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中，列宁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新闻思想有着显著特色:既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的事业，又服务于其建设性的事业;体现出了继往开来的重要特点;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在与新闻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富于创新性的见解;受到他相关思想观点的强有力的支撑。其主要内涵有:创造性地提出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提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倡导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真实观;在新闻出版自由观问题上表明了正确的意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对经济宣传高度重视并作过诸多重要论述;提出“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启迪意义有:提出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整体上和联系中把握事物的论述，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闻真实性;关于“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和警惕“出版物依赖于资本”的论述具有深刻含义。
【关键词】列宁；新闻思想；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辩证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中，列宁居于经典作家的行列，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新闻思想中的许多精髓，不仅指导和影响了当时的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新闻事业，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列宁新闻思想的显著特色
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列宁的新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报刊宣传实践的过程中，列宁以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和职业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基础，在一个多世纪的世界无产阶级新闻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作用。”1以上论述准确地概括了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笔者认为，列宁的新闻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特色:
1. 既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事业，又服务于其建设性事业
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性的事业，是指该阶级为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建设性的事业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成为国家主人以后所进行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事业。列宁所处的时代，发生过两个重大转变:其一，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这是一个转变。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国首先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整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其二，由为推翻反动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到掌握政权之后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建设，这是另一个转变。“两个转变”中的后一个转变，其内容的深刻程度和丰富程度远远胜过第一个转变，从而给列宁的新闻思想提供了巨大的创新、发展空间。
俄国无产阶级由处于被统治地位到处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使命任务发生转变是必然的。列宁的新闻思想顺应和体现了这种转变，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遇到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鉴于列宁所处的时代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创时期，且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时间较短，没有也不可能遇到像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七十多年中遇到那么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因此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丰富性方面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列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推翻沙皇反动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而进行英勇斗争。他以革命报刊为工具和阵地，以从事新闻活动为特殊的斗争方式甚至领导方式，表现出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和宣传家的突出才能。他以报刊新闻活动，服务于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服务于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他所进行的报刊新闻活动，是他一生伟大业绩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宝库中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2. 体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特点
列宁是马、恩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忠实践行者和继承发展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继承者和创新发展者。列宁对马、恩的党报思想、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的理念、以报刊服从和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宗旨、新闻真实观、新闻出版自由观等等都有所继承，就此而论，他是“承上”者。而他在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条件实现了新闻思想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例如党性原则观、从整体上和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新闻真实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出版自由观等，这些思想观点对其本国、对世界各国的新闻事业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长远的、深刻的影响，就此而论，他又是“启下”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过程中，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又一经典作家，形成了又一个思想高峰。
列宁所“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精髓，是不同历史时期都适用的精髓:所“启”的，是无产阶级在拥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中，其所“承”，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各个时间段中都有所体现;其所“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有突出显现，但在此前已经有所酝酿。
3. 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在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中，列宁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方针。在这一方面，他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他提出:“创办坚持原则、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刊物(笔者注:即《火星报》)”，“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他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不打算将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2列宁的以上论述传递的主要信息包括:(1)创办刊物《火星报》，应该坚持原则、坚持能够达成统一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这是其办报办刊宗旨;(2)机关报不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不应该是各种思想混乱杂陈的空间，这是其办报报刊理念;(3)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方针，这是其办报办刊方针。以上内容说明:列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办报办刊的指导思想的。
