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缶歌》胡竹峰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58.00元
关键词 戏曲散文 安徽民俗
胡竹峰的散文在当下文坛可谓自成一格，独树一帜。或写饮食茶味，或写山川草木，或写瓜果蔬菜，或写碑帖丹青，或写历代文人，皆属中国文章，总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文人情调和审美趣味。他的新作《击缶歌》，在风格上作了变化，题材上另辟一路，聚焦地方戏曲，写戏史、戏文、戏人、戏事。
诚如李敬泽所言，“胡竹峰是追风人，这一册书是追风记。用文字铭刻声音，测度声音中的一派山河、一方社火，宛有风致”。中国戏曲之美，美在声腔，作者“用文字铭刻声音”，这声音既有历史浸润其间，又由地方孕育而生，既是代代戏人口耳相传之声，更是芸芸众生有口难言的心声，于是，这文字里便充满了地方特色和人生况味，戏曲之美和人生之美也都蕴藏在文字中。
声音里的历史是戏曲演变的历史，也是历史剧的历史。各种戏曲演变的历史各有不同，各种声腔融合的路径各有不同，作者追根溯源，对傩戏、打目连、青阳腔、岳西高腔、徽剧、梆子、黄梅戏、花鼓戏、拉魂腔、庐剧、二夹弦、坠子戏、四句推子、嗨子戏、含弓戏、平安戏等，下了一番扎实的案头工夫。相较于知识性述说，我更喜欢对于历史剧的考察与思量。作者写道：“历史不过是一座张灯结彩的戏院。有时候，连张灯结彩的戏院也没有，历史就在朴素的村落之间风云变幻。乡里乡亲平静地看着生旦净丑扮演的传奇人物，演绎一些天地君亲师的悲欢离合”。这话说得精妙，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传奇，忠孝节义的民间伦理，总能抚慰和塑造一方天地的世道人心，戏曲的力量正是借由这历史之光而烛照现实，建构人性。
相比于戏事曲词，作者更在意的是戏人。戏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自身便是戏，戏人唱戏，唱的是喜怒哀乐的戏，也是酸甜苦辣的芳华，声声入耳，最是动人。如写皖北戏事，听一女子唱梆子《铡美案》，“女子白衣红裙短发如一株杨一棵柳，站在台前甫一开口，竟是暴雨倾盆，引吭作金戈声”，“激情处惊雷滚滚，那声音如利剑快刀，高亢激越、痛快淋漓，从头颈径自削将下来，一腔硬气皆化作了雷电，刚劲、豪爽、激愤，白茫茫在天地间碰撞出热烈的火炽”。皖北梆子戏的激情高亢，梆子女戏人的声情并茂，都在这“一腔硬气”的声音里，也都在这激越迅疾的语言中，读来如在耳边。作者对戏人的拿捏可谓恰到好处，因为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去体贴各类角色的生命气息，戏曲的生气正是借由戏人名伶的声色唱腔而成家立派，生生不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一方人听一方戏，一方戏养一方人。作者说“万世根本是人世的烟火生活”，我想戏曲的根本同样在人世的烟火生活，地方戏的根深深地扎在地方和地方人的世俗生活与心田里，黄梅戏之于安庆，拉魂腔之于蚌埠，含弓戏之于含山，莫不如是。安庆是黄梅故里，生于皖西南的作者曾在此工作过，因此，“提到黄梅戏，总会想起一些声音。严凤英的声音、马兰的声音、韩再芬的声音，还有母亲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案头清供，干干净净的玻璃瓶，透明晶亮，装上净水，里面插上一枝桂花，似开未开，细碎如繁星一样的花蕾，香气淡淡氤氲收敛而放肆”。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总能在地方戏的方言中找到情感的记忆，心灵的共鸣，也总能循着这些声音品尝到芸芸众生的世间况味。
书中还有某些“借题发挥”的地方。比如说到岳西高腔的衰落，借题发挥道：“声色迷离的世界容不下粗瓷大碗。在今天，很多民间艺术基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中国农耕文明逐渐衰落，若农耕不复存在，农耕文明将无所依附”。这显然不是题外话，而是微言大义。正如工业文明必然随工业的兴起而繁荣，一些生命力有限的民间艺术注定要走进博物馆。即使是有些曾经非常辉煌的剧种，也难免“渐行渐远，散落化、碎片化，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艺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时间是公正的审判官，从上古歌谣到先秦诸子散文，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从几百种民间戏曲到广为人知的中国五大剧种，正是在这样大浪淘沙的嬗变中，戏曲等民间艺术不断新生，连续发展。对后人而言，与其哀叹，不如欣赏，与其怀念，不如保护、发掘、整理、吸纳，并对那些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民间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古典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声响，我们必须驻足倾听并深刻反思。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走遍了很多戏曲之乡，听遍了写到的或未写的诸多戏曲剧种，尤其是那些难以存活、即将消逝的戏曲艺术。作为戏曲辉煌的最后一批聆听者和见证人，作者何其有幸，戏曲何其有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击缶歌》既是“一本看戏、思戏、评戏、想戏的灯下漫笔”，更是一种戏曲之声的文字刻录，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