和历史依凭之一。
技术依凭：硬质出版时代的出版技术主要是“刻”“铸”，软质出版时代的出版技术主要是“抄”“印”，虚拟出版时代的出版技术主要是“录”“显”。中国出版技术的系列发明和持续创新，为中国出版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逻辑依凭。
符号依凭：符号依凭其实就是文化依凭。文字出版符号的发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字出版符号的连绵不断正是我国出版学科建设的符号依凭和文化逻辑。
书籍形制依凭：中国古代曾探索出诸多书籍形制，如简策装、折叠装（绢帛）、卷轴装等，又吸收梵夹装、胶钉装等外来书籍形制，这为出版史、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的构建奠定基础，也为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书籍的形制，后来又为报、刊形制所继承和发展。当下，虚拟出版时代，电子书、有声书、数字书等新的书制和形态方兴未艾、变动不居，值得关注和研究。
1.3 出版学科成果的积累表明，出版学己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学科体系[3]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陈丹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坚守与开放：从近十年出版研究热点看出版学科方向及其未来发展》的报告。将出版学领域7种CSSCI来源期刊（《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中国出版》）2010年到2019年刊发的19886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计量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近十年间，出版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可持续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热点包括数字出版、学术期刊、出版产业、编辑工作、版权等，并初成体系。同时，出版学领域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出现了知识服务、全民阅读、主题阅读、人工智能等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这些研究成果为出版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学科研究成果的积累表明，出版学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科体系。
1.4 从一级学科建立的成熟标准来看，我国出版学科已达到各项条件[4]
王关义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其成熟的标准应该具备6个条件：高素质的学者队伍、高水准的科学研究、较高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较高的学生培养质量、完备的学生培养环境保障和高质量的社会服务。目前，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已经具备这6个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出版学有条件也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6]。
2 目前国外出版教育现状
2.1 美国出版教育概况[7]
美国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出版系练小川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美国出版教育概况》的报告，报告系统介绍了当前美国出版教育概况。美国出版教育始于1947年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的拉德克利夫出版课程（Radcliffe Publishing Course），该课程旨在为妇女提供接受大学教育和就业的机会——通过学习速记和校对技能后，能进入出版社工作。美国出版教育分为三个类别，一是英语系本科设置的出版专业；二是暑期专业证书班，培养对象包括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职出版专业人员；三是硕士研究生。
2.1.1 英语本科出版专业（Undergraduate Publishing Programs）
英语本科出版专业知名的有两所大学，一所是纽约市立大学英文系内设置的出版证书班，该证书班由作家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于1998年创立，隶属英文系。该证书班为英文系的学生提供一部分出版课程，课程设置非必修课，学生可以选修证书班中与出版有关的课程，历史相对悠久。另外一所大学则是位于纽约郊区的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英语系为学生提供4个本科专业：英语文学（Literatures in English）、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出版学（Publishing Studies）、青少年文学（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2.1.2 署期专业证书班（Summer Certificate Programs）
暑期专业证书班有4所大学非常有名，即耶鲁大学出版课程（Yale Publishing Cours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课程（The Columbia Publishing Course）、纽约大学出版课程（NYU Summer Publishing Institute）、丹佛大学出版课程（Denver Publishing Institute）。
耶鲁大学出版课程：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课程（Stanford Publishing Course）延续而来，后者于2009年停办；2010年，前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总监蒂娜•C.维纳（Tina C.Weiner）创立耶鲁大学出版课程，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课程的继续，隶属耶鲁大学国际事务办公室；2017年，耶鲁大学出版课程转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成为企业高管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该课程面向相关领域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相当于国内的出版总裁班。耶鲁大学出版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针对图书行业（Leadership Strategies in Book Publishing）；一个针对杂志行业（Leadership Strategies in Print and Digital Media），授课时间各为一周，授课老师多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承担，学员国际化。课程费用2周共5850美元（含书籍资料费和生活费）。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课程：隶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前身为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出版课程。2000年，拉德克利夫出版课程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该课程时间为6周；授课对象是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该课程录取要求相对较高，每年平均申请人数为350人，实际招收名额仅为110人，竞争较为激烈。课程费用6周共8661美元（含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纽约大学出版课程：始于1978年，隶属纽约大学实用研究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授课时间为6周；课程分为三个方向，即图书出版、杂志出版、数字出版；授课对象是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6周学杂费5400美元。
丹佛大学出版课程：该课程始于1976年，迄今培养了4000名学生，目前广泛分布于美国出版业。授课时间为4周；授课内容仅针对图书出版；授课对象为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4周学杂费4810美元。
