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华风霞、王志刚：中国海洋大学
【摘 要】学术著作编辑作为学术出版市场的活动主体,其绩效考核指标直接关系着学术出版的能动性与学术出版市场的生命力。在当前考核机制下,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面临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目标如何统一、社会效益难以量化、学术出版社系数调整无法完全适用于学术著作编辑、定期考核干扰学术精品出版过程等困境。为此,应该结合实际明确总体考核的精品出版激励导向,实行具体考核的差异化原则,同时调整考核重点,防止"唯量是从"的倾向。
【关键词】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
学术著作编辑作为学术出版市场的活动主体，其绩效考核指标直接关系着学术出版的能动性与学术出版市场的生命力。在当前考核机制下，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面临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目标如何统一、社会效益难以量化、学术出版社系数调整无法完全适用于学术著作编辑、定期考核干扰学术精品出版过程等困境。为此，应该结合实际明确总体考核的精品出版激励导向，实行具体考核的差异化原则，同时调整考核重点，防止“唯量是从”的倾向。
出版社会效益是指出版物生产与流通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益于社会前进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也是我国评价出版机构最为重要的考核因素。2018年12月底，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改变了历史上仅仅在目标层面要求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简单性规定，而是从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四类九条三十五项指标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量化，将出版效益考核尤其是编辑效益考核的重点从码洋和利润逐步过渡为真正体现社会效益的指标。《办法》颁布后，我国各大出版机构纷纷展开认真学习和实践，同时也看到一些出版机构在考核中获得了较好成绩，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18年度考核中获得100分。相较以往过于模糊的“目标性要求”，这一指标量化《办法》对于社会效益考核而言无疑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但就当下的出版产业具体实践而言，这一考核体系的具体落地及全面发挥正面积极作用无疑也将经受考验。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一《办法》在出版实践中将对学术著作编辑产生的影响。之所以围绕学术著作编辑展开研究，原因在于学术著作编辑是选择、加工、呈现那些能够体现社会进步文化产品的职业人群，是坚守社会责任、建构人类精神文明大厦的重要力量，而《办法》所考核的社会效益，正是学术著作编辑的核心价值追求。因此，围绕学术著作编辑群体讨论将有助于社会效益考核问题的具体实施，也有助于推出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产品。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出版领域全面展开的社会效益考核具体实践中，围绕学术著作编辑群体展开考核正在遭遇一系列难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的现实意义
社会效益始终是我国出版业的首要追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将出版事业定位为为人民服务的文化事业，公益性质决定了社会效益在出版活动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学术出版机构更是将出版物本身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放在首位。我国也不断出台制度性规定明确这一要求，最早的成文规定可以追溯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其中关于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相互关系的规定，为后来做好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文化和出版实践的发展，针对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考核评价内容逐渐丰富，对考核评价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如2004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建立上海市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估体系，对上海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评估。2018年12月，中宣部颁布《办法》更是为图书出版社会效益考核的执行给出了具体指标。
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是对出版产业改革深入阶段一些不良导向的有效修正。我国出版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版体制深化改革所激发的内在生产力，但在从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显现出诸多不利于产业发展和社会前行的问题，其中过度强调出版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成为突出且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出版社的领导也认为，既然出版社是企业，那就应以市场为准绳，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应该在坚持经济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兼顾社会效益。不仅大众类出版社持如此观点，一些学术出版社也为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原本应该坚持的价值底线。这一认识显然有悖于我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方针，因此加强社会效益考核的具体措施是对当下出版业务中心偏离的及时纠正。
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是解决新时期人民主要矛盾的内在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出版业而言，不仅要继续承担国民教育、科学文化等一般知识的供给任务，更要符合当下我国人民群众对新文化的追求，多出精品，满足社会需求，引领整个社会的文化导向。