而当时客观存在的严峻情况，正如列宁所说:“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存在着思想动摇的情况，倾心于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伯恩施坦主义’，散布所谓‘经济派’的观点，这样就必然力图阻碍运动，使它停留在低级阶段，把建立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2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时髦的情况下，列宁开诚布公地表示办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方针，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4. 在与新闻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富于创新性的见解
列宁就许多重要问题表明了自己富于创新性的见解。这些重要问题包括:一是在写作事业/新闻事业中应该坚持党性原则(这一原则事关写作事业/新闻事业的根本立足点)。列宁提出并解决了写作事业/新闻事业应该为谁服务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他强调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同时指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务求将两者统一起来。以上观点是由他首次提出的。二是就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既充分肯定其历史进步性，又批评其虚伪性，还建设性地提出并实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所应实行的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在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列宁的一系列观点都是富于创见的。三是就经济宣传发表见解并进行倡导。与此相关的观点“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体现出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宣传的高度重视，前人没有涉及过，毫无疑问是富于创新性的。四是以“镜子”说阐述新闻真实性、反对以儿戏的方式对待事物以致影响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和把握。前者涉及新闻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根底，后者追溯和深究了违背新闻真实性的认识论根源。这样的认知和表述也都是富于创见的。五是提出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既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又属首创，对于充分发挥报纸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功能起了很大作用。六是由用“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开典型报道之源，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报道理念和思路，对新闻事业而言，无疑是一种创新。
5. 受到他本人相关精辟见解的强有力支撑
列宁的新闻思想得益于其相关精辟见解的强有力支撑，这是其新闻思想底蕴丰厚、博大精深的表现。例如:他的关于写作事业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的主张，得到其本人关于党性及党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理论的有力支撑，而其党性观实际上属于阶级斗争学说和政党学说的范畴，是其中熠熠生辉的部分;列宁在论述新闻真实性时所用的“镜子”说，是以唯物论的反映论作为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在整体上和联系中把握事物的科学观点，成为人们正确认识新闻真实性的认识论基石;其关于“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3的精辟之见，往往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的一把钥匙。
以上第一个特点，是在涉及新闻事业服务对象的差别和所处时代特点的差别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内涵有其显而易见的深刻性;第二个特点，则是在与此前、此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体现出相当的独特性;第三个特点，表明了列宁新闻思想的本质，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其“魂”，列宁的新闻思想与马、恩的新闻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第四个特点，是列宁新闻思想本身所具备的特点，关键词是:创新性;第五个特点，所显示的是列宁新闻思想与列宁本身的别的思想观点之间的紧密联系，受到其思想体系的强有力支撑，体现出其中的关联性。总之，列宁的新闻思想是富于特色的。
二、列宁新闻思想的主要内涵
列宁的新闻思想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涉及无产阶级党报党刊理论、新闻事业党性原则、新闻真实观、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观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1. 创造性地提出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
列宁基于对党性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由此提出写作事业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提及过党性这一概念，也论述过与党性密切相关的党派性。正如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发表的题为《党性和人民性关系问题溯源》一文所说:“1847年，他们指导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非正式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在给读者的公开信中就明确表示:它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党派性报纸，如果有人认为它应该是无党派性的，那是对它最大的侮辱。这里用的‘党派性’，实质上指的就是该报应有的党性。”4但是马、恩并没有提出过党性原则这样的命题。
列宁就党性进行过如下论述:“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5“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这是列宁对党性的理论概括和科学认知。阶级斗争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严格的党性”必然应运而生并发挥相应的重要作用。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列宁对党性的认识，是和他对于阶级性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进而将党性原则运用到精神产品生产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首提党性原则者。当时，在出版物、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问题上，不少人存在着模糊认识乃至错误认识。例如，认为写作事业只是个人赚钱的工具;认为写作事业和出版物可以不接受党的领导，不必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认为写作事业和出版物可以独立存在于党的整个事业之外(写作者应该是“无党性的写作者”“超人的写作者”);认为恪守党性原则就会扼杀写作者个人的创造性……列宁发表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对上述种种误识一一加以厘清。在该文中，他把劳动人民放到了极高的位置上，指出: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6。党的出版物、党的写作事业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准则。这在当时是意义非凡的，回答了出版物和写作事业“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
列宁提出:“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6。这些经典论述阐明了写作事业与党的整个事业之间的关系，为写作事业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写作事业不应该凌驾于党的整个事业之上，也不可以独立于党的整个事业之外，而应该是融于党的整个事业之中。“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如果离开了“齿轮和螺丝钉”，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新闻思想中，要求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服从大局和服务大局的理论依据。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还要求:党办的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出版物，应当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为党的报刊撰稿的作者，特别是党员作者，应当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媒姓党”7，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源头。
