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13年5月1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导致刘铁男最终落马正是由于2012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的实名举报。早在2011年7、8月间，罗昌平从一条微博中发现线索，开始与同事展开对刘铁男的新闻调查，当年11月，《财经》陆续推出《中国式收购》、《倪日涛沉浮》两篇调查报道，报道披露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安排妻子和儿子在自己分管领域的关联公司持股，刘铁男还以发改委名义发函帮助这个公司获得银行贷款[1]。罗昌平在实名举报之前，已经对刘铁男进行了一年的追踪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事实。

刘铁男被《财经》人调查追踪、举报进而落马，这个事件绝非偶然。罗昌平作为国内80后的优秀调查报道记者，是在《财经》杂志工作期间成长起来的。由于《财经》杂志从1998年4月创刊至今，长期坚持生产高质量的深度报道，所以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公信力。《财经》杂志尤其注重“揭黑”题材的调查性报道，早在2000年就凭借其调查性报道《基金黑幕》成名，之后又陆续推出《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贷款黑洞》等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在当时资本证券市场极度需要规范、中小投资者亟需信息公开透明、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各级市场真实运营情况的形势下起了传播真实信息、监测市场环境、预警市场风险的积极作用。尽管2009年下半年《财经》发生人事变动——前任主编胡舒立带领自己的核心团队出走，但《财经》长期形成的报道原则和管理理念依然被保留继承下来，调查性报道依然是《财经》杂志的特色报道。

近年来，调查性报道因为采访报道花费大、周期长、风险大而在世界各国都已陷入低潮，而《财经》依然能坚持每年都推出一定数量的调查性报道，这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财经》杂志生产调查性报道的成功因素可以为国内其他媒体深度报道的生产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本文从媒介管理、采编原则、新闻理念三方面来分析《财经》调查性报道生产的成功因素。

二、媒体内部的管理制度

调查性报道由于采访时间长、调查取证的难度大、报道所受的阻挠多等困难，需要媒体给予记者多方面的支持，记者如果是在一个随时以发稿量来进行绩效考评的媒体中就难以长期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另外，长期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需要富于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而《财经》杂志正好培养、聚集了这样一批人。《财经》以一套特殊的绩效考评制度和记者培养原则来保证新闻精品的产生。

（一）宽松的考评制度

《财经》杂志社不按发稿多少去核算记者的工作量，不把发稿和工资奖金挂钩，对记者不采用“计件工资”的薪酬制，只是定期以“memo”（日志）来考察记者工作量，看记者在“memo”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发放年薪和稿酬。编辑部并不鼓励记者多发稿，相反，倒是鼓励记者、鼓励大家沉下心去长期追踪研究几个问题，通过学习积累成为专家型记者，争取报道出精品。进了《财经》的人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一般都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环境，由于《财经》记者不像在其它媒体一样疲于奔命，就可以安下心长期追踪研究某些领域的问题。这种绩效考评制度从长远看有利于记者的成长。

（二）记者的培养原则

首先，《财经》编辑部本身很重视对重要事件或人物进行长期的关注，也鼓励记者花足够的时间精力去追踪一两个重大题材，所以，编辑部平时就鼓励记者在一两个领域里坚持长期积累，积累好专业知识和这个领域的人脉关系。目前，《财经》新团队的成员都比较年轻，主力记者们基本上都是在“84”年以后出生的，编辑部鼓励年轻记者走专业化路线，做专家型记者。

其次，《财经》编辑部在人才培养上既注重内部的沟通交流学习又有大规模的培训计划。能进《财经》和能在《财经》工作一段时间的记者一般都有一定积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互相交流对彼此的成长很有益处；编辑部在经济、政治、国际知识等多方面展开长期培训，要求记者如果没有经济、法律方面的学科背景就要边工作边充电，以保证在采访写作中不能犯常识性错误。针对团队中每个人的“短板”和弱项，编辑部也提出针对性的培养方案。

总之，《财经》内部的管理制度既有人性化的尺度去度量，又能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新人去成长。