2.1.3 硕士课程
美国出版硕士课程重实用，多为晚上与周末课程，方便学生白天工作。课程侧重能够尽快找到工作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开设出版硕士课程的高校主要有：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罗斯蒙特学院（Rosemont College）以及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西蒙-佛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在学位授予上，佩斯大学、纽约大学授予科学硕士（MS in Publishing），爱默生学院和罗斯蒙特学院则分别授予出版与写作文学硕士（MA in Publishing & Writing）、出版文学硕士（MA in Publishing）；在师资分布上，纽约大学所有教师都是出版专业人士，爱默生学院大部分教师是出版专业人士，佩斯大学大部分教师是出版专业人士，罗斯蒙特学院所有教师都是出版专业人士，西蒙-弗雷泽大学教师包括学者和出版专业人士。
2.2 国外出版学本、硕、博学科体系建设概况[8]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国外出版教育的现状及启示》的报告。报告统计了各国高等教育专业名称中含有“出版”这一词汇或属于出版范畴的专业，系统整理了出版学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在国外高校的开设情况及特点。其中，专业课程内容涉及出版、但专业名称中没有出现“出版”，也没有明确的出版研究方向的专业则未列入统计范畴，如英国斯特灵大学的数字媒体专业、美国纽约大学的数字传播与媒介专业、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媒体艺术与技术专业。
（1）国外开设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课程情况
目前，国外有13个国家的76所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本科教育课程。其中，美国有17所，英国10所，加拿大4所，澳大利亚4所，德国7所；此外，还有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法国、意大利、南非、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8个国家开设了出版专业本科教育。
（2）国外开设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情况
目前，国外有26个国家的124所大学开设了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4国有62所高校开设该专业，俄罗斯、荷兰、立陶宛、克罗地亚、波兰、斯洛文尼亚、南非、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马来西亚、印度、肯尼亚、哈萨克斯坦、爱尔兰、乌克兰、捷克、保加利亚、韩国22个国家有62所高校开设。这些国家的出版硕士教育包括多个层次，如美国的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分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硕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等不同类型。英国分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授课式硕士、研究式硕士4个不同的层次。在学位授予上，有授予文学硕士（MA）、理学硕士（MS），也有授予艺术学硕士（MFA）的。
（3）国外开设出版博士研究生教育课程情况
目前，国外有12个国家的50所高校开设有出版专业（或方向）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包括英国15所高校，如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s University）、爱T堡龙比亚大学（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美国9所高校，如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a University）；瑞典、加拿大、荷兰、俄罗斯、肯尼亚、德国、立陶宛、法国、捷克、南非10个国家的26所高校。博士教育项目主要分为直接用出版作为专业名称和用出版作为专业方向两种。如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出版博士专业，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在英语语言文学下开设的书籍研究方向。
从美国出版教育概况和当前各国出版教育现状来看，国外出版教育已经建立了较为系统、专业、成熟的学科体系。借鉴国外出版教育的经验和特点，亟须完善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标》之中，提高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形成稳定的出版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和学术型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
3 对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探讨
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在涉及出版学学科特性的论题时，明确提出出版学具有学科交叉属性、已形成开放包容的学科生态系统，同时，还具有出版学独有的出版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特性。
3.1 出版学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又特性[9]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世界范围内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出版学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学科间不再局限于单纯某一领域的研究，而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Prigogine）早在1980年代就曾指出，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大转变的年代，很多新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才能解决[10]。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把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最优化的组装，使其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潜能。学科交叉融合意味着学科分化与综合相结合，这样既可以提高现有学科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可以衍生出更多新的学科生长点。纵观世界科学发展史，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大多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扬长避短、优势叠加，打造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优势学科群，是提升学科竞争力的关键。王关义教授、陈丹教授、徐丽芳教授在本次论坛报告中均提出出版学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性。
3.2 出版学的吸收学科与扩散学科清晰，已形成开放包容的学科生态系统[11]
陈丹教授的研究团队运用引文分析法，针对出版学领域的7种CSSCI来源期刊2010-2019年间的34764篇有效被引文献，通过测量学科吸收度与学科扩散度两个变量指标来反映出版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交叉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出版学的高吸收度学科为新闻传播学（吸收度21.51%），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吸收度16.60%）；（2）出版学的高扩散度学科为新闻传播学（扩散度24.99%、经济学（17.81%）、法学（12.84%）；（3）出版学已与其他学科形成开放包容、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系统。
