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万安伦、黄婧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2020年是十年一度的学科目录调整年，出版学科建设及目录调整问题进入新一轮的热烈讨论。学科发展历史是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出版学科建设应以出版史作为学科研究的原点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对出版史、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辨析不清，经常混淆使用。其实，出版史既不是书籍史，也不是印刷史和阅读史。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是与出版史存在亲属关系的亲缘性概念，科学严谨地辨析三者与出版史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厘清出版学科建设的发展思路和着力重点。
【关键词】出版学科；出版史；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
人类的出版历史贯穿古今，丰饶厚重。“历史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经过梳理的历史的实践经验。”[1]梳理研究出版史，对出版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先导性和奠基性作用。出版史研究的是出版活动的历史，是基于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一般而言，某一史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应包括对其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内容、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2]。在众多历史学科分支中，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与出版史关系最为密切。通过梳理出版史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窥见出版史在出版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在新一轮出版学科建设中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
一、建设出版学科必须科学界定出版史的内涵和外延
所谓出版，简而言之，就是运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进行结合并产生成果的过程。因而，出版史的内涵可以从出版载体史、出版符号史、出版技术史、出版活动及成就史四重向度深入剖析。出版史的外延则体现在时间的纵深性和空间的跨越性。科学界定出版史的内涵和外延，是建设出版学科的原点性问题之一。
1.出版史内涵的四重向度
出版史见证和记录了人类文明从荒蛮到灿烂的过程。出版史既与历史学“一脉同气”，也带有深深的出版学科特质和烙印。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版史与文明史形影相随，出版载体的变迁、符号的发展、技术的迭代以及因此产生的系列活动和获得的卓越成就共同构成了一部宏伟壮阔的出版大历史。
出版载体史，研究的是以载体变迁为阶段性特征的出版现象。出版载体经历了从“硬质出版载体”到“软质出版载体”再到“虚拟出版载体”的时代变迁，所承载的信息更是从寥寥数字到海量甚至无量存储。出版载体由“硬”到“软”再到“虚”的三大阶段，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标准，出版载体史也是以出版物物理形态变化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出版史的重要视角。以此视角观察，我们可将人类漫长的出版历史粗略划分为“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以柔克刚的软质出版”“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三大阶段[3]。
出版符号史，关注的是出版物内容呈现形式的变化。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技术是人类出版的三大原始要素。出版符号分为“文字出版符号”和“非文字出版符号”两大类。“文字出版符号”包括整个人类历史上各地域、各国家、各民族探索出来的文字符号系统，有象形的、表意的、表音的及综合的。“非文字出版符号”包括视觉出版符号（图画、影像等）、听觉出版符号（音乐、有声书等）、嗅觉出版符号（带气味的出版物等）、触觉出版符号（盲文、触摸读物等）、科学出版符号（数物化公式、脑电图谱等）、多感官混合出版符号（VR/AR/MR等）。出版符号史是从出版的文化属性层面研究出版史，其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出版技术史，考量的是技术的迭代进步对出版的影响。硬质出版时代，人类最初的出版技术是“刻”与“铸”，并伴有少量的“抄”；到了软质出版时代初期，在绢帛和羊皮纸上的“抄”开始成为主要出版技术。而后中国发明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及雕版、活版、套版系列印刷技术，“印”这一出版技术开始发扬光大，相对廉价的植物纤维纸和高效的印刷复制技术沿“一带一路”向全世界传播，受中国活印思想和活印技术的启发，古腾堡印刷机的问世引领全人类的文化走向思想大繁荣大发展。步入虚拟出版时代后，声光电磁、二进制、人工智能、3R（VR/AR/MR）、5G等竞相登场，“录”和“显”的出版技术开始推动出版业态的创新改良。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深度结合，使得出版在技术的更新迭代下呈现新形态和新面貌。