需要说明的是:出版物和写作事业并不能与新闻和新闻事业完全等同，但它们都包含着作者创造性地精神劳动，而且从本质上说都是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和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就此而论，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本质上是相通的。列宁提出的写作事业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大致可以被理解成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这一重要原则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和中国的新闻实践。
2. 提出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观点
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曾经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8这是列宁关于报纸功能的一个著名观点。无论是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还是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都需要有报纸这样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宣传、鼓动属动员工作，需针对人心进行，需懂民心、得人心;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通过报道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的成功经验，使之更有序地投入到革命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中去。那么，列宁为什么在“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前面都加上了“集体的”这一修饰语呢?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报纸在担当这些角色的重任，进行宣传(传播真理)、鼓动(鼓舞士气)和组织(凝聚力量)工作时，其行为都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之所为。进一步的问题是:报纸何以还是“组织者”呢?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应该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9在毛泽东所说的省报的“五大作用”中，组织作用是居于首位的。毛泽东要求充分发挥报纸的上述各项功能、作用。以上论述，应该是毛泽东对发挥报纸作用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有力地印证了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
3. 基于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坚持新闻真实性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
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马克思对“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予以肯定，对“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予以否定。10根据“事实”而非根据“希望”，这关乎新闻立足的根本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观点。
列宁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和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他曾经说过:“我们的报道是我党的一面镜子。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报纸由于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因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11报道是“镜子”，“不应失真”，无论在人民心目中还是在敌人心目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以上这些，是列宁对报道提出的极为严格的要求。报道要让最凶恶的敌人都觉得无懈可击，试想这样的新闻真实性要求有多高!不仅每一篇报道都应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整个报道也要符合列宁所提出的要求:“要向公众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不浮夸，不武断，不造谣，不作见不得人的私人报道。”12在这里，列宁要求在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中体现新闻真实性。他还提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3可以理解为列宁这是在科学认识论的层面上，阐述应该怎样把握事实的真谛才能在反映事实时达到真实性的要求。
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列宁有三大贡献:一是指导党报在业务中将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做到极致，以至“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没有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刻意求真的严谨态度和无懈可击的实际表现，不可能达到这种令人钦佩的真实性境界。二是提出“镜子”说。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丰厚底蕴。镜子中的镜像，是现实世界中特定事物的真实的、不失其真的反映。三是指明了从整体上和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重要性，这不仅可以避免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而且也是新闻报道者达到新闻真实性的重要路径。在列宁看来，在社会生活中，胡乱抽取个别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只能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这就为达到新闻真实性提供了实现的路径和方法论的指导。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列宁所作出的贡献。
4. 实事求是地评价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观和阐明社会主义新闻出版自由观
对列宁关于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所持有的观点，应做细致分析。
1921年8月5日，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给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对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这一口号给予了相当高的肯定性评价。他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伟大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势力和地主的斗争。”14列宁将出版自由评价为“全世界的一个伟大口号”，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进步作用。列宁对资产阶级在历史生活中表现出的进步性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二，阐明了给出这种评价的理由。因为这一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势力和地主的斗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提供了一种可供使用的思想武器。其三，列宁将出版自由作为“全世界的一个伟大口号”在时间上予以限定，即只是“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过了这一时间段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出版自由”就不再是“全世界的一个伟大口号”了。其四，列宁称“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口号”，其深层次的考虑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而进行的斗争有某些相通之处，在十月革命之前，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出版自由”有着可供利用的价值。列宁认为:争取出版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15。其五，就在同一封信中，列宁对“出版自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这是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14而在其他场合，他说过:“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16这些论述指明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本质所在。
