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方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专业方向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建设，应该引起出版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文章分析了出版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社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单位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条件等对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规定性要求，简要梳理了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研究的几种代表性观点，提出并论证了出版学由基础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四个专业方向构成的基本构想。
【关键词】出版学；研究内容；专业方向；研究方向
为呼应出版学一级学科申报，武汉“封城”期间，笔者曾围绕出版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写过一组文章。因为前一组文章主要聚焦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式等，没有系统涉及出版学的研究内容或研究方向等问题，所以，这篇文章针对“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从严格意义上讲，学科的专业方向可以细分为学科、专业和方向。其中，学科和专业既是学术范畴，又必须得到官方认可。一般而言，只有进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本科专业目录》）的研究领域，才被称为学科或专业。而方向则不同，其既可被称作学科方向、专业方向，也可被称作学科专业方向，是学科或专业的下位类，是比学科或专业更小的研究领域。通常，我们可以将学科方向或专业方向看作一个单纯的学术范畴，其一般无须官方强制性认可。也就是说，学科方向或专业方向一般不会进入官方的目录，可由办学单位自行设立。进入上述两个目录中的学科或专业，一般都可以自主设立下位类的专业方向。
因为出版学尚未进入《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所以我们不妨将本文中的专业方向定义为出版学科的下位类研究领域。一旦出版学以一级学科的身份进入《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那其下位类研究领域就可以被称为二级学科或专业；如果出版学以二级学科的身份进入《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那其下位类研究领域就只能被称为专业方向。专业方向的合理设置是出版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一、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基本规定性要求
作为学科或专业的下位类研究领域，虽然专业方向可由办学单位自行设立，但是其设置仍然是一件十分严谨的学科建设工作，有其相应的学科规定性，并不能随意设置。
笔者认为，专业方向的设置大致应该遵循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学科或专业的规定性要求；二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规定性要求；三是办学单位人才培养目标和条件的规定性要求。其中，学科或专业的规定性要求，应该成为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考虑重点。
专业方向设置的学科或专业规定性要求，源于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学科的研究内容，而研究内容的概括或凝练就形成了所谓的专业方向。也就是说，专业方向本质上是学科研究内容的概括或凝练。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方向的设置是以科学定义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准确界定学科的研究内容为前提的。当前，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不明晰，正是与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学科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直接相关的。要科学设置出版学的专业方向，我们就必须科学定义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并准确界定其研究内容。
从学科研究对象的视角看，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应该科学揭示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本质，高度契合出版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基本范畴或领域。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的元问题，是一门学科区隔于其他学科而存在的基本表征及其社会认同的前提或基础。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其专业方向设置的基础或前提。
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现象。因此，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必须以出版现象为基础，揭示出版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规律。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类社会现象，出版的本质属性到底是经济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直接关系到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如果我们将出版定义为经济现象，那么，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就应该围绕出版经营活动来展开。相反，如果我们将出版定义为文化现象，那么，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就应该围绕具有文化建构功能的出版编辑活动来展开。可见，对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认知，直接关乎其专业方向的设置。出版学专业方向的科学设置必须准确把握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我们认为，出版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属性，因此，出版学专业方向的设置应该围绕出版中的编辑活动来展开。这是出版学科自身规定性的要求。脱离编辑活动来建构出版学的专业方向，不符合其学科基本规定性要求。