出版活动及成就史，主要考察运用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结合的过程及产生的成就。出版作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活动，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是其兼具的两种属性。因此，古今中外对出版和出版物都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要求。现在我们坚持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之原则[4]。出版活动及成就史，内容较为丰富，包括出版主体（出版人、出版家、出版机构）、出版活动的具体过程（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制作、出版发行、出版传播、出版经营）、出版活动取得的相关成就（出版思想成就、出版作品成就、出版制度成就）、出版活动所依赖的相关条件（出版环境、出版流程、出版创新）等[5]。出版活动及成就史是出版载体、符号、技术这三元素发展历史的大综合与大呈现。
需要强调的是，出版规律的研究则蕴含和内置于对出版载体、符号、技术、活动及成就的归纳和提炼之中。
2.出版史外延的双重维度
出版史的外延可以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来界定。
在时间维度上，出版担负的是标识人类文明和传承人类文化的神圣使命，出版史的时间跨越之大，是书籍史、印刷史所不能企及的。出版史研究的是人类全部出版活动的总和，其时间维度外延体现在，它涵盖的不仅是过去全部的出版历史，还包括正在进行的出版活动，甚至包括对未来出版的前瞻与把握。历史不仅代表已逝，还应融合当下和未来，所谓“过去未去，现在正在，未来已来”。以此维度考察，出版史是极具纵深性的。
在空间维度上，出版史又是跨越国界与语言的。我国的出版史著作多分为中国出版史和外国出版史两部分，将中国与外国的出版历史分别放置于各自的时代进行研究，缺乏在空间维度上的融合思辨。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版的历史发展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各有其特色，在载体、符号、技术、活动、成就、思想、制度等方面均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版史是属于全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是跨越国界、种族而铸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史应是全人类的文化史和文明史。
二、书籍史之于出版史：某种形态的出版物历史与全部出版活动史
出版史与书籍史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研究者一直未有清晰的结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书籍史包括出版史，代表性学者是英国的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他们认为，书籍史“融合了有关书籍的各种研究，如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等全部的历史”[6]。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出版史是所有形态的出版物发生发展史，而书籍史只是某种形态的出版物的发生发展史。因此，笔者持出版史包含书籍史之观点。
1.编连成册是出版物成为书籍的关键要素
要厘清出版史与书籍史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辨析何为“书”或“书籍”，要明确“书籍”的定义、起源及形成要素。
“书”或“书籍”就是按照编连的次序，将书页按规律、有次序编排的出版物。从外在形式来看，既称之为“书”，必然有文图、写印材料并将其编连成册。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作为出版符号的文图、作为出版载体的写印材料、作为出版技术的编连成册，三者构成一本书的基础元素。
殷商中后期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兽骨是我国“书”的早期雏形。其中有一些改制的龟背甲，即将背甲改制成中部有孔的椭圆片（类似鞋底形），考古人员推断殷人可能将甲骨穿成册页。同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墨书或朱书文字，表明殷代已有书写的毛笔和颜料[7]。甲骨上的穿孔，是甲骨按次编排成“书”的重要证据，因此，改制的龟背甲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书”。书史专家钱存训认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筒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8]林剑鸣在《简牍概述》一书中指出：“简牍的使用，最早可能在殷商时代。”[9]周革殷命之后，周公旦对殷商贵族训话：“唯尔知，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由此推断，早在殷商中前期，我国已有简牍，也就是有正式的书籍形制了。
简牍之所以被认定为书籍，是因为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上面以刻或写的方式，用文字符号记录了信息，并加以编连成册。甘肃武威出土的九篇完整的《仪礼》，不是散乱的残简零札，而是完整齐全、具有页码的书册，凡编绳所过之处都空格不写，除表现简册的长度、行款、书写、标号、修制、削改、应用外，还表现该简牍是如何编次成册的[10]。有编有写，连缀成册，方使简牍成为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形制。
