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孙宝林：中国印刷博物馆
【摘 要】新时期要实现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离不开出版学科建设的支持。通过参考国外出版学科建设模式，加快我国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需要从出版思想史、出版编辑学、出版经济与技术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以健全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更好地发挥出版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出版学科；人才培养；出版强国；文化建设
我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3000多年出版史。出版表征、记录并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构建国家形象、传承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时期，面对新机遇与新技术的挑战，着眼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让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得以传承和广泛传播，尤为需要出版思想、出版学理论和学术的支撑。
当前，我国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出版在弘扬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深层次、持久性作用。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涌现，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使得出版产业的发展格局、规模结构、发展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业跨界融合、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从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应对转型升级要求的视角观察，出版专业人才供给受限，已成为许多传统出版发行机构和新兴出版机构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出版人才缺口约在70万人，而且这样的缺口趋势还将继续扩大[1]。在推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下，高层次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阻碍。这就对肩负我国出版行业人才系统培养重任的出版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目前，出版学尚未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一级学科目录。2010年，出版专业硕士学位得以设置，但难以支撑整个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出版学术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主要挂靠或归类在文学、新闻传播学或图书情报学等一级学科下，而这种“挂靠”“归类”的方式无法形成完整连贯的本硕博三级学位培养体系，难以培养出前瞻适用的高层次、复合型出版专业人才，制约了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少学者从国家文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行业人才系统化培养等多个方面，对出版学应该设置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述。新时期，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出版学科具体怎么建设？又如何建设？这值得出版人深入研究和探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必将会为今后推动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一、当前我国出版学科建设的现状分析
出版学是一门研究出版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和出版人才培养。1953年10月，新中国第一所中等出版教育学校—上海印刷学校建立。198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特别指出：“要选择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图书发行专业。”1993年，教育部第二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纳入专业目录。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第三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合并设置为编辑出版学专业。为顺应数字出版需求，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第四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增设数字出版专业。各高校根据不同情况，将出版专业的本科教育分别设置在不同学院下。编辑出版专业课程主要集中于学习编辑出版学、传播学、数字媒介技术等基础知识，其目的在于培养能够在新闻出版机构、网络媒体、新媒体、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及相关机构，从事多种媒介内容表达与管理、出版产品策划与运营的复合型专门人才。数字出版专业本科教学更侧重于培养学生对数字内容的创意、表达与运营管理能力，注重理论知识与产业实践相结合。
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出版学一直未被纳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有关“现代出版”“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数字出版”“出版文化与历史”等出版学研究方向一直依托于“文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不同一级学科下进行教育培养。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17所高校开设出版学的二级博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出版经济与管理、出版理论与历史、出版政策与法规、公共传播、网络与新媒介产业和中文出版文化等多个方向。一些出版机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为适应新形势出版发展要求，推动出版研究，设立了出版方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2018年，出版学以附录的方式收入到《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目前，全国共有28所高校获批出版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然而，专业学位的教学多侧重于出版业务与实践应用，不能满足出版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
二、国外出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启示
我国出版学科建设水平较国外尚存一定差距。了解和参考国外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经验，对构建我国出版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出版活动与市场发展紧密相连。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出版业的产业转型，推动了出版产学融合教育的兴起。在国外，不少高校以出版市场需求为导向定位学科属性，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经营性编辑出版教育成为中外编辑出版教育的主流[2]。