二、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的现实困境
结合2018年中宣部《办法》具体考核内容和指标来看，我国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仍然存在诸多难题待解。
（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目标如何统一
出版企业内在的文化影响力要求其社会效益第一，但是市场化的定位和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导致在出版经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企业难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商业利益引导下，一些编辑也会为了达到绩效考核指标盲目迎合市场，忽视了学术著作本身应具有的文化与社会影响力，使得学术出版经常出现两个效益互相对立的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按照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类出版社进行改革，除少数定性为公益性出版社外，大多数出版社都转制为经营性出版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使得部分出版社更加以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为导向。尤其是一些出版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成为上市公司，因此出版物生产和市场开发方面必须反映包括广大股民在内的股东意见，其经营管理也更多根据市场需求作出抉择，由此出版领域资本与文化的博弈加深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从出版社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趋势的不断加深、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纸质出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尽快实现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在具体出版业务考核中也往往以淡化社会效益，实现经济目标为首要考量。很多时候，面对沉重的经济考核任务，编辑不得不舍弃一些学术理论价值高、专业性强的图书选题，转而盲目跟风，直接导致大批低劣、庸俗的图书在市场上出版发行。显然，编辑的这种不合理选择，也是出版机构在市场压力下过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考核的结果。
（二）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难以量化
就目前而言，图书出版单位对于编辑的绩效考核既有单项考核指标，也有综合考核指标，主要包括文字审校量、出版品种数量、净发货码洋、净发货实洋、利润等。从这些考核指标中不难看出，多项指标仍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考核导向，很难兼顾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精神文化属性。
如何合理针对学术著作编辑进行社会效益考核，具体考核指标的制定是否符合编辑实际业务，始终是目前各个学术出版单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的出版管理文件，行业协会也不断完善相关出版规范，由此可见，出版的社会效益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具体的出版业务及考核标准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健全的出版考核长效机制体制。出版社在具体考核过程中，与经济效益考核标准相比，社会效益考核指标不统一且过于模糊泛化，没有形成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这就导致在对学术著作编辑的社会效益进行考核时，出现无法衡量或难以操作等问题。
2018年中宣部发布的《办法》从四个大类作出了考核指标体系，但在执行中仍然遭遇各种困难。如文化影响显然不能完全用获批基金、奖项等考核，很多书的价值和文化影响要经过时间考验才能显现，很多潜在的文化巨大影响无法用显现的基金、奖励来体现，每年出版领域几乎都会出现市场一片叫好却既无基金支持也无奖励获批的经典好书。这一现象由社会效益自身的模糊性所决定，对这一难以量化的领域进行指标考核，存在诸多难题，很难建构一个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评价体系。就学术著作编辑考核而言，两本不同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量化地比较高低也需要一番论证。问题的关键是，就算经过专家讨论得出两部作品的考核结果，这一番论证也只能证明这两本书的社会效益高低而已，所得标准无法推及其他书，甚至是同类书籍的社会效益比较都需要重新论证。
（三）学术出版社系数调整无法完全覆盖所有学术著作编辑
《办法》对学术出版社有着明显倾斜，即考核部门可对该项指标得分设置“乘以加权调整系数”。对年出版新书品种在100种以下的出版社、少数民族地区出版社，调整系数为1.25；古籍、美术、民族、音乐、科技等专业性出版社（专业类图书占比需达到80%以上），调整系数为1.15。但是实际上很多出版社虽然不是学术出版社，却有很多学术著作编辑，而最新的文件中没有涵盖这部分编辑人员，所以这种系数调整不能完整体现学术著作编辑群体利益。
同样，出版社层面大部分机构在薪酬体系分配上也没有重视学术著作编辑的社会价值贡献。当前对于出版社编辑的绩效考核，并未凸显学术著作编辑的独特性，也未将编辑的社会效益考核指标进行细化，在考核程序和绩效考核中比较泛化，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通常要求受到公平对待，因而不仅比较自己的努力与所得报酬，还会将自己和他人做比较，并通过自身付出的增减来取得他们所认为的公平与平衡。学术著作编辑的贡献更多体现为社会价值，而这种贡献不能单纯以市场价值作为考量标准，从而这种表面平等的激励措施却形成了实质层面的不平等问题。
（四）定期考核容易对学术精品编辑出版形成干扰
出版物种类不同，选题策划、编辑出版流程、发行环节也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学术出版在发展目标和道路选择上都有其阶段性。精品学术图书是指经过严格的学术把关，在内容上反映前沿学术成果或者优秀的历史文化，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的图书 。与一般学术著作相比，学术精品著作内容资源具有稀缺性且获取较为困难，出版周期较长，出版成本较高，但出版社定期的考核，尤其是在以利润最大化为市场导向的绩效考核指标下，编辑人员在选题策划时往往带有严重的个人倾向性，只重视发行量大、种类多或者收益见效快的图书选题，而忽视图书的品牌建设与社会影响力，这就导致一些学术价值高、专业性强的图书选题被否定，反而让一些学术含量低的畅销书一版再版，长此以往，会陷入学术价值含量高的选题被湮没、学术精品图书发行渠道受阻甚至无人问津的恶性循环。此外，学术精品往往需要长时间的不断锤炼方可问世，如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出版周期是26年，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敦煌文献合集》（中华书局）则用了12年，而过于频繁的量化考核要求无疑会影响学术著作编辑的工作安排。