人类更早的书籍是两河流域的泥版书，除了具备作为书写材料的泥板和作为书写符号的楔形文字，还将一块块刻字泥板编连成内容有逻辑关联的“书”。主要编连成书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用当时特殊的筹码进行编码串联，其二是后一块泥板的第一行重复前一块泥板的最后一行，这样构成书页的前后顺序，形成泥版书，这是两河流域泥板的“书籍化”过程。对照中国的甲骨书制和简牍书制，我们能够发现，编连成册是形成“书”或“书籍”的关键要素。
2.书籍必定是出版物，而出版物并不必定是书籍
文本和承载文本的物质形态，是书籍的两个最基本特征[11]。书籍以物的形态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其承载的文图符号所赋予文本的文化意义是书籍史研究的另外一层内容。书籍是承载文化意义的出版物的某种形态，但不是全部。出版史比书籍史的研究范围更加广博，源头更为久远，可以与人类文明史比肩。在人类出版早期，书籍尚未出现，因而更无从谈及书籍史。
出版物的最典型代表就是“书”或“书籍”。书籍史的研究起点应以书籍出现作为标志。从这个角度看，古今中外的书籍生产，其实都是典型的出版活动，其取得的作品成就，主要体现在书籍出版物上。而书籍与出版物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书籍必定是出版物，其包含着出版的基本要素。书籍是经过一定的出版技术将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相结合产生的典型出版物，无论是莎草卷、贝叶书、羊皮书，还是纸质书，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和毋庸置疑的。但不是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被称之为“书籍”。古代出版物不属于“书籍”的有很多，如史前的岩画出版物、结绳记事出版物、摩崖石刻出版物、青铜铭文出版物等。即使是现代，也有很多类型的出版物不能被称之为“书籍”，如包装类出版物、张贴类出版物、悬挂类出版物等。
3.出版史范畴大于书籍史
书籍史在研究书籍形态的基础上衍生出许多与书籍文本研究相关的内容。书籍最基础的物质形态应是书籍史研究的起点，在该层面上出版史与书籍史有着共同的研究范围。但出版史研究范畴不仅仅局限于此。
出版史在外延上大于书籍史。目前公认的最早人类出版活动是岩画出版，代表性的是法国拉斯科史前岩画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史前岩画，距今1.2万年以上。这些岩画出版物还不能被称之为“书”或“书籍”，但其具有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四要素，所以属于出版史研究对象。此类还包括结绳记事、单片勒石、青铜铭文等，这些都属于出版史研究范畴，但不属于书籍史的研究范畴。
出版史的历史起点远远早于书籍史。从岩画出版算起，出版史至少有万年的历史，而书籍史则短得多。人类公认的最早“书籍”，是两河流域的泥版书，最早的距今只有5800年。中国的甲骨书制和简牍书制，基本可确定在殷商时期，只有3000多年的历史。
三、印刷史之于出版史：某种出版技术史与全程出版发展史
中国是人类出版技术的原创母国。中国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北宋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元代发明的套版印刷术，这些系列性的出版技术极大改善和提升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模式和文化传播的效率。15世纪中叶，德国古腾堡在中国印刷思想和印刷技术启发下发明机铅活印技术，使得人类逐渐迈入机器印刷时代。印刷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带动出版模式和文明演进范式的翻天变革，印刷史改写了人类中古以来的文明史。但印刷技术终究只是像历史上的“刻”“抄”（刀笔吏）等出版技术一样，属于某种卓越的出版技术，其主体地位注定要被虚拟出版时代的“录”“显”等出版技术取代。印刷史只是某种杰出的出版技术史，而出版史则是全程全域的出版发展史。
1.“雕印”“活印”“套印”是人类出版技术史上的系列革命
硬质出版时代，人类主要的出版技术是“刻”“铸”技术，辅之以“抄”；软质出版时代，人类主要的出版技术是“抄”“印”技术；虚拟出版时代，人类逐渐探索出“录”“显”新型出版技术，目前正在被发扬光大。所谓印刷史，其实就是印刷出版技术的发生发展史。
中国在“印”的出版技术方面独步天下。人类印刷史其实是由中国发端起例的。中国古代在“雕印”“活印”“套印”等系列性印刷技术方面的探索革命及突出成就造福了人类。
人类最早的印刷技术是雕版印刷技术，其基本实现“雕一版而印无穷”的复制理想。“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技文化范畴。印刷又是应用技术，应用技术离不开相关科技和物质条件的支持。”[12]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应用技术，雕版印刷在中国唐代创世发明绝非偶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使得印章、拓印、版画印染这“三印”技术汇流融合，成为雕版印刷技术发明的三大源头。“三印”技术在出版思想、出版功用和复制技术上都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实物借鉴。印章的“转印符号”出版思想、“反刻正用”出版技术、“章为印用”出版功用等为雕版印刷所继承；拓印的“敷纸拓扫”出版形制、“以纸就版”出版范式、“较大平面”版样制式等为雕版印刷所吸纳；版画印染的“刻图敷墨”出版流程、“制版印染”出版样态等为雕版印刷所借鉴[13]。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通过改良雕版印刷费料费工灵活性差的缺点，创制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活字印刷术从制字、排版、固版、敷墨、印刷到贮字等工序，都极为科学。元代王祯又发明木活字印刷技术及转轮排字盘。此后，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印刷技术方兴未艾。