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崔人杰：山西人民出版社
【摘 要】出版企业化管理之后，一些出版机构过度强调图书的商业属性，而轻视其文化属性和精神价值。这与传统的出版精神大异其趣。以至于图书编辑的理念与认知发生了错位，出版机构也在一定程度忽视对出版精神的塑造，长此以往，只能造就出版商人，而非有文化情怀的出版家。故此，在出版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强调追求文化情怀，重塑出版精神，很有必要。
【关键词】文化属性；出版精神；编辑素养
何谓出版精神？“出版精神应阐述为出版伦理精神，是出版人独有的价值取向、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经过抽象和提升成为出版行业的‘类人化品格’。”[1]精神是一种“内化于心，外显于形”的力量与持守，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当下，更显得弥足珍贵。出版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继承和创新的事业。我们应该深入发掘前辈出版家的精神与传统，用来指导我们当下新时代的出版工作。
一、开启民智，传承文化——出版人的理想
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理好出版业的商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创立之初，便提出了自己的出版宗旨：书籍所代表的意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不是牟利的商品。我国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出版社纷纷转企，“如何赚钱”成了摆在出版社面前的重要问题。
（一）出版人首先是个文化传播者
应明确的一点是，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其次才是一个企业经营者。陈原先生曾说，出版的文化精神是原动力，利润则是后继力。“没有原动力的系统工程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后继力的系统工程则难于往前继续推进，生命将会完结。”[3]二者都是关乎出版社生命的终极问题。前者是尊严，后者是生存。能充满尊严地生存于世间，不就是最理想的出版状态吗？作为企业，出版社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符合企业竞争与发展的规律。然而却不能忽视出版社的文化属性，出版社作为文化传播者，自有其传承文化的担当与责任。如果在出版实践中一味追逐利润而缺失了文化属性和社会责任感，必然导致出版社沦为利益的一环，走入歧途。因此，如何将现代企业精神和传统人文精神相融相合，是每一个新时代出版人都应深入思考的课题。
（二）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良性活动
“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和目标而到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4]出版人抱定文化追求的崇高目标，打造出版物的精神价值，并由此获取了相当报酬。这正是前辈出版人所践行的路。我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曾以“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为己任，在出版生涯中，从未间断推动这个事业前进。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彼时商务印书馆在大量引进西方著作时，张元济确定的原则是“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此开启民智的理念可谓影响深远、余韵悠长，正是这种出版理念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学术经典著作出版重镇”的品牌形象。同时，张元济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理念，编辑出版了数百种中国新式学校教科书，并由此获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张元济先生“开启民智”“传播文化”“扶助教育”的出版精神，不但没有“牺牲商业主义”，反而让商务印书馆成为侧身书林的乔木。这种出于文化理想主义的经营之道值得新时代的出版人去学习、去践行。可以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是张元济出版思想中重要的一环[5]，也是出版史上很值得研究的宝贵经验。
对出版而言，“荣誉出自内容，风采源于质量，尊严来自价值”。我国著名民营图书出版企业新经典图书公司的自我定位是“优质内容的发现者、创造者和守护者”，其一直以纯文学需求为出发点，重视出版物的文化价值，全力打造文学精品，坚持“内容为王”“品质为先”的出版原则。看似商业性不强，实则深谙商业法则的最高境界：当你不断追求卓越，成功（名利）便尾随而至。云淡风轻的“不争不为”，恰恰是底蕴深厚的“天下归心”。“新经典”之所以如此笃定，在于其对阅读市场的清晰认知。正如其创始人陈明俊所说：“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是永恒的。”“新经典”从路遥《平凡的世界》《人生》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再到川端康成、东野圭吾、村上春树等小说家的作品，无一不是各大图书畅销榜单的常客。自古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带给人们的慰藉与启示是无与伦比的。面对如此庞大多样、难以捉摸的读者群体，出版者专注于提供优质内容便是打造口碑、扩大影响的最佳方式。由此形成优质的出版品牌，以品牌弘扬文化、保证质量、开拓市场、获得效益，并最终在读者心中树立稳固的声望与地位。“新经典”以优质内容打造出版品牌的理念，可以说是民营图书出版公司的典范。
二、成为“书迷”——出版人的本色
著名编辑出版家陈原先生曾说：出版工作自我修养的头一条，应当使自己成为“书迷”[6]。对书有着发自肺腑的痴迷，这是成为出版家或名编辑的最大前提。着迷是痴，是专注，更是可爱。若把真性情投入书中，则自能抛却功利，以某种殉道者的精神，为书奋斗终生。读书如此，做书亦然。纵观中国近代出版史，从张元济、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到吕叔湘、周振甫、张静庐、陈原，无一不是书迷。
（一）懂文化，才能保存与发扬文化
如今碎片化的网络阅读，只是一种信息获取方式或者消遣，远谈不上文化的浸润与累积。碎片阅读虽有短暂的快感，却如立于巨大的风洞之中，风吹来，为之心神荡漾，风停后，空空如也。而有底蕴、有见地的图书则是作者正心诚意、积年研究的成果，理念与格局自是深刻。故“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社会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蕴藏在图书里”[7]。书迷恰恰就是不计成本地沉醉在这文化与文明的海洋中，真懂且爱文化，并能不自觉地参与保存、发扬优秀文化的活动中。因此，书迷献身出版，则如蛟龙入海，涵泳优游，不断追求卓越，以实现自己的文化愿景。
（二）爱阅读，才能助推出版
在某种程度上说，出版人的阅读旨趣除了获取新知之外，更应有一种敏锐的嗅觉，即由喜爱阅读到研究阅读，阅读是图书市场的一种表征，是图书销售环节的自然延续。研究阅读其实就是在研究阅读背后的不同群体，如我们通常理解的消遣性的休闲阅读、深入研究的专业阅读以及充满思考与追问的生命阅读。出版人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与特色，明确自己的主攻方向，从而形成特色与优势。而广泛的阅读便是出版人自我定位和自我调适的重要方式。因为阅读具有延展性与关联性，能否把自己的阅读旨趣与出版旨趣匹配起来，在阅读中考量哪些书自己能做、哪些书自己不能做，同时能对相关题材图书的出版态势做到心中有数，找到策划新书的感觉。可以说，出版人广泛的阅读是“新一轮图书生产的助推器与发动机”[8]。