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既批评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又推进社会主义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谓双管齐下。一方面，除在《关于“出版自由”给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对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有过有限赞赏外，他更多地是对此进行抨击和批判;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他则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的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于夺取政权以后将要实施的出版自由就已经有了构想:“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6诚如陈力丹教授所说:“列宁十月革命后出版自由思想的重点: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17使人民成为享有实际自由的主体，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新闻出版自由观的重要内核。列宁顺着如上思路，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因时间有限，不可能获得实践探索—总结提升—再实践再探索—再总结再提升的螺旋形上升的足够机会。这是颇为遗憾的。
5.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对经济宣传高度重视并作过诸多重要论述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表明:列宁领导的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与此相适应，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原先的着重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向着重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转移。为此，新闻工作必须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要使报刊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18。列宁适时地为实现了重大转变的新闻事业即正在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很有震撼力的著名观点:“少谈些政治”，理由是: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列宁同时提出:“多谈些经济”，因为发展经济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然而当时的现状是:“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19列宁对这种现状提出了批评。
对于经济和经济宣传，列宁有自己的见解: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宣传发表了看法和提出了要求。在经济宣传中，列宁强烈反对空泛的论说(“泛”)、不切实际的空谈(“空”)、不着边际的评论(“隔”);力主下工夫搜集、审核、研究各种事实本身(用来自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确凿事实说话，所说的是基于对事实深入研究的话)。经过列宁的阐述，经济宣传中的须“除”与该“兴”，就显得异常清楚了。
6. 明确要求“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
1918年9月，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作过如下阐述:“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20他对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其中就包括“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且这得到了重点强调。报道内容和对象产生于现实生活、存在于各个方面、高于一般的人和事，报道后能产生榜样的力量，这是后来被称为典型报道的一类报道的现实基础和存在价值。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此为这类报道对象的存在形态，即:较之一般的事例更生动、具体、典型。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用来教育群众。这类报道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榜样的力量。列宁的以上观点，是后来在苏联和中国的新闻实践中发挥了相当大作用的典型报道的理论渊源。苏联报刊上关于卓娅和舒拉、关于马特洛索夫的报道，都具有典型报道的性质;中国新闻媒体关于吴满有、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孟泰、郝建秀、时传祥、马恒昌、焦裕禄、孔繁森、丁晓兵、任长霞等的报道都是典型报道。上述典型报道发挥了使公众见贤思齐的作用。
当然，在中国新闻学术界，在典型报道是不是可以溯源至列宁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典型报道发端于列宁的新闻思想，受此熏陶和影响，苏联在这方面进行了有一定成效的实践;中国受苏联在这一方面新闻实践的影响，将典型报道接过来又继续向前推进。这是一个大致判断。
三、列宁新闻思想的启迪意义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解体了，东欧等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已不复存在。但是不能因为苏联后来解体了，就低估当初在列宁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就否定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事实上，列宁在领导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方面的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承和创新发展方面的贡献，都是十分巨大和不可磨灭的。列宁新闻思想对后人有着巨大的启迪意义。
1. 列宁提出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至今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过与党性概念有一定关联性的党派性(也提到过人民性)，但并没有直接提出和论述过党性和党性原则;列宁提出了党性和党性原则的重大理论命题(但并没有同时强调人民性)。列宁提出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写作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整个事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思想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媒姓党”的重要观点，可以从列宁的论述中找到理论源头。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列宁的新闻思想的过程中，又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和创新。正如童兵教授所说:“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没有论述过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2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又同时强调了人民性，并确立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2相互关系论。这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发展。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些，既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涵，又是人民性的内涵。从列宁的坚持党性，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当下的情况是: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性已经淡化，但是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仍然必须强调和坚持。这是因为:在中国，阶级并没有消亡;在世界范围内，阶级更是一种客观存在。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这样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当然，党性同时还是特定政党根本性质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最高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这一执政理念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
