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峰：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编辑
国际化发展不是一时之需，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版社对国际化的关注不能停留在指标、数值、绩效上，要通过联结作者、读者、编辑、管理体系和外部社会，发挥国际化对提高出版物内涵质量和贡献社会服务的功能，行业团体要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传导知识、智慧交流和推动文明发展的关键设计者。
所谓“版权贸易”，主要是指著作权人与使用者就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有偿转移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等版权许可或者版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受到法律保护的贸易行为。在版贸国际化走向纵深的背景下，要让版贸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版贸业务，只有拓宽多种渠道合作研究平台，强化版贸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型，营造综合出版生态系统，才能在国际化选题组织、文化塑造、社会服务等方面为政治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突破行业研究壁垒，拓宽多种渠道合作研究平台
通过核心词“版权贸易”视角切入，可看到“版权贸易”“版权保护”“版权代理”与“版贸国际化”研究论文主要源于行业或者相关院校专业内部，研究关注点主要在于该领域中解决业务推进中方针、政策、方法和措施等专项问题，研究领域相对单一、独立，缺乏全局性的、统一的大格局。对于“版权贸易”如何走出去研究热度上升，需要在重视“版权贸易”“版权代理”“版权保护”等研究领域的同时，加大对“版贸逆差”和“版贸国际化”的研究力度。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部快西部慢、沿海强内陆弱的格局，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以及出版行业拓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内陆出版社要加强研究与推进改革步伐，向东部和沿海出版社看齐，提升向外开放水平，拓宽出版社在改革开放战略中的研究范围，开展宽领域、多层次、立体化的版权贸易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团队协作是攻克科研难关、促进研究进步的需要，研究的协同、沟通和互融是提高团队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打破行业壁垒，加强开展机构间合作，扩大研究机构的范围，必将拓宽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版权贸易的国际化作为一项开放性、国际性的宏大系统工程，战略性强、涉及面广，必须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内海关、高校、研究所的广泛合作、协同研究，才能更好地推进“版权贸易”研究的决策工作。真正能够深入开展“版权贸易”与“版贸国际化”的群体，应该产生于全国出版行业业务一线编辑人员、出版集团以及高校出版专业研究机构共融的结合体，而单独孤立存在于出版社或基础研究机构的从业者是无法独立承担深入的、有价值的前沿课题的。因此，关于“版权贸易”与“版权贸易国际化”的从业人员应该改变个人单打独斗、单兵作战的现状，与业内同行搭建业务沟通渠道，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研究人员应与知名高校、国家科研院所，或者专业的研究机构合作，搭建共建共赢的研究平台，扩大研究的视野，探究新的研究模式；行业主管部门要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合作，创建出版资源共享共建机制，提升行业专题研究水平；出版社要着力打造核心实力，领跑行业改革创新前沿，在智慧服务探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理论学术前沿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弱化功利导向，强化版贸内涵式发展方式转型
数据显示，我国出版事业在海外市场上还蕴藏着巨大潜力，在出版物输出过程中，其他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接受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目标就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模式的认同，也取决于我们在国际化大背景下对这些国家社会背景、民族特性、传统价值观等的了解，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尤为重要。历史证明，内向型文化的本质使我国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非凡能力却不擅长传播自己，中国的出版事业模式尚未对其他国家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也未形成文化输出的“增长极”。对此，增强我国出版事业的海外吸引力亟须重新调整文化心态，增强文化自信，深入总结我国可供输出的优秀内容，譬如传统文化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治理经验等。此外，有针对性地进行区域文化研究是拓展出版物输出的知识和智力基础。在这一点上，二、三线城市出版社国际化活动的开展已展现出小语种、海外援助等方面的发展优势。必须承认，增强文化自信使得出版社能够快速有效地增进国际化显示度，提升出版社声誉，进而获得国际社会读者的认可，这对我国出版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相关抗疫主题图书快速输出显示了国家行业协会推荐的力量，版贸为中国故事走出国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国际化发展不是一时之需，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版社对国际化的关注不能停留在指标、数值、绩效上，要通过联结作者、读者、编辑、管理体系和外部社会，发挥国际化对提高出版物内涵质量和贡献社会服务的功能，通过行业系统内与行业系统外的良好互动，促使行业团体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传导知识、智慧交流和推动文明发展的关键设计者。
消除版贸国际化“智识孤岛”，营造综合出版生态系统
目前，版贸业务在国内未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未能与出版界整体发展有机结合，仍是一项特殊的、受关注却处于边缘的活动；版贸业务发展未能与政府支持系统的管理服务能力、业务发展方向和选题组织论证紧密结合，导致出版社的国际化发展碎片化，成为国际化活动的简单叠加和拼盘，这些制约着出版事业国际化向高水平发展。笔者认为，版贸业务不应是出版社层面孤立的活动，而是一个涉及多个行为主体，深植于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等多重场域的生态系统。另外，版贸发展与外部环境也未能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出版社的国际化发展之所以是“国际的”，就在于其以出版物的“公共品”属性为基础形成了以跨文化、全球性、国际化为目标的出版事业发展生态环境。
多样性应该是我国版贸业务发展的重要特征。我国出版社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的出版社在国际化的价值取向、发展定位、资源条件、路径选择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在国际化发展动因上，经济因素对于地方出版社的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国家出版社，而内地省份出版社的政治动因更为突出，其对经济动因的考虑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出版社。在国际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上，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出版社、具有良好对外开放基础的沿海省份出版社在各项活动中国际化目标定位比重更高，而地方出版社则相对较低。在版贸活动开展方面，积极吸纳、引进外国出版物已成为地方出版社和二、三线城市提高国际化显示度、争取政府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出版社分层和分类多样性的形成机制是一种基于计划秩序的政策性机制，与之相应的集中型出版社管理方式使得出版社在国际化发展中对政府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譬如，地方出版社对“政府应更多开展出版国际化评价”和“评价应与预算分配挂钩”的期望高于国家出版社，这是典型的首先通过获得政府认可，进而获取政策资源，再进行国际化发展的考量。这必然会削弱出版社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造成国际化发展上的趋同性。本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出版社在国际化的目标定位以及本土国际化和海外国际化中极少呈现出显著差异。因此，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的出版社如何在国际化发展中实现因社制宜、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关键在于要把握好本社图书定位。只有切实激发出版社在国际化发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才能有效地实现出版社系统的职能分工和功能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