德国推行学校与企业相结合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并重，培养学生的出版职业能力[3]。目前德国有6所高校开设图书学专业，为出版学教育学生授予图书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4]。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研究与练习实践相结合，以培养应用复合型、应用研究型、精英管理型数字出版人才为目的，通过“理论授课+实践+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高校教育、企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需求紧密结合。在数字化大背景下，数字出版课程日渐丰富，授课内容主要包括数字出版基本理论、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经济管理活动以及数字出版涉及的法律问题。
韩国的出版学教育受产业发展影响颇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专业开始在正规大学中作为单一专业被设置并运作起来，形成了2年制大学、4年制大学、研究生等学制学位形式。端逸大学的媒体出版系可视为出版学教育的典型。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对媒体的整体理解和全面把握，从出版规划至编辑、制作、营销，以最大的可能性使学生成为出版专家。除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外，该学科还设计有文章实习、规划实习、研讨会实习、多媒体实习、宣传刊物制作等现场实习[5]。2002年，由于韩国大学招生危机的出现，高校不断调整学科设置，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学科，合并或削减不受欢迎的学科。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竞争体制下，大学出版类专业急剧减少，被合并至其他受欢迎的学科之下。近年来，伴随数字媒体的兴起，韩国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不断升温。2013年，京畿大学研究生院数字出版专业设立。此后，中央大学、东国大学、汉阳大学、西江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数字出版等相关本科或研究生专业[6]。
日本作为出版大国，出版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于新闻学、传播学、情报学、媒体艺术学等相关学科。在新时期，出版形态多元发展，跨界融合模式成为未来出版发展方向，智能出版对综合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日本出版教育呈现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而未设置专门的出版学科[7]。日本出版单位对应聘者的专业背景没有明确要求，员工培训主要在出版社内部进行[8]。
出版学为美国高校的一级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分为市场导向和人文艺术两个方面。美国的佩斯大学出版学教育声名远扬，其课程设置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质。自1985年开设硕士研究生教育以来，该校为美国出版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9]。其核心课程包括编辑原理与实践、图书制作与设计、大众出版基础（组稿、合同、推广及分销、出版信息系统、附属权）、出版营销及实践、出版财务等课程，了解和熟悉市场成为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选修课程也较为丰富，更多偏商务与市场，授课老师多由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专家担任[2]。
出版是文化属性较强的一门学科，要求从事出版学研究的人员具备扎实的人文素养。与市场导向出版学教育侧重于出版管理、市场开发等综合能力素养的培养不同，国外也有不少大学将出版学的教育与文学紧紧相连，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写作、设计能力，以应对图书内容创新，为社会出版更多内容优质的精美图书。如英国圣三一大卫大学专设“创意写作与出版”专业，格林多大学设立“设计：插画、图签小说和儿童出版”专业[10]。美国艾默生学院开设“写作、文学与出版”专业，出版专业学生可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专业核心课程为文学理论、写作、编辑加工、图书出版。
在出版研究生教育方面，英国较为完善。1961年，英国开设了出版学教育，现已形成了出版学本硕博三级学位培养体系。在英国，出版学与新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出版专业类的博士教育研究方向相对比较传统，集中于图书史、出版文化、当代国际出版与策略等方面[11]。
三、关于新时期出版学科设置的设想与思考
通过了解国外相关出版学科设置，我们得知，不少高校基于出版的产业属性与文化属性，设计教学方案，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我国的文化建设目标，以及悠久而又深厚的出版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出版学科的设置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会有所不同。出版学科建设不仅要为行业发展服务，还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传播而贡献力量。
出版学是一套融合了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交融的知识理论体系。学科内容的设置既要彰显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也要与当前及未来出版发展人才培养教育相结合。出版学科的设置要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但也不能任由市场调控，要做到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根据出版学的知识体系及新形势下出版发展方向，出版学科建设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思想史
出版史本身就是一部萌生思想和阐释思想的历史。以书于竹帛开始，我国数千年优秀的思想文化凭借着出版物才得以保存和流传。长达3000年且厚重深邃的出版历史，孕育呈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一部出版史可谓一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我国悠久的出版历史是开展出版学科教育的重要基础。只有了解出版历史，传承出版精神，才能更好地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数千年的出版思想历程，决定了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设置出版理论和出版文化史等课程，让出版人才了解古今优秀出版物，学习经典文献。丰厚的文化深度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将为今后做好出版工作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智慧。
出版肩负意识形态的传播工作，是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主力军。出版人才培养首要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教育，培养学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突出社会效益优先，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市场理念。只有政治本领强、专业素质过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出版事业。