三、协调与合作——出版人的艺术
邓中和在《书林守望丛书》中提出“编辑力”的概念，他认为：“编辑力是编辑出版人员全方位动用自己的个性、人格、教养、知识、技术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通过策划、选材、编审、甚至参与创作等过程再以报、刊、书、网等方式交到读者手中的问题前瞻力、创意构思力、知识把握力、人际交往力等的综合体现。”[9]
（一）审慎的全面协调
出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编辑、印刷、发行，单个领域拿出来都有专门的学问。协调各个子系统的有效运行，最能彰显出版艺术。完美的协调，不仅能保障效率，更能保障质量。质量是出版的决定性因素，对质量的评价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大到对文化的贡献，小到对读者的服务。在出版实践中，任何一个小环节的失误，都会让整个系统黯然失色。
（二）与各领域精英的合作
首先是与学术名家的合作。以生活书店的成功为例，出版界有“一邹一徐一胡”的佳话，陈原先生形容他们，“胡愈之是导航塔，邹韬奋是机长，徐伯昕是地勤”，即出版活动需有大的理念与方向，有拍板决策者，还需执行落实者。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夏粹方—蔡元培”也是这样的结构。“胡愈之”和“蔡元培”并不担任出版社的实际职务，他们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更准确的是，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先进的智者群体，出版机构若能与之接续，便可占领“思想高地”，以规模之累积而渐成气候。正如俞晓群在出版笔记中所说的，“你必须敢闯，敢见各界精英；编辑组稿的对象，必须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这样才能组到好稿子，成为大编辑”[10]。
其次是与潜力学者的合作。编辑交往、借势于名家，虽说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却也不是谁都能走得通。在编辑学问尚弱时，便不足以取得名家之青睐与信任。编辑此时则需灵敏的嗅觉与慧眼，努力寻求未来的千里马，激发其能量，与之共同成长，相互砥砺。在出版活动中，共同成就彼此，如近代出版史上，胡愈之和叶圣陶“发现”和“推出”巴金，便是一段出版佳话。
最后要形成社外的专家群体。正如沈昌文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应在各个编辑室周围，依据不同的专业，逐步团结一批社外专家，作为审稿的依靠，以解决目前社内编审力量不足的困难……社长总编辑和各编辑室主任应该分出一定的时间来参加社会活动，使能了解并熟悉学术界的动态和著作家的情况。”[11]社外专家群体的建立，对出版物质量的把控与评价至关重要，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评审委员会是由18位有学识威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每一本书的出版都需该委员会讨论批准，方能编辑出版。可以说，与学术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联系合作是出版工作的常态。因此，出版人不仅是文化人，更应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四、“两个契合”——出版人的个人魅力
（一）个人理想与出版职业的契合
出版乃是“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后工作，需默默奉献的精神与情怀。出版在本质上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职业。老一辈出版人多能秉承“献身文化事业”的崇高理念，正如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所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这样的文化信念值得新时代出版人学习和继承。
（二）学识与编辑工作的吻合
编辑要能编能写。钟叔河先生有句名言：“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他戏称编辑要有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我国著名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曾亲自制定聘用编辑的四条标准：即大公无私、思想深入、文笔畅达和精通一门外语。[12]编辑是通才，是杂家，但更应是专家。朱正曾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亦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曾出版《鲁迅三兄弟》和《被虚构的鲁迅》等作品；钟叔河曾系统整理和研究周作人；近代出版家张元济更是研究版本的大师级人物，我国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曾盛赞道：“张先生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即使清代校勘学名家，亦有所不及。”张元济辉煌之出版成就详见《张元济论出版》[13]。关于出版人的研究与写作，著名出版人俞晓群更是典范，出版之余，学术的兴趣集于中国古代数术研究，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写作方面则文思泉涌，成为“专栏作家”，大多结集出版[14]。编辑的学识与文笔，应是新时代出版人应有的素养与风貌。
五、结语：书比人长寿
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编辑的理想应该是编出能传至后世、影响久远的图书，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环。这是出版工作最原始、最本质、最核心的要素。著名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曾自言：我们需要一种“傻子式的勇敢”[15]。张元济先生亦有诗曰：“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16]我们新时代的出版人应秉承前辈出版家赤诚求索奉献精神与昌明文化的出版理想，策划出版有文化生命力的图书。
参考文献
[1]赵保全,潘丽梅.论出版精神和出版人的精神追求[J].出版广角,2015(2):99-102.
[2]刘君.浅析文化产业化时代出版人的文化理性[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30(6):101-105.
[3][6][7]陈原.总编辑断想[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范军.现代出版家的诚信观[J].中国出版,2007(2):42-44.
[5][13]张元济.张元济论出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张金柱.向书而歌[M].北京:中华书局,2017.
[9]邓中和.书林守望丛书——编辑与装帧[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14]俞晓群.一个人的出版史[M].上海:三联书店,2015.
[11]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12][15]俞晓群.前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16]张元济.读史阅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