出版学专业方向的设置还必须高度契合出版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基本范畴或领域，专业方向理应涵盖研究对象涉及的基本范畴或领域，错位、越位和缺位都是不可取的。从出版流程角度看，出版学研究覆盖了编辑、印刷（复制）和发行等业务环节。如果我们以此来建构出版学的专业方向，那就应该同时覆盖上述全部流程或环节，建构包括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在内的专业方向。在《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一文[1]中，笔者曾回顾和梳理了出版学研究对象的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将“出版现象”定义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进而基于这一思考，将出版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出版现象的价值、要素、作业、管理和时空五个维度，并对这五个维度的研究内容进行简要界定。这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笔者认为，出版学专业方向的设置应该大致涵盖这些领域，而不能超越这些领域。虽然全覆盖是必须的，但是越界也是不可取的。例如，将目录学、校勘学等看作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就有越位的嫌疑。
从学科研究内容视角看，出版学的专业方向是出版学研究内容的概括和凝练。专业方向虽然与学科的研究内容具有相似性，甚至一致性，但是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研究内容较为具象，而专业方向则相对概括或宏观。在学科建设中，所谓“凝练方向”之说，恰好表明了研究内容需要经过概括和提炼，方可成为专业方向。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很多、很广，但由于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专业方向不宜太多。我们对专业方向应该适当提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同。
此外，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还应兼顾社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办学单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条件。任何学科的专业方向设置，一般都是学科规定性要求与现实需求相互妥协的产物，并不完全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来确定的。这符合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发展基本规律，并不需要遮遮掩掩。从现行学科目录看，几乎全部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方向）的设置，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更是如此。比如，从学科规定性要求看，技术虽然只是出版的一个基本要素，但是考虑到数字技术在当今出版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出版人才市场的巨大需求，设置“数字出版”之类的专业方向也是必要的。同时，就不同高校而言，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也不必整齐划一，完全可以基于自身的办学定位和条件设置一些有特色的专业方向。比如，一些职校设置“数字编辑”专业方向，就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专业方向的设置原则上是要获得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大致认同的，并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要尽量避免想当然和随心所欲。对一些新的专业方向的设置，笔者建议对其进行严格的论证。对已设置的专业方向，笔者建议对其进行持续的培育，而不是随意调整。
二、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回顾
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是一个出版学学科建设议题。虽然关于出版的相关研究历史久远，但是“出版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足百年，目标明确的出版学科建设仅有几十年的时间。由于学科名称之争以及学科未能进入官方认可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尴尬，系统的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研究并不普遍，研究成果也相对有限。
笔者通过文献调研发现，相关研究较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30多年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笔者拟对其中的一些代表性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回顾。
观点一：出版基础理论、出版应用理论和应用出版业务与技术知识。1986年，宋原放先生指出，出版学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出版学由三个基本层次构成。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理论和基本出版知识，包含出版学（或出版学概论）、出版管理学、发展出版学、中国出版史和外国出版史等；第二个层次是应用理论和部门出版知识，包含编辑学、印刷学、图书发行学、书籍装帧艺术、中外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以及其他分支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读者学等；第三个层次是应用出版业务和技术知识，包含书刊编辑业务、校对业务、图书版式设计、印刷技术、信息资料业务、出版社经营管理、印刷厂经营管理和书店经营管理等[2]。这是笔者所见的较早的研究成果。此时，“发行学”和“编辑学”专业的本科高等教育才刚刚起步。
观点二：理论出版学、应用出版学和历史出版学。1988年，王业康先生在其主编的《简明编辑出版词典》中，将出版学划分为“广义出版学”和“狭义出版学”。其中，广义出版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理论出版学、应用出版学和历史出版学[3]。王业康先生的理论、应用与历史的三分法，为李新祥教授[4]、张志强教授[5]等所继承。他们对此三分法的顺序做了一些调整，将其调整为理论出版学、历史出版学与应用出版学。这是到目前为止影响较大的观点，获得了较多同行的认可。
观点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生产科学。赵文裕和章荣华先生指出，出版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生产科学三个层次。其中，基础科学是一般基础理论，如出版科学概论、中国出版史、外国出版史、出版管理学和出版经济学等；应用科学指与生产有关的各门专业理论，如编辑学、图书发行学和书籍装帧艺术等；生产科学是比较专门的具体知识，如实用编辑学、校对业务、版式设计知识和印刷技术等[6]。
观点四：理论出版学、业务与技术出版学和应用出版学。彭建炎先生将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分为三类学科：一是理论出版学，包括出版学概论、出版学方法、出版未来学、出版比较学、出版史和出版学史等；二是业务与技术出版学，包括出版编辑学、出版复制学、出版物发行学、读者学、出版评论学、出版经济学、出版管理学、出版系统论、出版法学、出版社会学和出版现代化等；三是应用出版学，包括书籍出版学、报纸出版学、音像出版学、缩微出版学、软件出版学、盲文出版学和民族出版学等[7]。
观点五：出版文化学、实用出版学和出版教育学。张立先生认为，出版学应该分为出版文化学、实用出版学和出版教育学三个专业方向。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新结构里，传统的出版学基本上被划归到“实用出版学”部分。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未涉足，即“出版文化学”，我们要从大出版学的角度去探讨出版与文化、出版与社会的关系，从而给出版文化勾勒一幅更加宏伟的轮廓[8]。