出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直接影响出版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编辑作为精神食粮的遴选加工者，对多出好书、留下经典，发挥好咨政育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出版工作者如果不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养，国家出版文化事业建设将会受到巨大损失。
出版思想史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出版学理论、中外出版史、出版文化、中国红色出版史、中外印刷史、传播史、古文精选、经典阅读、人文艺术概论、畅销书和大众文化、印刷出版文化实践等。课程设置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理论修养、人文素养，让学生不断积淀文化内涵，深度了解民族历史文化，热爱出版事业，增强社会责任心、人文情怀，具备甘做人梯、奉献服务的行业精神。
2.出版编辑学
出版编辑学是出版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出版工作者编校能力直接关乎出版产品质量水平，对于社会健康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实质则是制度和文化的竞争。出版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文化的竞争。我国著名的出版学家许力以先生曾指出：“出版业是科学文化的缩影。从一个国家的图书出版水平，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水平。”知识产品的质量影响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加强对出版工作者编辑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出版编辑学教育主要在于使学生掌握书报刊（乃至数字出版）编辑加工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备初步出版策划与编校的能力。编辑图书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在实际工作中，除掌握基础知识外，出版工作者还应懂得和掌握逻辑、语法、修辞以及外语等，同时又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运用各种新技术。这样既“专”又“杂”的复合型人才，才是符合新时期需要的更高层次编辑人才[12]。国外出版编辑课程中设置有专门类别的课程，以提升专业素养。如英国罗夫堡大学设置儿童阅读、儿童与图书等课程，以提升对儿童图书的了解。赫特福德大学还将“变成一位作家”设为核心课程[10]。
出版编辑课程设置一方面在于锻炼谋篇布局的写作能力和对语言文字的加工、修改能力。“内容为王”的出版行业必须培养编辑文字内容加工、表达和生产等方面扎实的基本职业素质，不断提升编辑力，确保图书出版质量。另一方面，还在于强化出版选题策划能力。在知识信息大爆炸的今天，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快速发展，社会对编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选题策划要求编辑要杂识诸学，成为“杂家”。这要求出版教育必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掌握学习的方法论。除传统纸媒文字编辑外，出版专业学生还要了解掌握音视频编辑等内容，针对出版传媒的实际应用，进行综合科学艺术教育。
出版编辑学课程应该包括：文学理论、出版应用写作、图书编辑学、报刊编辑学、新媒体编辑学、出版创意与策划、出版设计与美学、出版法规等。此外，出版编辑学课程还应增加出版专业写作实习、出版社和书店实习。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可参考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室出版社”模式，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负责教室出版社日常运营工作，从一本书的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到最终发行，在实践过程中运用所学知识，有针对性地提高专业技能。
3.出版经济与技术
出版并非只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纸媒出版，它的形态可随时代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不断变化。从书于竹帛，到2000年前的纸质出版，到1400多年前的印刷出版（也可称印本出版），再到如今的数字出版，出版载体和技术日渐丰富，变化万千。为呈现知识产品，出版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这要求出版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在传媒产业格局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出版教育应紧跟新媒体发展趋势，把握市场和科技发展规律，以不断满足新时期出版产业的发展需求。
不管出版形态如何变化，出版业的发展都时刻受到市场、物价、生产力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出版课程规划中必须注重出版经济学的教育，课程规划中应该包括：出版经济史、出版产业、出版管理、出版市场营销、图书国际贸易、国际出版合作。相关经济课程设置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出版业产业布局和生产、管理、运营各个方面，从出版物投资、流通、发行销售、市场消费到版权开发、价值评估、政策法规，再到出版物进出口和国际交流基本知识。韩国、美国、法国等以市场导向开展出版教育的高校，都十分重视出版文化产品的销售与市场的开拓，甚至开设有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人际交往能力与群体动力学、广告与促销、战略营销管理等课程。然而，如果一味迎合市场，过度重视对市场的分析和对出版销售能力的培养，将可能失去对出版学学科设置的本意。
了解和掌握出版相关技术是开展出版工作的前提。出版技术课程应该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基础、数字出版概论、新兴出版印刷技术与应用。数字出版业将是未来出版的一个重要方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活学活用计算机技术，了解数字出版基本知识，尤其是国际相关高校数字出版研究和教学方向，掌握数字出版相关技术能力，并了解数字出版发展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培养能灵活应对出版技术变化的能力。
四、结语
出版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中流砥柱。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让更多的群众读到优质的出版物，推动出版学科建设是极为重要的。而当下的出版学二级学科设置，是不能满足目前行业发展和出版强国需要的，更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不相匹配。
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学科设置调整中，各方应共同努力，争取将出版学列入一级学科，大力推进出版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学科设置方向上，出版思想史是起点和向导，出版编辑学是核心和基础，出版经济与技术是工具和手段。努力做到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将为我们未来的出版理论研究、出版传媒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繁荣昌盛，提供健全、系统而强有力的人才培养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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