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新书《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如果不是今年疫情让我们普遍对灾难有了更真切的感知和同情，很难拿起这部沉重的书。
作为一个东欧史的顶级专家，作者沙希利·浦洛基利用新解密的乌克兰政府档案，为我们细致讲述了核灾难的完整故事。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我们如何反思灾难、纪念悲剧，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答案。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却被我们刻意忽略的事实，就像一头“房间里的大象”。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无疑也是这样一头“巨象”。
这头“巨象”从冷战初期便开始出现在苏联。1986年，苏联国家经济增速严重下降，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科技革命。在当年2月底召开的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将建成发电量比原计划高出250%的原子能核电站，火力发电站等落后设施将被大批更换。”
该书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刚上任的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面对5年内将核电量提升2.5倍的任务，只能选择大干快上。
工期缩短是以偷工减料为代价的。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会给国家带来进步，至于其安全性，普通人无法了解或验证，或者干脆选择性无视了。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爆炸了。在场的工程师和电站管理人员没有一个人相信。当时电站中的辐射测量器显示辐射值为每秒1000微伦琴，“略微”超标。于是站长以此数据上报基辅，自动无视了其他危险警报数据，也无视了这台辐射测量器的最大可测量值只有每秒1000微伦琴。
据事后测量估算，受损反应堆的辐射值高达每小时1万伦琴，是警报标准的5万倍！
戈尔巴乔夫在事故发生几小时后收到了消息：电站发生爆炸和火情，但反应堆没事。他并未对此事过多关注。即便以他当时收到的被美化修饰过的消息来看，电站还是处在核爆的巨大危险之中。
至此，从电站工程师，到苏联最高领导人，大家的想法出奇一致：反应堆不会爆炸。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无人敢于承认。在这场心知肚明的隐瞒与否认中，房间中的“大象”最终越长越大，摧毁了整座城市。
如果全书到此为止，我想它不会拿下贝利·吉福德和普希金图书两项大奖。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罪于运转失灵的苏联体制和此类核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这样一来，便也暗示这些问题皆归于过往了。
实际上选择无视切尔诺贝利这头“大象”的，并不仅仅是苏联人。
假如我们不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汲取经验的话，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很可能会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