3.3 出版学具有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相互作用的特性[1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徐丽芳教授作了题为《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主题报告。报告指出，当前，一些领军型的出版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纷纷建设自己的博士后工作站、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出版业界越来越多地需要出版学的理论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助力。如2019年，新华文轩和时代出版不约而同与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开展合作，共同研究媒介融合与出版融合问题，且时代出版已经就此项目作了立项安排，目前已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对于出版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讲，科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课题和研究问题应该来自出版实践，直面出版实践工作中的科研需求。
4 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的专业方向设置问题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出版科学》主编方卿教授指出，学科和专业，既是学术范畴，又需要“官方认可”。一般而言，只有进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本科专业目录》）的研究领域，才称得上是学科或专业。进入上述两个《目录》中的学科或专业，一般都可以自主设立下位类的专业方向。专业方向的合理设置，是出版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4.1 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基本规定性[13]
专业方向的设置大致应该遵循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学科或专业的规定性要求，二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规定性要求，三是办学单位人才培养目标和条件的规定性要求。其中，学科或专业的规定性要求，应该成为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重点。要科学设置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必须科学定义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和准确界定其研究内容。专业方向的设置，原则上要获得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大致认同，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要尽量避免想当然和随心所欲；一些新的专业方向的设置，建议进行严格论证；业已设置的专业方向，建议进行持续培育，而不是追风逐浪，随意调整。
4.2 出版专业方向设置的构想[14]
自1980年代中叶以来，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研究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出版理论与实践（或应用）路径，如出版基础理论、出版应用理论和应用出版业务与技术（宋原放，1986[15]）等；二是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路径，如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许力以，1991[16]）。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建构出版学专业方向的路径，学界是有某种默契的[17]。
按照学科专业方向设置的规定性要求，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构想：可以设置“基础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现代出版技术”四个专业方向。这一构想，沿着上述第二条路径，即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展开，以出版业务流程为主线，兼顾流程各环节的共性学理问题。其中，编辑学和发行学以出版业务环节命名；现代出版技术，则是以出版业务流程中的印刷环节为主，综合考虑数字出版发展而设立；基础出版学，则是考虑到出版流程涵盖不了的共性问题而设立，对其他三个方向具有一定的统领价值。这一构想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两条路径”的有效融合，以“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为主线，融合了“出版理论与实践”标准。
4.3 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应该包含的研究方向[18]
王关义教授认为，出版学一级学科方向的设置，具体应该包含6个方向：（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出版活动源远流长，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史（培养出版史人才）；（2）从对出版活动的思考和不同认识出发，又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思想，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思想（培养出版思想人才）；（3）从出版活动的目的来看，它是人类社会各种知识的表达和传承，因此，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理论（如出版策划、编辑、校对等方面的人才）；（4）从出版活动的可持续性来看，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经济（培养出版经济人才）；（5）从出版企业和出版单位角度考虑，不同的人财物、信息、时间等要素资源的占用，必须考虑这些资源的科学配置，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集成的效能，又涉及资源的管理问题。因此，出版学科应该研究出版管理（培养出版管理人才）；（6）从技术支撑的角度看，人类的出版活动在不同时期又都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对出版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出版技术（培养出版技术人才）。
4.4 出版学学科建设离不开出版史学的构建[19]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主编范军教授在题为《出版史学的建构与出版学学科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出版学的学科建设离不开出版史学的建构，成熟的出版史学是出版学得以建立的重要支柱之一。横向审视与出版学相近的一些学科，相关的历史研究及其学科设置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学之所以独立成学，新闻史在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一这从新闻学全国性的一级学会是新闻史学会而不是新闻学学会或新闻学会这一事实中可窥端倪。相比其他相近的学科，史的重要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图书史之于图书馆学，文学史之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史之于文化学，教育史之于教育学科的关系。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出版学一级学科，需要把出版史提到重要的位置，赋予更加重要的职能和使命。与会嘉宾王关义教授、周蔚华教授、李频教授等，也指出出版史学研究对于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可或缺。
出版史学的内容版块包含两项：一是各类中外出版史的编写和研究；二是对出版史理论的综合提炼与概括，即对出版史研究和对出版史研究的研究。从第一点来说，国外出版史的研究，至今仍有很多空白，研究亟待深化和开掘。即使中国出版史，虽然已经有大大小小的出版通史，各个时期的断代出版史，也还有出版区域史、专题史、专门史，但是出版史学理论研究没有跟上，缺乏历史总结和哲学思辨。与此同时，出版史其他的薄弱环节也还不少。目前，我国还没有很像样的中国出版经济史、中国出版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出版技术史、出版社会史、出版制度史、出版法制史、出版思想史、大学出版社史等领域，还有较大开拓空间。