清代运用活字印刷技术大规模排印了《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套版印刷是印刷技术的又一台阶式“升级”。套印是在版画印染和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实现在同一版面上印刷出不同的色彩。元代是“弓马天下”王朝，货币流通摒弃金属货币，采用纸币作为全朝全域法币，这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是孤例。元代纸币印刷量大质优，为精美及防伪需要，纸币雕印中逐渐采用“植字”“套刻”等套版印刷技术，套印技术在元代迅速发展成熟。除套印纸币外，至元六年（1340年）还使用朱墨双色套版印制《金刚经》，经文内容为红色，注文内容为黑色，首页配图的灵芝也是朱墨双色套印。明代是套印的繁盛期，套印技术已由朱墨双色发展到五色套印。套版印刷是中国古代系列印刷技术的又一重大发明，值得学术界及社会各界重视。
2.近现代印刷技术发展使得印刷史凸显于出版史
中国发明印刷术后，印刷术通过“一带一路”近传至东亚、南亚、中亚、西亚，远传至非洲、欧洲及世界各地。公元13—14世纪，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与紧随其后传入欧洲的印刷术两相结合，大大改善了此前依靠手抄复制传播知识信息的低效情况。更为重要的是，1450年前后，古腾堡在中国活印思想及印刷技术启发下，探索发明出机械铅活字印刷技术，并成功印出了每页42行的《圣经》，引发了印刷史的革命性变革，使得印刷史开始凸显于出版史。机铅活字印刷的背后包括设计字模、铸造活字、发明油墨、机械动力等一系列技术，这些技术共同造就了全新高效的印刷系统。古腾堡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现代印刷之父”。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带动出版业的现代转型，新的造纸技术和大机器印刷技术完美匹配，极大地提高了印制速度和复制效率，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的进步。印刷技术开始成为出版领域的基础性和标志性技术，排版、装帧、插画等平面设计和印制技术在书报刊出版中广泛应用，印刷品的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印刷业推动出版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各种文印社、印书馆、印刷院校、印刷博物馆等相继建立，印刷史在出版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堪为翘楚，以至于有人误将印刷史等同于整个出版史。
四、阅读史之于出版史：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阅读史与出版史的关系十分密切，形象地说，正如硬币之两面，没有不为阅读的出版，也不存在不需出版的阅读。出版与阅读，适用于马克思消费理论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出版史是人类文明史，而阅读史则是人类的精神史。
1.马克思消费理论视域下的出版与阅读
人类对阅读这一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很早就开始了，随着阅读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从心理学、生理学、行为学、语言学、文化学、教育学、阐释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阅读的概念做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些阐释，或侧重于读者个体在阅读过程中的心理行为，或着眼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和诠释，或关注于阅读的形成机制和阅读原理的分析[14]。本文对其他研究视角不多做分析与评述，只探讨出版与阅读之间的关系。阅读，是一种主要依靠视觉感官获取信息的过程，也是人们对文图信息进行认知的过程。它不单是一种人类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出版活动的直接产物是出版物，出版物生产的终极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阅读需求。从这个意义来讲，出版与阅读的关系，本质上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看作是社会生产环节的起点，消费看作是终点，分配和交换只是中间环节，马克思认为这是“肤浅的表象”[15]。他认为，消费与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辩证统一关系，并着重阐述了消费和生产的辩证同一性。马克思指出，“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15]以马克思的消费理论重新审视出版与阅读，不难发现，出版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阅读是知识和信息的消费，有了作为生产的出版，才有作为消费的阅读行为发生。同时，作为消费的阅读也为作为生产的出版创造了动力和目的。出版与阅读同生产与消费一样，紧密相关，互为因果。出版什么决定了阅读什么，而阅读的需求同样也会反作用于出版内容的选择。换言之，阅读的需要决定着出版与再出版。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为理解出版与阅读的关系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路径，同时也为认识出版与阅读受生产与消费客观规律影响提供原理性支撑。
2.出版史与阅读史的相融并进