观点六：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在199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许力以先生指出，“出版学是研究出版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出版的历史、社会作用的科学。出版学范围较广，其分支学科有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9]。这一基于出版业务流程的编、印、发三分法，受到了出版业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同。何皓先生[10]、孔正毅教授[11]等在其研究中也继承或延续了许力以先生的这一观点。这是基于出版业务流程进行专业方向建构的较早观点，它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出版本科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基本状况。
观点七：编辑学、出版学（狭义）和发行学。张立先生在梳理与回顾1983年我国第一届出版研究年会后八年期间我国出版学理论体系研究历程时指出，出版学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编辑学、出版学（狭义）和发行学三个基本板块的结构进行展开的[8]。在充分肯定这些研究成就的同时，他指出出版学这种按板块展开研究方式的不足，进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出版学知识体系构想，即以上的“观点五”。
此外，张涵和苗遂奇先生[12]的四属性分类法，罗紫初教授[13]等人的“五分法”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在此做专门介绍。
通过梳理与回顾，我们发现，上述各种观点虽然存在明显差异性，但是出版学专业方向建构的主要路径还是存在某些相似性的。我们应该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出版理论与实践（或应用）路径，如前五种观点；二是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路径，如后两种观点。这一发现提示了学界在建构出版学专业方向的路径上是有某种默契的。当然，至于在这两种路径中，哪条路径更适合出版学专业方向的建构，大家的看法还不尽相同。近期，在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的相关讨论中，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三、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构想
下面，笔者按学科专业方向设置的规定性要求，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相关构想，供大家批评。
笔者认为，出版学可以设置基础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四个专业方向。这一构想沿着上述第二条路径，即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展开，以出版业务流程为主线，兼顾流程各环节的共性学理问题。其中，编辑学和发行学以出版业务环节命名；现代出版技术则以出版业务流程中的印刷环节为主，是综合考虑数字出版发展而设立的；基础出版学则是考虑到出版流程涵盖不了的共性问题而设立的，对其他三个方向具有一定的统领作用。笔者之所以用“基础出版学”的概念，而不用“理论出版学”的概念，主要考虑到出版学本身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基础出版学虽然以出版理论为主，但是同时也包含出版学的实践问题。笔者对这一构想的基本考虑如下。
第一，这一构想大致能够体现学科规定性对专业方向设置的基本要求。
出版学的专业方向设置，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出版学的本质属性，而不是其他。出版学是研究什么问题的？出版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在它的研究内容中，什么才是区隔出版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性问题？笔者认为，出版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它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完全独立的研究对象—出版现象，并且围绕这一特有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内容知识体系。其研究内容体系中有理论，有应用；有历史，有现实；有文化，有商业；有内容，有技术；有要素，有流程；有运营，有管理等。但在这些内容中，唯有编辑才是本质的东西。编辑是一种文化选择，它决定了出版的功能和价值；编辑是出版业务流程的起点，它决定了出版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潜力；编辑是一种行为或活动，也是一种理念或理论，它决定了出版学的学科性质。编辑学是出版学的核心内容，它是区隔出版学与其他学科最本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了编辑学的出版学是难以想象的。
既然编辑学对出版学如此重要，那么，出版学的专业方向就应该围绕编辑学来进行建构，并且应该充分突出编辑学在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地位。只有这样的专业方向建构，才是符合学科规定性要求的。笔者的这一构想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形成的，它是以编辑学为核心进行建构的。
第二，这一构想中的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三个业务专业方向，在现行学科建制中均有相应的支撑，学科基础扎实。
学科的专业方向设置，既要考虑学科自身规定性要求，又要兼顾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基础。笔者建构的出版学四大专业方向中，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三个业务专业方向，在现行学科建制中均有相应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1984）、发行学（1983）和印刷工程（1984）纷纷进入《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数字出版也进入《本科专业目录》。专业方向进入《本科专业目录》不仅是一种官方认可，而且是学科建设和发展基础的一种表征，是学科社会需求和发展基础的最好见证。
编辑学是起步较早且相对成熟的一个出版学专业方向。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编辑学，由于1984年胡乔木同志提出在高校试办编辑学专业，得以进入《本科专业目录》而获得较快的发展[14]。但是，此时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一些业界专家大多并不认可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王振铎先生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是既有性质区别、又有必要联系的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15]。邵益文先生强调，“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出版学也不是编辑学的分支，两者不相隶属，都是独立的学科”[16]。1998年新版《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后，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的观点逐渐得到学界认同。王波和王锦贵先生就撰文明确指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17]。目前，编辑学作为出版学分支的观点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相关高校的出版学类专业普遍开设了编辑学方面的课程。相较于其他专业方向而言，编辑学的发展较为成熟，理论成果也更为丰硕。