三、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的改进建议
对于学术出版而言，既要注重经济效益但也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更应强调传播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责任。出版实践中的效益评价，需要建立起一种符合学术著作编辑实际的绩效考核体系，使考核方案不仅满足出版机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提升学术著作编辑的薪资收益，而且满足学术出版社对于社会效益的要求，从而担负起传播科学知识、传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执行《办法》制定出版机构自身的考核规定时，应该考虑学术著作编辑群体的特殊性，在激励导向和评价方式上作出针对性安排。
（一）明确总体考核的精品出版激励导向
基于出版现实，考核与激励是当代编辑人才培养与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管理者必须在明确激励导向的前提下，进行人才分类考核，协调奖励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否则很难起到强化作用。具体而言，出版工作同样需要优化编辑薪资结构、工作环境等，以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功能，激发编辑工作的积极性。
学术著作编辑考核更需坚持明确的激励导向。学术精品出版与一般图书出版不同，精品出版是社会效益、品牌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尤其是大型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它是一个需长期持续建设的工程，出版周期长，需要作者精心打磨、编辑精细锤炼、出版社精良制作，而不是一种阶段性项目。在定期绩效考核中，如果忽视学术精品出版的特性而进行无差别对待，势必会降低编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此，在绩效考核时应对负责出版精品学术图书的编辑给予特殊的激励方法。一旦精品图书上市后取得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入选国家或省部级重点项目、获得权威部门及媒体的表彰等，都应作为绩效考核参照，在绩效评价时将这些考虑进来，这样必然有利于树立学术著作编辑的精品意识，激励编辑凝神聚力，关注学术质量，打造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学术精品。
（二）坚持具体考核的差异化原则
面对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文化产品，编辑要立足现实，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文化选择。学术著作编辑要通过客观真实地描述和记录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水平的学术著作，帮助人们加深对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认知，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自信心和责任感。学术出版物独特的文化属性，使得学术出版社的选题研发和策划工作与其他工业生产流程截然不同，也不可能实现其他工业领域的机械化工作和流水线生产。因此，出版社在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对编辑个体目标的统筹引导，用整体目标来聚合个体职业追求。
对于学术著作编辑群体的考核，同样要强调学术出版特征所导致的这种差异化。虽然《办法》中根据出版单位不同情况在“文化和社会影响”指标方面实行了差异化评价考核，即考核部门可对该项指标得分设置加权调整系数。但由于实际上很多出版社虽然不是学术出版社，却有很多学术著作编辑，所以这种系数调整不能完整地体现学术著作编辑的群体利益，因此在实行差异化评价考核时，应进行适当调整，引入分值概念，科学合理地设计学术著作编辑加分或减分项，对获奖图书或精品学术著作进行额外奖励，从而平衡学术出版单位和非学术出版单位中学术著作编辑的群体利益。
（三）调整学术著作编辑的考核重点
《办法》突出了内容建设、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这些一级考核指标的根本在于编辑建设，因为编辑是内容创意的主体，更是出版质量大厦的建设者。因此，对于学术著作编辑考核是否成功，也影响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当前出版形势下，我国出版企业对学术著作编辑的考核重点，应从一般出版人的码洋和利润考核逐步过渡为图书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以及单品销量。在对学术著作编辑考核过程中，建议出版社大幅提升学术著作编辑图书质量的分值占比。同时，运用多种方式考核学术著作编辑所策划图书产生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如不仅可以按照重点项目、奖项荣誉等直接给予编辑物质奖励，还可以按照奖励等级匹配一定系数，折算为学术著作编辑的考核利润。此外，在考核精品出版物方面，可以重点考核编辑所策划出版图书的单品销量，甚至可以考虑用单品图书销量替代一部分码洋指标。这些考核重点的调整，能够激发学术著作编辑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全面提升出版社的社会效益整体水平。
（四）防止“唯量是从”的考核倾向
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需要量化以形成公平有效的激励，但学术出版物的特征使得社会效益考核量化也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在具体考核过程中，既要尽量实行量化考核，又要避免“唯量是从”，避免造成对学术精品出版进程的干扰。如在对编辑策划的学术出版物社会文化影响评价过程中，既要考量出版项目、荣誉奖励等，同样可以参考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的用户评论以及媒体报道的相关内容，作为定性评价时的重要参考。同时建议出版机构建立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专家委员会，从业界和学界中聘请专家形成评价队伍，对出版物的社会文化贡献给予定性评价。类似的做法，能够避免社会效益评价的“唯量是从”现象，形成定量和定性评价并重的新考核机制。
总而言之，学术出版必须以提升著作的整体质量为首要目标，不断完善出版绩效考核机制、优化出版产业布局、制定人尽其才的用人制度，明确学术著作编辑社会效益考核的社会文化导向，结合实际对学术著作编辑进行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只有这样，才能产出越来越多的学术精品，最终推动出版产业社会效益贡献水平的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