三、具体的采编业务原则

首先，《财经》编辑部在采编和经营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即采编内容事先不让经营部门知道，以防止经营部门干扰采编部门的正常运转。

其次，《财经》杂志社一方面保证记者出行时有充足的车马费，另一方面对记者有严格的制约，记者面临私自拿“红包”的高昂成本（以牺牲自己在单位的发展为代价）。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有偿新闻”的发生。

第三，《财经》深度报道尽可能地保持报道的中立与平衡，不是采用孤立单一的报道角度，而是努力挖掘这个事件、现象或问题潜在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深层意义，这样的报道方式避免了简单武断地做出判断，报道中尽量从体制层面分析一个好的设想为何无法变为现实，并尝试对一个非常糟糕的事件或局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报道方法使《财经》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避免纠纷（现在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面临的难度很大，记者在舆论监督报道过程中由于不具有报道技巧又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很容易惹上新闻官司，使自己和所在媒体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如果借鉴《财经》深度报道的这种做法，各种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媒体本身就能够比较有效地保护自己）。

四、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本土化实践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思想是西方新闻界奉行的严肃新闻理念，它既是西方重要的新闻思想，又是西方新闻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职业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操作理念和技巧[2]。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舶来品，《财经》人做到了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既吸收和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又将其与本土特色成功地结合。他们不是“碎片化”地截取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而是比较完整地将这西方严肃新闻思想之树“移植”在中国本土并且“嫁接”成活。《财经》的首任主编胡舒立和旧团队成员们在办刊过程中将这个理念和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在新闻政策允许的底线和公众知情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则就是太猛。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盲动上。[3]”这种理念在后续的《财经》团队中也得到了认同和继承。

《财经》人自己这样阐释他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操作（研究者对《财经》新旧采编团队的成员都进行过单独访谈，几乎访谈过的每个人都会提到以下内容，可见这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是他们的共识）：

第一，当《财经》遇到可能有政治风险的题材时，编辑部先估算他们能将调研和报道进行到何种程度，在禁忌的边界如何寻找到合适的、能够打擦边球的角度，久而久之，编辑们练就了一套对报道敏感问题的特殊 “估算本领”（这是一种特殊的直觉），这使他们可以尽量把风险降到最低，能从安全的角度报道事实真相。

第二，在办刊内容上，编辑部学习《纽约时报》的做法——明确地把新闻和评论分开。《财经》调查性报道注重在占有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进而推导出可能的结果，尽可能还原事件的原貌、揭示事件的真相。这样做，即使被揭露的当事者或机构看到报道也无话可说，因为举证的大量事实和逻辑严密的推论让他们无可辩驳。《财经》人学会了不用感性的语言或非正式的语言去言说，学会了不给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

第三，努力提升杂志的内容质量，以优质的报道内容来提升自身的品牌和影响力，再以此来吸引广告商。等实力强大后，杂志即使因为一两篇报道得罪了某些大广告客户，也不会影响太多的经济收益，相反，时过境迁后，这些客户还会回头来找《财经》合作；同理，当杂志的品牌和影响力提升后，即使有些报道会让某些职能部门很恼火，但经过一段时间冷却后，这些部门还会充当《财经》杂志的消息来源，因为《财经》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发布渠道和沟通平台。因而，《财经》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客观独立。

五、结 语

《财经》是一份注重调查“揭黑”性深度报道的新闻期刊，从1998年创刊至今享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其调查报道生产的成功可以归结为媒介内部的管理制度、具体的采编业务原则、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本土化实践三个方面因素。本文对《财经》杂志调查性报道生产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意在为其他媒体生产深度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探寻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罗昌平谈实名举报刘铁男始末否认“奉旨爆料”[EB/OL].http:// www.360doc.com/content/13/0808/18/2489582_305664600.shtml,2013-08-08.

[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委托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考察美国新闻业的新闻自由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出版了《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一书,书中提倡媒介的社会责任、号召媒介专业化。这是学术界首次提出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3] 林北方.胡舒立和新闻专业主义[J].南方人物周刊,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