列宁在论述党性时，很好地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他充分注意到写作事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23。可见坚持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与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将两者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进一步说，把新闻产品缺乏吸引力、老套刻板、枯燥乏味归咎于报道者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列宁又严厉批评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列宁既阐明了坚持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和作者充分发挥写作创造性之间应该也可以达到的辩证统一，又在“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与“打着‘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的旗号”之间厘清了界限，从而避免出现“真理哪怕是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会变成谬论”的后果。列宁上述辩证观点给人们的启示是: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应该可以与新闻舆论工作者发挥个人创造性相统一;报道刻板、枯燥、乏味，不能归咎于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2. 列宁关于从整体上和联系中把握事物的论述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新闻真实性
新闻真实性属于新闻学中有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新闻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具备新闻真实性的报道，连生命体征都不存在，因而不配被称为新闻。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可以说中外的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人士大致是形成了共识的(当然对新闻真实的理解和如何达到新闻真实所持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而列宁关于新闻真实性的有关论述，是很有启发性的。
列宁的从整体上和联系中把握事物的观点，有利于准确地、深刻地理解新闻真实性的精髓，廓清一部分人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见解，可以避免出现如下一系列偏颇。偏颇之一:将个别真实认定为普遍真实。如果新闻所报道的个别事实确是真实的，这在通常情况下并无不当;但是报道者将这样的属于个别真实的事实推及为普遍真实的事实，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这就不恰当了。如果报道者将个别真实的事实和自己固有的偏见相连缀并以此作为自己偏见的佐证，这就更不恰当了。这是由于在把握事物的过程中缺乏对此的整体把握。偏颇之二:由于未能从联系中把握事物，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缺乏正确的和深入的认识，因而对于新闻事实所涉因果关系的探寻经常会出现差错，发生简单归因、片面归因和错误归因等情况。而这些偏颇的存在对于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很不利的。偏颇之三:新闻事实可以因政治需要而改变。在中国的“文革”期间，曾经流行过事实为政治需要服务的观点。回望历史可以看到，列宁发表过如下见解:“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真实性不取决于情报为谁服务。”24诚然，新闻和情报在价值取向、呈现方式和服务对象等方面是不无区别的;但列宁的上述见解对于理解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也还是有所启发的。情报的真实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要忠实于事实，都忌讳虚假;如果因为服务的对象有所不同，情报就可以随意改变，那么只能是给服务对象带来损失或灾难。同样道理，如果出于为政治需要服务的考虑而随意改变事实甚至肆意篡改事实，那么新闻真实性就会荡然无存。
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关于新闻真实性作过如下论述:“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要找几个事例来证明某个观点并不难。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来看却背离了真实性。所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25这和列宁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的见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江泽民对列宁关于新闻真实性思想至少在两点上有所继承:其一，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与列宁的从整体把握事实的思想是高度吻合的;其二，从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体现的是从联系中即从现实的事物与事物未来发展的联系中把握事物。当然，江泽民在继承列宁的精辟观点的基础上是有所发展的。比如，提出从本质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即是如此。
3. 关于“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和警惕“出版物依赖于资本”的论述具有深意
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在新闻研究和新闻实践中绕不开的问题。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的启发是:
第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历史观，对“出版自由”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充分肯定(在对历史生活中的其他发生过积极影响的人事的评价方面也是如此)。其实，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是以历史上进步阶级的身份出现的。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的口号，就充分显现出其历史进步性。对此，不可抹杀。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按照列宁的思路，无产阶级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助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口号，为我所用。这同时又是一种谋略。
第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以后，应当顺应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用对维护人民政权和确保人民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更有利的口号和方式，对待这方面的自由。他关于“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观点，至今仍然是体现出真理性的思想见解。而1918年7月苏维埃五大通过的国家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体现了列宁的上述重要观点。其中的第十四条规定: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以及其他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26综合起来考察，我们看到了列宁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口号前后或同时不尽相同的态度(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批评)，这不仅是相当合理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其间，充分体现了列宁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非同一般的政治智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列宁对“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这一弊端的警惕。依赖于资本，被资本左右，唯资本马首是瞻，是出版自由不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今天仍然有着警示意义。“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其要义在于:拥有发表意见的自由的主体，是劳动者，是人民大众;所要保障的，是其“实际自由”(而不是形同虚设的自由，虚幻空泛的自由，也不是表面自由而实际不自由)，这仍然是今天在理解和落实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时需要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列宁新闻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异常充分的论述，而只能是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略加论析;但即使如此，也已经足以见出列宁新闻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独特性和启发性。尤为可贵的是:列宁新闻思想中的许多精髓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观的学习、领会，从列宁的新闻思想中汲取思想力量和政治智慧，是新闻传播学者和业界人士应有的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