发行学进入《本科专业目录》比编辑学早一年。1983年，在新华书店总店的努力下，图书发行管理学作为试办专业正式进入《本科专业目录》。武汉大学于1983年正式招收全国首届发行专业本科生。鼎盛时期，全国有超过百所高校开设发行学专业。1998年，新版《本科专业目录》颁布后，虽然发行学专业被并入编辑出版学专业，但是武汉大学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仍然坚持沿用“出版发行学”这一学科名称。与编辑学专业方向相比，发行学专业方向强调的是出版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发行学专业方向的建设对出版学的发展具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现代出版技术是基于出版业务流程中的印刷环节，并结合现代数字出版发展需求而设立的一个专业方向。虽然我们在《本科专业目录》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学科专业名称，但是它是以印刷为基础的，在《本科专业目录》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身影。1984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有“印刷技术”专业，在1998年版的《本科专业目录》中，该专业被调整为“印刷工程”专业。2012年，“数字出版”专业又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现代出版技术专业方向就是综合这些因素而设立的。或许有人会担心，“印刷工程”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属于工学门类中的“轻工纺织食品类”，其学科性质与出版学相悖。但我们相信，以“现代出版技术”的名称设立专业方向，应该不会引起误解。事实上，教育学中就有以“教育技术学”命名的二级学科。现代出版技术专业方向既包括印刷复制技术与工艺，也包括文本、音视频及多媒体资源的数字编辑与制作技术与工艺，兼具技术、工程与人文属性，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型多学科研究方向，也是出版学中时代感和技术性较强的一个专业方向。
第三，这一构想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两条路径的有效融合。
如前述，前人关于出版学专业方向的研究主要涉及出版理论与实践和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两条路径。其中，沿着出版理论与实践路径展开的研究显示，出版学包括三大专业方向：一是理论出版学（或出版基础理论、出版文化学）；二是应用出版学（或出版应用理论、实用出版学）；三是其他方向，如业务与技术出版学（或出版业务与技术）、历史出版学和出版生产科学。而沿着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路径展开的研究表明，出版学同样包括三大专业方向，其中，编辑学和发行学是形成共识的，另一个方向或者是印刷学，或者为狭义出版学。
笔者认为，这两种研究路径均有合理性，不仅符合学科专业方向设置的基本规范，而且简洁明了，易于被大家接受。但是，它们也都有自己明显的缺陷或不足。沿着理论与实践路径建构出版学专业方向，将出版学划分为理论出版学和应用出版学或其他，不仅不能有效反映出版的本质特征，忽视了编辑在出版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还有人为割裂出版活动中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嫌疑。沿着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路径建构出版学专业方向，将出版学划分为三个完全独立的研究环节，则明显忽视了不同出版环节的共性，基于独立环节的专业方向完全涵盖不了学科的共性问题，不符合专业方向设置的学科规定性要求。
笔者提出的这一构想以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为主线，融合了出版理论与实践的标准。其中，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三个业务专业方向，主要是基于出版业务流程（或环节）而设置的，而基础出版学专业方向则是基于理论与实践（或应用）中的理论标准而设立的。基础出版学主要研究出版的共性现象，侧重于出版的共性理论问题；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三个业务专业方向，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但主要研究各自环节的实践问题。这一构想正是试图吸纳上述两条路径的优点，规避其中的缺陷或不足而形成的。
学科的专业方向设置，既是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自然表征，也是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生态的社会化产物。出版学专业方向的科学设置，一方面需要依靠出版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还需要出版学术共同体有意识地努力建构或主动作为。笔者所提出的基础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这一构想，正是基于后者的一种主动作为。笔者也期待同行们更多地关注出版学专业方向这一研究议题。
参考文献
[1]方卿.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J].中国出版,2020(6):15-23.
[2]宋原放.关于出版学的对象和任务[J].编辑学刊,1986(1):7-8.
[3]王业康.简明编辑出版词典[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4]李新祥.试论出版学的学科体系[J].科技与出版,2009(11):69-73.
[5]张志强.现代出版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7-18.
[6]赵文裕,章荣华.关于出版科学研究的理性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1990(1):47-50.
[7]彭建炎.出版学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73.
[8]张立.关于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构想[J].编辑之友,1992(3):45-47.
[9]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10]何皓.论出版学高等教育[J].出版科学,2005(6):30-33.
[11]孔正毅.关于出版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J].出版科学,2009(3):18-21.
[12]张涵,苗遂奇.建立一门较为成熟的现代出版学[J].中国出版,2002(12):21-22.
[13]罗紫初.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2(S1):4-11+17.
[14]邵益文.30年编辑学研究综述[J].编辑之友,2008(6):95-103.
[15]王振铎.编辑､出版与编辑学､出版学[J].编辑之友,1995(6):20-23.
[16]邵益文.论编辑学与出版学､传播学的关系[J].编辑之友,1995(4):21-23.
[17]王波,王锦贵.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J].编辑之友,1999(4):4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