出版学专业方向的科学设置，一方面需要依靠出版学自身的健康发展，需要学科发展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还需要出版学术共同体有意识地努力建构、主动作为[20]。
5 出版学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历史责任
5.1 对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21]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研究处蒋建民处长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在论坛上梳理了当下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申报需要梳理和论证的4个问题：（1）需要进一步研究梳理出版学自身的知识体系；（2）进一步厘清与相近学科的关系；（3）进一步论证出版学人才单独培养的必要性；（4）进一步论证出版学于出版业和出版工作之间的关系，通过设置出版学的一级学科，对于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加强出版工作、建设出版强国，具有重要推动意义。4个问题的梳理引起与会嘉宾的强烈共鸣。
5.2 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22]
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决定这一门学科是否立得住，是否能够被社会认定。一门学科能走多远，能飞多高，与它的基础理论研究直接相关[23]。
《新闻春秋》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蔚华教授在题为《出版学应该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的报告中提出，出版学科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1）出版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要回答出版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在出版融合条件下，出版的边界在哪里？出版与其他媒体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2）贯穿出版学始终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是什么？其基本矛盾是出版物的供求矛盾还是出版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3）出版学的要素及其知识体系如何构成？（4）回答出版的功能问题，不仅要重视出版的传播功能，还要重视其信仰功能。李达在人民出版社创社时说到：“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最根本的使命，恰恰是坚定信仰、宣传共识[24]。
5.3 出版理论学人应具有的问题意识与专业追求[25]
《现代出版》杂志副主编、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李频教授提出，出版理论学人的问题意识，具体分为三层含义。第一层也即广义的问题意识，是指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编辑出版理论领域面对的行业与产业、专业与学科等方面难以解释清楚的难题而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总称；第二层也即狭义的问题意识，是指第二三代编辑出版理论学人在数字传播时代如何批判扬弃第一代编辑出版家的研究传统，以更有效地解释数字时代的编辑出版理论问题，这是狭义的；第三层也即更狭义的问题意识，是指编辑出版的焦点问题，或者说编辑出版理论的焦点问题域。第二三代编辑出版理论学人是相对第一代编辑出版理论家提出，第一代编辑出版理论家泛指1980年代至2008年间在编辑出版理论领域中做出切实建树的人，如戴文葆、阙道隆、巢峰、陈盺、刘光裕等[26]。
专业追求分别指在理论品质上追求专业性和从理论对象上追求专业性。要自觉于人文社科的专业逻辑，要摒弃意见发表性的理论。数字时代数字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极致传播力，正因为数字时代的极致传播力，所以我们在数字时代做研究，要对理论问题刨根究底，追求极致；直面、主攻焦点问题，因为焦点问题决定理论的深度、广度和精度。同时，出版学还要重新规划理论路径[27]。
5.4 出版学学科需要一批像威尔伯•施拉姆一样的学者[28]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他创建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机构，编著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施拉姆在20世纪上半叶，综合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科，博采众长的同时，也创建了功能学说，提出传播学不仅有意识形态功能和文化功能，还有经济功能。在这一点上，出版学与传播学之间具有学科交叉性。
徐丽芳教授认为，出版作为一个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要素的复杂的、专门的人类活动，需要吸收各个学科尤其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计算机、信息科学甚至包括与阅读相关的脑科学等。出版学的学科理论，需要出版学领域的学者具有自觉意识去构建。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可能需要一位甚至一批像施拉姆这样的学者。
5.5 出版学需要开展更为广泛的学科间交流与中外学术成果的吸收[29]
当前，出版学科之间小的领域交流如出版史学者之间的交流比较多，但是跨出小同行之外，研究出版史与新媒体、数字出版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充分。学科必须要在同时代包括国内国外以及代际之间有交流、有传承，才可能进步。出版学人在默默承担学科理论构建这样枯燥、乏味、烦琐的工作以后，从微小的打造核心概念到推展成比较严密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吸收学科之长、中西之长，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版学科能够做到平视古今中西，迎来学科光明的未来。
注释
[1][4][9][18]王关义.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2]万安伦.论出版学科建设的历史依凭和现实责任[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3][11]陈丹.坚守与开放:从近十年出版研究热点看出版学科方向及其未来发展[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5]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2019(5):4-22
[6][22]周蔚华.出版学应该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7]练小川.美国出版教育概况[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8]张志强.国外出版教育的现状及启示[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10]系统经济学在中国[OL].[2020-08-15].http://www.doc88.com/p-5724128020899.htmI
[12][28][29]徐丽芳.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学学科建设[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13][14][17][20][23]方卿.关于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思考[J].出版广角,2020(5):13-17
[15]宋原放.关于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J].编辑学刊,1986(1):7-8
[16]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19]范军,李芳馨.出版史学的建构与出版学的学科发展[J].编辑学刊,2020(5):6-12
[21]蒋建民.当下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申报需要梳理和论证的4个问题[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24]夏雨.我党的第一个出版社[J].文史月刊,2009(9):64
[25][26][27]李频.第二三代编辑出版理论学人的问题意识与专业追求[R].出版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