出版史与阅读史是人类从愚昧无知走向文明开化的双足支撑。人类生存发展需要阅读，要阅读就要有出版。通过出版满足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出版又反过来引领、推动人们新的更多、更好的阅读需求，这就是人类出版发展的历史，一部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历史[16]。
硬质出版早期，远古先人就在洞穴石壁上刻下各式各样的图画，先人们通过阅读图画得知自然界的各种境况和日常生活的各种信息。澳洲汪吉纳风格岩画、法国拉斯科洞窟岩画、南非布须曼岩画等，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狩猎、捕鱼、采集、舞蹈、战争、欢庆等生活场景。文字符号的诞生让出版史和阅读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中国的鸟虫文和甲骨文、玛雅的象形文字等相继出现，对这些抽象文字符号的出版和阅读，既传播传承了知识信息，又极大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发展。出版史与阅读史共同推动着文明曙光对人类的普照。
软质出版时代，植物纤维纸的发明和出版技术的迭代更新使得出版史和阅读史走向了大发展大繁荣。绢帛、羊皮纸、植物纤维纸、塑料薄膜等软质出版载体，以“刻”“铸”为主体的“艰难”硬质出版，发展到以“抄”“印”为主体的“容易”软质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出版的容量从“少量”走向“大量”。“大量”出版的诗词歌赋、儒家经典、科学著作、宗教教义等被更多的人阅读，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更多的平民子弟可以通过阅读成为文化的拥有者和知识的传播人，促进了文化和社会的双重发展。
虚拟出版时代，出版史和阅读史在突破时空限制的信息大爆炸中发生着链式裂变。以“抄”“印”为主体的“容易”软质出版，进步为以“录”“显”为主体的“随心”虚拟出版。人类知识和信息生产从“大量”走向“海量”甚至“无量”。出版符号不再拘泥于固定载体，催生了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瞬合长离”（瞬间结合，长时分离）[17]的新型虚拟出版范式。在移动互联时代，出版与阅读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重构，出版不再囿于文图内容和纸质出版物，而是形成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人类感官全面交融的“融合出版”，“读书”“读屏”“听书”“沉浸式阅读”等虚拟出版时代的阅读范式方兴未艾。作者和读者角色的快速互换，出版史与阅读史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状态。
五、建设植根于人类出版史基础上的中国特色出版学
我国的出版学科建设在几代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大有起色，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再建设和再发展的条件趋于成熟。鉴于出版史在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处于基础性和原点性的位置，构建以出版史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出版学显得重要而迫切。
1.有别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的出版史是出版学的基石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18]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出版史在出版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也是基础性、基点性、基石性的。出版史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性：书籍史是某种形态的出版物发生发展史，印刷史是某种出版技术的发展应用史，而阅读史则是人类对出版物的认读和体悟史。但出版史研究范畴之广、研究内容之博、研究跨度之大、研究对象之多，令书籍史、印刷史和阅读史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首先应根植于中外出版史，重视对中外出版史的纵深研究，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并将出版史放置于前沿科技和国际视野的大背景之下，从而建构起具有扎实底层逻辑的学科框架。
2.将史脉绵长角色关键的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是当务之急
自1983年教育部复文同意武汉大学设立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算起，我国出版学科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37年的历史。作为一门偏重实践的综合性学科，出版学始终处于“挂靠”状态，依附于“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一级学科之下。长久以来，这种“挂靠”发展，使得出版学科出现了学科归属“上位乱”、出版学科与相近学科之间的“中位乱”、出版学科之下的专业方向设置的“下位乱”现象[5]。作为史脉绵长角色关键的出版学科，肩负助推文化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双重使命，只有加强出版学科的顶层设计，将出版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实现真正的独立，才能逐渐改变“三乱”现状，助力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重新焕发出版母国的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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